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2︱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都市大遗址有序进行，墓葬手工业推陈出新

在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发现有湖南桑植官田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三个项目入围终评，后两项一举荣获十大殊荣，这也是近年获奖数量最多的一个年份。相对于前几个年度而言，2022年度传统大遗址项目，如汉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等大遗址考古工作继续按计划有序开展，渡头古城、越州故城等地方城址有了新的突破。在基本建设中开展的考古工作，比较重要的如陕西咸阳布里十六国大墓、陕西西安北陈村墓群、河南洛阳朱仓北朝墓群、贵州贵安大松山墓群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手工业方面，湖南桑植官田铸铁作坊遗址填补了这一时期冶铸考古的空白。河北临漳邺城核桃园北齐佛寺的持续工作使得佛寺布局日益清晰，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虽然保存不佳，但作为我国境内发掘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遗址，也是东北地区已知最早的地面式佛寺遗址，对于佛教传播和边疆考古研究均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2022年12月29日，邺城遗址和统万城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截至目前，在已挂牌的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属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有3家：吉林集安高句丽遗址、河南洛阳汉魏故城遗址、河北临漳邺城遗址；而在立项的80家中，还有：山西太原晋阳古城遗址、甘肃瓜州锁阳城遗址、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等多座大型城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有助于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也为考古工作开展的便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边发掘、边研究、边保护、边展示”的工作理念如今已深刻贯彻到各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管理运营之中。

以下按都市、墓葬、手工业、佛教四个方面对2022年度各类遗迹主要发现情况分别进行概述。

都市遗迹

继续以宫城内建筑布局探索为学术目的，汉魏洛阳城遗址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1）对2021年发掘区内部分遗迹进行扩大发掘和解剖，（2）宫城东墙及其附近发掘，（3）千秋门遗址发掘。

在2021年工作基础上的扩大发掘主要针对永巷东端和宫城轴线处。永巷东端的扩方，为确认北廊房、北排房的东端和这一部分永巷的走向、宽度等提供了重要信息。永巷在北廊房东端呈曲尺形折拐，宽度由6.5米扩大到11米。此处还发现一座门址，为南北两间进深的单门道结构，门道宽4.8米、两间进深共4.2米。该门址与东侧夯土墙起到了控扼永巷南北交通的作用。基于北廊房和北排房东端的确认，可复原知其东西总长约320米，与太极殿宫院东西面宽基本一致，且轴线位置的发掘未发现南北向穿越永巷的门址。据解剖显示，魏晋永巷与北魏永巷结构相似，均为两侧夯土墙夹建形成通道，魏晋通道略窄，宽约4米。此外，在永巷东北角的发掘中，还在北魏遗迹面下发现一曲尺形夯土墙和一半地穴式砖砌方池，这两处遗迹打破魏晋铺砖地面，出土了较多特征极为鲜明的十六国时期板瓦、筒瓦、半人面截角檐头筒瓦、“富贵万岁”瓦当等（图1）。通过上述工作了解了始建于魏晋时期的永巷建筑的形制演变，并在解剖中发现和确认了十六国时期的建筑遗存，极大丰富了汉魏洛阳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遗物编年。

▲图1 汉魏洛阳城永巷东北砖池出土十六国瓦件

在宫城东墙的发掘中，了解到东墙墙体宽约3.5米，其内侧有南北向顺墙的砖砌水道，外侧有宽度超过27米的道路。同时，在宫墙内侧发现两座东西并列分布的地下式仓窖，其口部破坏严重，直径约11米、深约7米，其中1座仓底发现少量炭化植物遗存。仓窖北侧和仓窖间还发现有夯土隔墙，宽约1.2米。结合勘探了解到，在司马门内大道以东、东掖门大道以北、永巷以南、宫城东墙以西区域内分布有大量类似仓窖，总数约240座，在宫城东部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仓窖区，发掘者认为该仓窖区可能是北魏时期皇家府库遗迹。

