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研究者通常并不关心考古学与科学的关系，他们更关心如何解决具体的问题。从科学性的视角来看考古学，来看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就会注意到，解决具体问题时可能会遇到科学性不足的困难。早在20世纪60年代过程考古学兴起的时候，批评者就注意到，当时的考古学研究很不科学。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来研究人类过去的，但是物质遗存并不会讲话，也就是说，我们从物质遗存中所得到的信息都必须依赖考古推理。如何才能获得更可靠的考古推理呢？考古学家至少需要把推理过程及推理所依赖的前提与原理摆出来，而不是忽视其存在。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么考古推理必定是想当然而已，可靠性并不高，而且也很难及时改正。再者，考古学家所研究的物质遗存是一系列自然与文化改造过程的产物，并不是前人活动原封不同的遗留。如果不能了解物质遗存的形成过程，那么它的客观性也就很值得怀疑。
在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前，考古学家重建过去时所依赖的考古推理基本上只有归纳，即尽可能获取更多的考古材料，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认识。但是，归纳本身是不完全推理，发现一万只天鹅是白色的，不等于下一只肯定还是白色的。而且，考古学是一门历史学科，涉及时间问题，考古学家所重建的过去是对是错，无法进行检验。除非考古学家只是讨论物质遗存本身，如果要透物见人，就会遇到无法验证的困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物质遗存本身是零碎的，利用这些零碎的信息去拼合出来一个完整的过去，除非考古学家知道过去的轮廓是什么样的，就像拼合陶器一样。但是，如何才能得知过去的轮廓呢？考古学家大多借助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或是采用基于某些基本社会原理的推导，如卢梭、霍布斯用契约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这必定带来古今是否一致或是先入为主（理论先导）的诟病。过程考古学主张，与其装着视而不见，不如把这些暗含的推理摆到明面上来，这样更便于批评与修正。
过程考古学注意到，自然科学研究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建立了有效的演绎推理，即有了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广，运用理论的同时可以不断修正理论。物理学从牛顿力学体系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再到量子力学体系，技术上也产生了重大变革。考古学能够有自身的理论呢？毫无疑问，考古学要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必须要有自身的理论。19世纪现代考古学兴起之时，为了获取信息更加完备的材料，考古学家已经建立起来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其后又借用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在考古学中发展出来考古学文化理论，利用分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共性特征的物质遗存（即一个考古学文化）指代古代的某个社会群体，从而实现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目的。在微观上，为了了解一般器物的功能，考古学家通常都会借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材料，还会采用实验的方法，同时结合自然科学的分析手段，进一步确认器物的功能。不过，这些工作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上来，因此，宾福德提出考古学应该发展中程理论，形成具有原理性的认识，建立跨越从考古材料到古代人类行为之间鸿沟的桥梁。
宾福德的主张背后存在两个前提：一是人类行为具有模式，如狩猎采集者利用搜集自然资源为生，其生产与生活由此就有了相应的模式，其居址必定是流动的，必定带有季节性，其社会群体也是流动的，包括社会成员在内都是如此……既然存在模式，那么就有可能通过局部去了解整体，考古学家应该发展有关整体的理论。另一个前提是，人类是文化动物，文化是系统的，存在技术、社会、意识形态等不同层次但相互密切关联的众多变量，系统具有结构，也是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这也就意味着考古学需要自己去发展理论，构建不同时空范围不同类型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文化系统。当然，如果考古学家来做这些事情，也意味着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重叠。这也是为什么过程考古学的口号是“更科学，更人类学”的重要原因。更科学与更人类学是相辅相成的，考古学要向同自然科学学习，必定要发展演绎推理，也必定需要建立演绎推理所需要的理论前提。发展考古学的科学推理，过程考古学还特别强调要认识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从古人行为到物质遗存，再到考古材料，考古信息会经历一系列的编码与改造过程，考古学需要研究这些过程，从而保证考古材料的客观性，由此能够检验演绎出来的假说。
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形成的考古科学领域发展迅速，但正如与会研究者批评的那样，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两张皮”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努力把握考古学的关键问题应该是考古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而在在发展科学的考古推理上，则存在着推理逻辑单一，理论前提不明确，对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缺乏必要的分析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了考古学的科学性。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类比三种推理，发展考古学理论与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研究是加强考古学科学性的基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