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展文物解读
吉光片羽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展文物解读
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术始于唐，兴于宋元，迄今约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为文化传播与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我们习惯把它称为“文明之母”。明清之际，是雕版印刷大放异彩、全面普及的时代。在此背景下，清内府以雄厚的人才与物力为后盾，使刻书成为宣扬国力的媒介。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为后世留下大量精美的典籍。
但书版具有唯一性。随着历史变迁，不免书厄浩劫。如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西华门清字经馆大火、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修书处大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京陷落、1923年建福宫大火等，对雕版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一旦毁弃，踪迹全无，故留存至今者，早已是凤毛麟角，可谓吉光片羽。
如今，清代宫廷雕刻的书版、印刷成套的典籍、还有刊刻相关的原始档案，现大部分存于故宫博物院；同时，以武英殿为主的内府刻书原址尚存，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人类大规模印刷活动的痕迹。因此，故宫博物院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宫，还是世界上重要的古代印刷文化遗存，这为研究我国的印刷史、出版史提供了不可忽略的实物见证。
故宫博物院藏有内府雕版二十一万余块，时代上至明代，下迄晚清，内容囊括经史子集、政令文书等，文种包括汉、满、蒙、藏四种，还具有版式各异、字体端庄、图像优美、雕琢精巧等特点。
笔者负责本次展览的内容设计和执笔工作。为了使观众更好、更完整地了解院藏雕版文物在印刷史中的珍贵性和其特殊意义，展览也将主要从国政、文教、技艺三方面价值作为切入点，分别例举一些珍贵木刻雕版文物，捕捉蕴含在其中的历史信息，发掘其在文献学中的特殊作用，并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
本次展览名为“吉光片羽”。“吉光”是传说中的神兽，“片羽”指吉光身上一小块毛皮。乾隆皇帝曾在《五经萃室联句》中言：“自镂版始长兴之世，印竞麻沙；迨校刊盛端拱之年，功精雕造。良称宋椠，款题最擅荆溪；名重相台，藏弆久归天禄。昔者珍先片羽，吉光初现于麟经……影宋钞而雕梨重付，好将万本流传”，用来称赞重新刊刻的珍稀典籍。我们在此用“吉光片羽”来比喻珍存的清代宫廷雕版文物。
立法定制 明示朝野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
在国政方面，清内府顺治元年五月刻《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是一件存世罕见的、用来印刷政令文书的底版。用雕版印刷来推广政令，使众人皆知，这种方式并不罕见。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天聪四年（1630年）《金国汗攻永平誓师安民谕》、崇德四年（1639年）《户部禁烟告示》等，都是清入关前刊行的单幅纸制布告。这些印刷品在当时印量是极多的，但不易存藏，随用随印，因此保存到今天十分不易。
清朝诏令的颁布，使用雕版印刷进行昭示。据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五十·礼部十一·颁诏仪，记载了顺治帝登极礼中，诏书的颁布细节：“顺治元年，以登极礼成，颁诏天下。是日，设卤簿大驾于午门外……礼毕。鸣鞭。上还宫，众俱退。诏书誊黄，刊颁天下。” 旧时皇帝颁下的诏书﹐由礼部使用黄纸，将诏书内容进行誊录、刊刻、印刷，称“誊黄”。这是皇帝谕旨凭证性文书，为皇家公文的一种载体。而“刊颁天下”，即指将诏书内容以印刷品的形式颁行，以达到“昭告天下”的目的。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内府刻版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纵27.5横46厚2.2（厘米），整木雕刻，上镌“摄政王令旨，谕诸王及大臣知悉：蒙天眷祐，抚有中原，际此景运，尔等宜各尽厥职，务克清忠，自有分内富贵。倘不以此存心，惟图目前之利，或贪溺财货，明干法纪，或暗受贿赂，徇情卖法者，论功之日，纵有厥功，亦不叙录，是止为一时之利，而不为子孙久远计矣。特谕。顺治元年五月□日”凸版楷书反字。其字大如钱，遒劲有力，排版工致，厘剔平整。版呈异形，上方沿“天”字抬格凸出，其余地方沿全文轮廓裁切修版，右下方沿“日”字逐渐收紧，“厥”字上半部分有挖补。
《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原件。图片来源：《清史图典》
