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的“美国老朋友”——文德安

 

再回中国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田野的气息扑面而来，文德安（Anne Underhill）倍感亲切。放眼四望，盛夏的齐鲁大地热气蒸腾。

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对中国考古的付出，山东考古人铭记在心。最近，在庆祝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50周年大会上，文德安获颁“山东大学名誉教授”聘书。日照市博物馆特意收集了20多年来她在日照的工作照片，集结成册，修复好20年前的影像资料《文德安在日照》，一并赠予“老朋友”文德安。

在文德安的沟通和组织下，自1995年开始，由山东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了连续13年的考古调查工作，并于1998年至2001年对两城镇遗址进行了三次合作发掘。凝视着影像中当年还不到40岁的自己，如今已满头银发的文德安热泪盈眶。

文德安想起了1980年的那个夏天，那时她还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得知她即将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她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便试着在中文里找到与Anne Underhill发音相近的字，为她取了个中文名——“文德安”。

“文”，音似“Un”。仿佛是天意，文德安与中国的“文物”“文化”“文明”延续了大半生的缘分。

40多年来，文德安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学习中国考古，曾任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德安教授先后数十次来华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中英文的形式发表，在考古人类学、东亚考古、中国考古等专业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2年，她获得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奖”，是当时唯一获此殊荣的西方考古学家。她不遗余力参与中国文物保护，促进海外中国文物回流，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

 

 

 

 

 

 

行者无疆 “龙山文化”与“聚落考古”

一位美国学者，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选择中国的龙山文化作为研究方向？

“因为我特别喜欢数千年前的文明，我们无法通过文献了解那时人们的生活。”文德安解释，“龙山时代的社会出现了很重要的变化，城市开始发展，人们能制作非常精美的陶器，技术水平很高，还出现了贸易。”她极其渴望跨过山海、越过时光去探索那背后的复杂成因。

199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使我国考古学界与国外的合作有了明确的规范。1994 年，文德安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华北地区龙山文化陶器生产模式的变迁》，第一次来到山东大学，那时中美考古方面的合作还很少。自1995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与耶鲁大学、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在鲁东南地区合作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两城镇遗址的考古发掘。

回忆起那段持续多年的合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荣聘教授栾丰实评价道：“它革新田野考古的顶层设计和方法体系，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聚落考古工作方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区域视角和解释模式，在考古信息提取技术和多学科合作研究方面开风气之先，推动中国考古学由谱系研究向社会研究转型。”

在文德安眼里，中国的聚落考古已取得显著进展。“过去的几年里，在山东和中国其他地区对大型遗址的区域调查和发掘，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她认为，这些成果提供了很多关于聚落考古的新见解，特别是如石峁遗址等以前研究较少的区域。而焦家遗址等地的发掘，则为聚落内部结构历时性变化提供了新信息。新的测绘技术，如RTK和无人机的应用，对揭示聚落组织变化非常有效。

文德安希望，未来的项目能够通过区域调查和发掘相对较小的遗址来了解各地聚落的情况。“了解生活在大型聚落中的人们与附近小型聚落的互动，对于了解古代社会将非常有意义。例如，我们需要了解各种聚落从事的生产活动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地区的不同聚落之间，是否存在石器、陶器、食物和原材料的交换？”她认为，只有通过分析相对丰富的考古背景信息和清晰的文化遗存，我们才能回答这些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遗址和区域在自身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和交换，而不是仅限于了解贵族阶层是否以及如何管理某些商品的生产。这对于揭示各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差异非常重要。

2016年，《两城镇1998-2001年发掘报告》出版。但山东大学与耶鲁大学在考古领域的合作并未止步于此，多项合作持续开展至今。

其中一项合作是通过岩相学等方法来继续研究两城镇遗址的陶器分析 (参见Druc et al. 2018, Druc et al. 2021)，以及石器相关研究 (Luan et al. 2021) 。文德安说：“我们在2021年发表了一篇重点关注两城镇城市化进程的长篇英文文章 (Underhill et al. 2021)。2022年，我们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 (Fang et al. 2022)，更新了我们的中文著作(Fang et al. 2012)中关于1995-2007年区域调查的信息。”