千秋门是北魏宫城西墙上自南向北第三座宫门，也是内城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贯穿宫城的重要节点（图2）。过往发掘显示，千秋门与宫城正门阊阖门、神虎门形制相似，皆为“曲尺形双向子母阙”式殿堂类门址。本年度对千秋门遗址进行了解剖发掘，发现门址在北周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早期门址的形制目前尚不清楚。目前发现的门址西侧子母阙阙台始建于魏晋时期，北魏在其基础上加以改建。在千秋门门址的阙间广场下层，解剖发现保留有魏晋时期的大型地下水道遗迹，其下还发现汉代的大型砖券水道（图3）。魏晋时期的石砌水道基本是由底板、侧板、盖板构成的水涵洞，虽具体砌筑细节有所差别，但“石工细密，非今之所拟，亦奇为精至也”（图4）。这样的大型水道遗迹在汉魏洛阳城的发掘史上尚属首次发现，整套完备的水利设施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水利工程的成熟技艺，以及当时都城对水资源利用和环境改造的认知水平。

▲图2 汉魏洛阳城千秋门遗址位置示意

▲图3 千秋门遗址发掘平面图

▲图4 魏晋水道

上述三处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不仅丰富了对于北魏洛阳宫城形制布局的认识，十六国时期遗迹和遗物的确认则为今后进一步辨识洛阳宫在魏晋、十六国、北魏三个时期的结构与变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是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2022年度工作重点最初集中于宫城东北角，后扩展至宫城西北角。通过发掘确认，宫城东北角由两道宫墙组成，中间形成夹道。内侧宫墙宽约1.8-2.3米，外侧宫墙宽约2.45-2.5米，墙体内外均涂抹白色墙皮，局部还有朱红色影作木柱。外侧宫墙东侧有一排小型房屋，南北向分布，周匝环绕散水。这排房屋所处夯土台基东西宽约5.2米，已揭露出7间。（图5）宫城西北角破坏略为严重，但第二道宫墙也得以确认，只是墙体无存，仅余基础。出土遗物以砖瓦类建筑构件为主，种类和类型均较为丰富，制作精良，为文化层和遗迹年代判断以及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综合勘探与发掘情况来看，此次发现的系东魏北齐邺宫的第一重宫墙，为复墙形式，两墙之间形成约7.7米宽的夹道。由此来看，之前发掘的第二重宫墙结构亦大致相似，墙体宽3-4米，两墙间距约6-7米。上述考古发现为探索东魏北齐邺宫平面布局不断积累着重要基础资料。

▲图5 东魏北齐邺城宫城东北角

2021年8月起，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青白江区城厢天府文化古镇发现夯土墙以及刻有“新都城”铭文的城墙包砖。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但是这几座城池的具体所在都没有明确线索。此次发掘不仅发现城墙、壕沟等城市防御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数十块“新都城”铭文的城墙砖，以实物证据明确了城厢镇在西汉至三国时期为蜀郡、广汉郡的“新都城”所在。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临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1-2022年对东南城壕、城内中部、城外遗址区及周边墓群进行了发掘。发掘显示，城壕位于城址东南，六朝时期城壕打破汉代城壕，汉代城壕仅剩底部。此外还发现房址、水井、道路等建筑遗迹，如F2平面呈长方形，长22米、宽8.5米，仅存基槽；J1为砖砌井，总深约13.3米，结构复杂；J2为土井，口大底小，口径约3.7米，发掘深度10.1米。L1以碎陶片、瓦片、砖块、小块卵石铺垫而成，厚3-5厘米。F2、J1、L1均位于城内中部略偏东南，是城内六朝时期的一组主体性建筑。城址内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陶器、青瓷器、石器、铁器、铜器等。通过两个年度的发掘，可以确认现存城址及瞭望台形成于六朝时期，与汉代城市在面积和结构上均发生了变化。上述发现为深入探究湘南地区地方城市的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2019至2022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对广西浦北越州故城遗址进行了连续性主动发掘，建立起对南朝时期州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建筑形制的初步认识。越州故城遗址由外城和内城构成。外城平面近半椭圆形，周长2080米，其中北墙沿山脊修筑，弧折，部分直接利用了自然山体，东、南、西墙相对较直。内城位于外城西部，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外设有护城壕。发掘的1座城门显示其属开凿自然山体为门道，与文献记载越州“穿山为城门”相合。出土遗物主要为建筑材料，还有大量陶器、瓷器、铁器、玻璃珠等。炭化植物种子测年结果与文献记载大致吻合，显示越州于公元474年始立州镇、隋大业初（公元605）废州迁移治所。作为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南朝时期城址，其年代明确、布局清晰、结构独特，为研究南朝时期州治类城堡的形制特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墓葬遗迹

