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2︱隋唐考古：天街五桥近紫宸，幡影伽蓝无尽藏
2022年，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以都城、墓葬为重点的传统研究领域新发现不断，隋唐考古涉及的空间范围覆盖隋唐帝国强盛期的全部疆域，从帝国首都长安到边陲城镇，用考古学方法探索隋唐时期帝国政治架构、民族政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考古学角度来解读隋唐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的构成，以及交流互动。
为推动考古事业在新的起点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新时代百项考古发现”评选出炉。隋唐段有12项入选，其中遗址8项，墓葬仅4项。2022年的“考古中国”集中推介多项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隋唐段的西藏当雄墓地上榜。2022年8月24日至26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南沙区人民政府支持的“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在广州召开。
城址的考古与研究
2022年传统的国家大遗址项目——隋唐长安、洛阳城持续开展工作，目前的趋势是从宫皇城遗址向里坊、市场等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关的遗迹转向。
2022年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重点发掘西半坊的大型院落，该院落是以编号F21的大殿为核心的多进式庭院布局。F21平面近正方形，边长约40米，规模宏大，南北皆为双踏步。大殿的西南有西南-东北走向的廊道与殿西侧的回廊相连。推测殿东南应也有一廊道与东侧回廊相连，两廊道东西对称正“八”字形。殿址周围出土有不少汉白玉碎块与一件精美的汉白玉莲花底座，还有“令”字残瓷片，推测可能是举行大型斋醮仪式的主要殿堂。从而确定目前发掘的这组建筑为安国女道士观而非太平公主宅院。隋唐洛阳城宫城嘉豫门遗址，2014年考古发掘，遗迹分城墙、城门、城门、墩台、道路、城门外水渠、建筑基址F1、F2等。嘉豫门为过梁式单门道结构。门道部分被近代沟破坏，复原门道宽4.2米、进深12.7米。墩台南北21.6米，东西宽12.7米，残高1米。城墙夯筑，宽9.5米。门道内外均发现莲花砖铺道路，南北对称，路面宽约1.6米，北侧保存较好。门道内有两座建筑基址，平面方形，北侧编号F1，与北墩台东侧莲花纹砖铺道路紧密相连，保存较好。东西残长10.4米，南北宽6.2米。南侧编号F2，保存较差。
▲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有朱雀大街五桥遗址、安仁坊遗址、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另外还有郭城安化门遗址、东市遗址等。
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郭城内第七横街及其南侧的东西向水渠。考古实测朱雀大街宽130米，两侧有水沟。发掘了东侧水沟，水沟穿郭城内第七横街处发现成排的木柱遗迹，南北向并列，推断为栈桥基础。水沟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郭城内第七横街，位于安仁坊北侧，与朱雀大街呈十字交通，仅发掘其南侧部分路上有较为密集的车辙痕迹。东西向水渠位于第七横街南侧，与第七横街同向。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横街南侧的丰乐坊、安仁坊北侧一线都有发现，东西长度超过1000米。水渠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内收，底部平坦。根据遗迹现象、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水渠开凿年代可能早至隋朝或初唐时期。该渠横穿朱雀门大街处发现5座桥基，等距离排列，居中桥基最宽，两侧4处桥基略窄。桥基由砖砌护岸和桥柱石础组成。砖砌护岸和础石均从渠底的生土二层台上起建。护岸叠涩砌砖，每组护岸砌砖的东西两端均向外呈八字，护岸南北对称。桥柱础石铺设在生土渠壁与砖砌护岸间的生土二层台上。居中桥基完整的应该是5块础石，北侧尚存3块。两侧的桥基完整的发现4块础石。桥基有晚期整修痕迹。
▲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遗址（张全民供图）
考古还发掘出隋唐安仁坊坊墙西北拐角的墙基，在安仁坊北墙发现一座门址，门外跨东西水渠上发现砖砌涵洞。据考古实测，中桥恰处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这是近年来关于隋唐长安城考古的最重要考古发现之一，这座缺失于文献记载，远离宫城、皇城的桥，与都城规划中的金水桥扯不上关系，五门、五桥的元素却与都城规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重要发现，将刷新对隋唐长安城中轴线的认知。
2022年隋唐长安城东市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区，即东市路南侧区域，在考古发现的南北向道路L14与L15之间，发现了一处佛像窖藏坑。佛像窖藏坑（2022TCDST25SEH3），平面呈五边形，四壁较直，深1.6米，该坑东壁，距唐代地面深0.42米，向东开有一圆角方形小龛。H3内距坑口0.8米处发现一具彩绘泥塑的天王像，头朝西，面向北，脚向东。东西长1.2米，盘腿坐姿，彩塑衣领色彩鲜艳。小龛有门与H3相连，门为佛像的背屏样式。以板瓦层垒封门。小龛平面圆角方形，边长1.2米左右。其内以泥塑、陶质、石质佛像、佛塔等为主。局部进行清理后，进行打包回实验室后再清理。从清理的情况来看，佛像大小不等，质地不同。除过小佛像外，还有脸部贴金、高约1.5米左右的大佛像，大部分佛像没有佛头，从此迹象来看，可能与毁佛有关。目前该佛像窖藏坑出土遗物688件，主要为陶质小佛塔，还有善业泥佛。另外还出土彩绘天王俑、人物俑等。
▲东市佛像窖藏坑
▲东市出土佛像
▲东市出土佛像
▲东市出土佛像
▲东市出土佛像
为配合西安市唐城墙遗址公园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民陕西第一工作队联合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中心，对隋唐长安城安化门遗址进行发掘。安化门是郭城南墙的最西门，北对郭城北面芳林门，是长安城内贯通南北的主要干道，是联通城内外的重要枢纽，唐肃宗时称达礼门。“甘露之变”时，宰相舒元舆就是从安化门出逃的。该门址曾于1958年进行过勘探，为一门三道结构。经过此次发掘确认门址为一门三道的过梁式结构，但门址西半部已遭全部破坏，仅存东墩台、东门道、东隔墙等，门道宽4.5米，发现排㕚柱坑，确认门址东墩台部分已经仅存基础。墩台复原东西35.4米，南北13.3米，门道宽4.2米，隔墙宽4.1米。另外东墩台东侧郭城南墙基础保存，宽4.1米，未发现马道遗迹。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是近年来隋唐城考古的重要发现，2017-2022年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廓清了隋唐城郭城东北隅的空间格局，对玄宗开始营建的夹城空间有新的认识。2022年，对遗址区十王宅东坊墙、东坊墙外的唐代道路、排水沟及外郭城北墙进行了发掘，十王宅东坊墙东距夹城墙12米，发现唐代道路，道路沿坊墙东北角转拐向北，至十王宅北侧的广场。路面含有碎瓦砾，土质坚硬，发现车辙与踩踏痕迹。道路叠压在排水沟上。排水沟位于坊墙东北角之外，叠压于道路之下，分南北段和东西段，平面呈倒L形。水沟宽2.7-3.7，深1.25-1.5米。南北段南宽北窄，沟底北高南低。东西段沟底西高东低。坊墙夯筑，分墙基和墙体两部分，宽均为2.7米，基槽深0.7、墙体残高0.14米。郭城北墙夯筑，分墙基与墙体，墙基由西向东至与夹城墙相交处逐渐变宽，宽1.7-3.7、深0.9米。墙体残宽3-3.7、残高0.2米。经过发掘厘清了夹城修建前后郭城东北角格局的变迁。
