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斌：多学科视野下的西周国家礼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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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0 22:12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中国传统史学家讨论西周社会的变动多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为中心，以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为界论及西周社会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多位学者罗森、曹玮、罗泰相继注意到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变化，在讨论礼制变化之余提出“恭王礼制改革”等新说。当然，礼制变革不是西周社会转型的一切原因，但是西周国家作为由知识精英所建立的国家，在克商之初就确立了严格的宗法制，并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去建立西周的礼制文化，从而摆脱了商文化的影响。在昭王南征丧失西周国家军事优势之后，西周国家重新尝试强化周礼确保王朝的秩序，并在恭懿之际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乐和礼法系统。西周国家的两次礼制变革，从上至下引发了西周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通过周礼的规范促使西周国家转型。周王朝不再单一追求以政治军事的方式强化政权，而是同时通过礼制秩序和文化认同的模式稳定国家政体，并形成王权中心的集权体制。本文以西周国家的第一次礼制变革和第二次礼制规范为主线，论述西周国家的转型问题，尝试为西周时期考古材料的解释建立基础的理论框架。
国内对于改革之类词汇的使用，多见于政府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革命”“改革”等概念进入西周铜器和礼制的研究，始于研究中国考古的欧美学者。1989年罗森《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首次提出公元前880年前后礼制革命说，指出“一个在公元前950年需要成套酒器的社会，却在公元前880年左右废弃了它们，并以大规模成套的食器取而代之，这一定意味着在礼仪、信仰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曹玮的《周原西周铜器的分期》和《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从铜器演变的角度系统论证了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随后，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将礼制“革命”一词修正为礼制“改革”，并认为改革的发生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中期，也就是厉王时期。也有学者质疑这样的说法，李峰认为变革的先声，例如编钟，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更早。罗森接受了礼制“改革”的说法，并认为这种礼制改革发生在公元前九世纪初期或者中期。西周中期礼制变革的说法，也得到了夏含夷的认同，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变化体现在西周诗歌上，包含了格式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两种，且观念的变化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纷纷引用恭王礼制改革说，如尹盛平《西周史征》等。近年国外还有从行政发展的角度补正西周后期礼制改革的，并认为周人对血统的关注转移到了对民生的关注，德治融入了治理理念。
首先，从概念上，我们更倾向使用“变革”一词，重在体现礼制的变化和革新，当然这也是国内学者在研究后世礼制文化转折时期常用的词汇。此外，这种变革出现的时间，我们认为要早到西周早期，以鼎簋组合的成型为标志。具体而言，成王六年周公制礼作乐应该是商周礼制变革的开端。关于周初的变革，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从用鼎制度上指出从周初开始，“三礼”中的大牢九鼎、大牢七鼎，以及正鼎九和陪鼎三配八簋、正鼎七和陪鼎三配六簋这套用鼎制度可能已具完整形态。王晖《周初改制考》从周人的祭祀制度、用牲制度、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成王周公之后的礼制变革，并认为文献所记“周公制周礼”之说是可信的。近年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也从地缘政治、宗教活动、精神崇拜等角度讨论商周的礼制变革问题。礼制变革问题无疑出现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其以鼎簋为代表的食器时代的到来为标志，那么恭懿之际的变化，我们更倾向使用“礼制规范”的概念，其在进一步制度化周礼的基础上，引发了西周社会的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马克思有重要的论述，他的社会转型思想不是简单的社会学描述，也不是回到传统的浪漫主义，而是通过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形成的以异化逻辑、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批判性话语。而新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诉诸的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从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建出发，把未来的社会转型说成是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学者对于西周社会转型的研究，与国内其他学科的研究近似，主要集中在经济的转型问题。