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速递 | 金石传拓技艺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特展是上海博物馆首次举办的以传拓技艺为主题的展览，展期将持续至10月8日。本次特展题名出自《周易·益卦·彖传》中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句话的意思是变通趋时，把握时机，做出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和选择。传拓技艺发展千年，虽然看似变化不大，但其实不同时期使用的技术和目的，传拓服务的对象都各不相同。“与时偕行”的意义与传拓技法的发展过程非常吻合，因此将它定为本次展览的题目。
本次特展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化传承的实用技艺”，主要介绍传拓技艺的追溯和作为文化传承的实用载体。传拓技艺是我国一项独特的文献“复印”技术，根据已知资料推测，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传拓技艺初期主要用于传拓碑碣刻石铭文。至宋代刻帖业发达，拓本盛行。通过传拓得以留存大量珍贵历史资料。伴随金石学兴起，传拓技艺不仅用于刻石，也开始用于传拓青铜器铭文等资料。
第二部分“墨拓入画的艺术表现”，展现了传拓技艺的创新和衍生出来的艺术表现。伴随晚清时期全形拓技艺等新技法的出现，传拓技艺摆脱了以往平面上无法表达立体器形的束缚，让传拓作品不仅仅作为内容复印的载体，也成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其中不乏古人对技法的探索和以传拓与绘画等结合进行的二次创作，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第三部分“金石传拓的传承保护”，重点展示了当代金石传拓技艺在博物馆中如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保护作出贡献的。传拓技艺“全真”与“全形”的变化与取舍，以及拓片作为重要资料，始终出现于展厅和各类出版的金石类图书中。运用拓片资料也是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的传统。
部分重点展品
图1
司母戊方鼎拓本（图1） 上海博物馆藏 司母戊方鼎（亦称后母戊方鼎）为商代晚期青铜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这件鼎造型宏伟雄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拓本中间为方鼎正面全形，鼎口上方为器内壁铸铭“司母戊”拓片，右上为题耑“安阳大鼎”，下为题跋，题跋末钤“中博”印，拓本左下近鼎足处钤“国立中央博物院藏”印。拓本有拼接痕迹，采用分纸拓法，先将方鼎各部位依次拓出，再托裱组合而成，是金石器物传拓中常见的表现手法。关于此拓本制作的年代，题跋中称方鼎1946年运来南京，而题跋落款时间却是1949年12月14日，因此拓本是在这段时间内制作，这也应当是司母戊方鼎在1939年出土后制作的第一批完整拓本。此外，题跋没有落款人，据内容与字迹分析，推测为国立中央博物院任职的曾昭燏先生所题。
图2
温泉铭拓本（以1：1照片形式展出）（图2）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并书，刻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原石已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拓本实物。残卷五十行，尾题“永徽四年（653）八月□日圉谷府果毅儿”墨书一行，墨色黑亮饱满，字口清晰，拓工精良，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由此判断，唐代初期已经熟练掌握传拓技艺。
图3
北宋 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拓本（图3） 上海博物馆藏 原碑由沙门怀仁历时二十余年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672）刻制成行书的碑文，立于长安弘福寺，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本册，系宋内府之物，累经明代晋王府、董其昌，清代魏绍濂、郭尚先、铁保、孙星衍、周祖培、何绍基、何绍业、何绍京、顾莼、周寿昌等寓目品题。该册六行“纠”字末笔大部分完好，十五行“慈”字俱全，廿一行“缘”字左下捺笔完整，廿三行“内出”“出”字尚见下部，笔意不损，应为北宋拓本。王壮弘曾指出，此本系淡墨擦拓本。因擦拓法利于突显细微的用笔细节，而传世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多为浓墨所拓，淡墨擦拓甚为罕见。
