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与契丹辽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8月8日至10日，“宋元时期民族交融的考古学研究与契丹辽文化国际研讨会”于辽上京遗址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举办。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峰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赤峰市博物院、中共巴林左旗旗委、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协办。来自科研院所、高校和文博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其中31位学者发表了学术报告。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中共巴林左旗旗委书记任玺，赤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国华，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主席台
开幕式会场会议代表
参会代表合影
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契丹辽王朝的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唐宋辽金元诸王朝城址墓葬等重要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的史实、从考古学视角探讨中华民族国家内的诸民族和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学术演讲分为8场进行，杭侃、杨勇、陈永志、彭善国、汪勃、盖志勇、赵永军、周必素等8位专家分别主持了各场研讨并作评议。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契丹辽王朝的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一）辽朝政治文化重要价值的阐释与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作了题为《辽朝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的演讲，以辽上京、辽祖陵的新发现为基础，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探寻契丹辽王朝历史，认为辽朝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中曾做出了重要贡献：拓展了中国北部的统治范围；融合了游牧与农耕文化，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中国”的开始；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并在古代中外文化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蒙古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永志研究馆员的报告题为《辽代文物所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辽朝京畿地区高等级墓葬中所出土的壁画、金银器、玉器、琥珀、瓷器、丝绸、墓志碑刻等文物为材料，多角度分析辽代文物中所见的汉族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全面阐释了中国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彭善国教授以《考古材料所见之渤海国与契丹国》为题，介绍了渤海故地的契丹辽遗存，分析了契丹辽文化中建筑构件、建筑要素、日用陶器等所见的渤海因素，从而探讨契丹与渤海的关系与文化交融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古代史研究所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室主任康鹏副研究员的《辽朝“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观》，通过爬梳文献，提出辽朝“天下一家”的天下秩序观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契丹自认为炎黄后裔、华夏子孙，宣称与中原王朝同宗共祖，此种认同感打破了血缘上的隔阂；二是契丹与中原王朝构建拟制亲属关系，令“天下一家”具象化；三是在政治名号上，辽朝极力争取与中原王朝对等的地位，互称南朝、北朝，意味天下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由“一家人”分而治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邱靖嘉副教授的《“皇都”建置与契丹开国方略》，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提出辽上京至少在辽前期应是名副其实的国都，与移动式捺钵行政中枢构成“双政治中心”，同时发挥作用。辽朝“皇都”存在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新规划的都城，在城市形制和建筑布局上如何体现国家治理的方式和意志。
（二）辽代城址、墓葬、手工业的重要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作了题为《辽上京遗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报告。在全面总结辽上京考古队工作理念和十余年来的重要考古成果基础上，重点介绍了2022年度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南向建筑基址及其院落布局的考古发掘情况；通过精耕细作的发掘和关键性解剖获知，该建筑在辽金两代有三次大规模营建，确认了各次营建的建筑台基四至和柱网结构，厘清了建筑的营建次第；并指出这座南向建筑基址规模之大、规制之高，表明其是辽上京皇城内地位显赫的高等级建置，其建筑朝向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其建筑性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泽宇以《辽上京皇城南部一号街道出土瓷器初步研究》为题，梳理、分析了辽上京一号街道遗址发掘所见的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陶瓷类遗存，结合层位关系、遗迹关系等，将之分为辽代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前段、金代后期后段、金末-元中晚期五阶段。