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时期，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对于疆域内的边远地区往往采用巡视的方式宣示威德、加强统治。山东地区是秦汉皇帝东巡的重要区域，文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曾出巡至泰山、峄山及齐国“八神主”信仰体系中的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神祇并有所营建。
作为“八神主”中“四时主”祭祀地的琅琊台遗址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东、南、北三面濒临大海。《史记》载秦始皇曾于此“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后秦二世、汉武帝等亦曾巡幸至此，秦琅琊刻石即在这里发现。琅琊台遗址现存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等多处遗存，自20世纪70年代起，历经多次考古调查、勘探及抢救性清理工作，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以来，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琅琊台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区分别位于主峰的“大台”、山南的“窑沟”和大台东南的“亭子兰”等多个地点。
通过持续系统的发掘，琅琊台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基本呈现，确认了“大台”主体为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发现台下房间、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佐以早先发现的秦代刻石，基本可推定其为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南坡下的窑沟地点发现砖瓦窑分布区，出土了大量遗物，为台上建筑材料分期断代提供了较准确的依据。沿海的亭子兰地点发现规模较大、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具有齐国特征，对于追溯秦始皇东巡琅琊及筑琅琊台的历史渊源有重要价值。在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在琅琊台遗址及其周边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探，亦取得重要收获。
高台建筑规模庞大且气势恢宏
经考古发掘证实，位于琅琊台遗址中心，坐落在海拔高度183米山顶的“大台”主体是一座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汉以后建筑圮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基址遗存：“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通过复原测量，最上层台基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9米。虽然台顶建筑因已有设施占压无法开展工作，但通过持续发掘，台基西侧基本被全面揭露，壁面可观察到厚度8厘米左右、均匀的夯层，土质坚硬，夯面平整，工程质量极高。
台基西北角已坍塌，西南角保存较好，靠近西南角处发现空心砖铺成的登台踏步。台下中间偏南位置发现依附于台基的房间一处，房间由台基凹进空间与夯土墙合围构成，推测坐东朝西，面阔约18米，由于西侧被完全破坏，进深不详。室内地面未见铺砖痕迹，东北角、西南角存留有贴墙砖。地面北部发现石砌地漏设施一处，平面呈长方形，边长1.2—1.4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凿有方形孔洞。东北部发现门道一处，四角存有方形柱础石，门道向北发现与夯土台壁面平行排列的三个石柱础，推测为上有屋檐的走廊。
琅琊台遗址发现排水设施一组，平行于夯土台基边缘，由入水口、地下管道和石砌地漏构成，自北向南排水。入水口在房间以北的走廊西侧，由夯土上挖出的水沟和石砌水池两部分构成。水沟沟底倾斜，北高南低，水池位于水沟南部，底铺石板，石板南端与地下管道相连。水池和水沟交界处发现带有镂孔的方砖，可对排入管道的水进行过滤。管道由一头大、一头小的圆筒形陶管逐节套接组成，两列并排，残存长度约26米。管道为建设过程中预埋，陶管与夯土之间普遍有一层红褐色致密黏土，可能为加固和防渗之用。房间北部发现的石砌地漏下端与管道相连，因其位于入水口的下游，污物排入管道后可由上游来水进行更彻底的冲洗。除台基西侧外，大台东北部地势较低处也发现一段陶管道，此处陶管体量普遍较大，三列并排，由南向北排水，推测在其南侧应存在独立于主体建筑、有较高排水需求的重要附属建筑。
“大台”南、北均发现长条状夯土，其中南坡夯土较宽，夯层为倾斜状，推测为上山道路。琅琊台山体多石少土，如此庞大的建筑基址，其用土基本要从山下运来，取土、运输、夯筑和建造过程需要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的记载，考古发现的“大台”基址为体量巨大、标准极高的建筑工程，正与文献对应。另外，发掘中还发现了稍晚的重修改造迹象，包括台下房间废弃并填以夯土，地下管道堵塞而改为板瓦铺就的明沟等。据层位关系，重修年代当不晚于西汉时期。史料载始皇筑台后秦二世、汉武帝亦曾东巡至琅琊，礼祠四时主，重修或与之相关。
建筑构件类型丰富且特征鲜明
