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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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1 08:54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2023年10月23日下午至24日上午，在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3-102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研究生30余人参加了本次分组研讨会议，14人分享和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本次学术研讨会发言内容包括农业考古的相关理论，农业起源研究的进展和思路，以及植物遗存的新发现和新认识等方面。会议共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前三个阶段分别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杨玉璋和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贾鑫主持，会议最后由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志军进行总结发言。
这一部分内容共有4位学者进行了发言，涉及农业考古的总体概述、农作物种植制度探讨、农业结构研究等内容。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邱振威作了题为《农业考古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报告。他通过整理近些年来农业考古的重要成果，介绍了农业考古研究的重要进展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中存在术语内涵认识不一致、用法混乱等。通过比较现代工具书中的农业相关概念，考察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农”字字形，梳理考古学、农学等学界的相关代表性学术认识等，他认为农业考古应基于历史性的研究视野，有侧重地考察不同阶段。立足现有研究成果和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特点，他提出农业考古研究范畴可以分为以下阶段：农业起源阶段（距今10000年前后至距今7000-6500年前）、史前农业阶段（距今7000-6500年前至距今4000年左右）、过渡农业阶段（距今4000年左右至西周时期）和传统农业阶段（春秋战国以来）。最后他总结道，农业考古专题研究除了是考古学学科与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上升到种子质量和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等高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钟华做了题为《植物考古所见的早期农作物种植制度初探》的报告。他认为农作物种植制度包括作物选择、熟制、休耕等，是研究古代农业发展水平和演变趋势的关键。近年来，植物考古研究的发展，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早期农作物种植制度提供了可能。他以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已发表的植物考古材料为依据，对我国早期农作物种植的结构和方式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体现了土地利用率的不断提高；同时，土地利用制度也经历了从粗放到集约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农作物结构、豆科作物的种植、农田杂草种类等在内，都可以通过植物考古方法观察到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的相关重要指标。此外，他还认为早期农业的施肥活动，受到了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适应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和土地利用方式，充分考虑不同种肥料投入的可能性，再结合人口密度、劳动力和饲养家畜的成本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唐丽雅作了题为《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饲用植物研究》的报告。
她认为，古遗址出土的非农作物功能主要指向家畜饲料，但其研究方法普遍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容易带着描述和理解等感性描述。基于此，她梳理了中国北方有浮选记录的75处先秦时期考古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材料，参考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她认为：在大约距今5000-4000年前和距今3500-3000年前，发现概率≥20%的植物种属数量显著增加，这表明了古人饲料选择范围的扩大。这种扩张与龙山时期牛羊的引进以及商朝时期更加广泛地将牛用于祭祀密切相关。除了农作物秸秆和食物残渣，人类可能有意识地采集一些植物作为动物饲料。在猪和牛多为圈养、羊更适合自由放养的条件下，猪和牛的饮食更接近于古代人类，它们的饲料中有很大一部分由小米和其他C4植物组成。此外，牛的饮食中也包含一些C3植物，这表明古代先民可能有意识地收集了草木樨属和胡枝子属植物。这项研究为古代家畜管理方式、家畜饲料种类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揭示古代社会及其农业实践的发展过程。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考古研究中心黎海明作了题为《杂草视角所见的江淮沿海地区晚周时期的耕作制度》的报告。他首先指出植物考古学和杂草生态学所反映的农业实践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炭化杂草种子经常伴随着炭化谷物等被发现于考古遗址中。从杂草生态学的角度研究考古遗址中的杂草种子遗存，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所来源的农业系统。通过对江苏大同铺遗址出土的碳化杂草种子进行杂草生态学研究，他探讨了江苏沿海地区晚周时期作物播种、收割时间等农业实践问题。他认为晚周时期江苏沿海地区水稻、谷子和小麦三种作物的播种和收获时间均分别集中在春季（3-5月）和秋季（8-10月）。古人栽培的作物品种分别是中晚稻、春播谷子和春小麦。他们的种植制度是“一年一熟”的休耕制度，而不是“一年两熟”的轮作制度。他认为晚周时期江苏沿海地区“一年一熟”种植制度的形成可能受到三个因素影响：人口数量少、新石器时代种植制度的延续性、小麦作物基因的局限性。此外，劳动力不足、休耕制度和气候条件也可能是研究区晚周时期“一年一熟”种植制度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其他因素。