另一项合作是发展古地磁测年的方法，团队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一篇展示初期成果的文章 (Wang et al. 2023)。在2020年和2021年，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他们仍在持续进行合作，邀请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博士生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学者无涯“文明探源”与“考古中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多年来，文德安持续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她谦虚地说：“对于这些庞大系统的工程，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文德安很高兴地了解到，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许多重要遗址，甚至包括一些很早之前就已被发现的遗址，都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支持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她认为这些新的研究是建立在之前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的。

“‘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广泛的话题，考古学家可以关注不同的子话题。”文德安以她在山东日照地区的合作研究为例，进一步解释，“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当人们决定居住在城市时，他们认为这样有什么好处？从一个遗址和大的区域来看，手工艺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古人建造护城河、管理水源以及建造不同类型的房屋和围墙的工程技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制作各种陶器和石器的技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她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如何因地区而异非常重要。

“在我的理解中，‘考古中国’项目涵盖了中国不同时期重要遗址的发掘研究，这其中包括了一些以前没有调查过的地理区域。”文德安认为，考古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中国各个地区过去生活方式的宝贵信息，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而认识“何以中国”。以考古中国·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研究项目为例，可以从区域考古、区域历史的角度，研究三代国家由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的过程，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动因。回忆起当年发掘两城镇遗址时，有很多当地学校的学生过来帮助开展发掘工作，她说：“他们探索的就是自己祖先的活动、自己文化的遗产。”

“来自中国的考古信息，对于世界考古学家研究诸如农业起源、人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变化如何影响工艺生产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差异等主题至关重要。”文德安感到很幸运，能有那么多的机会在中国了解更多关于考古学的知识，并且一直在努力通过教学和英文出版物分享她所学到的知识。

 

 

师者无华 “师风传承”与“应变开新”

春秋迭易，在文德安的学术生涯中，始终难忘理查德·皮尔森（Richard Pearson）、严文明、张光直等老师的点拨教诲。为人师者之后，她也谨记传承他们的治学之道，不忘奖掖后学。

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研初期，文德安对中国考古知之甚少且中文水平有限，她的导师理查德·皮尔森教授并未因此将她拒之门外，而是悉心向她传授中国考古、东亚考古知识。她说：“成为一名教授后，我也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对中国考古感兴趣的学生，即使他们之前没有任何背景。”

1987年，文德安来到北京大学进修，师从严文明教授。在严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全面学习中国考古学，也因此跟山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严教授帮助我了解了龙山文化陶器研究的基本原理，激励我更好地学习聚落考古。”离开北大后，文德安在攻读博士和早期学术生涯中，每次往返中美都要来看望先生，“给严老师汇报”。

在文德安执教的耶鲁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她致力于帮助学生了解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对于专攻中国相关研究的学生，她在必要时会支持他们进行语言培训，以使他们掌握比她更好的中文水平，从而更容易获得研究项目支持。

受到皮尔森教授的启发，她还意识到东亚考古学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因此除了中国考古学之外，还开设了一门关于东亚考古学的课程，内容包括东南亚部分地区、日本和韩国的考古研究。

文德安在耶鲁大学培养的研究中国的研究生有着多样的兴趣，她努力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求学道路上给予帮助，就像皮尔森教授和严教授为她所做的那样。她笑道：“我发现年龄增长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机会观察以前的学生在考古领域逐渐学有所成的过程。”

“1994年，我有幸作为访问博士后，与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短暂地相遇。张先生当时在哈佛大学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中国考古学》课程，每周五主持‘东亚考古讲座’。他始终对每个学生的学术研究目标保持包容，即使在他健康恶化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这样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忆及张光直先生，文德安始终心怀感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贯中西的张光直就开始推动中美合作考古项目。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践行先生夙愿。

