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河环绕的东山头
岗子山城，于2017年调查时首次发现，但因灌木丛生和玉米地遮掩，未找到城门，四面墙也没有理清，只是将其暂称“岗子前山山城”，在拙文《敦化岗子至宁安复兴楼遗址遗迹的调查与思考》中，写了第一部分第三小题《岗子前山山城》。其中谈道：“当地称为‘张效有山’的这条大岗,应是一道城墙，直抵通沟岭山城北墙。这道城墙疑为岗子前山山城西墙，墙上曾采集到渤海铁箭头。南墙，沿岗顶向西延伸，现偶存石墙。东墙，面临峭壁，不明显。北侧，到沙河边，现在是乡路。城内岗顶部分遗址，在2016年刚发现时称为东山头遗址。岗子前山山城的年代要比通沟岭山城早得多，因未进行考古发掘，仅从地表采集的大量夹砂陶片和较多的石斧、石锄、石球、石网坠、黑曜岩石片等判断，大致应属青铜时代到魏晋时期。①”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岗子山城，是一座标准的“簸箕形”山城。海拔445米。东墙长约900米，西墙长约1250米，南墙长约1250米，北墙长约900米，周长约为4300米。
敦化官地岗子前山山城与岗子遗址位置示意图
马洪、郝海波、张福有 绘
在东墙南角、西墙北部、南墙西端、北墙东角各开一门。北门与西门保存较好，依然清晰可见。
北门设在沙河左岸、东山头至胜利村乡路水泥桥南侧，现存两个门垛和一条门道。东侧门垛，高2.3米，呈截尖状，底宽5.3米，向南接130米长、3米高、顶宽1米的石筑东墙。西侧门垛，高2.4米，底宽5.0米，向南接4.8米长的矮墙。门垛之间因有堆土而变窄，现宽3.2米。门垛南现存门道长50米，宽4.0米。
北门现状（北—南）
从东侧门垛自然剖面看，墙为土石混筑，底部明显夯土，色白，久经雨雪侵蚀，仍为立式片状而坚挺不散。门垛之上，有1个较大深坑，长3米，宽2米，深0.8米，应为原始状态，或为戍卒警卫之所。
西侧门垛亦为土石混筑，其顶部有3个坑，圆形，直径1米余，深40~60厘米，亦当为戍卒警卫之所。在其上南侧表面，捡到一个石网坠，用当地的玄武岩块在两端各打一窝，以拴网线。略呈灰白色的石网坠，长5、宽4、厚2厘米。西侧门垛外侧，被山水冲毁 ，亟须加以保护。
北门西垛南侧表面的石网坠
北墙，现被东山头至胜利村乡路占用，其路面北侧，多有路基石头存在，有的地段能看出砌筑痕迹。西段距沙河较近，河岸高约百米，乃悬崖峭壁。
北墙
北墙西端与西墙南端相接处即城之西北角，是一处高岗，地表黑土层很薄，只有14厘米，其下即为黄土。在垮塌堆积的黄土中，表面有一件打制石器，长25.3、宽10.5、厚1.5~2.0厘米。用非本地产的页岩两面加工，左右对称，似镐又像锄，器物名称待定。另有两件黑曜岩石片，其一，长2.2、宽1.8厘米，其二，长3. 5、宽2.0厘米。
西墙，从沙河左岸高岗开始朝东南方向延伸攀高，约60米后，朝东开一门道。门道3.8米宽，现存50余米长，东侧被耕地所毁。再略向东稍高处，有一条城内通道，长逾百米，应与西门相接。
西墙，看上去似直奔通沟岭山城北墙中部角台方向而去，但从采集器物看，通沟岭山城北墙叠压在岗子山城西墙头上，应晚于岗子山城。在岗子山城西墙沿途在5个高岗处，设有瞭望台一类建筑，现存石堆，有的围成石圈。西墙南段，渐近岗顶。因岗顶宽，南行城墙西移，不见连续状态。在两道石墙之间的接口处，似有一个哨位把守。同时，又在西侧增筑两道石墙。
西墙南段 （西—东）
西墙内侧，8年间捡到夹砂陶片较多，见有柱状耳、口沿、厚陶底，均夹砂。有的陶片带有“靺鞨罐”的麻花纹。有石镞、石斧、石锄、石铲、石凿、石刀片、擂石、磨光石器残件。有3件汉代铁钁和多件渤海铁镞，还有1 件夫余青铜车軎。这些器物，均在地表发现。
南墙，不见西段踪影，疑为被通沟岭山城叠压。通沟岭山城东北角台，高约6米许。在其东侧约3米处，略见老墙痕迹，向东时隐时现，恰在岗之顶部，土石混筑，应是岗子山城南墙。
南墙之内岗顶部，器物密集。自2016年4月28日发现岗子遗址以来，每次都能在地表捡到器物，已有：石斧、石锄、石镞、打制与磨制敲砸器、石网坠。整个南墙，可见处均不太高，残宽1米左右，有的地段，遗有石墙。
东墙，从沙河边东南角开始设置门道，现存长约200余米，两边砌石，中间南段5米宽，北段3米宽。由于耕地和现代村路，看不清东门是如何与进城之路相接。进城后，东侧多为峭壁墙，在城之东南角制高点，有一个石筑瞭望台，石材较杂，河卵石与碎山石相间，近方形，高1.1米。瞭望台附近，夹砂陶片密集，石斧、石锄、黑曜石片较多，常见石刀残片。东墙北段，有130米长、1~3米高的石墙，保持原样。
8年间，共去岗子遗址群调查上百次，特别是在台风、暴雨之后，每次都能在冲沟和地表捡到一些文物。在岗子山城中，捡到261件文物。从年代上看，从至少是青铜时代和龙兴城的黑曜岩石镞②，到渤海国时的铁镞，年代跨度超越3000年。
在岗子山城外周围，已发现岗子遗址群，包括：东山头遗址（此前指岗子山城南墙内高处，现指东山头沙河边疑似小城）、岗子遗址的河东砬子地点、砬豁与河东砬子以北的平地地点、“土龙”及与其相连的干沟子、北河沿、凤凰店、复兴楼等遗迹，2018年8月前采集到755件器物，9月以后又采集到282件器物，共采集到1268件器物，包括小型两面器、双台面双向打制刮削器、黑曜岩石叶石核、端刮器，小型玉璧、五铢钱、陶豆、陶弹丸、陶纺轮等，铁车輨、铁刀、铁镞等。岗子河东砬子地点，原为“冰洞”，现仍有可直入之处。
