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类器物,包括铜器、金器、玉器、陶器、象牙器等器表均有丰富的纹饰,不仅具有装饰性意味,使器物更协调、美观,还往往体现出三星堆人自己的创造性特点,蕴含着三星堆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
三星堆纹饰可分成四个大类。第一类是几何形纹饰,在不同质地的器物上均较为常见,一般作为地纹或辅助性纹饰,包括细线纹、凸棱纹、网格纹、圆圈纹、连珠纹、云雷纹、日晕纹、菱形纹等纹饰。第二类是仿照动物或植物形象的纹饰,数量也比较多,主要见于铜器和象牙器,比如眼睛纹、人面纹、兽面纹、龙纹、鱼纹、鸟纹、羽翅纹,以及一些像树枝一样的纹饰。第三类是复合型纹饰,比如涡纹或者火纹等,多见于铜器,在一个圆形纹饰里面有几圈逆时针或顺时针的纹饰,像太阳光线向外辐射。第四类是表意的图案,比如祭山牙璋上的图案展示出一个祭祀山川的场景,金杖上的图案传递出族群信仰的信息。
作为鸟类羽翅形象化表达的歧羽纹,属于三星堆纹饰的一种,见于铜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器类,尤以2021年四号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小腿部外侧所饰歧羽纹最为引人瞩目。扭头跪坐铜人像共发现3件,均出土于四号坑,分别编号为K4yw∶65、K4yw∶244、K4yw∶268。其中K4yw∶244出土时保存状态较好。人像整体呈跪姿,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部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表示两股头发的铜条大致平行,呈相对的凹槽状,中有缝隙。双手呈对掌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尚未完全合拢,中有缝隙。两手缝隙及隔片、头发缝隙及削平的左肩,共同构成一个卡槽。两小腿外侧各饰一组4个歧羽纹,两小腿肚各饰1个羽冠纹。其他两件人像的大小、造型及所饰纹饰与之一致,只是生产制造的个体差异导致面部表情略有不同。3件扭头跪坐铜人像成组,原应属于同一件器物或用具的构件,身上的卡槽在器物使用时具有承重的实际功能。通过K4灰烬层中竹炭屑的碳十四年代测定,K4埋藏时间约在距今3148-2966(cal.BP)时间范围之内,加之人像主要纹饰和双手比例偏大,造型风格与K1、K2出土的大多数人像一致,人像的年代目前初步定在商代晚期。
扭头跪坐铜人像小腿部的歧羽纹,宽0.46-0.52cm、高1.51cm,4个为一组,纵向分布于人像左、右小腿外侧,纹饰由羽翅形象抽象变化而成,着重刻化卷羽和羽尾。该纹饰是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常见的一种装饰纹样。1986年发现的二号坑出土一件铜“神坛”(编号K2③∶296),在其不同部位均发现有歧羽纹,K2③∶296-1残存圆座侧面饰一周以凸圆点填充的歧羽纹,K2③∶296兽形座底部圈足侧面与K2③∶292-3残存座圈侧面歧羽饰与之相似,K2③∶296铜神坛盝顶上额两侧亦饰歧羽纹。同坑出土的铜圆罍(编号K2②:39-1)、Ⅰ式铜圆尊(编号K2②:135)腹部均饰有大小歧羽纹。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编号K1∶158、258)腹部所饰的老虎虎身为歧羽纹组成,金杖(编号K1∶1)上面鸟纹头部的羽冠亦为歧羽纹。此外,新发现的五号坑,出土了大量刻有各种纹饰的象牙器碎片,其中已确认多件雕刻有歧羽纹,形态与扭头跪坐铜人像小腿部的歧羽纹基本一致。三星堆不少铜鸟的羽翼,也可以看作是歧羽纹的立体形象。例如K2③∶23铜圆尊肩部残片上立鸟的花冠以及鸟身本体;K2③∶239-1铜鸟两翼及上下分叉的尾羽。因此,扭头跪坐铜人像小腿部纹饰并非个例,而是三星堆遗址较为常用的装饰纹样。
三星堆出土器物上所见歧羽纹,未见独立个体进行装饰,而多以个体并排分布组成的独立单元呈现。目前已发现的3件扭头跪坐铜人像小腿部歧羽纹位于小腿外侧,左、右小腿均有分布,且布局完全相同,均为一排4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造型基本一致,都是类似尖端弯曲的羽毛。K2③∶296-1、K2③∶292-3残存座圈侧面均饰一圈歧羽纹,同样排列整齐。一号坑出土的铜龙虎尊(编号K1:158、258)剖展的虎身由左右各7个纵向歧羽纹排列组成。可见三星堆歧羽纹用于装饰时讲究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与三星堆装饰纹样的使用习惯基本相同。
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歧羽纹代表鸟的翅羽和尾羽,与鸟类在三星堆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具有内在联系。鸟是三星堆最常见的一类动物造型和图案,不仅在铜器、金器和玉器上皆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鸟形纹饰,还常常作为铜尊等容器肩部的浮雕。圆雕鸟形铜器有鹰隼一类的鸷鸟,也有公鸡、鸭子一类的家禽,有的立于青铜神树之上,有的作为权杖的杖头。二号坑出土的一棵小型青铜神树(编号K2③:272),有3个相同的人首鸟身像立于枝头果实之上,头顶平,面部戴面罩,头部戴頍,方脸,大眼,眼睛凸出,高鼻,大尖耳,耳廓外展,鸟身较短,宽翼,尾羽分叉向上下卷曲,有云纹状饰物,下羽尖有一环钮。三星堆有崇鸟的习俗,以人首鸟身作为人格化的至上神和祖先神的形象,并可能以鸟为氏族徽号和血缘认同的标志。在古蜀国的历史传说中,有柏灌、鱼凫等先王,他们的名字皆与鸟类有关,反映的就是鸟类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