扬州城遗址：2022年对扬州桑树脚唐宋大型建筑基址群、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进行发掘。桑树脚遗址发现夯土城墙、大型建筑基址群。夯土城墙推测为中唐和杨吴时期子城的南墙和罗城的北墙。大型建筑基址群时代从六朝至宋元，其中编号F1、F2建筑基址为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的发掘大收获为解明夯土包砖墙体北侧东段并未直接向东延伸，而是先向北而后向东，找到了夯土包砖墙体的最东端。
连云港唐代建筑基址：为配合连云港海州体育馆二期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徐州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1处大型唐代建筑基址，保存较好，为连云港地区首次发现。该建筑基址为一处坐北朝南的两进院落，自南向北共保留有21个遗迹单位，包括踏步、门道、庭院、水井、甬路、回廊、月台、散水、柱洞、厕所、门房1间、东西厢房5间、北正房5间。建筑基址四围墙基以石砌墙基为主，北正房、西厢房保存较好，东厢房保存较差。甬路和回廊保存较好，造型规整，采用瓦片铺成，顶面龟背形，中间较两侧高出，宽92厘米。北正房平面呈长方形，保存较好，由墙基槽、石墙基、柱洞、门道组成。东西长31.6、南北宽9.7米，占地面积为306.52平方米。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内有南北纵向石墙基隔墙4列。北正房内部各间房间面积大小不同，似存在不同功能用途区分。其中最东侧两间面积较小，最中间面积最大，西北角有区隔一方形独立小间和过道走廊。该建筑基址的兴建年代大致为盛唐、中唐时期，废弃年代大致为晚唐五代时期，其性质用途可能为衙署或庙宇类建筑。
河北雄县古州城3号遗址：3号遗址位于古州城内东南部，勘探时在3号遗址北部新发现了9、10号建筑遗址。3号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残存的夯土基台、包砖、散水、踏步等。夯土基台大致可分为早、晚二期。平面略呈长方形，晚期遗址东西长约24、南北宽约13米左右；基台外侧有包砖、散水；基址南侧正中发现一处砖砌踏步残迹，踏步两侧有包砖和散水残迹。基址东西两侧疑似连接有延伸的廊房。出土遗物多为建筑构件，包括砖、瓦、瓦当，还出土有石碑刻与佛教遗物，像铜佛像、汉白玉莲花座（显庆四年）、石造像（武平六年）等。3号遗址可能为唐代莫（鄚）州官寺——开元寺的南山门遗址，是古州城考古新发现，也是古州城考古研究新的突破。3号遗址叠压在“内城”南墙之上，为“内城”南墙的变革以及“外城”城墙的营建年代提供了有力参照。
余杭故城遗址：2022年发掘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苕溪南岸的余杭南城。考古发掘东汉、六朝、北宋、元代的遗迹。余杭南城兴建于东汉初年，考古发掘了东汉余杭城的东、西城墙和护城河，明确了城的范围。城址平面略呈正方形，边长约500米。城墙宽约22米，由黄土堆筑而成；护城河宽约20米，深约4米。六朝余杭城基本沿用了东汉余杭城的城墙和规模，加筑了东城墙，并且修筑了太兴二年（东晋319年）纪年砖砌成的水涵洞。隋文帝时置杭州，余杭城升格为杭州州治，城址向东扩大。北宋雍熙初，余杭县城再徙溪北，但南城仍然被使用。城内发现北宋晚期废弃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可能是税务等官署机构。还发现了元代的西城墙、城门、护城河，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杨完者于溪南所筑之城。
▲余杭故城各时期重要遗迹分布图
新登古城遗址：新登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自2020年-202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富阳区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南门、西门、东门、小东门等遗址，取得重要收获。2021-2022年对北门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458平方米，主要发现唐代、南宋、明代城门遗迹，出土唐代至明清时期陶瓷器、建筑构件等。唐代北城门遗址叠压于南宋时门址之下，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平面呈长方形，整体结构保存较完整，由东西墩台、中部门道、排水沟组成，东西长17.4米。墩台由夯土和外侧包砖组成。门道宽2.4米，南北进深8.46米，门道内发现唐至北宋道路。门道下建有排水暗沟，砖砌券顶结构，从城内延伸至城外，揭露长度15.8米，沟内宽50厘米。城台包砖基槽内、排水沟基槽内出土晚唐时期青瓷。城门两侧与夯土城墙相接，城墙呈倒“八”字形向外延伸。南宋城门址由墩台、门道组成。西墩台外侧包砌石块，内填土，填土内出土北宋至南宋时期瓷片。东墩台已残。门道内发现砖瓦铺砌路面和排水沟，排水沟使用香糕砖砌成。门道东侧发现1块门砧石。还发现明代门址残迹。结合近年的发掘可知，新登古城唐代城墙与明清城墙范围大体一致。新登古城唐代北门遗址的发现，是杭州乃至浙江地区考古发现结构最完整的唐代城门之一，晚唐至明清城门保存结构较完整，沿革清晰，可与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咸淳《临安志》等文献材料相互印证，为研究唐代以来城门城墙结构和营造技术提供了重要材料。
近年来，新疆围绕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推动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2022年新疆考古以寻城为目标的城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
唐朝墩古城遗址：2022年重点对景教寺院围墙和生活区进行了发掘，景教寺院以围墙围护，南侧开有2处门道，寺院内西部是用于宗教活动的主体建筑，东部是包括庭院和房址在内的生活区，涵盖了居住、储藏和生产等不同性质的空间。景教寺院的围墙和生活区房址包括唐代、高昌回鹘、西辽至蒙元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判定该寺院始建于公元8世纪上半叶的唐代中期，至公元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并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了多次修缮，约13世纪前后的西辽至蒙元时期遭到破坏并完成重建，继续沿用至14世纪中后期最终废弃。
北庭故城遗址：2022年对编号13号的遗址进行发掘，清理灰坑37个、水井5个、房址1座，中部残留一个晚期夯土台基。出土诸多建筑残件，发现了壁画碎片，证明该建筑群应为宗教场所。根据发掘，13号遗址虽破坏严重，但应当和10、11号遗址共同构成品字布局。唐朝时这一区域是子城西南院落中的重要建筑群之一，根据悲田寺线索认为院落曾经承担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体系中佛教功能的作用。
▲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
喀什汗诺依遗址：2022年度工作以遗址解剖为主，在遗址中部和北部进行解剖发掘，根据城墙内采样测年，确认遗址距今960-1020年，发掘揭示出唐宋时期城邑形制大体面貌。