各阶段陶瓷器文化面貌差异明显，为构建辽上京区域陶瓷器等遗物的分期序列、建立辽上京城址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支撑。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欣怡的报告《辽代龙泉务窑瓷器流布初探》，通过识别、分析辽代城址、墓葬、寺庙中出土的龙泉务窑瓷器，认为其流布范围南起北京及周边地区，北至内蒙古赤峰，东及黑龙江兰西山湾城，西抵河北宣化，以辽南京、中京和上京都城及周边地区最为集中，辽西京、东京地区亦有相当数量的发现，流布时间主要集中于辽代中晚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岳天懿以《辽祖陵遗址出土的特形檐头筒瓦初步研究》为题，对辽祖陵遗址出土的檐头筒瓦材料进行了辨识，分析其工艺，认为对接圆形瓦筒的特形檐头筒瓦在辽境内从辽朝早期一直流行至辽亡，其出现年代约可上溯至南北朝，是辽王朝对中原北方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瓦作体系继承和创新的产物。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佐川正敏报告题为《蒙古国辽代“亲托尔戈意城址”发现的窑址和砖瓦特点及其对比研究》，介绍了辽代地方城亲托尔戈意城址的窑址结构及其所烧砖瓦，同时和首都辽上京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在制瓦上上京和地方关系密切，受统一管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苏军强报告题为《辽宁北镇新立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介绍了辽宁省北镇市新立遗址内一座高等级建筑址和两座大型墓葬的规模、布局、结构与出土文物。通过与内蒙古辽庆陵对比分析，结合遗存特征，认为新立遗址一号基址为辽乾陵陵前享殿，新立M2为辽乾陵玄宫，而新立遗址为辽乾陵的核心区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盖志勇研究馆员的《辽代圣宗贵妃墓的考古学观察》，介绍了辽代圣宗贵妃墓的形制结构、出土随葬品等情况，以及辽滦河行宫建筑基址的发掘收获，通过对两处不同类型遗址进行考古学观察，揭示了辽圣宗时期的政治、经济、贸易状况。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心怡作题为《试论辽代墓葬形制的演变——以多角形墓为中心》的报告，梳理了辽墓的演变，着重探讨多角形墓室结构，并将辽和北宋境内多角形墓室进行比较，最后提出将多角形墓室联系到砖塔等砖构多角形建筑背景中展开研究的思路。
韩国牧园大学兼职教授成叙永的《辽皇室建造六角塔与安奉六角法舍利塔研究》，以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塔遗址为研究对象，关注佛塔遗址出土文物，列举了辽代佛塔中供奉或表现六角舍利塔的现象，以此为基础试图解析辽上京皇城大塔中所反映的辽皇室宗教意愿和政治意图。
二、唐宋辽金元时期诸王朝城址、墓葬等重要考古发现见证多民族融合的史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任冠的《丝绸之路新北道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以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为例》，介绍了近六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发掘情况，勾勒出唐朝墩古城遗址的形制布局与不同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并以公共浴场、佛寺和景教寺院等典型建筑基址为切入点探讨、揭示天山北麓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侯知军以《文献与考古经纬中的孛罗城及其他》为题，梳理文献与过往考古工作，认为达勒特古城为孛罗城旧址，至迟于西辽时期即已存在，其人群构成复杂，城内手工业、商贸内容多样，遗存、技术上均有东、西方影响之印记。孛罗城恰当中华民族再融合的重要阶段，是宋元时期西域各族群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杨勇研究员以《从西南夷到云南——古代西南边疆与中原关系及其演变的考古学观察》为题，从考古材料出发，通过对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及其变迁的观察和分析，揭示西南边疆从“西南夷”，经秦汉边郡、两晋南朝边州、南诏大理的建立，到元明清行省等时期的发展及其与内地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忠华副研究馆员的《南诏太和城考古新发现》，介绍了南诏太和城城址的概况和基本布局，以及2016年至2020年考古发掘情况等，认为太和城展示了南诏初期的都城面貌，兼具山城和平原城的特点，是南诏城址由山城向平原城发展的过渡形态。南诏大理国时期建筑样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同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馆员以《贵州宋元考古重要发现所反映的边疆社会》为题，介绍了贵州地区以黔北、黔中地区为核心的宋元时期遗存。两区域宋元时期遗存分别代表了土司和土民两个阶层，客观反映了中央对边疆地区实施松弛有度的“羁縻”之治的管理成效，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永军研究馆员作题为《金上京遗址的考古实践和认识》的报告，梳理了金上京城址的文献与研究史，重点介绍了2013年以来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情况，总结了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收获。报告认为金上京城始建于金代，城内建筑址至少存在金代早、晚两期的遗存；南北两城为一体化构筑；皇城的南北中轴线布局为门址、殿址依次排列组合。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黄信研究馆员的《元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梳理了元中都遗址历史文献，回顾了过往考古工作，在此基础上明确元中都遗址2022年至2026年工作计划与学术定位。报告提出政治因素是元武宗诏建元中都的第一缘由，元中都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都城研究的理想之城，对于蒙元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永强、研究馆员王继红以《房山金陵遗址的考古发现》为题，回顾历年考古工作，介绍21世纪初主陵区考古发掘情况，揭示主陵区的构成与布局，强调房山金陵是女真族汉化的实证，陵寝若都邑、文化融合是对其进行考古与研究的重要思路。