罗泰重点从经济纬度考查西周经济转型，认为西周王朝从中央为中心的分配方式转向一个更加分散的、更加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同时，他认为还存在很多经济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教、文化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因素都与经济模式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西周经济的变化及发展。哈克则从饮食的角度分析西周社会经济变化，认为从饮煮习惯、烹煮器具及烹调习惯的变化等可以了解西周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变化等问题。其实，上述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社会转型的描述其实十分接近西周国家恭懿之际的社会转型问题，首先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从礼制的规范开始，从上至下推动了西周社会转型。而我们的研究也希望突破前人，从成王六年的礼制变革到恭懿之际的礼制规范，最终讨论西周社会的转型。
商周文化的关系，近年史学界“周承殷制”的观点常见论述，对于铜礼器的划分一般也将晚商、西周早期作为一个大的阶段，共同突出西周早期对于晚商礼制和文化的继承。王国维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同样洞察到“周革殷命”之后的社会变化，从文献角度论述了武王对于西周政体结构、社会秩序的重构。对于周公“制礼作乐”，传世文献多有记载，见于《逸周书·明堂》《礼记·明堂位》《尚书大传》，为周初的礼制变革提供了有力支撑。其实考古学视野下商周变革同样可探究，学界惯用“商周之际”描述商末周初考古材料的近似，但是没有学者认为成康时期的材料依然无法辨识，尤其随着近年商周分界研究的推进。也就是说在成王六年之后，考古材料已能明显区分商、周之别，这恰是周公礼制变革之后出现的新变化，周公“制礼作乐”引发的西周国家的第一次礼制改革不可忽视，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这场礼制变革带来的变化。
《尚书·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是说周王在新邑祭祀时亦采用殷礼，春秋早期M8应公鼎铭：“应公作尊彝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孙孙永宝”，明确显示武王日名为“日丁”。虽然周初武王在很多重要场合使用殷礼，并沿用商传统的“日名”，但是这种情况在成王六年之后有了变化。一方面，西周国家开始推崇立国前“西土”风格和“西土”因素的铜器。菱格乳钉纹盆形簋开始流行，新的食器铜盨出现，大小相次的列鼎和列簋制度雏形形成，食器组合开始取代酒器组合并成为周礼的选择。鼎、簋为核心的食器组合取代晚商觚、爵为核心的酒器组合。据殷墟、关中及邻近地区的数据，西周早期鼎、簋占墓葬出土铜礼器的比例分别为32%和21%，而殷墟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在殷墟铜器第四期依然占铜器总数20.9%、23.7%比例的觚、爵在西周早期锐减为2.59%、9.39%，这不得不用巨变来形容。鼎、簋核心地位突出，并形成的列鼎、列簋制度是西周国家的一项重要礼制变革，变革力度之大超过后文要谈的第二次礼制规范。不仅铜器上如此，代表最广泛使用人群的陶器组合也从晚商的觚、爵为核心的酒器组合转变为鬲、罐为核心的食器组合，并且陶器组合的变化更快、更普遍，大约在成王时期已在整个周王朝统治范围占据相当地位，并且与商文化迥异的特点在各封国都体现得相当明显。同时，墓葬中以前只见于西土的铜昜以及戈昜组合在关东地区的墓葬出现并流行起来，与之类似的岐形当卢、毁兵习俗等也都走出关中，在国家范围内普遍起来。另一方面，周公的变革是在有意识地创新，通过推广周文化来实现对于商文化礼、俗两个方面的彻底变革，所以在这个时期会看到许多的“创新”现象。如果说铜鼎在商代铜器中就有重要的地位，那么铜簋的核心地位则是成王时期塑造起来的。这个阶段的铜簋出现了很多形制，如圈柱足簋、圈兽蹄足簋、附耳象鼻形足簋、三耳簋、四耳簋、瓿形簋等，铜簋形制不断创新并最终确立了圈三足簋在铜器组合中的核心位置。此外，周人立国前的祥瑞图腾凤鸟也出现了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宝鸡石鼓山方座簋（M3:27）方座上的长喙立羽凤鸟纹、球腹簋（M4:804）腹部的长冠长尾凤鸟纹以及戴家湾铜器群多见的三叉尾冠立羽饰凤鸟纹，并最终在昭穆时期形成了垂冠凤鸟纹的典型纹样。同时，另一种西周时期的主流纹饰波曲纹最迟在穆王时期已经成熟，考古出土的归城小刘庄启尊、启卣腹部以及洛阳北窑M368卣盖沿均有波曲纹。此外，周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周初分封制和政治移民政策下形成了与晚商族氏制度不完全相同的姓氏制度。在分封制以及采邑制基础上，同姓的族群有了多个不同的“氏”，形成新的“氏制”。最后，周公制礼作乐带来的变化还体现在对于殷礼的变革，也就是史学者常言的“周承殷制”中的“损益”。《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礼铜器的核心组合尊、卣、觚、爵在成康时期发生重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殷墟墓葬出土铜器千余件，酒器就占724件，其中爵、觚两器达到476件。但是在进入成王时期后，觚几乎在周系墓葬中消失，而细体觯在商系墓葬大量流行并取代了觚的地位，在尊、卣、觯、爵组合出现一段时间后，爵、觯的基本组合成为酒器的绝对核心，致使殷礼在西周时期发生重要变革。
以上几个方面，促成了西周国家的第一次礼制变革，重点体现在商、周礼制之“变”，并确定了周礼的基本组成、基本形式和发展方向。
西周国家的第二次礼制规范，文献几乎不见记载，学者主要依据青铜礼器上呈现出的显著变化提出新说。1945年，郭沫若将商周铜器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其中鼎盛期和颓败期的分界点就是西周的穆王和恭王之交。1986年罗森在郑州的“金属与合金使用起源第二次国际研讨会”上提交《西周青铜铸造技术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从西周中期前、后两段的差别来梳理西周铜器的变化。她在近年进一步阐释认为，公元前9世纪左右青铜器上的新变化不单是礼仪上出现了变革，贵族阶层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1994年曹玮发表《周原西周铜器的分期》一文，将西周青铜器分为前、后两期讨论礼制变化。同年，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据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变化讨论西周社会的变迁问题。近来笔者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指出了传统“三期说”中的西周中期前、后段之间存在显著变化，将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两期6段。