哈密拉甫却克城址：2022年发掘西城墙遗址，发掘清理出建筑基址、灰坑、水井，出土铜镜、陶灯、陶石磨盘等。并在城北发现同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区。初步判断城址主体建造和使用是在唐初、中期，到高昌回鹘时期修缮沿用。认为拉甫却克古城即为唐代伊州的纳职城。
巴里坤大河古城遗址：2021-2022年首次开展考古工作，确认城址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城构成，城墙高大，有马面、角台，城门在东、南两墙上，设置不对称，军事防御功能突出。出土遗物中有大量铁铠甲片、马骨等。本次发掘明确了古城的形制、布局、营建过程、建筑特点和年代，确认是唐代伊吾军城遗址。
城址考古资料的刊发依旧稳健，都城的考古学研究，稳步推进。霍宏伟探讨了隋唐洛阳含嘉仓城的布局（《隋唐洛阳含嘉仓城的布局略论》，《中原文物》2022年第5期）。赵春兰等对乌兹别克斯坦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中的高句丽使者身份进行考辨，认为戴鹖冠的高句丽武官使者身份应为大兄，表明高句丽晚期武官可兼使者职能，使者官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乌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高句丽使者身份考》，《四川文物》2022年第3期）。
宗教遗存的考古与研究
2022年隋唐考古另外一个突出现象是佛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出现井喷，考古发现的佛教寺院遗址有南京市浦口区九峰山路唐代寺庙遗址、山东博兴龙华寺的北朝、隋、唐佛寺基址、晋阳古城的唐五代佛寺遗址、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等。
为配合南京市浦口区环保产业园的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配合基建进行了调查勘探发掘，发现了墓葬与遗址等重要遗迹，其中包括唐代寺庙基址，呈“中”字型布局，现存建筑基址三座，自北向南依次为F1、F2、F3。三座建筑均由垫土基址和周边散水组成，基址台面高于周边0.1-0.35米。从布局来看，F1是主体建筑，F2、F3为附属建筑。F1位于整个建筑的中轴线，平面长方形，东西长24.6米，南北宽17.8米，整体布局尚存，基址南侧居中有踏道，侧边有便道。F2位于F1南侧，其北与F1散水相接并共用。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2.25米，南北长20.75米。F3接F2南侧，基址保存较差，东西残宽2.75米，南北长5.1米。出土遗物有鎏金佛像、飞天石刻和大量莲花瓦当及建筑构件等。推测为唐代中晚期寺庙建筑。
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自2018-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博兴县博物馆、潍坊市博物馆、莱州市博物馆、沂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博兴龙华寺进行全面考古发掘，寺院时代由北朝至隋唐分为三期，清理造像坑4个、铁器窖藏坑1个、铜钱窖藏坑2个、水井2眼，并发现了大量精美文物。
早期寺院由山门、大殿、讲堂及院落组成，自南向北布局。山门外有活动广场，山门破坏严重。大殿基址平面长方形，夯筑，分基槽与台体。基址东西长29.06、南北残宽11.17、基槽深0.6-0.75米，台体残高0.55-0.75米。大殿周边有草木灰、烧土层，可能是大殿顶部因火烧毁塌落形成。讲堂基址，夯筑，条状夯土，南北共七个条状夯。基址分基槽与台体，基槽东西长24.8、南北宽12米，台体东西长22.4、南北宽9.1米，残高0.7米。台体南侧中部有门道凹槽，东西长8米，宽0.5-0.6米，深0.3米，凹槽底部的两端有柱洞。
中期寺院在早期寺院基础上扩修而成，由山门、大殿、讲堂组成，自南向北布局。不同的是讲堂的东西出现配殿，讲堂和配殿间由廊庑相连。大殿、讲堂、东西配殿台基皆为夯筑基址，基址砌砖包边。大殿基址夯筑，东西长26.5、南北残宽10.6米，基础厚0.7米，台基残高0.6-0.7米。讲堂基址夯筑，东西长25、南北宽16、残高0.55-1米。讲堂门道向南，宽2.95米。基址南侧还保留有散水的三角状牙砖。东西配殿位于讲堂东西侧，以廊庑与讲堂相连。东配殿基址东西11、南北20、台基残高0.6米。东配殿的南侧和西侧院落地面上有塌落的瓦层堆积，在瓦层上有二三十厘米厚的淤土，推断配殿可能毁于水灾。西配殿破坏无存。
晚期寺院沿用中期寺院，布局与中期同。唐代院落是在淤土上垫土平整后形成，发现有南北向砖铺道路。大殿台基四周用砖砌护坡，砖砌护坡叠压着早期的散水三角牙砖。讲堂基址南侧保存砖铺散水和牙砖。
出土文物丰富，以造像为主，有白陶、石、铜、锡等不同质地，发现有残石碑和造像题记等。还有大量的陶、瓷器、铁器、铜钱及板瓦、筒瓦、瓦当、鸱吻等建筑构件。早期寺院北齐始建；中期寺院隋代建造和使用；晚期寺院的下限应为唐代中期。寺院基址的发掘，对寺院的布局有了基本认识，对寺院的建造、使用、维修、废弃的时代、原因、过程有了基本认识，精美的鎏金铜佛像、大量的白陶造像、石造像、锡佛像以及造像题记和碑刻的发现，对龙华寺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晋阳古城唐五代寺院基址：2022年晋阳古城唐五代寺院考古发掘资料公布，这是对晋阳古城二号遗址自2013-2018年历时六年考古发掘成果的全面报告。二号建筑基址南北长84、东西宽39.7米，为一南北向纵长方形三进院落布局，基址包括四座殿址、五个廊庑、三个庭院、一座碑廊、一座龟头屋和一个门址等。基址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门址、前后两座殿址和三个庭院相间，中轴线左右对称分布有廊庑和附属殿址。
一号殿、二号殿是二号建筑基址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由台基、东西南北四个踏道及散水组成，为平面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四面开门的“十”字殿。一号、二号廊庑，由台基、踏道及散水组成。面阔七间，带前廊。磉墩南北八排、东西三列，共二十四个。内部都有佛台遗迹。由此可推测，一号庭院两侧的一、二号廊庑及北侧的一号殿址可能为单纯的礼佛场所。三号殿、四号殿均长方形，由台基、踏道及散水组成，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磉墩南北四排，东西三列，共十二个。可能是楼阁式建筑，或为藏经阁。三、五号廊庑，由台基、踏道及散水组成。面阔三间，带前廊。磉墩南北四排、东西三列，共十二个。有火烤的痕迹和出有瓷片等遗物，与西侧水井J2相距都不远，这两处廊庑可能为斋堂、厨房等。一、二号庭院，均长方形，四角抹角。庭院正中轴线上有露道，连接中轴线上的殿址。露道为南北向三排方砖错缝平铺，两侧单排勒边砖和菱角牙子砖。二号庭院中有六边形砖砌花圃。三号庭院后很可能是法堂、方丈室或还有僧堂、寮房等建筑。另外，龟头屋基址，平面大致呈“凸”字形，面阔三间，前带廊，后庑进深二间。磉墩南北四排、东西四列（最东列仅中间两个），共十四个。包边砖外侧铺设散水。龟头屋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此类建筑基址的空白。南门址由台基、南北踏道和散水组成，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南门址东西均有挟屋，根据磉墩布局判断，为带前廊的单间房屋。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结合出土遗物，可知该建筑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后唐，不晚于晋阳古城的毁弃年代，即979年。二号建筑基址是考古发掘的唐五代佛教寺院基址中，目前揭露面积最大、最为完整的，该建筑基址的发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寺院的布局有重要的帮助，同时为研究晋阳古城城市布局也有重要的意义。