近年为配合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建设及咸阳机场三期扩建，在西安西部的洪渎原上发现了大批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墓葬，其中不乏极为重要的高等级墓葬和布局规整的公共墓地。2022年1月24日，洪渎原墓葬群入选第二届“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

陕西省考古院在咸阳市底张街道布里村北发掘了一座大型十六国墓葬（20XJM63），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十六国时期墓葬。该墓位于洪渎原核心区域，周围分布着大量东汉至隋唐墓葬，也是北周至隋唐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分布区。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带两个天井的前后室土洞墓，全长98米，墓底距地表约16米，被盗扰破坏严重。墓葬天井上口近地表处发现土雕建筑，现仅存两个相背的凸字形土台。土台周壁可见颜料装饰，残存红、黑、白等色。墓道长60.48、内宽2.6米，东、西、北三壁各留有三级台阶，墓道北端近封门处两侧壁面均刷有白灰。墓道为前、后室土洞结构，平面近方形，前室较大，宽3.6、进深3.8、高约2米，后室被盗掘一空，人骨、葬具尽失。前、后室壁面残见白色和红色，原或有壁画。墓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器物127件（组），集中分布于壁龛和前室内，以各类陶俑、动物和模型明器为主。前室东部有一组陶女乐俑，呈圆弧形分布，似模拟演奏场景（图6）。发掘者综合墓葬结构和出土遗物推断墓葬年代为前秦时期。该墓规模宏大，墓中出土乐俑数量众多、组合完整、场景生动，并且首次发现十六国时期女骑马仪仗俑，为关中地区十六国大型墓葬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6 咸阳布里十六国大墓女乐俑仪仗

北陈村墓群位于陕西西安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自2021年发掘至今，发现围沟1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233.5米、南北发掘长256.5米。围沟内规整排布了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墓葬均坐西朝东，呈南北纵向排列，墓葬间间距基本一致，同一列墓葬大小规模相近（图7）。根据墓葬规模大小，可将墓群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墓葬规模较大，由东向西呈5列分布，墓道长度大于15米；西区墓葬规模较小，东西向呈4列分布，墓道长度小于15米。出土遗物以铜钱为主，另有少量铜饰品、铁器、陶器、泥饼等。发掘者综合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判断东区墓葬年代为十六国、北魏至西魏时期，西区墓葬年代约北周至唐初，整体而言自东而西、由南向北，墓葬规模渐小、时代渐晚。另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墓主人死亡时间多在壮年，男、女比例基本为1:1，表明人群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血缘或地缘关系。

