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行——“文化因素分析法与吴城文化暨纪念吴城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实录
字号：T|T
2023-10-13 11:35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
1973年发现的吴城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突出的意义。吴城遗址的发掘破除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有观念，在南方地区揭示出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探讨南方地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正是通过吴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李伯谦先生率先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法”，并成功对吴城文化的组成和来源进行了分析。现在“文化因素分析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最为常用方法之一。为了充分展现吴城遗址的发掘成果，促进吴城文化和南方区域考古走向深入，并系统总结“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和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局、樟树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委会、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委会、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委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樟树市博物馆承办的“文化因素分析法与吴城文化暨纪念吴城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于9月23日-24日在江西樟树召开。
会议大合影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博物馆、樟树市博物馆等机构的50余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就“文化因素分析法”以及商周时期考古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宜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兰亚青首先致欢迎词，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怀颖副研究员代陈星灿所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代孙庆伟副校长、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和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江西省文物局局长丁新权先后致辞。
在开幕式上，李伯谦先生深情回忆了自己从1974年初次接触吴城遗址出土器物，到在苏秉琦先生安排下带领学生参加吴城遗址的发掘，再到提出吴城文化的命名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心路历程。他指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是在发掘实践的过程中因为分析新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的中国考古学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今日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便是要大力推广文化因素分析方法。通过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我们能够对考古新发现的文化面貌与性质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李先生谈到，尽管有很多老朋友已经故去，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能被忘记的。
李伯谦先生讲话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书记王紫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锦琼和樟树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昆等五位专家围绕着会议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本次研讨会首先聚焦于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其理论发展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做了题为《新时期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深化》的主旨发言。他系统阐述了文化因素分析法在李伯谦先生学术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指出文化因素分析法在理论深化时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要重视量化分析、要重视消失和摈弃的文化因素、要重视聚落内部尤其是都邑聚落内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要重视文化因素对国家结构探索的贡献、要重视文化因素分析对于王朝更迭政治事件的考古证明功能。
何努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谈了他对“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几点思考。他指出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研究中要有考古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要从文化内涵的剖析做起，必须引入量的概念，需要在与其它文化的对比较中确定各因素的特点及来源，必须由发展的角度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他认为，可以从文化因素构成角度来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来探讨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道路。最后，他谈到要重视不同功能、属性的文化因素分析，进而深入认识考古学文化遗存背后的人的行为、思想观念、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变。这一分析法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在定量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即对各类文化因素的性质、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地位进行分析研究。
