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咖”齐聚马鞍山，论道凌家滩！
凌家滩，作为中华大地南方最神奇的文明所在，闪耀着久远的古国形态和文明曙光，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
5月7日至8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山举办。来自国内考古界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为凌家滩文化研究课题建言献策，助推凌家滩遗址活化利用和申遗工作。
在开幕致辞和主旨发言环节中，张小雷、王巍、马春梅、吴又进、秦岭、王宁远、刘国祥、宋建八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为与会人员带来了关于凌家滩遗址的考古研究、价值挖掘、保护利用的主旨演讲，让大家循着文明脉络，穿越五千多年，“玉”见远古的璀璨星光。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凌家滩第三任考古领队
凌家滩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自1987年以来，凌家滩遗址先后历经14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7000余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作为凌家滩第三任考古领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张小雷从勘探、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学术会议与公共考古、价值与意义等角度分享了2020-2022年凌家滩考古新发现。
2020-2022年为凌家滩专古发掘第三阶段，勘探范围为1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目标为进一步揭示凌家滩遗址的聚落布局，工作计划包括对遗址南部大型红烧土遗迹进行揭露，以寻找与墓地相匹配的大型建筑；发掘外壕北部缺口，了解遗址北端是否存在防御设施。
张小雷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也需要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这极大提升了我们对凌家滩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发现了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不同文化因素器物的出土，充分证明各地区的交流和撞击在凌家滩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凌家滩社会领导者熔合各方因素的社会发展方略；发现新玉器类型，石雕残块，丰富了对凌家滩文化内涵和信仰体系的认识。他认为，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文明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大型仪式中心的营建、基于宇宙观的宗教观念和仪式、以钺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均对此后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凌家滩遗址有可能成为
实证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
2020年，“凌家滩遗址聚落形态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围绕“凌家滩遗址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带着大家从文明的角度考察凌家滩遗址。
中国考古界冲破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新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国家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王巍分析，凌家滩进入文明社会的可能性表现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140万平方米、具有明确功能分区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随葬数以百计随葬品的大墓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随葬大量武器——玉石钺和玉龙、玉虎、玉鸟等与信仰和祭神有关的玉器，反映出当时已出现初期礼制和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大面积红烧土建筑基址——宫殿或神庙，可能是王居住或举行祭拜活动的场所；大量玉石钺随葬表明当时战争已经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与良渚一样，凌家滩聚落的选址北依丘陵地带，也存在以玉为贵的理念和礼器，存在悬殊的贫富分化，一样有对鸟的崇拜、以玉石钺象征军事权力，高等级墓葬都位于堆筑的祭坛上。
王巍说，如果说良渚遗址是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凌家滩遗址完全有可能成为实证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500年。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于
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
凌家滩的考古工作始终秉持多学科合作的理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开展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红烧土科技研究等工作。
从研究背景与科学意义、地质地貌与遗址分布、气候环境与人类适应、农业发展与环境影响、初步认识与研究展望等方面，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马春梅分享了凌家滩遗址环境考古研究进展。她和团队研究认为，江淮走廊内早期聚落发展经历了稳定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成为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沉积学、孢粉和植硅体、地球化学等指标显示数据表明巢湖流域6-5ka BP气候由暖湿向凉干转变；5.5-5.2ka极端水文环境变化可能造成了凌家滩人的迁徙。(注：ka表示千年）