这一部分的内容共有3位学者进行了发言，通过上山、裕民等考古遗址介绍了我国南、北方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并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思路。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考古研究院贾鑫做了题为《全新世早期的“环境积累”促使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农业起源》的报告。他指出内蒙古高原中部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地带，是探索我国早全新世边缘地区旱地农业起源的关键区域。其研究团队选取了裕民遗址和坝南遗址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两个遗址沉积剖面的光释光测年建立了各剖面的年代框架，通过裕民遗址植物浮选获取的碳化植物种子和每个剖面的多代用指标分析，探究了该地区的农业起源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裕民遗址记录的农业起源时间节点明显滞后于全新世早期的降水量显著增加，但与距今8000年前后的植被显著增加具有明显的时间对应关系。因此，他认为全新世早期有利的暖湿环境背景下，促使区域生态系统得到了改善，导致地表从贫瘠的沙地环境逐渐转变为富含有机物的土壤，为中国北方距今8000年前后的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安婷做了题为《浦江上山遗址植物印痕遗存研究》的报告。她首先指出，前人学者们基于对水稻穗轴基盘特征的观察，已经基本建立了水稻的驯化序列。然而由于缺乏确凿的大植物遗存证据，距今90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是否存在驯化稻学界仍然存在争论。其研究团队借助显微CT技术对上山文化早期（距今约12711-8538年）陶片中植物印痕遗存的系统研究来尝试回应该争议。她介绍说，从上山早期陶片中提取并鉴定出了211颗植物印痕，其中水稻穗轴印痕184颗，量化统计结果显示非落粒性穗轴比例不低于12%。此外，遗址中突出形小穗轴占比也十分显著，较高的突出形小穗轴比例与本研究所观察到的落粒型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致，这可能与收获未成熟水稻的策略有关。这项研究为距今一万年前水稻驯化过程的开始提供了明确的大植物证据，也为未来系统、深入探讨史前遗址出土早期植物印痕研究提供了研究范例。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蓝万里做了题为《试论水稻驯化过程中落粒性特征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提出，考古研究中由于材料的特殊性，植物遗存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水稻穗轴基盘的形态来分析水稻的落粒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认为不同来源和成因的炭化水稻基盘，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向，从而导致植物考古研究中观察到的驯化型比例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此外，他通过建立简单模型来模拟不落粒性的驯化速率，认为在理想状态下，人工种植水稻种群的不落粒性的驯化速率很快，然而在实际驯化过程中，由于先民每次再种植取种的随机性，会导致下一代水稻群体中驯化型的比例随机变化。因此在水稻驯化的过程中，驯化型基盘比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随机波动且不时伴随“归零”事件的、总体上表现为缓慢上升的过程。缓慢上升的动力来自于周边野生群体因与种植群体杂交导致的驯化型比例的上升。缓慢的驯化过程表现出来的驯化速率，不是种植群体的驯化速率，而是种植群体加上种植区周边野生杂交群体的总体驯化速率。
这一部分的学者发言共有7位，他们分别运用植物大遗存、植物微小遗存、碳氮稳定同位素等方法，以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研究基础，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近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成果，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宋吉香作了题为《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的报告。她介绍了近年来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工作进展，主要包括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和邦噶遗址。遗址浮选的初步结果显示，多样化的农作物种植制度是距今3500-2100年前该区域较为稳定的农业传统，可能与其有利于增加农业产量、降低农业风险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保持多样化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同时，该区域的农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年代最早的曲贡遗址和昌果沟遗址，麦作农业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粟作农业仍然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且粟类作物中产量较低的黍占比较为突出。距今3000年后，粟类作物在农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与前期相比可能进一步下降甚至消失不见。这一转变可能与环境变化和麦类作物（尤其是大麦）、粟类作物自身的生态特点有关。此外，牧业的发展、烹饪传统等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罗武宏做了题为《江苏沭阳万北遗址5.7-4.4 cal. ka BP期间多种作物模式与人类适应研究》的报告。他指出，淮河中下游地区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是全新世中国中东部地区稻作农业北传和粟作农业南传的关键过渡地带。了解当地的农业结构，对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而采取的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团队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结合碳十四年代分析结果，对江苏沭阳万北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77份土壤样品开展了植物考古研究。结果表明大汶口文化时期淮河中下游地区呈现出多种农作物种植模式。其研究认为水稻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始终是主要农作物，且其驯化程度在大汶口早期和中期水平较高，在晚期驯化率有所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和粟的比例略有上升，而黍的比例则有所下降。他推测万北遗址多种农作物种植模式的形成可能受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海岱地区与淮河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共同影响。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稻作农业北传与粟作农业南传的时空路线，对于理解全新世时期中国中东部人类的适应策略也有着重要意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程至杰做了题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稻旱兼作农业结构考察》的报告。