考古中国 | 辽宁建平马鞍桥山遗址——探寻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遗址概况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西南约800米的小山梁上，当地俗称“马鞍桥山”，山势低矮、平缓开阔，自然面貌属于辽西地区典型的丘陵山地环境。遗址沿山梁分布，略呈椭圆形，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南距牛河梁遗址和西北距赤峰红山后遗址均约60千米，西距老哈河约2.5公里，海拔583米。
马鞍桥山遗址全景及发掘区分布情况
遗址所在区域在考古学研究上称之辽西地区，也有学者称该区域为燕山南北地区或辽西山地地区，在自然地理概念上指西辽河和辽河主干以西的丘陵和山地区域。该地区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的区域，特别是在大凌河流域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筑址、祭祀遗址和高等级墓葬群，使该区域被公认为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也使其成为探寻中华文明起源重点区域。
为进一步对该区域内的红山文化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持续性研究工作，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大凌河中上游地区开展了红山文化遗存专项考古调查、勘探、测绘和发掘等工作，遗址发现于2018年的考古调查工作中，2019年至2023年对其进行了连续五年的发掘工作，2021年遗址被纳入了“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
对发掘工作制定了五个层次的总体学术目标：找寻红山文化的核心聚落址；揭示辽宁境内红山文化聚落址内涵；补充“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要素；厘清与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的关系；探讨辽宁地区与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址的关系。
主要收获
通过发掘工作确认，遗址性质为新石器时代聚落址，以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聚落址为主，还包含有兴隆洼文化遗存。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可知，遗址绝对年代为距今7700~5500年。遗址整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址在该时期出现，2023年发掘区属于该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房址和灰坑，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工作。
第二阶段为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址，2021和2022年发掘区属于该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大型垫土台、祭祀坑和燎祭遗迹等祭祀性遗存。该时期聚落存在独立的居住区和祭祀区。
第三阶段为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址，2019～2023年发掘区均属于该时期，发现遗迹主要为房址、灰坑和壕沟等生活遗存，未发现独立的祭祀区，该阶段红山文化早期出现聚落环壕，在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环壕废弃。
马鞍桥山遗址三阶段聚落址分布情况
三个阶段遗存的分布情况差别较大，目前只有第三阶段的红山文化的早期聚落发现有明确的环壕围绕，分布范围较明确，同时还发现，该时期环壕的西北段打破第二阶段红山文化早期的祭祀区，环壕西南段打破第一阶段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其他两个阶段聚落址暂未发现明确分布边界，进而也说明了各阶段聚落址的分布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聚落址的规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再根据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来看，三个阶段的遗迹均开口于一层表土下，未发现有明显的地层叠压关系，我们无法通过勘探等手段进一步确认具体分布范围，因而需要对进一步解剖发掘等方式来解决。
由于兴隆洼文化遗存只在2020年发掘区内发现一座灰坑，房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因而，在这里只对红山文化的生活遗存和祭祀遗存进行具体介绍。
红山文化生活遗存
以遗址第三阶段的红山文化早、中期居住址为例，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环壕，布局方式是以大型房址为中心，小型房址和灰坑围绕在大型房址周围，聚落址外围有环壕环绕。
居住址全景
环壕 为人工挖掘而成。目前已对东壕、北壕、西壕和南壕部分位置进行了发掘，东、西壕近直壕，方向为正南北走向，南、北壕呈圆弧状，推测环壕整体分布形状近似运动场上“跑道”，周长约900米，圈定面积约54000平方米。在东壕T2439段内未发现壕沟迹象，推测该处应为环壕的出入通道。沟体整体形状规整，上口宽大，底部窄小，斜直壁，平底，部分沟底内侧有生土二层台，外侧不见该种情况，上口宽约2、底宽约1、深约1.5米，其内堆积为多为黑褐土堆积，也有黄褐色五花土堆积，堆积情况各段略有不同，出土遗物较丰富，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少量的骨器、角器、贝壳和动物骨骼等。
房址 均为半地穴式，根据其形制大小和功能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型房址，面积约25～30平方米，为人居住的房屋。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直壁或斜直壁，室内活动面多铺垫一层厚约5厘米含有大量白色小石子的垫土，较平整、坚硬，靠墙壁处有成排的柱洞。门道呈斜坡状，均位于东侧。在室内正对门道位置有一个深坑式灶址，平面呈圆角三角形，直壁或斜直壁，灶壁和灶底抹一层泥，个别灶内有二次改造使用抹两层泥的灶底。
房址F1全景
房址F1灶址
房内堆积不分层，仅活动面踩踏较明显，其上所有堆积均可分为一层，遗物多出土于屋内活动面上，以陶器为主，少量的石器、骨器、贝壳和动物骨骼等。此外，该类房址最特别的是在室内活动面上放置（或为埋葬）人骨，如在F1活动面上和灶址内放置了两具人骨，人骨均为二次捡骨，叠放在一起，并和完整陶器叠压着，在F5活动面上发现一具头骨和几段散乱的肢骨。