一代代考古人接续奋斗，中国考古在叩响历史的路程中，留下了一个个扎实而推陈出新的足迹。几十年来，文德安既是中美合作考古的参与者，也是中国考古应变开新的见证者。

“我还清楚记得当年在日照地区的合作调查和发掘项目中，我们项目组所有人都对新开发出来的数码相机的应用感到非常兴奋！使用全站仪绘制两城镇这种大型遗址地图非常缓慢，我们必须依靠便携式无线电互相联系。”与当年相比，文德安感慨于如今新测绘技术（如RTK和无人机）的进步，这些新方法比以前使用的方法更快更有效。

除了新测绘技术外，对不同种类文物成分分析及其功能的研究方法也得到持续的发展。文德安说：“中国很多机构院校建立了出色的新实验室，配备了处理各种材料分析的设备。比如说，我不知道在美国有哪个实验室像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的实验室那样能进行室内发掘。”

“每次访问中国，我遇到的考古学者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拥有极强的奉献精神。在研究古代社会时，他们不仅努力、热情，也展现出很高的专业性。”文德安还发现，在中国考古业界和高校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考古学者表现出色，“这一点让我非常欣慰，这在美国也是一种显著趋势。”

文德安注意到，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考古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考古的英文出版物数量显著增加，这令人非常振奋，对英语读者来说，了解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重要。她欣慰于考古学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从而推动了技术、方法、理论等方面的有益探讨，例如，中国研究玉石生产的考古学家可以向中美洲等地的专家借鉴经验。

 

 

 

 

使者无界 “文化交流”与“文物回流”

“考古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探究过去，而且在于理解现在。”文德安在持续推动中美合作考古的同时，逐渐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她曾被国务院授予2008年度“国家友谊奖”，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文化友好使者”称号，被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荣誉市民”称号。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很幸运，我有机会观察中国的变化，了解这样的变化能帮助我比较好地理解现在的中国，同时也更好地理解古代的中国。”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教授，文德安意识到她需要帮助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不仅理解古代的中国，而且理解现在的中国。她强调：“他们也的确需要理解现在的中国。”

“根据我的观察，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考古发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积极参观博物馆，包括那些从中国借来的展品，也有不少人努力前往中国的遗址和博物馆参观。”文德安的家人很喜欢听她分享在中国的经历和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她说，“几年前，我在中国考察期间，我的一位亲人专程来中国拜访我，非常享受这段经历。”

“世界需要我们两国之间更多的沟通和了解。”文德安的亲身经历证明，通过合作进行调查、发掘和分析古代遗迹的研究实践，中美两国学者都能从中受益。她说：“在两城镇的区域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我也喜欢与当地居民交谈，包括那些协助我们发掘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看法，对我很有帮助。”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走动、交流、合作中愈发深入。

多年来，文德安一直呼吁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促进文物回流。中美双边协定每5年一签，自2009年首签后，2014年续签。续签并不顺利，期间文德安等人仗义执言，保证了这份双边协议持续执行。

今年6月，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咨询委员会（CPAC）与美国教育和文化局举办了一场在线公众听证会，听取了支持或反对续签中美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MOU）以加强对中国文化物品进口的限制的意见。文德安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并在会上发言。她说：“其他与会者也发表了讲话，包括支持续签的考古学家和反对续签的艺术品交易商。我们需要等待CPAC委员会讨论所收到的意见并做出决定。”

文明无界，察古知今。中华文明有一种洞穿历史、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持久而深沉，它经由考古研究阐释洞悉人类来路、烛照未知前路；它的光芒照进当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它吸引着一位位文德安这样的学者倾尽毕生，孜孜以求。

结束在中国持续近一个月的考察调研工作，文德安启程返美。面对送行的“中国老朋友”，她挥手道别，高声约定：“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