《清史图典》著录了此件《令旨》的原件，现藏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令旨》作为下达谕旨、政令的凭证，黄纸印刷，四周套印有龙纹边框，威严肃穆，规制极高。其字墨色如漆，醒神悦目，与明代经厂刊《大学衍义》《少微通鉴节要》等字体极为相似，呈现明代内府刻书风格；在对比前述《七大恨誓诏》《禁种丹白桂》等几件布告中的文字，与其风格迥异，排版也不如《令旨》规整。结合《清实录》的记载，该《令旨》发布于清军入京之后，已经是清军进入京城的二十多天后，故推测《令旨》由前明经厂承办刊刻。
根据《清实录》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辛亥条记载，摄政王和硕睿亲王谕诸王群臣曰：“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苟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这与《令旨》雕版的内容一致，且时间吻合，因此确定，此《令旨》中的“摄政王”，《清实录》中的“和硕睿亲王”，即爱新觉罗·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多次随皇太极出征，军功卓著；又以摄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顺治皇帝）继位，先后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卒于塞北狩猎途中，追封为“清成宗”。两个月后，顺治皇帝以篡逆罪名，剥夺多尔衮封号，开除族籍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为其平反，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今天，与多尔衮相关的文物存世罕见，为何这块《令旨》的雕版现藏故宫博物院，而印刷原件藏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笔者稍作分析。
《令旨》雕版最早著录于1935年出版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年《文献特刊》中，根据描述，雕版原藏内阁大库档案室书籍表章库。当时庋藏情形紊乱，经过清点后共分六类，按第五类：内阁日行公事之档案稿件，题为“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大臣各尽厥职务克清忠令旨版刻一片，清顺治元年五月，原藏书籍表章库”即是此版。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显示，《令旨》印刷原件也是内阁大库旧藏。从清朝诏令的誊黄制度来看，这种刷印的副本凭证，在传达到地方后，有缴回制度，或是留底，雕版和印刷件同时保存在内阁大库。后来因“八千麻袋”事件，导致《令旨》印刷件散出，雕版依旧留存在故宫。
如今这种带有龙框的诏令印刷件存世已不多见，如印刷博物馆所藏清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初八日刊《大清国摄政王令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武英殿刊《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红票）等，而故宫博物院藏这块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刻《摄政王多尔衮谕诸王及大臣令旨》雕版，更显珍贵。在展览中，将雕版、档案、印刷品联合展示，相互佐证，为清内府早期从事印刷活动的重要实物依据，在整饬朝纲和稳定国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种《则例》
《则例》是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的称谓，有准则、定例之意，是清代中央各行政部门为行使具体职权而编修的办事章程。书中列出了该部门负责办理各项事宜的规则、流程、案例、处理条款等等，相当于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则例》多由各部门设立的“则例馆”负责编纂，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进行删改、增订。
宗人府是清代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始建于顺治九年，主要职责是纂修谱牒、给发养瞻、恩赏，办理袭封爵位、处理皇族罪犯等事务，实际上是巩固和维护以皇族血脉为纽带的封建统治地位的特权机关。《宗人府则例》是为办理上述各项事务的条例规则，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奏定，每十年续修一次。道光以前所修较为简略，至道光二十年续修时，参照各部院《则例》体例，按《会典》款式辨清门类，为以后续修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因此道光之后的版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不同版本间的比对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则例》的增改删减之变化，是研究清代宗人府沿革及皇室宗族关系的珍贵资料。