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位于拉萨市曲水县温江镇，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之一。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吐蕃《谐拉康乙碑》《江浦建寺碑》的记载可知：公元700至712年，太后墀玛类（704-712年在位）曾在此摄政和会盟；公元787年，此地作为“宫殿”发出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的文诰；赞普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在这里修建了辉煌的寺院。2021年至2022年，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物研究所联合对遗址核心区开展了首次科学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周边建筑基址、佛塔、墓葬、修行洞等进行了初步踏查，对部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是对吐蕃时期高级宫殿和佛寺建筑遗迹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遗址集中分布在吾香拉康围墙内，东西240、南北280米。现存遗迹主要有中央建筑、大四角塔、龟趺碑座等，与桑耶寺四塔一殿的布局相似。中央建筑位于吾香拉康中部，该区域应为原温江多宫及“温江多誓愿祖拉康”的核心建筑。考古发现在其南、北、西侧，发现有不同层位的土石建筑基础及祭祀坑。四角大塔，位于吾香拉康的四角，根据考古发掘的西南塔和东北塔可知四角大塔形状和规格完全相同，平面呈“亚”字形，边长约18米。测年表明，它建于公元8世纪中后期，即吐蕃王朝晚期。西南塔东侧出土大量11至12世纪的塔形擦擦。四角大塔之间有小塔基。龟趺碑座位于西部中段，花岗岩质，座长2.38米，是目前所见吐蕃龟趺座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遗址出土带釉瓦当、板瓦、琉璃砖等遗物带有明显的唐文化特征；而佛塔、建筑基址周边配置祭祀性的遗物坑等则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点。这是首次对吐蕃时期高等级的离宫和佛寺建筑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为研究公元7至9世纪吐蕃与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材料，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实证。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的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的东京八连城。2016年至2022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古城村1号寺庙址严重破坏，发现火炕一处、墙体基槽四段、磉墩三个，建筑布局与结构不明，出土佛教造像残片约2000余件、瓦件残片8.38吨，确认遗址为佛寺。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考古遗存发现空白，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寺庙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纪初前后，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寺遗址，出土文物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
古城村2号寺庙址。确认该寺庙址存在早、晚两期遗存。早期佛寺遗迹遭严重破坏，目前发掘的遗迹有两类，一是墙体基槽，推测系佛寺西墙残迹；二是建筑基址，台基范围与平面柱网结构不明。晚期佛寺遗迹保存较好，整体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殿、佛堂等主体建筑，中轴线西侧自北向南建有禅房及生活类建筑。目前尚未发现佛寺围墙、回廊及山门等建筑。发掘建筑台基5座（分别编号为TJ1-TJ5），其中1、2、5号台基位于南北中轴线上，3、4号台基位于中轴线以西。南北中轴线上的台基推测为佛殿、佛堂等。佛殿（1号）平面呈长方形，其上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坛，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有石函，函内放置铁函。铁函内共发现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等多种材质的遗物3555件，其中包括银函1件、金瓶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佛堂（2号）台基平面近正八边形，土石混筑。础石三重，台基四周边壁石材包边，外侧铺有散水石，东、南、西、北四面中央铺设石踏道。5号位于中轴线北侧，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正在进行发掘，建筑结构、建筑性质尚不明确。3号推测为禅房，位于佛殿西侧，土石混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1间、进深2间。台基外缘发现包边石。4号位于5号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土石混筑。推测与僧人生活相关。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近万件，主要包括佛像、建筑构件、壁画残片等。其中石质佛像皆为背屏式佛像残件；陶质佛像主要为模制小型佛像；另发现大型泥塑佛像，残破较甚。建筑构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垒脊瓦、当沟、兽头残件等。铁器主要为瓦钉等建筑材料。晚期佛寺遗址建筑布局清晰、完整，推测营建于唐代渤海国中晚期，其废弃亦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古城村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屋顶使用高等级的绿釉脊饰，结合佛寺位置紧邻渤海州城与都城，推测可能与渤海国王室有关，可视为我国唐时期东北地区佛寺的代表性遗存，对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结构、舍利瘗埋制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古城村2号寺庙址瓦件整理现场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影骨舍利
