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大邑商 ——百年考古揭秘殷墟都城生命史

陶家营遗址出土的部分随葬青铜器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考古学始终以研究古代遗址的结构与布局为首责，小到水井、房址，大到墓地、作坊，林林总总，都是构成遗址的核心要素。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曾梦想把所有要素揭示清楚，但往往事与愿违，难以实现。如果加入时间与空间维度，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就更为复杂而持久，很多大型都城遗址都是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才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甲骨文的故乡，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更是如此。

殷墟甲骨文中，常有“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记载，最早记录“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也明确提到“大邑商”。关于其确切的含义，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们就争议不休，莫衷一是。归纳学者的观点，我们能知晓“大邑商”“天邑商”可以泛指商王朝，也可以确指殷墟都城或王畿地区。但文献看到的多是一个“点”或“面”，无法从多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深入研究立体的殷墟都城生命史。

自1928年开始发掘以来，厘清殷墟的结构、布局、年代与性质是历代殷墟考古人的主要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宫殿与王陵发掘之外，李济、梁思永等就曾提出“兼及四邻”的思想，积极进行宫殿、王陵之外的探索；1950年后，配合城乡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整个殷墟范围内全面展开，居址、作坊、墓地等不断发现，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都邑内部社会结构问题。学者们以殷墟不同阶段的考古新发现、新认识为基础，取得若干研究成果，比如：1979年，杨宝成、杨锡璋通过对殷墟西区近千座墓葬的研究，特别是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指出，殷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1995年郑若葵首次探讨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提出“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同时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历时二百余年的殷墟同样如此，它至少经历了初建、兴盛、衰落、废弃等过程。如果把时间维度考虑在内，那么殷墟都邑布局动态变化又会如何呢？2008年岳洪彬等分析更多的殷墟都邑布局元素，在肯定郑若葵提出的族邑模式的基础上指出，殷墟从早期的“点”不断扩展，最终连成“面”，族邑内部（包括宫殿区）具有很多共同的文化要素，如大型取土坑、夯土建筑、墓葬群、作坊、道路、灰坑、窖穴、水井等。2009年唐际根等进一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从规模上呈现明显的一大带众小结构”，在对典型商邑的遗迹构成分类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大邑商”系由密集分布的诸多小型商邑构成的王都，宫殿与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与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连接方式。2022年严志斌指出殷墟“族墓地”存在问题，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严志斌结合殷墟手工业作坊居住、生产与埋葬共存的现象认为，“工、居、葬合一”的工业作坊区模式，是殷墟都城内的主要聚落形态及基层社会组织，工业作坊区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缘关系的人群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

洹北商城制骨作坊出土凤鸟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近些年，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又不断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诸如与洹北商城同时期的陶家营环壕聚落、与殷墟大体同时期的辛店超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又促使大家追问何谓“大邑商”？解答这个世纪难题，还需以考古学为本位。

左图：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的陶范（正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右图：辛店铸铜作坊遗址出土的簋范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超大型都邑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孤木难成林，都邑之所以能够运转，与相应区域内灿若星辰的中小型聚落是分不开的。采用聚落考古的理念与方法，来解决诸如何谓“大邑商”的问题，仍是有效而重要的手段与途径。宏观角度来讲，作为都邑的殷墟与王畿内外众多族邑、方国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治理模式的问题，也是超大型聚落与次级聚落的问题。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一个流域，遗址间的相互关系就会更加清晰、直观。洹北商城与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曾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其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美联合调查队进行的调查成果丰硕，洹北商城是此次调查最大的收获。据此，唐际根等提出洹河流域“一大带众小”的布局模式。

2021年发现的陶家营遗址，位于洹北商城以北约4公里，面积近20万平方米。遗址东部围以方形环壕，面积近10万平方米。从勘探与发掘来看，陶家营遗址规模中等，遗址内功能分区较为明确，居址、作坊、墓地等分布井然有序。墓葬之内随葬的大量青铜礼器也表明该遗址的等级不低。这项重要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洹北商城以西约1.4公里的殷墟王陵始建年代，以及洹河南岸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小屯五座墓”及“甲组基址”的年代与性质问题。二者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老大难”问题。

陶家营遗址的发现也让我们转换了思路：与洹北商城470余万平方米庞大的体量相比，商代中期的陶家营与小屯遗址应是洹北商城周边的二级聚落，王陵区78M1墓葬年代表明，王陵始建年代对应洹北商城阶段；安阳县西蒋村遗址等零星的发掘也表明，规模更小的商代中期遗址同样存在；这样就大体形成了洹河流域商代中期三级聚落的社会结构。当然，以后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材料的不断丰富，聚落层次可能会更丰富、更立体。