“大台”表土层下普遍存在较厚的倒塌堆积，其中出土大量遗物，主要为饰绳纹和瓦棱纹的筒瓦、板瓦，饰云纹和“千秋万岁”文字的圆形瓦当，素面或饰以花纹的铺地砖和经过加工、形状方正的石条、石块等。出土遗物基本为建筑材料，年代属秦汉时期，反映出山顶高台建筑体量之大、等级之高。那么，大量建材是就近制作还是由远处运来？
窑址区的发现解决了这批建筑材料的产地问题。通过细致的考古勘探，我们发现窑址区主要位于琅琊台南麓、当地村民俗称“窑沟”的深沟附近。目前发掘窑址9座，集中分布排列，均为西北—东南向，规模接近，长约8米、宽约3米。窑由操作间—火膛—窑室—烟道组成，火膛平面呈三角形，窑室呈长方形，末端有三个圆形或半圆形烟道。窑址区的北侧发现一条东北—西南向沟，下游通向现代“窑沟”，沟中出土大量遗物，据观察多为窑址废弃物。
窑址内及周边出土大量残断的板瓦、筒瓦、圆形云纹瓦、素面方砖及陶管道等，形制与大台发现的基本一致，遗物中有不少烧变形者，此外还有大量烧结的窑壁残块。发现的半圆形夔纹大瓦当残块，复原直径超过50厘米，与陕西秦汉栎阳城、辽宁绥中姜女石秦汉行宫等遗址所出者形制接近，时代为秦，当用于极高等级建筑。据此，我们推测这批陶窑为秦代烧制建筑材料的砖瓦窑。值得一提的是，窑址区内没有发现“千秋万岁”文字瓦当，可能说明其年代较晚。这批窑址的发掘为大台建筑年代和分期判断提供了实证材料。
窑沟与大台之间的山坡上，经勘探发现多处夯土区域，通过解剖得知，夯土土质、土色与夯层厚度均与大台一致，夯层呈倾斜状。将这些夯土分布区连接起来，基本可复原出当时的上山道路。
琅琊台与齐琅琊邑、秦琅琊郡
在东周时期的齐国，琅琊的地位非常重要。《孟子·梁惠王下》有“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之语，《战国策·齐策一》记载苏秦游说齐宣王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可见琅琊为齐国滨海要塞、东方重镇。
考古调查中在琅琊台东南方向、当地人称为“亭子兰”的濒海台地上发现了密集的瓦片堆积，推测与古代建筑有关，因而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出土遗物年代明显早于“大台”，推测遗存年代为战国时期，发现的遗迹主要有长廊式建筑基址、院墙基槽等。长廊式建筑基址现存长度超过90米，南北宽约5米，西部被现代建筑破坏。基址南北两侧沟内发现密集的瓦片堆积，部分板瓦、筒瓦保存完整且互相扣合，应为建筑塌毁的原生堆积。考古人员推测其上原有覆瓦两面坡顶的“檐廊式”建筑，建筑倒塌时，南北两侧房顶的板瓦、筒瓦等滑落于两侧沟内。长廊式建筑基址东侧发现长方形基槽一处，基槽内以碎陶片和土相间铺垫，推测为一处院墙遗迹，院落濒临大海，现仅存其西南角。
“亭子兰”的这组建筑保存状况较差，但通过宽广的占地面积和大量的出土遗物，仍能看出其规模不凡。建筑年代为战国时期，遗物风格多体现出齐国特征，可能具有较高的等级和特殊礼制意义，或与齐国经营琅琊有关，对于追溯秦始皇东巡琅琊及筑琅琊台的历史渊源有重要意义。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琊郡为其中之一，以琅琊县为治所。史载秦始皇筑琅琊台“迁三万户”，迁移人口、设立郡县实为最有效的地方控制手段。在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对琅琊台遗址周边进行了详细的区域系统调查和较全面的勘探，对照以往的工作成果，力求摸清琅琊台周边区域的古代遗迹分布情况，尤其注重寻找琅琊郡城的相关线索。通过调查，今琅琊镇附近的秦汉时期遗物较丰富且分布集中，应当存在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聚落，可能为秦汉皇帝东巡琅琊台重要的落脚点，在古代海平面长期高于现代的情况下，与琅琊台之间可通过季家岭一线高地连接，或许与琅琊郡城有关。
新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琅琊台遗址主体为秦汉时期大型高等级建筑，是秦始皇“发三万户”修筑的皇家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为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尤其是高台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出土建筑遗物主要涉及战国、秦及西汉三个时期，体现出时代和文化差异，是进行战国秦汉时期建筑材料分期断代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秦汉皇帝对山东沿海的巡视和祭祀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东巡即是加强王朝对东方地区控制的重要手段。因而，王朝掌握了本地原有神祇的祭祀权，便更深层次地掌握了对这一地域的统治权和支配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除原本自有的祭祀体系外，吸收、继承并融合了东方各国的祭祀传统。“八主”祭祀作为齐地重要的祭祀系统，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独特的宇宙观念，被秦始皇、汉武帝等所重视并接纳吸收。汉成帝以后，虽然“八主”祭祀在国家祀典中被废除，但其所蕴含的深层次理念为中央王朝所继承，成为国家祭祀制度中重要的指导思想。不同时期遗址的文化内涵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战国—秦汉祭祀制度的演变。
作为秦汉皇帝巡视山东的重要地点，琅琊台遗址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充分体现了今山东地区在秦汉统一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遗址的保护、阐释和利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