杭州净慈寺：净慈寺始建于五代的吴越国。为配合净慈寺整体改复建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地块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域位于净慈寺的西南部，东临净慈寺观音殿和演法堂，由A、B两个地段组成，均发现了五代至宋的建筑遗迹。A地段发现的以八边形夯土台基为中心的大型建筑遗迹。该遗迹规模宏大，结构清晰，保存状况较好。整体呈长方形，坐南面北，方向北偏西7°，由八边形夯土台基、天井、连廊、踏步、散水、排水沟等组成。八边形夯土台基位于天井中心，将天井分割成四个面积相等的直角梯形。北侧设踏步，南侧与大型夯土台基相连，形成该组建筑的中轴线。天井东西两侧以廊庑合围，西侧廊庑以西发现厢房遗址，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根据地层和文献研究推测，该组建筑遗址与净慈寺的“应真殿”，又称五百罗汉堂，有密切的关系。B地段主要由三组建筑遗迹和一处庭院构成，保留了由散水、明沟、暗沟和窨井等构成的完善的排水系统，并在庭院区域发现了开凿于北宋熙宁年间的圆照井遗迹。为了解净慈寺不同时期的主要建筑的特点、营造手法、规模和形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
河南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唐宋遗存：为配合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两院二期工程建设对项目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唐宋金元等时期灰坑、墓葬、窑址、水井、窖穴等遗存1300余处，出土有陶器、瓷器、铁器、骨器、石器等遗物600余件。其中与郑州唐代开元寺相关的佛教遗物最为重要，主要有石雕菩萨立像、三彩罗汉、素陶带彩坐佛、佛头陶范、各种陶瓷铜铁类的香炉、行炉、佛像等。郑州唐代开元寺旧址位于发掘区域北边，种类繁多的佛教遗物为研究郑州开元寺历史、拓展佛教考古的内容提供了详实的科学素材，同时也进一步补充了郑州城市考古与研究的基础资料。
全国石窟寺的调查与研究，是本年度又一重要热点。调查成果陆续发表，以《石窟寺研究》、《大足学刊》、《云冈研究》等形成石窟寺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能及时、准确、专业地报道相关资料与研究成果。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撰，引入了石窟寺数字技术，像敦煌进行了以壁画为主的洞窟重建，云冈进行了以圆雕石刻为主的超大型洞窟异地重建和可移动积木式重建，龙门石窟则进行了以古阳洞精细浮雕龛像为主的窟龛重建，不仅使考古报告精细化，也使石窟走上面向公众呈现的道路。
随着石窟寺材料的不断刊布，研究的日益丰富，也出现了不少围绕石窟寺研究与保护的学术会议。宿白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学术贡献。2022年8月3日，是宿白先生100周年诞辰，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指导，云冈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考古学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云冈学建设暨宿白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大同市召开。8月19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四川石窟寺保护研究院和安岳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石窟寺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安岳召开。
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本年度墓葬发掘，基本上是以配合基建考古为主，发现数量较多，分布地域广泛。墓葬的发掘中，既有新方法新理念新装备的应用，又有新材料的出土。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安新区马场镇，发掘墓葬2192座，时代从两晋南朝至宋明时期，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大松山墓群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历史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众多，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文化面貌，生动描绘出西南边疆古代民族1400余年的历史画卷，建立了西南地区考古学年代标尺。其次，这是云贵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丰富、文化因素最复杂的南朝时期墓葬，反映了两晋南朝汉夷边界的东移。其三，不同时期的墓葬，地域特色浓郁，反映该地区的对外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生动案例。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发掘：西湾墓群位于西湾村北侧、冰沟河下游北岸的黄土山岗上，东距青咀湾墓群1-2千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2022年对西湾墓群M2、M3、M6和M7进行了考古发掘。西湾M2和M3分别为金城县主墓和慕容忠墓，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坐北朝南，东西并列，间距约2米。西湾M2为带耳室的“甲”字形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通长约26.75米。墓道位于墓葬南部，开口平面呈梯形，长13.55、宽2.1-2.5米，斜壁。墓道填土内含碎砖块、动物骨骼、木炭等。墓道内殉马4匹，马骨周围垫土内包含大量碎砖块。墓室土圹平面略呈长方形，斜壁。由主室和东、西耳室组成。主室呈方形，约4米见方，北侧有棺床，棺床南部有置物台。主室前方有一过道，过道两旁为东、西耳室。东耳室南北长约1.86、东西宽约1.53米，西耳室南北长约1.84、东西宽约1.55米。墓葬内出土陶器、木器、丝织品、金属器等各类文物数十件，以木器为主。有木马俑、木风帽俑残件。墓道南侧灰堆内出土有唐代纪年墨。西湾M3与M2紧邻，形制与M2基本相同。在墓室土圹内出土木瓦刀、记号残砖。墓道内出土木掀、木构件。墓门及照墙、甬道和墓室内残留有壁画，面积约12平方米。
西湾M6规模较大，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墓室内壁画保存较好；M7为新勘探发现的墓葬，为墓穴墓道土洞墓，保存完整。
西咸新区北城村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离咸阳国际机场4.5公里。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围沟1处。考古表明，该墓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应是一座大型独立墓园。围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3.5米，南北发掘长度256.5米（地块内已发掘部分）。围沟内已发掘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这批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间距基本一致，应为一处有规划的独立的大型墓园。围沟内的墓葬全部为东向，呈南北纵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规模基本一致，根据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墓葬应在十六国、北魏至西魏时期，整体而言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规模变小，时代越来越晚。同时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人骨死亡多在壮年，男女比例基本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围沟内墓葬西区的年代应在北周至唐初这一时间段。