▲图7 西安北陈村墓群

朱仓北朝墓位于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朱仓村东北部，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于2022年10月在进行小浪底南岸灌区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共发现3座呈“品”字形排列的墓葬。这三座墓葬均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2套围屏石棺床，发掘者推测墓葬年代为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M260围屏石棺床由石屏风和石棺床两部分组成，图像为减地平钑，局部涂朱贴金。石屏风上除1幅似为男性墓主人外，其余内容为“郭巨埋儿”“老莱子戏彩娱亲”“秋胡戏妻”“临深履薄”等孝子、列女、高士故事及墓主出行仪仗，棺床外侧为狮子、畏兽等神兽图像。墓中随葬器物多为陶器，有罐、碗、盘、俑、铜构件等（图8）。M262围屏石棺床结构同M260，但未配石刻子母阙。石屏风上未见墓主人图像，仅有“董永七仙女”“郭巨埋儿”“孝孙原榖”“伯俞泣杖”等孝子故事，及侍女持帐出行等画面。棺床上部为高浮雕双层莲瓣，莲瓣全部贴金并有红绿彩绘，其下内容为狮子、畏兽和千秋万岁等图像。墓中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有壶、罐、盘、碗，以及仓、灶、井、磨、等模型明器和镇墓兽、人俑、动物俑等陶俑。M261未发现围屏石棺床，但甬道内出土部分石棺头挡残块，经初步清理图像有神人、门吏、畏兽等，局部涂朱贴金。墓中随葬器物多为陶器，有仓、灶、井、磨、碓，以及人俑、动物俑、铁环等。此次发现的围屏石棺床为洛阳地区首次考古出土，石围屏的图像内容以中原传统的孝子和出行故事为主，艺术水平较高，但两套围屏的图像风格又有所差异，反映了北魏晚期以后绘画风格的变化，逐渐由“瘦骨清像”向“雄健饱满”转变的过程。该项发现入选了“2022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图8 孟津朱仓M260围屏石棺床及随葬器物

2022年5至6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发现北朝墓葬4座，坐北朝南，东西向并排分布，均为带天井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室后部设有石棺床，以多人合葬为主，未发现随葬品。

南方地区六朝墓葬的发现仍以江苏、浙江、湖南等地为主。定坊村墓地位于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铁心桥古墓葬群区”范围内，2022年7至12月发掘，共发现9座六朝时期砖室墓。其中孙吴时期墓葬平面呈束腰形，由排水沟、甬道、过道、前、后室组成，前、后室皆为四隅劵进式穹窿顶结构；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为单室劵顶墓。东晋至南朝时期墓葬共5座，方向基本一致，应按一定顺序排葬，且这组墓葬距东晋晚期谢攸家族墓地直线距离仅300余米，不排除为谢氏家族墓的可能。此外，江宁华西村墓地发现六朝墓葬95座，墓葬形制有叠涩顶、单室、并列双室、多室等，还发现“永康元年”纪年砖。上述发现为丰富南京地区六朝墓葬形制演变、丧葬习俗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浙江杭州临安区锦北街道民主村发现7座东晋砖室墓，其中M1见有“永和十年”、“睾氏”等铭文砖，为研究浙西北区域东晋葬制提供了新材料。浙江宁波海曙区孟夹岙墓地发现孙吴、西晋墓葬4座，东晋墓葬9座，均为凸字形单砖室墓，并发现有“元康元年（291）”、“永和元年（345）”、“隆安九年（405）”铭文，南朝墓葬6座，多为长方形单砖室券顶墓。

猪垅背墓群位于湖南茶陵县马江镇末头村，系配合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发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茶陵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共发掘发现六朝墓5座，均为砖室墓。墓葬平面近凸字形，个别设有壁龛，墓砖纹饰多样，有几何纹、莲花纹等。墓群受盗扰严重，出土物以青瓷器为主，有盘口壶、碗、盏和砚台等。此外，耒阳禁山墓群发现六朝墓4座（1座东晋、3座南朝）、安仁苗竹山墓群发现六朝墓1座。上述三处墓群均位于湘东南一带，为湘江流域的埋葬习俗、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马场镇。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其中两晋南朝墓葬92座，均为石室墓，墓室砌筑整齐，所用石料规整，墓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该墓群墓葬年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建立了年代标尺。作为一处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该发现对于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丧葬礼俗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该项发现因其重要性而荣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手工业遗迹

手工业考古特别是城市手工业考古在近年渐成学术热点，与陶瓷生产、冶铁铸造等相关的手工业遗址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需基本必备品的源头，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生活水平和发展状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窑址发现较多，但铸铁遗址较为罕见，官田铸铁作坊遗址填补了这一空白。