现有抄本、刻本两种形式留存，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抄本有：清嘉庆七年抄本、清道光二十九年抄本、清光绪年间抄本、清宣统元年内府抄本。刻本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刻本、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本、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刻本、清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宗人府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刻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本等。今故宫博物院藏有刷印《钦定宗人府则例》书版1700余块，初步判断应为清光绪年间刻版。
《钦定宗人府则例》雕版 清内府刻版
《钦定宗人府则例》清内府刻本
在展览中，还将展示印刷《宗人府则例》书衣上题签、卷签的雕版，这类工具版历来罕见，也使观众了解，使用雕版印刷，可以保证每部书籍的字体、内容、甚至装潢形制都可规范严谨、整齐划一。
《钦定宗人府则例》书衣 题签、卷签雕版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由清代内务府敬事房辑录，属于内廷事务管理的规范化文件。与其他六部、督察院、内务府等各自出台的《则例》不同，因属“内廷”事务，外间流传甚少。是书围绕后宫与太监两大群体，规定了待遇、赏赐、日用、礼仪、职责、处分等条目，凡有关后妃、皇子皇孙、宫女、太监及内廷管理的一切事宜，都有具体的记述。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清内府刻本、雕版
一般来说，《则例》这类作为行政参考的工具书，由于时常删改或增编，多使用易于刊刻的“宋体”字，就像上述《宗人府则例》。而《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由清代内务府敬事房辑录，属于管理内廷、后宫等事务的规范化文件，其雕版使用了更加精雅的“写刻体”进行镌刻，十分精雅。
关于字体，康熙十二年（1681年），武英殿修补前明经厂刻版《文献通考》，在序文讲“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这种软体字借鉴欧体、赵体，平淡古朴、舒朗匀称，康熙、雍正二帝尤为喜爱。曹寅在扬州诗局主持刊刻的《全唐诗》，就是这种字体的杰出代表。此书洋洋洒洒九百卷，为迎合帝王喜好，曹寅特地召集文人训练缮书，寻能手镌刻，成书后字体风格前后一致，难度可想而知。另有《御选唐诗》，是康熙帝亲自择选定编的唐诗选本，对此书的字体、装潢要求极为严格，如“字稍有不同，刻时需划一”“公同缮写，字稍大些”“目录甚厚，订两本好”等，相关奏折近百条，堪称之最。
总体而言，清代内府在刻印不同内容的书籍时，所用字体或有一定规律可言。如《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字典》《佩文韵府》《二十四史》等经、史书籍、大型类书、辞书等，多用宋字；而与文学、诗词等有关的书籍，则多用软体字。《宫中现行则例》使用这种软体字，在《则例》中实属罕见。
振兴文教 以开太平
清代内府刻书上承明绪，博采前代群书并加以编定。为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满足士子对书籍的需求，清政府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了以武英殿修书处，不仅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专事刻书的机构，更扩大了刻书规模，使大量典籍得以凭借雕版印刷而广颁天下。同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内府刻书的黄金时期，伴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也欣逢盛世，这在古代印刷史、出版史、清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雕版
经史相通，用以治世，以《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和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印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中华文明拥有连贯、完整的精神传承和历史记载。
“十三经”指《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疏，是对注的解读。注疏是“注”和“疏”的并称。
《二十一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明初南京国子监成立后，广收宋元旧版，这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宋刻眉山版、元刻九路儒学版，并于嘉靖年间修补后刷印，修成南监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万历时，北京国子监根据南监本重新刻印这两种重要典籍，史称“北监本”。
清初，百废待兴，这两部书卷帙浩繁，一时难以重刊。《清实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条记载：“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版。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故将雕版书口处明代万历年款挖去，嵌入清代康熙年款后，重新刷印。如今南监本雕版已不存，而北监本雕版尚藏于故宫博物院，书口处可见昔日挖补年款痕迹，愈显珍贵，这是考察清内府整理明朝遗存雕版的重要实证，也是“易代修史”的重要体现。