唐严公贶（kuàng）墓：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凤林北路东延伸段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其中一座墓葬，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盖、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墓志长76.7、宽77.1、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从墓志可知墓主为严公贶（kuàng），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这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相关信息，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M3墓志发掘现场
▲M1出土塔式罐
▲M2出土小陶狗
天津蓟州区白马泉村北墓地发现汉至明清时期墓葬84座，其中唐辽时期墓葬发现较多，共24座，按墓室平面形制可分为弧方形、圆形、椭圆形、马蹄形、船形及梯形砖室（砖石混筑）墓，均为南北向，虽然部分墓葬盗扰严重，但墓葬形制多样，随葬器物类型较为丰富。唐墓较多，一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M1墓门东西两侧有翼墙，墓室平面为弧边方形，因盗扰严重，仅残存墓室底部，东西墓壁上残存有影作灯擎，棺床位于墓室西北部，平面呈曲尺形，出土有灰陶仓、盆、铛、鏊、罐、熨斗，铜钱等；M48墓室平面呈圆形，墓壁残存有影作灯擎，棺床位于墓室北部，呈半圆形，该墓随葬品保存较完整，出土有铜钵、铜镜、陶罐、瓷瓶盏、石串珠、铁器和铜钱等；M72墓室平面形状呈船形，墓壁三面向外弧凸，因盗扰严重，仅出土小铜件1枚；M77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两侧墓壁略弧，墓室规模较小，仅能容身，出土有瓷碗、陶罐、铁剪刀、铜钱、漆器（仅存部分残片）等。辽墓较少，M81墓室为圆形，砖石混筑，仅残存墓室底部，未见棺床，随葬器物以陶明器为主，组合关系保存较为完整，有灰陶广口罐、带鋬罐、双系罐、花口碗、釜、甑、小盘等。白马泉村北墓地延续时间长、形制多样、随葬品组合特征明显，出土遗物丰富，丰富了该地区汉至明清时期的墓葬资料，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制度、丧葬习俗及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山东聊城傅大门唐代墓地是重大发现，共清理唐代墓葬35座，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蚌器、砖质墨书墓志等各类材质文物110余件套，为鲁西乃至山东地区的唐墓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且墓葬形制多样，时间跨度大，为研究鲁西地区唐代中小型砖室墓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山西大同平城区智家堡唐代墓地：为配合大同市开源街北侧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22年6月至9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唐代墓葬58座，中小型土洞墓57座，1座圆形单室砖墓。土洞墓根据平面形状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及不规则形三类，皆为竖井式墓道，多数有阶梯，墓向均为南北向，墓主人头向南或西，墓室北部大多设“凹”字形生土棺床，其上置木棺或不置棺，形式有单人葬、夫妻合葬或多人合葬，还有二次葬、迁葬以及殉葬动物的现象。五座墓墓室四壁有供放十二生肖俑的壁龛，有的墓壁模仿生前房子的式样，雕有破子棂窗、板门、灯檠和仿木构建筑等。最为重要的是M47与M90两座墓的发掘，出土有“贞元十一年（795年）”和“元和五年（810年）”石墓志，为智家堡唐代墓地的考古断代提供了年代标尺，志盖上刻有十二生肖图案，为跪坐状或站立状的兽首人身。圆形单室砖墓（M90）为夫妻合葬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四隅设有精美的砖雕仿木结构，墓室东、西、北三壁设有挑出墓壁的半圆形砖台，是为放置十二生肖俑而设，这是目前山西公布唐墓资料中的孤例。墓室东壁掏有耳室，其内砖砌，置单棺木及未成年女性骸骨，附带耳室的建筑形式，也是本地区唐代砖室墓的首次发现。随葬器物以塔形罐和枭首壶为主，有少量的黄白釉执壶、黄白釉碗、铜镜等，具有典型的中、晚唐时期特征。
▲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门、石椁
这是大同地区考古发掘唐墓数量最多的一次，墓葬分布较为集中，保存状况良好，排列有序，相互间无打破关系，推测为有规划的家族埋葬区，不排除多个家族的可能性。发现的两座纪年墓为研究大同唐代墓葬年代提供了确切依据，对于了解唐代云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为配合潞鼎观园项目建设，2022年4月至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长治市古建筑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清理出5座唐墓和25座明清墓。5座唐墓中3座（M1、M20、M21）出土了墓志，有了确切纪年，分别为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咸通九年（公元868年）。3座唐墓均为土洞墓。
M1墓室四壁近底部处有16个拱形壁龛，东西各6个，南北各2个，壁龛内均有未经烧制的泥俑，包括彩绘的镇墓兽、天王俑、文官俑，还出土塔式罐、白瓷渣斗等，另有一合墓志。志盖篆书，志盖顶部四周里侧阴刻八卦图案及8天干，外侧阴刻诗文“悲风吹黄蒿，挽歌度西水，车马却归城，孤坟月明里”。志盖外侧四周阴刻花草纹饰线条。志文阴刻楷书23行，从墓志可知墓主为官吏，明确纪年及具体位置。依据墓志记载在其北侧4.5米处找到其长子墓。M20墓道内发现铜镜一枚，墓室东北部出土了白瓷执壶、白瓷碗、白瓷茶瓯、铁勺、铁制茶碾、绿瓷渣斗等成套茶具，组合完整。墓志盖篆书，盖四周阴刻花草线条。志文阴刻楷书21行。由此可知墓葬为合葬墓，墓葬主为官吏，死于全昌五载，20年后迁葬于此。长治潞州屈家庄三座唐墓均为纪年墓，为我们揭示了墓主的生平族谱，成组的墓俑让人得以窥探墓主的内心世界，精美的茶具也凸显出墓主的生活情调，这些都为研究本地区和同时期古代丧葬文化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例证和研究材料。
2022年在龙门石窟奉先寺保护工程中，有了考古新发现。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表面首次发现金、银等元素，大佛区域的菩萨造像发现品相极高的琉璃材质眼珠。在彩绘颜料检测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在卢舍那大佛的额头、普贤菩萨脸部、文殊菩萨发冠右侧、北壁天王发冠正面等多处检测出金银元素，认为当初雕像完工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身绘彩衣，再覆金箔。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的右眼保留了完整的琉璃眼珠，左眼眼珠保留外侧一半，表面上有风化物覆盖。初步分析，眼珠的镶嵌胶结料为铅白，琉璃的主要成分与古代的琉璃成分一致。通过现场观察和超声波无损检测可知，目前琉璃无明显的风化现象，保存较好。