官田铸铁作坊遗址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自2015年首次发掘以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于2020-2022年再度两次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251个、灰沟124条、房址17座。灰坑多数较为规整，部分经确认系与冶金生产相关的熔铁炉、锻铁炉、藏铁坑、储料坑以及长方形加工炉等。灰沟数量较多，部分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围沟状。房址以圆形窝棚式为主，另有长方形基槽式和圆形浅地穴式。根据加工炉、房址、围沟之间的遗迹配套关系，可以确定部分遗迹组合为封闭式或半封闭式作坊。发掘发现的遗迹大部分都沿河流呈东北-西南方向，各种加工炉遗迹靠近河流区域，在距离河流较远的地方发现瓦当等建筑构件，或存在生产管理区域。出土遗物包括陶、瓷、铁、铜、琉璃等。陶瓷器有罐、缸、瓮、盆、钵、碗、碟等。铜器较少，主要有环、铃、箭镞及钱币。铁器数量较多，有锸、斧、凿等生产工具，以及刀、釜、带钩等生活用具，大部分为中原铁器形制。冶铸遗物包括铸范、炉渣、坩埚及铁屑等（图9）。本次发掘明确了官田遗址是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技术为一体，并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为目前南方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铸铁遗址。新发现的各类加工炉形态独特、功能较为明确，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填补了古代铁器生产、加工等研究的空白，是南方地区汉晋时期手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铁工场的功能布局、炉型特点及生产加工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9 湖南桑植官田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等

佛教遗迹

佛教考古始终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最为重要课题之一。接续前几年的持续工作，河北临漳邺城核桃园北齐佛寺和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又有新的突破。

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2022年度工作继续围绕佛寺布局展开。经发掘，在6号基址与9号基址之间确认了11号基址，平面近方形，东西17、南北16米。两翼设有连廊，夯土南北近6米、东西约3.5米，西连廊尚余1方形础石，边长约42厘米。11号基址和两翼连廊周匝环绕散水，宽约1.2米。东连廊与6号廊房隔水沟相连接，廊房中部未设隔墙，可直接通往3号大殿所处院落。8号基址与7号基址衔接处，经发掘确认为丁字形衔接。8号基址夯土南北宽约10米，南、北侧均有散水，宽约1米。8号基址中部瓦墙延伸至7号基址之上，瓦墙宽约0.7米，瓦墙之间间隔有方形础坑。出土遗物以砖瓦类建筑构件为主，种类有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兽面瓦等，瓦件表面多呈黑光，显示出独特的时代特性和建筑级别。11号基址出土的大型兽面瓦件，是邺城遗址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且保存完好的大型兽面瓦件（图10）。11号基址的发现为探索核桃园北齐佛寺布局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其性质及与佛殿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8号基址与7号基址衔接处的发现，为重新认识佛寺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连续瓦墙的发现也为认识6号和7号廊房的功能分区和佛寺内部院落组成方式提供了新的认知。

▲图10 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出土大型兽面瓦件

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延边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西邻唐代渤海国时期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距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仅4公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自2016年迄今持续进行考古发掘。该寺庙址因农田改造破坏较严重，发掘发现墙体基槽4段、疑似磉墩3个、火炕遗迹1处。出土上千件石质背屏式造像残片，其形式、题材与北朝晚期至隋代中原地区佛教造像趋同，且与朝鲜发现的高句丽、百济佛造像存在一定共性，系公元6世纪末高句丽时期（前37-668年）造像。出土瓦件包括筒瓦、板瓦、瓦当等（图11），数量亦较多，从形式特征及制作工艺来看，年代跨越三燕（337-436年）至渤海国中晚期。综合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发掘者认为该寺庙址始建于公元5世纪，沿用至渤海国中晚期，废弃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之际。大量制作于公元6世纪高句丽佛教造像的出土结束了图们江流域南北朝隋代考古发现的空白状态，为该地区开展高句丽考古提供了重要支点。该寺庙是我国境内发掘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知最早的地面式佛寺，出土造像对于完善高句丽佛教物质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结合2号寺庙址（包含早晚两期遗迹，时代均为渤海国时期）的发现来看，该遗址的发现展示出南北朝隋唐时期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边疆地区佛教物质文化的传入与发展过程，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该项发现荣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图11 “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