《十三经注疏·记疏》《二十一史·宋史》雕版 明万历（1573—1620年）北京国子监刻、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内府重修版
《大藏经》雕版
《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为核心汇编而成的大型丛书，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因此卷帙极为浩繁。清朝是历代中央政府雕造《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陆续刊刻有藏、蒙、汉、满四个文种，就其文种之多、刻印之精美，均是世所仅见。其雕版大多选用梨木，四周出脊处“裹布综漆”，防止开裂。
▶藏文《大藏经》
隋唐时期，佛教传入西藏，伴随藏文的创立逐渐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至明代初年，形成了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的藏文《大藏经》。其中“甘”对应三藏中的“经藏”“律藏”部分，“丹”对应“论藏”，“珠尔”为翻译之意。故宫博物院现藏藏文《大藏经》雕版40余块，始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三十九年（1700年）完成，史称“北京版”；因版藏于嵩祝寺，故又称“嵩祝寺版”。
▶蒙古文《大藏经》
蒙古文《大藏经》是据藏文本翻译而成，亦由“甘珠尔”与“丹珠尔”两部分组成。故宫博物院现藏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内府刻蒙文《大藏经》雕版19000余块，主要为《秘密经》《诸品经》，属于“甘珠尔”的一部分。
▶汉文《大藏经》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汉译佛经开始使用木刻雕版印刷的方式广泛流传，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大藏经》又名《龙藏》，始刻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其雕版现存70000余块。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全称《清文翻译全藏经》，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内府设“清字经馆”进行经文翻译、刻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字经馆失火，损失惨重；后经补刻，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刻印完成。故宫博物院现藏雕版40000余块。
《清文翻译全藏经·正法念处经》雕版 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年）内府清字经馆刻满文大藏经版
清代内府刻书的装潢，一要显示皇家气象、二要考虑阅读与保存、三也要考虑不同类型的书籍的不同传统和需要。如梵夹装，源于古印度，用来装订梵文书写的贝叶经。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在西藏地区，将纸张书写或雕印的经文用木板相夹，而后以绳索、布带捆扎，并沿用其名。清内府使用梵夹装，也多用于装潢少数民族文字的佛典，其上下护经版使用上等木材雕漆,外包裹黄绫包袱,华贵大方。清代内府对这种装潢也仅用于蒙古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佛典，而同为佛典的《汉文大藏经》，则依旧延续经折装。
厘剔有法 尽善尽美
清代内府书籍的刊刻，体现着独特的宫廷审美。其书稿写样大多为名臣乃至帝王手书上版，所刊版画的画稿皆由供奉内廷的画师完成。刻版多为名工参与指导，雕刻精整工致。刷印成书，纸墨精良，装潢典雅，开卷有润目醒神之感。既能观书赏画，又可享读内容，令人不忍释卷。
清代内府编修的书籍，大多冠名“御制”“钦定”等词，以彰显帝王尊威。在这些典籍的御制序文落款处，大多印有帝王闲章。就其为钤印还是刷印曾有过争论。随着展出这块康熙“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印文雕版发现，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
康熙“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印章版 清内府刻版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负责刻印工作的多为镌刻名手。如吴门朱圭，曾刻《凌烟阁功臣图》而名震天下，后应召入宫，授鸿胪寺序班，成为御殿刻手。负责刊刻了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沈嵛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王原祁、冷枚的《万寿盛典初集》，这些都是内府版画的经典传世之作。人评“能达作者之神旨，笔笔生动；而银钩铁画，尤能大雅不群，实非常人可及。”