图4
西汉 竟宁元年雁足灯（图4） 上海博物馆藏 李荫轩、邱辉捐赠 整器由灯盘、雁足、不规则形底座组成。雁足腿关节形象逼真，蹼爪造型有力。灯盘外底刻铭文四十字。根据灯盘外底所刻铭文，可以知道这件灯制造于西汉竟宁元年（前33），为皇后之宫所有，自铭为“雁足灯”。西汉时期雁足灯比较流行，为宫中常用灯具之一。清道光年间，藏家程洪溥多次邀请僧人六舟——全形拓技艺发展中的代表人物，为其千余件青铜器传拓，《剔灯图》便诞生于此期间。卷中央为全形拓，一倒一正并置。倒立的灯身上有缩小化的六舟小像，俯身于灯盘底部剔洗铭文。正立灯身上六舟小像站于灯足上作摩挲状。《剔灯图》是六舟乃至全形拓技艺发展早期最负盛名的作品。以往展览中我们见到过各式拓本，却没看到过实物，这次特展中可以看到真实的雁足灯原器，并将之和上海图书馆藏《剔灯图》高清放大图对照展出，十分难得。
图5
毛公鼎全形拓（图5） 上海博物馆藏 此件为陈介祺毛公鼎拓本之中期作品，上部毛公鼎铭文为左右两纸拓出，呈足靴状。因毛公鼎铭文满铸内壁一侧，无论传拓还是托裱皆难度极高，所以毛公鼎铭文拓片出现过四瓣式、上下两瓣式和左右足靴式等各种尝试。此拓本为左右足靴式，部分文字出现重叠现象，直至清末民初毛公鼎的铭文传拓技法日趋成熟完善，此种现象才逐渐消失。此拓本毛公鼎的器身采用陈介祺代表性的全形拓分纸拓法，器身各部位分纸分次拓成，毛公鼎一足在前，足腿根部与器腹部有重叠痕迹。装裱时将各部位拓片依据草图拼为完整的图形，拓工精湛。
图6
大盂鼎全形拓（图6） 上海博物馆藏 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期青铜器，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几经递藏，后归潘祖荫。1951 年，潘家后人潘达于先生将大克鼎和大盂鼎捐赠国家。1952年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上海博物馆最重要的展品之一。1959年入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拓本上方为大盂鼎铭文，下方为全形拓。大盂鼎铭文根据传拓时间不同分为关中本和京师拓本，早期关中拓本因土锈，铭文下半部字迹漫漶不清，铭文倒数第三列为“王臣十又二白”，这时的拓本称之为“二白本”。后期京师拓本因剔除土锈后下半部铭文比之原来清晰易于辨认，最明显的特征为“二”多一笔变为“三”，因此也被称为“三白本”。此件拓本上方和下方器内铭文均为“三白本”。大盂鼎全形拓器身偏向左侧，后足略偏向右侧，采用微侧俯视视角，微侧的视角正好可以在全形拓中同时展现鼎内铭文和鼎耳两侧的内外纹饰，这是此时期鼎类全形拓一个常用构图，鼎足腿根部分纹饰与器腹底部重叠，采用全形拓整纸拓法。
图7
吴大澂愙斋集古图（图7） 上海博物馆藏 《愙斋集古图》卷以绘画与墨拓的形式构成，上海博物馆共藏有两卷。上卷由任薰绘制，下卷则由胡琴涵写像，陆恢补景。吴大澂金石收藏甚富，通过任薰等绘制的愙斋景象，可以想见当日之貌，图中商彝周鼎、秦权唐石杂然并陈，宝光莹莹，粲然可观。卷后所附长卷，汇集了吴氏所藏金石文物的全形拓与铭文拓片，并有吴大澂考释题记，备览器形、纹饰及铭文，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愙斋集古图》中所收青铜拓片中的原件，如邓伯盨盖、贤簋盖、贤簋、陆父甲角等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本次展览中展出的7件原器与拓本可以兹对照。
图 8-1 涂朱甲骨刻辞拓本
图8-2涂朱甲骨刻辞
涂朱刻辞牛胛骨（附拓本）（图8） 上海博物馆藏 此系商王占卜所用牛肩胛骨，残存上部，正反两面均刻有甲骨文，内容为卜辞，字中涂有朱砂。甲骨出土后往往碎裂四散，甲骨文刻划纤细，肉眼往往难以辨识，墨拓可使字口黑白分明、纤毫毕现。利用拓片，学者可对其进行拼缀复原。如本版上海博物馆藏骨（上部），可与故宫博物院藏骨（中部）、清华大学藏骨（下部）拼合，复原出一次商王车祸记录、一次商代彩虹记录等罕见史料，弥足珍贵。
图9
父乙觯（附拓本）（图9） 上海博物馆藏 器呈椭圆形，器身修长，侈口有盖。器盖同铭三字。拓片左侧为盖（上）、器（下）铭文。右侧从上至下为器盖，器身颈部，腹部和圈足纹饰拓片，均采取对称段落。此类造型的圆形器物多有圆弧面，采用全形拓技术可以展现整体形态，但纹饰内容不可避免会有缺失，因此，作为研究资料，分段传拓可使纹饰内容自然弯曲展开，利于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