她透露，下一步，团队将重点研究高分辨率定量化6-5ka古气候，以更深入探讨气候环境与凌家滩文化发展的关系；探索遗址核心区-遗址外围-流域区域人类对植被生态的影响；通过遥感、地貌水系DEM数值和剖面测年等分析尝试探讨裕溪河在凌家滩文化发展时期存在否；研究遗址外围湿地环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以及与水稻种植是什么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
凌家滩可能存在
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凌家滩遗址大型红烧土遗迹分布范围平面呈长方形，现存面积约2700平方米，复原面积约3400平方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吴又进从材料特征、烧制工业等方面对凌家滩遗址红烧土遗迹和祭祀坑中烧土科技研究作了介绍。
通过对大型红烧土遗迹、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烧土进行取样和样品的色度及磁化率、元素组成特征、物相等进行分析研究，以及对烧制工艺进行热膨胀、磁化率、释光法测温，吴又进和团队认为大型红烧土遗迹中发现的超大块烧土为一次高温烧成；灰黑色烧土为高温还原性气氛烧成，但根据灰黑色烧土的出土情况推测其应源于大量或大块烧土烧制过程中的还原气氛造成。大型烧土遗迹和祭祀区内内烧土样品烧成温度均大于900℃，烧制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部分烧土在高温段的保温时间较长，推测为窑内控温烧制而成，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通过对烧土遗迹成因及性质分析，吴又进和团队认为大型红烧土遗迹不同深度烧土样品和未受热黏土样品元素组成的明显差异，推测烧土遗迹中烧土可能来自不同的烧土生产作坊或为分区域多次堆积而成；烧土间未受热黏土可能为堆积后填充。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红烧土烧成温度明显高于大型红烧土遗迹出土的烧土样品；祭祀区出土的白色烧土原料为高岭土这一重要的矿料资源，可能与此处烧土遗迹的特殊性有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凌家滩玉石器文化
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
王宁远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凌家滩整体规划布局
有一定对称性
“凌家滩在5300多年前忽然衰弱，显示其有向太湖流域迁移的迹象。而良渚古城5000年前的崛起，让我们对这300年间的区域高等聚落产生研究的兴趣。”围绕凌家滩与良渚聚落结构和形态比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宁远进行了研究。
在王宁远看来，凌家滩仪式空间、祭坛墓地等居于高处，生活空间处于低地，以水与仪式空间分离，整体规划布局有一定对称性，但主要显示服从于自然地貌和生活便利的特点。凌家滩逐渐衰落，王宁远认为可能通过三条路径往太湖地区移动，进入平原后的稻作农业生产基层聚落，以密集分布的散点状人工台墩为特征，稻田环绕村庄，构成延续至今的江南水乡人居模式。
良渚古城面积3平方公里，共8座水门，内部以河为道，是一座水城。结构以宫殿王陵为中心，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王宁远认为，良渚古城揭示了早期国家意欲借助空间秩序的规划，建立和强调权力的中心场所、明确社会的阶层差异。良渚古城宫城区可以理解为玉架山的环壕1，是神圣家族的活动空间。除了更为宏大的仪式空间莫角山外，反山类似于环壕1中的贵族墓葬区。环绕宫城区的其他作坊台地，外郭聚落，都有独立的分隔，可能是类似于玉架山环壕2—5，里边居住的是一个家族。他们在聚合为新型城市后，彼此之间以水网、墙体隔开，类似晚期二里头的网格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党委委员、科研处处长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
是互相借鉴影响的互动式关系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一南一北，年代相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寓意，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特征、模式等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党委委员、科研处处长刘国祥介绍，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两支重要文化，一直以来备受世人关注。
刘国祥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新的材料不断涌现，尤其是凌家滩遗址07M23大墓的发现，出土于墓主人腰部的三件玉龟状扁圆形器，因其形似红山文化的斜口筒形器，引发了新一轮有关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影响关系的讨论。而在最新的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中，亦发现有与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相似的残件。
“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刘国祥说，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南北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其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良渚文明吸收继承了
凌家滩文明的精华要素
“凌家滩是中华文明的先锋，它是最宏伟、最宏大、最灿烂的文明‘曙光’。”在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宋建看来，玉器是中国特色文明的最主要的指示物之一，而在凌家滩文明中，玉器不仅是装饰品，更是大量地作为一种精神崇拜的象征，运用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良渚文明在很多方面吸收了凌家滩文明的要素，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宋建说，良渚文明对凌家滩文明的继承不仅体现在资源技术方面，还有意识形态、制度等方面。
宋建介绍，从良渚和凌家滩出土的部分玉器来看，良渚的主神形象是太阳神，与凌家滩的太阳神形象相似，且经研究发现，良渚出土器物中“冠徽”形象的变化，也源自于凌家滩文明。
“凌家滩文化在崧泽晚期至良渚初期阶段，对长江下游的玉、石器制作和社会发展、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宋建说，考古研究发现，良渚文化最具创意的玉器琮与凌家滩玉版的密切关系，良渚文化神人和凌家滩玉人冠帽和面型的相似、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葬俗等也都显示与凌家滩密不可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