梅裕凤，清康熙十五年（1675年）入养心殿供事，善刻石，其精湛的刻技与康熙帝书法可谓珠联璧合，曾多次受命将御笔摹刻上石，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殊像寺、碧山寺碑文，四十年（1701年）台麓寺碑文，四十一年（1702年）罗睺寺、四十四年涌泉寺碑文，四十六年（1707年）白云寺碑文，均由梅裕凤勒石美化，还曾与朱圭合作刊刻《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等。能以刻技供奉内廷而得清职，可见清内府对版刻质量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水流云在》是书为清内府所刊著名版画。康熙皇帝择避暑山庄美景三十六处，每景附图一幅、作诗一首，由画家沈嵛绘图，名工朱圭、梅裕凤共同参与刊刻。左下角落款：“内务府司库加一级臣沈嵛恭画、鸿胪寺序班加二级臣朱圭、梅裕凤同恭镌”。
御笔手书上版与金粟山藏经纸
每刊刻一块雕版，通常要经过写样、上版、刻版这三道基本的工序。清代内府刻版中，不乏御笔手书上版的作品，多出现在书籍卷前序文或单刻佛经中。御笔不可直接上版，需使用双钩临摹后的写样。相较于雕刻其他字体，御笔字的工价更加昂贵。
清内府印刷业的繁荣，离不开造纸术的发达，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金粟山藏经纸的成功仿制。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浙江海盐县金粟寺广惠禅院编纂了一部大藏经，用自制藏经纸书写，其纸为硬黄茧纸，厚实坚韧，经染潢后砑光上蜡，为宋代名纸。乾隆帝对此纸十分喜爱，敕命江南织造研究并仿制，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仿制成功，每纸皆钤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椭圆朱印。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佛像雕版
是经由乾隆皇帝御笔手书上版后进行刊刻，佛像为套版，图像小巧玲珑，兼以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刷印，奢华典雅。
清代内府刻书的衰落
清道光以后，国库衰竭，内府刻书规模每况愈下，无论工料、刻印、数量方面，都远逊于前。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大火，致使殿内所藏二百年来的书籍雕版焚荡无存。同时，各地方开始建立官书局，如金陵书局、浙江书局、湖南书局等，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武英殿修书处的职能。至光绪末年，内府刻书已经名存实亡。凡帝王钦定的图书，交由中央各部、院下设的编译局和出版机构完成，且已经使用西方传入的石印、铅印等技术。但其中仍然不乏木刻精品制作。
是书为《承华事略》补图而作，由光绪皇帝钦定，张之洞在苏州书局付梓刊刻。因当时国库亏空，刊行“补图”的钱款大多由张之洞自行筹措。书中附40图，用以文解图的形式达到教育太子的目的，是清代宫廷木刻版画的最后一部作品，并带有当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石印技术风格。
这部书籍的木刻版画精美异常，刻工也是当时雕刻名手参与。据《竹人续录》记载：“张楫如，号西桥，江苏武进人。……至苏州学剞劂，数年得其师之传。光绪十二年（1886年），苏织造奉上命刻元人王秋涧撰《承华事略》，绘图极精细，官中责肆人承役，选技精梓人扃古寺中，西桥亦在其中。”虽为民间匠人，张楫如心性却很高，并不乐意领受“官差”。官府将当地技艺精良的工匠召集起来，住在一座古寺里日夜赶工，几个月后书成，才将众匠放归。身在其中的张楫如深感遭到“禁闭”的屈辱，便发誓不再刻版。后来，他在桃花坞租下一间小屋，四周广植梅、榆、柏和黄杨盆景，刻竹镌木，自得其乐。可以说，《钦定承华事略》是木刻宫廷版画的终结，但其优秀的镌刻工艺，在日薄西山的木刻版画艺苑中，仍然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综上所述，无论从绘图缮写、版式行款以及雕刻、印刷技法、装潢形制等方面，清代内府刻书都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内涵。这些书籍所表现的艺术形式与设计理念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对原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和书籍制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与提升。这已经摆脱了本来的物理材质与价值，形成了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表现，一种艺术与大美的集成。
这些珍存的清代宫廷雕版，反映了当时印刷活动的繁荣景象，承载着先民的记忆与智慧，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就其完整性来看，这是故宫的特色藏品与专有研究领域。为了更好的发挥其作用与价值，近些年，我院已经针对这批遗存的完整性与重要性，开展了书版整理、编目、数字化影像采集、筹建展览等工作。这对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充分响应“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等号召，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