2022年，热水联合考古队继续开展考古工作，对2007QM1进行了再发掘。发掘了墓园部分，由茔墙、房址组成，经过重新发掘，确认该墓墓园形制和规模与2018血渭一号墓相似，确认了墓葬照墙、墓室结构等，并对墓圹和墓室数量有新的认识；另外对血渭一号墓进行补充清理，发掘了墓葬南侧的殉马坑K4、K5，提取考古信息，纠正了殉马坑的墓葬数量。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07QM1发掘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07QM1发掘
▲血渭一号墓墓前殉马沟发掘
▲血渭一号墓墓前殉马沟发掘
▲血渭一号墓墓前殉马沟发掘
▲血渭一号墓墓前殉马沟发掘
2022年全球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由波兰华沙大学考古学家Miłosz Giersz领导的考古团队，在秘鲁北部海岸的El Castillo de Huarmey遗址，发掘的一座瓦里帝国（公元650-1000年）工匠墓入选。
2022年隋唐帝陵研究稍显沉寂。朱超龙关于隋炀帝墓的制度探讨（《隋炀帝墓的规格、形制与唐初“斟酌汉魏”制度》，《考古》2022年第6期）。朱津等讨论了后周皇陵的选址问题（《后周皇陵的选址问题》，《华夏考古》2022年第1期）。但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期墓葬考古新发现成为热点，特别是西藏当雄墓地、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等，它们等级不同、形制各异，但却体现出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霍巍分析了这批墓葬，认为从中可以窥见青藏高原本土的文化因素和来自中原、河西地区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织融合，体现出７—９世纪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历史片断，为认识吐蕃时代的墓葬制度与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青藏高原新出土的吐蕃墓葬看多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国藏学》2022年第4期）。韩建华针对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主以及吐蕃化因素进行分析（《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考》，《中原文物》2022年第1期；《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吐蕃化因素分析》，《考古》2022年第10期）。王俊铮以长川1号为中心，分析了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佛教元素（《北朝石窟视阈下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佛教元素——以长川1号墓为中心》，《敦煌研究》2022年第3期）。夏吾卡先讨论了吐蕃系统彩绘棺板画（《吐蕃系统彩绘棺板画研究三题》，《国学学刊》2022年第2期）。刘喆等在五代社会变革视野下探讨了五代的丧葬礼俗（《五代社会变革下的丧葬礼俗研究》，《文物》2022年第5期）。
墓葬研究方面，集中在墓葬制度、出土遗物以及壁画等方面。王敏凤根据出土遗物，对洛阳伊川大庄唐墓的时代进行重新判定，同时对墓葬出土的打马球的八角菱花的出现年代及与中西文化交流进行论证（《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中原文物》2022年第4期）。潘钰探讨了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金银器的性质（《明器抑或实用器：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金银器的性质再探》，《美成在久》2022年第4期）。田蕊对唐墓壁画中的列戟图研究，从列戟图的内容、布局、等级以及墓主人及其列戟情况等方面，对墓室中列戟图所反映出的具体制度与壁画内涵进行探析（《墓室壁画与等级制度：唐墓壁画中的列戟图研究》，《美术大观》2022年第8期）。钟华等对热水墓群出土植物遗存进行石窟，以探讨吐蕃统领的吐谷浑邦国时期的生业模式（《吐蕃统领下的吐谷浑邦国时期的生业模式初探——以青海热水哇沿水库遗址和墓葬浮选出土植物遗存为例》，《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手工业考古与研究
晋阳古城遗址发现隋唐时期瓷窑遗址，位于晋阳古城遗址内西北区域晋源苗圃内，叠压于晋阳古城唐代文化层之下，共发现3处瓷窑炉遗迹，均保存较差，二号窑炉保存相对好，基本能够复原基址形制与结构。均为马蹄形馒头窑，由火膛、窑室和烟道组成，火膛与窑室之间有挡火墙，窑室与烟道之间也有烟道墙相隔。火膛内发现大量的木炭灰，证明瓷窑使用木炭为燃料。出土窑具1600余件，主要为支具和垫具，支具有蘑菇形和喇叭形窑柱，盆形匣钵和圆头条状支具。出土瓷片主要为青瓷和白瓷，另外还有素胎瓷塑。白瓷器型为罐、碗、杯、钵和器盖等，釉色多白中泛青或白中泛黄，基本都施有白色化妆土。青瓷器型为罐、瓮、碗、盆、钵、瓶、灯台、纺轮等，釉色有青绿釉、青黄釉、青褐釉和花釉。胎为泥质，胎色多为青灰色、灰白色和黄白色。
出土器物有显著的隋代或唐代早期特征，该瓷窑为隋代瓷窑址，使用时间不长，烧制器物种类少，但技术水平较高。该窑址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瓷窑址，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中有重要意义。
何岁利等通过对西市遗址历年发现的制骨遗存进行梳理和分析，从骨器生产、制骨流程等方面对唐代西市制骨手工业进行初步考察，并探讨唐长安西市制骨手工业生产管理、经营模式等状况（《唐长安西市遗址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沈丽华以通览的方式对汉唐时期都城周边的窑炉遗迹进行考古学分析，认为汉唐时期都城地区的窑址以陶窑为主，主要包括陶俑窑、砖瓦窑、冶铸用烘范窑三大类。窑炉多集中分布、规整有序，具有“官窑”性质。窑场在都城中位置分布与城市规划建设关系密切（《汉唐时期都城地区窑业生产略论》，《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运河考古
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及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开展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的调查工作，为探寻隋唐时代“掘沟”运河遗址，2022年对隋唐“掘沟”线上重要节点城市如皋市境内的“掘沟”运河河道及徐家桥聚落遗址做小面积发掘，发现运河河道及灰沟、灰坑等各类遗迹11处，时代有唐代、晚唐五代、宋代等时期，出土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标本200多件，包括瓷器、釉陶器、铁器、铜钱、铜像、砖瓦、建筑构件等。考古的初步收获是：如皋市以东的运河故道应即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载的“掘沟”，本次发掘证实“掘沟”运河至少在唐中晚期已经存在，圆仁所载“掘沟”完成于隋炀帝时极可能是真实的史料。本次发掘的如皋市“徐家桥遗址”紧贴“掘沟”运河，其最早地层为唐代，是如皋城市以东古“掘沟”运河沿线迄今发掘的年代最古老的村落遗址。如皋历史城区最古老的文化遗迹目前确认是唐代，而且唐代地层和遗迹主要分布在古“掘沟”两岸，这表明唐代“如皋镇”的兴起与掘沟运河的开挖运行有直接的关系。
