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名未｜美术考古新视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在京学者座谈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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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0 10:48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
2023年3月18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在京学者座谈会举行。来自美术史、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等学科的学者济济一堂，对于美术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黄小峰主持。[1]
“美术考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偶然性，来自郭沫若先生对于米海里司著作的翻译。[2]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科建设中，美术考古被归为“特殊考古学”，[3]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有“美术考古学”条，定义如下：“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4]这一词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先生撰写。座谈会上，八十八岁高龄的杨泓先生回忆，在1986年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时，夏鼐等先生都认为美术考古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彼时强调学科分野，但是这些年各学科之间融汇交流是一个大趋势，因此在美术院校设立美术考古研究中心，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成果。
相比于百科全书中的定义，如今美术考古的内涵与外延早已突破学科的藩篱。会上学者们回顾了美术考古的源流发展，对于美术考古的意义，特别是在早期中国研究、文明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在史学层面上的意义，进行了阐发和展望。多学科的交流共同书写了美术考古的新定义，也将成为美术考古研究的新起点。
在“美术考古学”词条中，既点明了美术考古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与美术史之间的区别，同时又看到二者在材料上的重合和关联。[5]排除学科建制因素，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所说，“美术考古是以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各种手段，通过与美术品相关的遗迹和遗物，来研究古代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领域。”从学术史来看，美术与考古的联系是悠远而紧密的，在具体研究中也难分彼此，特别是在石窟寺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和墓葬研究等方面。
关于石窟寺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援引徐苹芳先生的概括，以1950年代前后为一个分界，“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考古学的方法来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6]在此之前，石窟寺考古工作常由考古学与美术史学者共同参与，如1950年的雁北文物勘察团，宿白、王逊先生都有参与，其后出版的《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也强调多学科合作。此后，考古学在石窟寺的文物保护和年代框架上做了很多贡献，但艺术考古的开展还不够充分，今后亟待美术史家的参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也提到，多学科交流能够为石窟寺考古开拓更多议题，宿白先生进入石窟寺研究时，在佛教版本目录、建筑学甚至绘画方面，都已有相当多的积累。也希望考古专业的同学能够、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
敦煌吐鲁番研究亦与美术考古密切相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概括道，不论是石窟、寺院、墓葬出土物，还是各个藏经洞保存的美术品，不论是中国传统材料，还是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图像，大量出土文献的文本形态、装帧形式、书体书风，都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近些年敦煌吐鲁番研究在物质文化史、书籍史、丝绸之路交流史等方面的成果，也可推进美术考古研究的进步。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张鹏教授提到，美术考古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是学报创刊以来的重点内容建设之一，《美术研究》创刊号的封面即采自莫高窟第217窟壁画。此后数十年，每每有重大的考古发现，《美术研究》也都在学术研究的现场，及时刊发多学科的重要学术成果。今后也会大力支持学科建设，把美术考古这样一个学术方向，做深入做扎实，做出水平和高度。
墓葬研究更是美术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墓葬空间的整体性以及遗存形态的多样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也形成了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信立祥指出，考古学中的美术遗存构成了美术史研究的资料基础，尤其在丧葬、宗教方面，而这正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从实物材料出发能够发现更多问题，例如汉魏墓葬的装饰程度与墓葬等级不一定相符，推测高等级墓葬中有类似帛画的装饰品而今已不存，美术史能为墓葬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也提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在墓葬研究方面有深厚传统，如1955年王逊先生曾带领各地美术院校进修教师对南朝陵墓进行实地考察，而在70年代茹茹公主墓的发掘过程中，壁画系、美术史师生在汤池先生的带领下，实地参与到墓葬发掘过程中，留下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今后也希望美术考古的学生能够从一手资料出发进行研究。
此外，美术考古也同样关注建筑史及宫殿考古。故宫博物院考古部研究馆员徐海峰说道，近年来故宫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地上、地下元明清三代建筑的发掘，动态考察宫殿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古代建筑工艺。希望今后在御窑瓷器、官式建筑等研究中共同合作。
美术考古的实践不仅体现在研究中，还体现在教学中，不少考古学者都开设了美术考古相关课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曾开设美术考古课程，非常关注考古发现的美术史材料。他指出，美术与考古是无法分开的，是亲兄弟、孪生兄弟，在研究中需要取长补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李梅田也在开设美术考古课程，他说，大部分的美术品是属于历史时期，现在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吸收了美术考古的解释方法，在分类描述、分期分区之后，还可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未来则更需要人文学科内部的融通，不仅要解释物质文明史，更要探求精神文明史。