他通过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开展的系统考古调查，采用剖面取样的方法收集了5处龙山时代遗址（早期的汝南天堂寺，晚期的西平耿庄、遂平唐岗、上蔡十里铺、驿城老虎窝）的浮选土样，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经过系统的植物浮选、鉴定，认为该地区龙山时代的植物遗存以农作物占主体，呈现出稻旱兼作的特点，其中水稻具有显著优势，粟、黍等旱作植物为辅，并且各遗址的作物结构比重大致相当。研究表明龙山时代中、晚期，这种多元作物结构在本地区具有普遍性，稻旱兼作的农业模式贯穿了驻马店地区的整个龙山时代，且水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至晚期才出现了更加多元的农作物结构，粟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多元作物结构在当地生业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对比龙山时代其它地区考古遗址旱作为主的农作物结构特征，他认为影响作物选择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和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农作物结构产生影响。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蒋宇超做了题为《河南三门峡小交口遗址的浮选结果》的报告。她指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间节点，农业则是当时社会运转和变革的基础。地处黄土高原南缘台塬边坡的三门峡地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她对河南省三门峡小交口遗址考古发掘和周边地区调查所获取的样品进行了植物考古研究，认为小交口遗址龙山时期的农业结构以粟、黍为主，兼有少量水稻和零星大豆。结合其它地区的植物考古证据，她认为这种农业模式在中原和山西地区的龙山社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小交口遗址稻旱混作的模式更接近临汾-运城盆地龙山时代的整体农业经济状况。此外她还对出土的炭化粟种子进行了进一步的鉴别，认为成熟的粟明显多于不成熟和极不成熟的粟，不带壳的粟也明显多于带壳的粟，揭示了人群的消费习惯。她还根据不同遗迹单位出炭化粟不同类型的多寡，探索了遗址内的不同功能分区。
同样来自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的陶大卫做了题为《基层聚落视角下的中原地区早期农业——来自植物遗存的多指标证据》的报告。他指出龙山至东周时期的中原地区经历了社会复杂化、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农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普通聚落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对其农业生产的综合研究并不多。虎丘岗遗址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一处龙山到东周时期的中小型聚落，是探讨这一时期基层聚落长时间尺度农业生产活动的好材料。研究主要基于虎丘岗遗址系统浮选获取的龙山至东周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植物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展开。结果表明，虎丘岗遗址出土的五谷（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施肥管理，以应对区域环境波动与社会变化。除了施肥行为之外，虎丘岗先民还采取了作物结构的有效调整、粟黍种植管理的强化、小麦这一新作物的引入、不断拓荒等举措。他认为中原地区龙山至东周时期基层社会的农业结构已展现出相当的可持续性，这为中原地区城市化进程提供经济支撑，更为该地区国家社会产生、发展与青铜文明兴盛提供内在驱动。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金和天作了题为《北京延庆张山营水峪村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的报告。她首先介绍了遗址的基本情况，水峪村遗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北部的延怀盆地，是一处东周时期的燕文化遗址。对水峪村遗址的系统植物浮选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大豆、大麻、大麦、豌豆属等七种粮食作物，以及其他约30种植物遗存。浮选结果显示，东周时期水峪村遗址的农业为混合型旱作农业，以粟和黍为主，大麦、大豆、大麻等为补充。她认为该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反映了东周时期北京地区北部农牧交错地带的特色。引入该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再将该遗址加入北京地区周代的时空范围中比较，该遗址体现了西周到东周时期北京地区农业内涵和结构的变化，这与当地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有关，更与族群迁徙和结构变化紧密相关，这促成了北京地区不同时空遗址的农业结构产生了变化。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马志坤做了题为《新疆东天山地区石人子沟遗址农牧活动情况：炭化种子、植硅体和孢粉证据》的报告。新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区域，位于新疆东天山北侧的石人子沟遗址是一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超大型聚落。目前对于遗址中已出土的裸大麦等农作物是否为本地种植，以及羊和马等动物的畜养方式等问题依然不清晰。其研究团队对石人子沟遗址内西北侧四个文化层的剖面沉积物开展了大植物浮选、植硅体和孢粉分析工作，发现了1颗炭化裸大麦、大量禾本科植物茎叶植硅体和少量可能来自大麦类植物稃壳的植硅体；孢粉组合中，大型禾本科栽培植物时常出现，还包括数量较多的粪壳菌属和隐裂壳菌属粪生真菌孢子。他认为，在文化层沉积物中提取的炭化裸大麦种子、大麦类植物稃壳植硅体以及大型禾本科栽培植物花粉等证据，共同揭示了石人子沟遗址发现的裸大麦很可能是本地先民种植，但其比例较低，规模还较为有限，而植物花粉组合以及粪生真菌孢子的大量出现，说明石人子沟遗址附近的放牧行为相当活跃。他的研究对于深化青铜时代以来新疆东天山地区古人农牧活动策略等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每组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都围绕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流。在会议的最后，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志军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他认为，此次会议充分地展示了我国植物考古学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和进步，每位学者的报告都很精彩，令人感到振奋和鼓舞。近年来，植物考古领域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植物考古的研究，拓展了植物考古的研究领域，尤其是CT扫描技术和粪生菌孢子的研究可能会为农业起源、牧业活动相关遗迹的分析提供重要证据。他认为此次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召开得十分圆满，希望在此后淄博举行的动植物考古大会上继续与植物考古学者们进行深入交流，继续为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发展贡献属于植物考古的智慧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