墓志与石刻
碑刻、墓志研究向来受到古史研究者的青睐。随着科学考古发掘墓志的出土和刊布，墓志刊布呈现出新的样态，考古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墓志，带有考古的明显特征；不仅关注志盖与墓志的质地、尺寸、形制、纹饰、字数、字体等信息，还关注出土的墓志墓葬形制与规模、随葬器物的种类与组合、墓志的出土位置、保存状况等。2022年的隋唐墓志研究论文数量可观，主要散见于各类期刊、集刊。墓志研究可以概括为：墓志纹饰、葬俗葬制、家族世系、职官制度、宗教信仰、民族融合研究、书法语言等方面。墓志研究仍以新出单方墓志的考释、考略、考析为主，综合性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少。
仇鹿鸣、夏婧的《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出版，本书广泛调查金石著作、考古报告、石刻图录、地方文献等，搜罗完备，剔除伪志误收，辑录历代出土的五代十国墓志共四百二十余方，十国墓志收录的下限以各国灭亡时间为准。本书据志主姓名另拟志题并编制目录，书后附有完整的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书封
专著、文集出版
在学科繁荣的情况下，出版了一批考古专著，有考古报告、会议论文集、个人文集。韩国河主编《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研究》，是郑州举办的“根与魂：考古学视野下不断裂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分为“考古理论研究”、“文化变迁研究”和“物质文明研究”三个部分，涵盖了聚落、城市、墓葬、手工业、简牍、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科学出版社，202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者文集中，像沈睿文的《墓葬中的礼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齐东方的《行走在汉唐之间》（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等；还有其他学者文集，像《何士骥文存》（方遥、龎壮城著，清华国学研究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展览图录有《中兹神州：绚烂的唐代洛阳城》、《尘外千年：定州静志寺、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文物展》等。
2022年隋唐考古的总体动态为，在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研究逐渐进入一个尝试突破、主动探索、孕育转型的重要时期，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值得关注。一是城址考古，都城考古由宫皇城向里坊、市场转变，地方城址、边疆城址异军突起，城址研究逐渐展现出为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过程提供实证的新格局；二是墓葬制度的研究，帝陵研究注重历史长时段中的关键节点，譬如隋代帝陵制度、五代帝陵制度的探索。一般墓葬研究突破个体与细节的局限性，尝试开展宏观的、长时段的综合考察。展望未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将在保持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客观性的史料基础之上，更多关注长时段、全局性、本质性的重大考古问题，坚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考古学的独特理论与方法，与文献史学比翼双飞，共同阐释和书写隋唐历史与文明。
理论思考与创新
在与传统的文献史学从同质互补发展到异质互动的当下，历史时期考古学反思当今的学科定位，明确学科任务与学术发展方向，以强调考古学的独立性，并力图走出史学一统的局面成为当下热点。在考古百年时关于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大讨论之后，这种理论思考仍在继续。
刘毅提出以考古学为主体视角的文献利用，是从考古学立场出发，借助真实可信的历史文献资料分析解读考古材料，最大程度地还原其产生或形成之时的场景实境，构建新的历史记录（《明确主体 发微知著——宋辽及以后考古学研究中的文献利用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陈淳认为考古学的历史重建与文献历史有本质的区别，其研究材料的物质性决定了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手段的帮助，以提炼其中不可直观的隐形信息。而且，考古学与历史学相比，更加擅长探索环境、生业、技术、人口和社会复杂化的长时段发展。考古学擅长重建的并非历史文献的那种政治史和编年史，而是人类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将自己组织起来，从原始游群向国家和文明社会发展的整体史（《建立历史、科技和人文整合的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7日）。徐坚认为即使与历史文献学密切相关，历史考古学也无法印证历史事件，更不应以此为学科目标，而只能从考古学材料本身属性出发，建构独特的群体史和趋势史。只有在各自独立完成整体性历史面貌的复原后，历史考古学和文献历史学才有可能开展对话（《三角缘神兽镜再检讨：从金石学、以物证史到历史考古学》，《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施劲松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并不仅仅是物质遗存和文字两类材料互补、互证那么简单。用文献书写、建构的历史是为某种“观念”贯穿的历史，因而呈现出连续性。在纷繁复杂的考古材料中却不存在这样的“观念”，由考古材料建构的历史可能具有多个发展线条，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多层面的历史。因此，考古学与历史学都在进行建构，但材料、方法、路径不同，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其意义在于将不同的历史发展线索相交织，从而使全球史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贴近历史的原貌（《中国考古学与世界古代文明图景》，《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历史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形成异质互动的同时，也要继续改善和发挥其类型学和地层学优势，为历史重建和社会演变提供更加细致、精密的时空框架，融合科技考古的手段，为环境、技术、经济、贸易和人口变迁提供关键信息。历史考古学要以融合的学科视野，不断尝试创新，寻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思维、研究方法，努力探索新视角及新方法，才能在与文献史学互动中发挥本身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