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四期 | 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 ——以稻作农业为例

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推进相关成果的宣传推广，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网+客户端、人民网文娱联合承办的“探源中华文明”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线上播出第四期。本期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主讲《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以稻作农业为例》，讲座以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发展为例，揭示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相互关系。

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农业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拥有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相对充足、稳定的食物来源，进而促进人类定居生活产生、人口数量增加、生产力大幅提升、生产关系加速转变，为古代文明形成奠定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因此，农业起源研究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并列为考古学三大研究内容。

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何动因。考古研究表明，距今10000年左右，伴随着“新仙女木事件”（全球范围内突然降温）发生，自然环境恶化，人类被迫开始寻求新的食物来源：栽培农业。在此过程中，中国、西亚、中南美洲、非洲北部成为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为人类驯化出主要的家养动物和农作物。中国史前农业存在三个源流：北方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南方（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岭南地区以块茎类为主的热带原始农业。

研究表明，农业起源发展经历了较为缓慢的演变过程，而并非“农业革命”式的快速发生，现以中国史前稻作农业为例加以说明。

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主要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等。上山遗址是一处具有定居生活性质的聚落遗存，发现有房址、灰坑、红烧土面等生活遗迹，出土有较多陶器以及少量磨制石锛、石凿，打制镰形石刀等疑似收获工具，其中红烧土残块伴有大量炭化稻壳，浮选发现较多炭化稻米，陶片断面也可观察到陶土中掺合的稻壳。这些考古证据揭示，上山文化时期古代先民在采集野生稻的同时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实施了某些耕种行为，稻作农业起源过程的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距今10000年前。

上山文化陶器陶胎中掺杂的稻壳、稻叶

距今8000年前后是稻作农业起源发展的关键阶段，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和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和邓州八里岗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等一系列遗址发现有常年定居遗迹现象和稻作农业生产的相关证据，如炭化水稻遗存、田间杂草、石铲石镰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显现驯化特征的动物遗骸（狗和猪）等考古证据链说明距今8000年前的中国古代先民已经从事稻作农耕生产，并开始饲养家畜。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时稻作农业已有初步发展，动植物考古量化分析显示，渔猎和采集仍是当时人类的主要生计方式。

距今7000-6000年间，稻作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以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为我们展现出江南水乡的情景：临水而居的村落、成片的稻田以及大量的炭化稻米、精美的生产生活用具、较多的动物遗存等，显然稻谷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食物资源，但稻作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社会经济主体，通过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例如菱角、芡实，特别是栎果，仍然是当时不可或缺的食物资源之一。

田螺山遗址地层浮选出的炭化稻米

距今6000-5000年间，长江下游地区逐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稻作农业社会。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数量剧增，这在良渚文化表现得最为明显，这说明该地正经历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人类发展史中，人口增长速度总是受到基本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制约和调控，如果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度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所以良渚文化时期人口增长的现象应该与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为只有完全依靠相对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及其水利工程，其营建需要常年调配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无关的建筑劳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能够为社会提供较为充足的粮食。植物考古的新发现也证实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程度，余杭茅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的古稻田，具有经过规划和修整的稻田、田埂、道路和灌溉系统，莫角山宫殿基址边缘发现一处储藏粮食的窖穴，经估算原粮食储量可达13吨。由此可见，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应该摆脱采集狩猎经济生产阶段，正式进入稻作农业社会。

茅山遗址东区良渚文化晚期聚落

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坝的修建，反映出良渚文化拥有完善的、有效的、凌驾于群体之上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管理机构。反山遗址大型贵族墓葬与其他遗址小型墓葬在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上表现出的强烈反差、以及在良渚古城内发现的高大壮观的莫角山宫殿区，反映出良渚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瑶山和汇观山祭祀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特别是其中用于祭祀的玉琮和表现战争权威的玉钺，反映出良渚文化出现了神权和王权的观念和意识。这些考古证据说明，良渚文化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国家的建立是古代文明社会形成的核心标志，由此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成为一个可以实证的历史事实。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良渚文化不仅是稻作农业社会建立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和古代文明的出现同时发生在良渚文化时期，这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应该是一个相互衔接的、一脉相承的、完整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稻作农业社会的建立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古代文明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