房址出土筒形罐
二类是小型房址，该类房址面积约2～8平方米。平面近圆角方形，没有门道和灶址，地面保存较好，铺垫一层含有白色小石子垫土层，较坚硬，四边各有数量不等的柱洞，出土遗物较少。由于其面积较小，又没有取暖设施，因而其不适于人居住之用，再加上紧邻大型房址分布，推测其应为大型房址的附属建筑，为仓储之用的房屋。
灰坑 数量最多的遗迹，分布比较有规律，多集中围绕在房址周围。灰坑坑口平面多为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方形及不规则形等。坑壁多为直壁或斜直壁，坑底多为平底或斜坡底。多数灰坑堆积内为一层自然淤积堆积，出土遗物多为零星碎陶片和细石器等，个别较深灰坑内堆积可分为多层，出土遗物较丰富，可复原器物较多。
遗物 生活遗物中陶器和石器占比数量最多，少量的骨器、角器、贝器、玉器等，另外出土有少量的动物骨骼和贝壳类遗物。
陶器按质地可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数量最多，以夹砂黑褐陶和红褐色为主，泥质陶也占有很大比例，以泥质红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器的胎体多厚重，胎体内砂粒大小较均匀，由于烧制火候不均或使用造成器表颜色局部多呈黑褐色和红褐色。器体内壁面光滑，外壁面较粗糙有丰富纹饰，样式有之字纹、直线纹、复线勾连纹、凹点纹、弦纹和篦点纹、附加堆纹等，器底多为篮纹和席纹。夹砂陶器形以筒形罐为主，还有盆、碗、杯、器盖、板状器和塑件等。泥质陶器形主要为钵，有少量盆和器座，以素面为主，少量彩陶器，纹饰多为黑色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纹和勾连纹等，纹饰多在钵口沿和器座腹部。
石刀
石磨盘和石磨棒
石器出土数量较多，多残破，完整器较少。以磨制石器为主，器形有斧、锛、刀、锤、锄、铲、耜、纺轮、磨盘、磨棒、有孔石器等。出土了大量细石器，有石核、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钻、镞等。此外，出土一件小型石雕人像，为一人全身像，呈双膝跪姿，双手扶于腿上，整体镂空雕刻，细小入微。
红山文化祭祀遗存
祭祀区 整体是一处经过两次精心规划设计与营建的祭祀场所。第一次的建设，是依托北部一座小山头，对东、西、北三面山坡进行修整，形成三层“梯田”形的祭祀场所，第三阶梯形制最为规整，平面为长方形，方向与山脊同向，为北偏东14度，南北长约180、东西宽约60米。第一、二阶梯形制不规整，仅西边缘为直墙，二者近平行，方向为北偏东24度，西南、西北转角均保存完好。第二次的建设，是在第一次营建的祭祀区南部进行垫土，也是山梁鞍脊最低处，在该处经三次堆积成一座大型垫土台，使得鞍脊与南北两侧山脊相平齐，形成一个便于活动的大平台，进而形成一个新的祭祀场所，该垫土台平面近长方形，南部长约80、东西宽约60米。根据T0357北壁堆积情况可知，土台垫土堆积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黑褐色土堆积，厚约0.6米，第二层为黄褐色土堆积，厚约0.5米，第三层堆积为白黄色土堆积，厚约0.4米。
祭祀区全景
2021和2022年发掘区主要位于第二次建设的祭祀区内，第一次建设区仅对局部进行了解剖，因而发现祭祀坑和燎祭遗迹主要位于第二次建设的区域内。
祭祀坑 根据其形制大小和出土遗物种类情况，可分为大、中、小三类。
大型祭祀坑（JK1）1座，面积约30平方米。出土了各类型完整陶、石器31件，在坑的南部出土有大量疑似泥塑的红烧土块堆积。石器则出土了一套农业工具，其中包括播种用的石耜（犁）、收割用的石刀、加工谷物时使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其中一件涂有红色颜料的石耜也一并出土，据此推测，此坑应是专门为祭祀农业生产活动所做，体现了红山文化先民祈求农业丰收，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祭祀坑JK1全景
中型祭祀坑数量最多，形制较小，平面形状不一，出土遗物主要为之字纹筒形罐、彩陶壶、红陶钵和贝壳类器物，不见石器出土，此外，发现1座祭祀坑，只出土1具完整鹿类骨骼，不见其他种类遗物。
祭祀坑出土彩陶罐
小型祭祀坑数量较少，形制规模最小，平面仅方形，面积约0.5平方米，出土遗物为筒形罐和泥质红陶钵（碗）。
燎祭遗迹 数量较少，仅发现3处。均在祭祀区地表经长时间火烧而成的红烧土面遗迹，平面为圆形，直径约1.2米，其内堆积为红烧土块、草木灰和木炭，不出土任何遗物。
马鞍桥山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
马鞍桥山遗址是辽宁省内目前已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址，确认该遗址存在三个发展阶段，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为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该遗址的红山文化早期聚落整体保存完好，居住址区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外围有正南北向人工挖掘的形制规整环壕围绕，发现的与生活相关的遗存均分布于其内部，遗迹又以大型房址为中心相对集中分布，大型房址整体呈南北向成排分布，大房址周围又分布着与其相关的小型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灰坑，这些特征为研究红山文化居住址的分布及布局规律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该聚落址内大型中心活动场所的发掘是此次工作最重要的发现，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聚落址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独立的、大型的祭祀性遗迹，填补了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缺少低等级祭祀遗存的空白，为探究红山文化祭祀制度的形成、红山社会等级分层及红山聚落区域分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遗址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科学检测和分析，证明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已经开始大量种植谷物类农作物，其农业生产较发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红山文明的形成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进而也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