历史早期文字材料缺乏，考古发掘的图像和实物材料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石，而这又涉及文明的起源、形态等重要问题。美术考古正是从视觉、物质材料出发，考察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明。因此，美术考古在早期中国研究、文明研究中，具有特别的作用和意义。近几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进行，更多史前及三代遗存被发现，早期中国美术研究也被寄予了更多期望。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回顾了美院美术考古的学术传统，并期待在未来继续探寻美的源头，在学科融通的基础上，建立美术史研究新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培养新型的美术史人才。[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认为，文明包括文化和社会两个部分，文化又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美术考古能够加深对于文明的认识，例如能够通过技法、纹饰等，探寻中华先民的意识观念、心理体系等。[8]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也指出，考古出土的物质与图像材料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如何解释这些早期材料十分重要。而在历史时代，仅靠文字描绘的历史是有限的，因此活化历史场景也需要图像和物质材料，需要美术史学者的参与。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科技史与考古学、艺术史的结合令人瞩目，在早期中国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长期从事古代金属，他说：“通过各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古代艺术所依托的各种材料及其背景，而制作工艺是和艺术表达密切相关的。”中国青铜器在国际艺术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公认的，期待中心的成立继续推进早期艺术研究及科技史与艺术史的交流。
就文明研究来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认为，美术考古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美术考古凸显了文明研究的性质，通过图像、物质引领和追问根源性问题。其二，美术考古从文明总体出发，兼容了广义上古典学所研究的古物、文献、神话等内容，能够总体性地理解文明构造。其三，从方法论来说，现有的美术考古已汇总了地层学、类型学、图像学等手段，未来还会结合新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
近年来，美术考古材料大大充实了唐以前美术史的书写。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说：“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材料的积累，使得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材料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要重新讨论‘美术’的概念。”在最新编纂的“马工程”《中国美术史》教材中，[9]考古材料构成了唐以前的美术史书写，占到全书一半篇幅，而在传统美术史中，“唐以前几乎只是一个序章”。不过，他在编纂中也深感史前和商周美术研究的薄弱。相比于世界范围内不断衰落的早期研究，中国的材料仍层出不穷，期待未来美术史学者能够实质性地参与早期中国研究。
不仅是美术史，美术考古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世平回忆，金维诺先生曾说，“美术史是历史的部分，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史与论的结合；二是文献和实物的结合；三是考古学手段和审美方法之间的结合，即看待对象时不要局限于物质形态，也要关注于审美形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也说，这二、三十年来，美术史研究异军突起，所取得的成绩令人艳羡，而中央美院也有深厚的研究传统，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金维诺先生有较多接触，相信中心也将继续宏扬这一学术传统。
相比于传世文献和经典作品，美术考古的材料具有多元性、一般性特征，由此展开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等等，也展现了古代社会的多维图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葛承雍曾通过唐墓壁画、陶俑考察唐代中下层胡人，发言中，他强调对于艺术品的阐释不能脱离时代大背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同时具有世界眼光，抓住研究热点，发展央美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也指出，“美术史和考古学追根溯源解决的问题还是史学问题”，要通过实证研究，加深或突破已有的历史认知，而众多历史现象也期待美术史作答。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也十分关注造像碑、简帛等物质材料，他认为，一方面历史学者“不光要阅读文献，还要通过实物了解过去，甚至挑战既有认知。”另一方面，美术史学者能通过图像、实物研究，跳出文字记载传统，反思已有的历史学话语系统。因此，美术考古不仅有美术史、考古学的意义，也能够对宏大叙事提出新的认识，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开辟新的可能性。希望未来同学要加强阅读传世文献的能力，加深对于二十世纪学术史的了解。
会议最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耿朔进行了学术总结。他将会议内容归纳为美术考古的学术史回顾、在当下的内涵，以及今后工作建议三个方面。希望未来从材料自身生发，通过具体研究找寻适合中国考古材料的美术考古方法，也为当代美术创作提供历史养分。
由上可见，美术考古事业在中国已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不论其概念如何，从结果来看，美术考古业已与各学科产生不可分割的交集，不少学者皆有美术史、考古学双重研究背景。近些年，美术考古及时追踪新材料，在方法论上不断更新，同时与海外艺术史学界保持密切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自成立之初便站在美术与考古的交叉点上，其前身美术史系既是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史学科，同时也是考古学会第一届集体会员。人文学院成立后，尹吉男教授提出“开放的美术史”，促进跨学科交流。这一开放态度也成为人文学院的底色，延续至今，他对中心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正如人文学院教授李军所说：“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考古事业从五十年代创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从王逊、金维诺、汤池、王泷先生，到尹吉男、罗世平，再到贺西林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这样的事业从来没有中断，而且在发扬光大。中心的成立将会进一步诠释‘美术’的学术内涵，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中心主任贺西林教授谈到：“美术考古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随着田野考古视觉材料的大量出土，不仅是审美价值，图像的史料价值也日益突显。美术考古从传统美术史对于精英艺术的关注，扩展到一般的视觉遗存和物质遗存，强调重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年美术史也在不断融入大历史的建构和书写中。”
一种材料，多种方法，共同推进对于大历史的阐释，这既是现代学科交织形成的美术考古新视野，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之意义。
[1]胡译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中国文物报》2023年3月24日第2版。
[2]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郑岩教授有专文对“美术考古”一词进行溯源，进而对美术考古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参见郑岩《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第16-25页。近来巫鸿与郑岩教授又进行了一场“美术考古与考古美术”的对谈，纪要参见《巫鸿对谈郑岩：美术史和考古学，如何交融互动》，《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2022年8月5日。
[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特殊考古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4]《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一)》，“美术考古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522-523页。
[5]“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区别。”同上，第522页。
[6] 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第2期，第55页。
[7] 范迪安：《把握时代机遇开辟学术新境——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在京学者座谈会”上的致辞》，《美术研究》2023年第2期，第4页。
[8]王巍：《大力发展美术考古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在京学者座谈会”上的致辞》，《美术研究》2023年第2期，第5页。
[9]《中国美术史》编写组：《中国美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