就器物而言，有莺歌岭文化肃慎、挹娄的亚腰石锄和夹砂陶片。有团结文化沃沮的厚重陶耳的罐、钵等，包括与兴城、柳庭洞文化相同的黑曜岩石镞、有肩石锄等。还有“折沿、鼓腹”“平顶型耳”的岗子类型，器物有壶、罐等。有东团山扶余文化的多种陶豆和青铜车軎，有渤海国的泥质灰陶、铁镞、绳纹瓦、布纹瓦等。
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先生认为：“从近年来当地多次调查采集到的千余件遗物看，该遗址发现的意义应有三个‘第一’③。
其一，第一次明确岗子遗址为牡丹江上游青铜时代至渤海国时代的重要遗存（林沄和张福有先生命名为岗子类型)。这一发现，为这一重要多元文化过渡带的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其二，第一次在一处遗址发现有对应年代的标志性遗物，如典型陶器、铜器、五铢钱等，为该遗址的断代、分期及族属研究提供了考古实证（详见下文）。
其三，第一次明确了沙河两岸的石湖古城与东山头遗址出土遗物具有统一性和依存关系，为确认至今殊无定论的渤海旧国故邑与东牟山的关系，找到了可靠依据。
诸如上述，相信随着发掘的继续和地层关系的确认,岗子遗址群在长白山区系(特别是长白山北系)考古与民族研究中的意义会进一步彰显。”
岗子山城的发现与确认，对研究这一多元文化交汇地，意义重大。
《隋书》载：挹娄之后世靺鞨分为七部，“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④”
粟末部活动在今吉林市一带，东南正是今敦化一带。《晋书》载：“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⑤。《山海经》也早有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⑥”不咸山即长白山，这一点，在清代就已有定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67吉林山川长白条载：“古名不咸山”。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吴士鑑和光绪三十一年秀才刘承幹合著的《晋书斠注》也说：“不咸山，即长白山。⑦”又，宋人郑樵《通志略·都邑略》载：“挹娄，即古肃慎国，都不咸山。⑧”这条史料极为重要，但却尚未见有学人提及。挹娄以长白山为都，是指长白山这一地域，肯定不会是在长白山主峰上，推测应是在长白山北多元文化因素汇集之地的敦化岗子山城周围。
关于东牟山、奥娄河及“旧国”，通过深入调查，也取得了新的认识。《晋书》卷97《四夷传》提及不咸山，清人吴士鑑、刘承幹在《晋书斠注》中不仅注明不咸山就是长白山，而且指出：“大氏保挹娄之东牟山、奥娄河，其地在吉林东南敦化县境。奥娄为挹娄之转音，挹娄国名殆因此水”；“挹娄本水名，即《唐书·渤海传》奥娄河，今为敦化县境，渤海立国。”⑨吴士鑑、刘承幹在作《晋书斠注》时，尚不知道敦化六顶山的渤海墓群和贞惠公主墓志，就能得出前述结论，十分难得。看来对于东牟山是在挹娄还是桂娄，换言之，渤海国前身靺鞨国是建在挹娄还是桂娄的问题，还要斟酌。挹娄既因奥娄河得名，就不存在是桂娄的误写和改名的问题。奥娄河既在敦化，那就肯定不是今海兰江，图们磨盘山也就不是当年的东牟山。因此，将奥娄河推定为今沙河，将东牟山推定为岗子的东山头，更为合理。同时，也可以确定，敦化的城山子山城，不是东牟山。
《后汉书》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挹娄人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⑩《隋书》则载：靺鞨“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⑪。敦化岗子“土龙”遗迹中即可见深坑，坑中多砌有石墙，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载：毌丘俭征高句丽东川王“过沃沮，践肃慎之庭。”⑫《通志略·都邑略》载：“挹娄，即古肃慎国，都不咸山。⑬”《三国志》记载：“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⑭《晋书》载：太康六年（285年），夫余“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⑮《旧唐书》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⑯
综上所述，岗子山城及其周围，很有可能包括上述文献提到的：肃慎之庭、挹娄初都、沃沮邑落、扶余走保之地和渤海首都东牟山即旧国。历史文化底蕴如此厚重的岗子山城及周边遗址群，多种文化汇集于此，应属罕见，在东北亚文明史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