徐良高研究员发言
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研究馆员王文华关注了考古学文化传统与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考古学文化传统是社会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现实物质文化上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考古学文化中具有稳定传承性的考古学遗存。考古学文化传统较之考古学文化有所不同：在时间维度上，有着较为持久的稳定性；在空间维度上，可能不局限于一支考古学文化。二者的成分结构与层次结构均不同，考古学文化传统所表现为的文化因素只是现时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中的一部分，有着跨时空存在的特点；在功能上，考古学文化传统作为能动性，会影响着现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他指出考古学文化性质的确定离不开对考古学文化传统的准确把握，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离不开对考古学文化传统的分析和研究。考古学文化传统的跨时空传承的研究是研究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问题的关键，也有助于聚落考古、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研究，促进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探讨。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做了题为《文化因素分析与人群构成研究》的报告。他指出越是不实用、能代表精神信仰的东西越能显示与人群共同体的关联性。考古学文化因素中，“葬俗”与人群共同体的关联性最强，对识别族属、判断族源具有很强的指示意义。他认为文化因素分析与人群构成研究是考古学文化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研究，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报告的题目是《体与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的新视角》。他借用“体用之辨”，构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的基本操作范式：在分成群组的基础上，根据各自所占比例对该文化的性质进行判定。在具体的判定过程中，以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为主。他进一步通过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居亳期间的先商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等两个案例对这一方法进行了阐释。
上海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曹峻回顾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孕育期、20世纪80年代的确立期以及21世纪以来的反思与发展期。她重点讨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进入新世纪后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实践运用中的反思。她指出有学者将文化因素的研究范围扩大到精神领域，有学者还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应当成为探讨考古学文化背后的国族属性、源流的媒介。在实践运用中，对“混合文化因素”的分析及解决方案、文化因素分组的标准、计量对象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从左上至右下：王文华研究馆员、梁云教授、张立东教授、曹峻副教授
更多学者关注于具体运用，以活生生的例子来实践文化因素分析法。
台北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蔡庆良以晋侯墓地出土玉器的创作因素为切入点，将文化因素分析法应用于艺术考古研究领域。他认为艺术家的创作会形成特定的创作模式和技巧，具有明显的风格特征。通过分析晋侯墓地出土玉器的创作因素，可知悉各式出土玉器的创作时代、继承自何文化，是否受到其他文化影响；也可知是否曾经改制，并探讨改制原因，由此探究其后的时代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玥凌做了题为《华北平原北缘地区西周早期的文化格局》的报告。她分析了涞水张家洼遗址西周早期陶器特征及文化因素构成，将器物群划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群，分别对应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围坊三期文化因素、创新或融合文化因素。张家洼遗址是一个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主体的遗址，商文化次之。进而对华北平原北缘地区商周时期的人群变动和统治策略进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仲杨以沣西大原村制陶遗址发现的墓葬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中存在着文化融合现象，包括殉人、葬牲与腰坑殉狗所体现的商文化因素，头蹄葬、带流陶罐所体现的西北羌戎文化因素，联裆鬲、毁兵葬所体现的周文化因素。他进而认为周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华夏族群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由此得以彰显。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徐峰做了题为《“过渡带”的文化互动与“文化因素分析法”》的报告。他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比较的方法，因此要求学者对考古资料有较高的掌握程度。文化因素分析法也具有一定主观性，需要在认识文化特征及其关联性的同时，考察组成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细微因素。之后他简单介绍了国内外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与实践。他以江淮地区的花厅、陆庄、蒋庄，以及高淳薛城等遗址对“过渡带”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体现和反应进行了剖析。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翠莲做了题为《政治事件对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影响——以东周赵文化为例》的报告。她认为东周赵国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复杂，既有比较浓厚的晋文化因素，也有一些如韩、魏、秦文化因素，还有一些北方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变迁与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相关。