2016年，在距殷墟宫殿区直线距离10公里处，新发现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遗址，勘探与发掘表明，这里是殷墟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50万平方米。青铜器铭文表明，从事青铜铸造的家族主要是“戈”族。作坊内部呈现生产、生活与墓葬混杂在一起的布局方式。除辛店遗址外，甚至在传统认知的殷墟分布区的西南、东南等很远的地方，同样发现规模较大、等级不低的晚商时期遗址。这些新发现虽都属洹河流域，但基本远离了历次洹河流域调查时所强调的沿洹河南北两岸的区域，表明此时人类生产、生活能力有所增强，族邑和聚落选址时，水源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这提醒考古学家在进行聚落考古调查与勘探时，要跳出原有的惯性思维。陶家营、辛店等遗址如同殷墟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也呈现出三级甚至更多的聚落结构形式，这兴许就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目前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比如辛店遗址这样规模的二级聚落在传统殷墟的外围还有多少？加上三级聚落的中小型遗址，其分布的数量与密度如何？这些不同规模的聚落内结构如何，是单一的族邑聚落，还是如严志斌所称的“工、居、葬合一”模式？

已有学者对殷墟都邑的内部结构及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只是碍于材料没有重大突破，相关研究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但新时代以来，殷墟的一些新发现值得关注。

道路是都城布局的框架，一方面起到沟通连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界线。城市考古中，道路始终是重要遗迹及线索，二里头遗址的“九宫格”式结构形制就是以道路为中心。殷墟很早就发现有道路，但直到2008年在宫殿区以南约1公里发现两条南北向大道、一条东西向连接道，才真正开启以探寻殷墟道路为目标的新方向。此后，在洹河南北两岸均有针对性地进行道路的勘探与发掘，在大司空村、小司空村等地新发现数条道路。其中发现的两条东西向道路与一条南北向道路应有交叉口，两条东西向道路之间南北相距约500米，道路两侧多是夯土居址、灰坑、水井、祭祀坑，甚至是墓葬。联系到殷墟都城有大量不同族邑或工坊，这些由道路区隔出的“街区”是否与不同的族邑或工坊相对应呢？目前尚不能清楚回答，但我们相信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也为今后殷墟勘探与发掘指明了方向。最近新发现的邵家棚遗址，位于殷墟东南部，极有可能是“册”族族邑，多排多进四合院式夯土建筑、墓葬、车马坑等，再现了族邑聚落的内部结构。在今后的勘探与发掘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其周边区域是否有大型道路。

因探寻甲骨文的原因，人们最先对殷墟的宫殿区进行考古发掘，但仍有许多待解之谜。池苑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宫殿格局的认识。对“池苑”的了解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大黄土坑”，2004年—2005年宫殿区重新调查、钻探时，在位于甲组和乙组基址的西侧、丙组基址的西北侧发现池苑。池壁斜陡，中部深12米以上，内填土为黄沙土或淤土，平面呈“倒靴形”，向北与洹河相通，向南伸入宫殿区内，面积不少于4.5万平方米。2018年—2020年再次确认了池苑的范围与结构，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由池苑与洹河围成的“核心岛”及其上的夯土建筑是最重要的发现。目前对于池苑遗存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对其形制、年代、性质等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实际上，相较于宫殿区或其他区域，殷墟王陵区的勘探与发掘工作是最彻底的。尽管历时二百余年，但王陵与祭祀坑布局规整，相互间打破与叠压的关系极少。即便如此，仍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王陵区的界线在哪里，是否有设施、设备来界定其范围？同样还有连带的问题，即王陵如何与洹河南岸的宫殿交通往来？为了解决上述两大问题，2021年起，对王陵及周边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并确认了与王陵东西两区对应的两个围沟。东围沟（G1）围绕在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沟口宽超过10米，最深3.5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之上各发现缺口两个。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王陵有明确关联。王陵围沟的发现，突破了对陵园布局的原有认知，极大推动了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从最初的“兼及四邻”探寻殷墟布局，到如今取得的巨大成就，近百年几代考古人始终有意无意间围绕“何以大邑商”这样的“终极”命题而不懈奋斗，时空维度下动态的殷墟也日渐明朗。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已解决了殷墟布局的所有问题，相反，诸多核心问题尚未解决；而且随着老问题的解决，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考古人仍会从时间到空间，从宏观到微观，多维度、多层次、全方面探寻“大邑商”；而以课题制为主导，大规模勘探、小规模发掘，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精细化考古应是解决问题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