三、从考古学视角、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建筑遗存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城仓正祥以《东亚都城工字形正殿的类型及其源流》为题，立足国际视野，试将东亚都城的工字形正殿以功能分为三类，梳理其发展脉络为：一类源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太极殿，从北宋中原都城传播到北方都城，延续发展到明清都城；二类源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宫城寝殿，向高句丽、渤海、日本等地区传播；三类是日本独特的样式，源自唐代太极殿内的东房和西房。
韩国高丽大学教授柳承龙的《现存的韩国高丽时代柱心包木造建筑的系统特性》，重点介绍了韩国三处现存的高丽时代柱心包木构建筑，并将其与中国同时期建筑个案进行比较，认为韩国高丽时代柱心包木构建筑融合了南北方建筑要素，继承了中国的抬梁式建筑结构。
（二）建筑构件及陶瓷器标本
韩国釜山福泉博物馆馆长崔晶惠带来题为《高丽瓦当所反映的北方文化》的分享，归纳高丽瓦当的形式和特点，梳理高丽瓦当的编年与发展脉络，认为高丽瓦当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辽金元朝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安琪报告题为《中国东北地区金代瓷器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系统地分析了东北地区金代出土瓷器的釉色品种、器型和产地，探讨了其年代，初步揭示了瓷器消费的面貌，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壁画资料，探讨了金代东北地区社会生活与陶瓷的关系。
（三）宗教遗存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解峰副研究馆员以《试论渤海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以考古学材料为中心》为题，对渤海国佛教发展进行历时性考察，解析其发展动因，认为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面貌在发展过程中与唐代中原地区逐步趋同。利用佛教增强域内不同族群族属认同的内因与通过佛教谋求与中原王朝文化认同的外因共同推动渤海国佛教的发展。契丹攻灭渤海后，在契丹政权主导下，渤海国的“沙门佛事”及普通佛教信众全面融入契丹社会，成为辽代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教授作题为《北宋思想的变革——以佛教遗存为中心》的报告，以北魏至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与国家统治的关系为背景，详细讨论了太祖、太宗、真宗时期宗教政策上的诸多变化及其与物质遗存的关系，认为至宋仁宗时期，治国理念转向儒学，北宋思想彻底转型。新儒学的出现，完成了唐宋的文化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副所长齐晓瑾以《泉州古城与宋元泉州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化形态——考古学视角下宋元泉州多元的城市文明》为题，结合地上建筑遗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宗教墓碑等石刻、泉州湾宋代海船内出土牌签竹尺等器物的综合研究，对泉州多元城市文明的形成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宋元泉州民族因商贸而多元一体、宗教因民族而多元存在、文化因民族宗教而兼容并蓄。
研讨会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研究员主持，内蒙古博物院名誉院长陈永志研究馆员进行学术总结，巴林左旗人民政府副旗长田晓辉致闭幕词。
辽上京考古发掘工地考察研讨
辽上京考古发掘工地考察
辽祖陵遗址考察研讨
随后的学术交流中，与会专家实地考察了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辽上京考古发掘工地现场、辽上京博物馆和辽祖陵遗址等。在辽上京遗址发掘工地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盈副研究员向专家们讲解了辽上京遗址近十年来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专家们对本年度所揭露建筑基址的形制结构、功能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辽祖陵遗址，董新林研究员为与会专家介绍了辽祖陵的陵区构成、陵园布局和祖陵营建理念等情况；与会专家对于祖州城西北角石房子的建筑特色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辽上京遗址十余年系统的城市考古工作基础上，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高水平会议。与会代表的学术报告，通过中华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文化的比较研究，拓展了契丹辽文化的研究视野，深刻揭示了契丹辽王朝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原文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动态过程。本次研讨会加深了我们对宋元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解，提升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认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