三家分晋后，裂变于晋国的赵国在文化面貌上带有大量晋文化因素。赵国先后迁都中牟和邯郸，统治中心由太原盆地向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带转移，由此太行山东部地区的文化因素融入到赵文化之中。赵国向北方扩展，先后灭掉了中山、林胡、楼烦，在阴山之下修筑长城，由此典型赵文化因素在赵国北疆地区的突然出现，同时赵文化中出现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战国晚期随着秦国不断向东兼并，可以看到秦文化因素的渗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含元做了题为《从文化因素角度看东周燕国的辽西经略》的报告。她通过对辽西地区东周时期的袁台子墓地和东大杖子墓地材料的进行比较研究，勾勒出本区域逐步燕化的过程，并进一步辨析了两处墓地的异同。最后她通过文化因素在不同等级墓葬的差别讨论了东周时期燕国对辽西经略过程，燕文化带来礼制观念加速了辽西地区的社会分化，从而促进燕山南北地区跨族群的、超血缘的权力体系的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梦恒将郑州商城出土的二里冈文化器物按文化因素分为八大组，包括：典型二里冈文化、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文化因素、岳石文化因素、辉卫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因素、南方文化因素、硬陶及原始瓷、折中器物群等。随后他在分期的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探讨了二里岗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认为商文化的崛起是建立在广泛吸收周邻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由此不同族群的身份认同趋向统一，由此深化当时“多元一体”的社会格局演化的认识。
从左上至右下：徐峰教授、张翠莲教授、王含元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王梦恒
还有学者关注于江西考古和南方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等议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做了题为《中心与边缘：长江中下游地区冶金考古研究之所思”》的主旨演讲。他指出相对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生产的中心，铜、锡、铅等资源多分布于周边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明显的中心与边缘特征。他指出下一步要加大田野调查，明确冶铸遗址分布规律和冶金技术发展脉络，深化理论研究，并特别从青铜器和青铜物料流通角度，探讨冶金技术与区域文明关系，构建冶金技术发展的中心与边缘互动模式。最后，他指出中原与边缘的交流，不仅反映原料供应情况，也暗示了生产组织方面的新发展。
江西省博物馆原馆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彭适凡研究员深情地回忆了吴城遗址考古发掘的缘起以及前三次考古发掘的历程。彭适凡先生特别指出，吴城遗址能够取得今天的认识离不开李伯谦先生的突出贡献。
彭适凡研究员发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书记王紫林通过江西考古先秦时期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指出赣鄱地区的文明形成和华夏化进程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长江、赣江分别是中国史前文化交流交融传播的大通道和核心地区之一，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最后，他提出江西将搭建一个以我为主、面向国内外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全面开放的科研平台，借智借力开展联合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工作，以“考古中国”重大课题项目为引领，以区域调查发掘为重点，着力在先秦文化谱系、聚落结构、科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江西考古工作迈上新台阶，携手推动长江流域、南方地区考古研究工作走向深入。
王紫林书记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锦琼围绕着“清江盆地考古”进行了主旨发言。他指出清江盆地一词源自地质学，是指赣江下游的一处相对独立的区域。他通过对江西，特别是清江盆地先秦时期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指出该区域在考古学上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并且在文化发展程度上一直较高，是江西先秦时期最为核心的区域。最后他指出本区域的文化优势在于其有利的地理环境，包括较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河流密布形成的交通网络，以及处于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等。这在考古学上体现为多种文化因素汇聚于此。
樟树市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昆介绍了吴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筚路蓝缕的建设过程。在建设过程中秉持着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原则，努力保持原有风貌。现在考古遗址公园已经完成了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
李昆研究馆员发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豆海锋做了题为《试论赣鄱地区商代城址的技术渊源与历史背景》的报告。首先，他比较了吴城和牛城两座城址的考古学差别，认为两者在建城技术与理念上均存在一定差异，说明两者所代表的人群在自身特征及外来因素影响等方面有所不同。他通过对赣鄱地区先秦时期聚落的分析，及与其他地区城址的比较研究，得到三点认识。第一，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环壕内侧堆筑成墙的做法应是早期环壕聚落向城址的过渡形态，为区域内大型城址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与方法基础。第二，吴城、牛城城址出现的诸如基槽上筑墙、夯土建墙、中轴线对称布局、城址方向选择等新的特征，应与区域以外江汉平原、中原地区等有密切联系。第三，各地筑城技术的产生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土的性质相关。
