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上如何做好古籍文献整理研究？陈力委员提出了这些思考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力

      记者：中办、国办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意见》中提出，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在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方面，请谈谈您的思考？作为新时代古籍研究者，如何充分挖掘其时代价值？

      陈力：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中。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是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岿然屹立、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

      文化既是一种表象，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是，一些基础的核心的思想观念却具有永恒的意义，如“仁”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说“仁者爱人”，用“仁”去处理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高深博大。这种思想，在过去几千年里是中华民族最高的道德追求，也应该是今天以及未来的道德追求，虽然具体的表述可能会变化，但本质却是一以贯之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用现代语言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诠释了“仁”的思想。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这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分析研究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天、面向未来都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因此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而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大多保存在古籍中。

      古籍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保存、利用、弘扬好这笔遗产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古籍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对于古籍工作者来说，我认为更重要的职责是保护好古籍，让更多的专业研究者、普通公众更方便地利用古籍。我几年前已从国家图书馆退休，现在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工作，我希望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文献学素养，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古籍。

       记者：您刚才提到，经典古籍不仅专供学者研究，还要供大众阅读学习。图书馆是古籍宣传普及的重要机构，您从事图书馆工作多年，在此方面有哪些体会与思考？

      陈力：我在图书馆工作了30多年，在图书馆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古籍阅览室，先后从事过古籍阅览服务、古籍整理与编目，也参与过《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我认为，同样是古籍工作，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与专门从事古籍研究的学者应当有不同的职责和研究重点。在我国存世的几千万册古籍中，绝大部分都收藏在各级各类图书馆中。做好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完整准确地揭示馆藏古籍、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是古籍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图书馆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古籍、揭示馆藏、服务读者，让更多人更方便地利用古籍、研究古籍，也就是“为人作嫁衣裳”。当然，“为人作嫁衣裳”也是需要专业知识的，在这个意义上，开展古籍研究，利用文献学知识去服务读者。

       今天我们已经迈入数字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让古籍化身千百，更深入地揭示古籍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我也高兴地看到，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意见》中专门提到“推进古籍数字化”，并且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相关工作。可以预料，古籍数字化，将成为未来图书馆古籍工作的重点。

      记者：文献学分支中有一门辨伪学，您曾经专门进行过相关研究。辨伪学在古籍文献研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陈力：辨伪学属于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是为了还原古籍的真实面貌。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今本〈竹书纪年〉研究》，之后也写过一些关于辨伪学的文章。

      古籍辨伪在中国是一门古老学问，很早人们就已经发现有些古书可能是后人依托、伪造的。《汉书·艺文志》中不少书就注明了“似依讬”“似后世语”。明代以后，辨伪学的理论与方法渐成体系，到清代成为“乾嘉之学”的重要内容，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等先生都有专门的研究。

      古籍辨伪不是为了抛弃“伪书”，而是为了还古籍以本来面目，比如某一文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作者或者编者是谁，文献内容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古籍辨伪最终的目的还是让专业的古籍研究者更准确地利用文献。

      记者：随着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科技赋能在古籍文献整理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您多次提及“数字人文研究”，能否简要介绍这一概念？数字人文研究在推动古籍整理研究、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有哪些助力？

      陈力：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们利用古籍有了更方便的条件。比如三四十年前，几乎每一个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人都得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古籍收藏机构去查阅古籍，费时、费钱、费心不说，如果遇到古籍的保存状况不佳，甚至没有编目，许多古籍都没法利用，学者们常有古籍“藏在深闺人未识”之叹。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改观。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有超过十万种古籍可以自由阅览，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重要的古籍收藏机构也都有大量特色古籍被数字化，古籍利用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而这些变化，除了人们特别是图书馆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外，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人文”目前在学术界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但是，对于什么是“数字人文”，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会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并开展相关研究。我认为，“数字人文”是在传统人文研究中引入数字技术及方法来研究的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数字人文不是简单的人文学科资料的数字转换，也不仅仅是在研究中引入数学建模、套用数字公式，而是利用数字技术和方法，通过对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并进行数据分析、信息和知识挖掘从而获得新的知识，或者使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使隐形化的知识显性化。比如说，关于《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试图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因为语言是有时代性的，且具有个人风格，因此有学者曾对前80回与后40回的字频、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如果人工进行，费时费力，而通过计算机进行处理，就方便容易多了。当然，现在计算机能够做的事更多了，包括古籍自动标点、文本分析与数据挖掘等，这使得古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目前，我关注的领域重点在古典知识库的建设上，这是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因为，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对象的数字人文研究中，也面临着不少难题：如何让计算机读懂中国的古书？如何借助计算机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在一些原本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史料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关联关系、因果关系的分析，形成新的证据链，从而发现新的知识？在进行古籍数字化——数字人文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时，如何通过语义关系让计算机准确判断古籍中一字多形、一形多义问题，进而作出正确选择？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专家系统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典知识库”来支持。

      知识库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工具。中国古典知识库，顾名思义，就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与中国古代社会有关的知识总集，是根据古代文献对古代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进行综合处理的信息系统。古典知识库不仅是实现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基础性工具，同时，它本身也是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部分，通过对超大数据、超大规模的古代知识的搜集、整理，本身就能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古典知识库建设是将散布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的知识析出，经过整理，将无序的知识有序化、体系化、结构化，变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数据。古典知识库的建设需要重点考虑以下问题：如何表达知识，如何认识古代知识的不同形态和不同类型，知识单元如何抽取和标引，如何处理隐性知识，如何揭示知识之间的关系。一个能够完整、准确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特点的古典知识库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支持古代文献的阅读、研究，支持古代文献的全文检索和语义检索，是拥有知识且具智能性的系统，是结构化、标准化、开放的、可扩展的知识平台。

      记者：您近期有哪些学术计划？

      陈力：目前正在进行《中国文献学史》的编撰，这是由我个人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预计今年底结项。这算是我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图书史》的姊妹篇，主要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到现代“文献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

      除此之外，我目前也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问题有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知识工具——类书、政书、专志等进行了一些研究，希望这些研究能够有助于前面提到的“古典知识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