从左至右：唐锦琼副研究员、豆海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将商代的北方地区出土的硬陶和原始瓷分为商代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种类较多，后期种类较少。他认为无论是传统考古研究还是现代科学分析，商代原始瓷南方说更具合理性。他将商代前期硬陶和原始瓷按文化风格分为5组，分别来自赣西北、吴城文化区和角山文化等。商代后期硬陶和原始瓷中的硬陶瓿等，来自湘江中下游流域费家河文化区，也有可能包括湘赣交界一带；第二组的原始瓷折肩罐等，来自吴城文化区和赣西北地区；第三组的原始瓷豆等，来自长三角地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做了题为《文化因素与陶器技术、资源分析——以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为例》的报告。他在前辈学者对盘龙城出土陶器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采用XRF化学元素和岩相分析的方法，初步揭示出陶器在资源整体选择相近的背景下，部分特定文化因素的陶器在技术和产地来源上显现出差异。从而为认识陶器文化因素背后的技术选择和可能存在的跨区域间贸易往来、社群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长江关注了春秋时期曾国墓葬铜器上体现的文化因素变化。他根据墓葬出土铜器组合、形制与纹饰演变序列，将春秋时期曾国墓葬分为四期六段，并从铜器形制、纹饰与组合方面介绍了演变过程。此外他指出曾国墓葬出土青铜器经历了以周文化系统为主、楚文化系统开始渗入、周文化系统与楚文化系统两元并列、以楚文化系统为主四个阶段。
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李海容研究员做了题为《岭南春秋时期扁茎无格青铜剑的源头及其传播线路——从麦兆良神父收藏的一把剑谈起》的报告。他认为南岭地区的早期铜剑是由域外的西北方向传入的。他复原了中国境内发现柳叶形剑的传播路径，是由游牧族群从欧亚草原地带先传入新疆，然后沿河西走廊，顺横断山脉南下，最迟于商代晚期就传播和影响到了三星堆文化。对于最后，他讨论了扁茎无格柳叶形短剑向岭南地区传播的路线问题。他还勾勒出扁茎无格柳叶形短剑向岭南地区传播的线路，一条是先从川渝区域穿越峡江地带之后，再通过湖湘地区，穿过南岭山地到达岭南；另一条是先从川渝传入云贵高原的滇东黔西一带，再沿着西江的上源河流传入两广地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游晓蕾主要梳理了先秦时期浙江地区土墩墓的分布情况和特点。她指出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是土墩墓起源的时期，主要发现在浙闽赣交界地带。这些墓葬，平地掩埋或向下挖浅坑，无石框无石床。土墩墓中出土器物地方色彩浓厚。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土墩墓除在浙赣地区外，也出现在环太湖地区。墓葬采取平地掩埋或岩坑的形式，出土器物主体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西周至春秋初年是土墩墓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平地掩埋、石框、石床、石室、木室、土坑（堆土）等多种形式，且发现了高等级贵族墓群。进入到春秋早中期，土墩墓发数量有所减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土墩墓又有所发展，发现了王陵和高等级贵族墓群，原始瓷乐器、原始瓷礼器新组合开始出现。进入到战国晚期，越文化墓葬发展进入尾声，竖穴土坑墓取代土坑墓成为该地区墓葬的主要形制，更多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她还指出土墩墓封可能是秦汉封土的来源。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宝山介绍了无锡梅里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梅里遗址面积6万余平方米，遗址的时代跨度为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因素兼具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其中还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遗址的发掘为考证伯渎河的开挖时代提供了线索。本次发现与历史记载的“泰伯奔吴”、“泰伯居梅里”等事件有一定的关联。
从左上至右下：牛世山研究员、孙卓副教授、郭长江研究员、李海容研究员、游晓蕾馆员、刘宝山研究馆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做了题为《区系类型理论的前十七年——1966年以前的探索》的报告。他分析了1950-1966年的十七年间，面对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全国考古工作的规划和规范、有组织地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通过教学培养专业人才，对全国新发现的资料开始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定位探索。两者都是“区系类型”理论的早期探索。这些工作奠定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基本工作运行规则、管理体系和认知模式。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郜向平做了题为《夏商时期陶敛葬及其渊源》的报告。他认为“陶敛葬”是指以打碎的陶器铺、盖在死者身体或部分肢体上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殷墟陶敛葬多为祭祀坑，通常与某些大型建筑有关。殷墟的陶敛葬是在史前至早商陶敛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数量有所增加，并且有了显著的规范化倾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郭明对先秦时期建筑的中轴线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夏商时期建筑没有形成中轴线布局，谈不上左右对称。进入到周代，建筑的布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轴对称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对称式建筑的先河。
从左至右：常怀颖副研究员、郜向平副教授、郭明副教授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参观考察了吴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筑卫城遗址、国字山墓葬，并仔细观摩了牛城遗址和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
与会学者在吴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合影
考察国字山墓葬
观摩牛城遗址出土文物
这次研讨会对于吴城文化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回顾。正如陈建立教授在会后总结中提到的，50年前吴城遗址的发掘以及在吴城文化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任何理论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我们需要不断反思理论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的材料去继续完善理论。我们要继续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构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