除以上诸位学者所言的青铜礼乐器之变，恭王之后上层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整体性和结构性的，且这样的变化伴生了一整套礼法系统的形成。铜器器类上酒器基本消失，尚有的仅以明器形式存在于大墓的明器类组合之中。水器开始取代酒器的地位，西周前期还是酒器的壶、盉等都变为水器。新出现瑚、匜等器形，盨大量流行起来。铜器整体器形一改商代以来圈足器流行的传统，三足器成为主流，簋、盨、瑚、匜等圈足下也开始加三足，且圈三足簋成为铜簋中的绝对多数。纹饰上打破了此前饕餮纹、夔龙纹长期占主导的局面，窃曲纹、波曲纹、横鳞纹、瓦纹等“龙源”纹饰及其相互组合成为铜器纹饰的绝对大宗，且装饰布局不再追求两两对称，变为序列分布。组合上食器开始占主导，鼎、簋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同时列器流行起来，铜鼎以奇数大小相次排列，铜簋、鬲、盨、瑚以偶数大小相同排列形成周文化系统的列器制度。乐器形成了镈3、甬钟7或8件一套的组合。金文字形书体上整齐排列的玉箸体占主导，金文册命制度确立。同时，仿铜陶礼器的器类和组合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丰镐、周原为中心，仿铜陶礼器由西周前期的簋、尊、壶三种变为西周后期的鼎、甗、簋、爵、觚、觯、尊、卣、盉、盘十种，仿铜陶礼器的器类和组合形式异常复古。高等级墓葬形成了夫妇并穴合葬、棺椁多重等制度，车马埋葬一改晚商以来流行的车马合葬，变为车马分葬、墓道葬车的传统。独立的丧葬文化开始形成，专门为丧葬而制作的明器化铜器大量出现，丧葬礼制和社会礼制形成“两套”不同的系统。与此同时，西周的官制、赐服制度等也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玉器及用玉制度尤为明显。西周前期玉器还以“民俗性”器类为主，具有礼制意义的玉器罕见。但是在恭王之后，礼制性玉器如大型玉石圭、馆饰用玉、玉覆面和墓祭用玉出现并盛行，西周前期零散的“民俗性”玉器被多璜组玉佩取代。多璜组玉佩在西周后期不仅象征等级，也具有明显的礼制意义。同时，日名、族徽的锐减乃至消失是西周前、后期社会礼仪文化改制的体现之一，宗庙建筑形成了“一中两偏”的“品”字形院落结构，以扶风云堂和齐镇的宗庙建筑群最为典型。
从以上可知，经过恭懿之际的改革，周礼得以规范，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乐、礼法制度，并作为西周国家的最重要“文化遗产”影响了之后的历代王朝。而我们对于西周国家前、后两期的分期也不仅是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其实对于整个西周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考古学视野的整体性分期也可以提升为古代社会的分期。
《史记·周本纪》记武王克商后依然“夜不能寐”，如何巩固新建立的国家成为周初的主要任务。由于武王早故，成王年少，周公成为历史的选择。周公面对武王之后出现的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举措。周公的礼制变革，重在“变”和“创新”，主要为尽快摆脱商文化的影响，建立周文化的统治秩序，其实是希望实现商、周礼制的彻底变革。而这样的礼制变革却也带来了上层社会文化的变化，一方面继承先周时期形成的“西土”文化，另一方面确立“重食”和列鼎列簋的文化传统，这样的礼制文化变革思路也被之后的穆王、恭王所继承。从西周前期的“毁兵习俗”看，周公礼制变革有息兵从而通过礼制文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愿，但可能由于周公的政治境遇，其礼乐文化变革未能完全实现。尽管从铜礼乐器为代表的上层贵族影响到了中层仿陶礼器群体的变革，但是西周前期社会下层文化的变化与周初一系列军事行为保障下的分封和政治移民政策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为联裆鬲、周式簋随着周初的军事行为进入了西周国家的各个封国，此时期仍有一些地区以陶器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秩序还是商文化和本地文化占据主导，周公礼制变革带来的变化还不是整体性的。因此周公的礼制变革确立了周礼的基本组成和基本形式，并为之后的礼制规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确立了发展方向，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商周礼制的变革上，还没有带来整个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此后的穆王也曾力主改革，试图确立周人立国前的图腾“凤鸟”的形象作为国家的象征，此时期铜器上大量流行垂冠凤鸟纹并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图案，但这种有意识的改革也未成功，倒是其后恭懿之际的礼制变化对西周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恭王的礼制变化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在周公基础上对于周礼的“规范”，其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主要是延续和强化了周文化的传统，将之前尚未形成系统和定制的礼乐文化加以规范，制定出成套的礼乐和礼法文化，并确立了“龙”在中国图案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可以说，恭懿之际的礼制规范从上至下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变动。这一时期略显顽固的似乎是大贵族阶层，他们在铜明器中依然坚守复古的组合形式，并形成了一套明器化的丧葬礼制系统。而下层平民在礼制改革的带动下，日常生活秩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鬲、盆、豆、罐，特别是鬲、罐为代表的社会下层文化体系迅速形成，整个国家范围内文化面貌开始趋同。同时，一批遗址兴起，一批遗址衰落，异姓和殷遗的封国或封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大部分都凋零衰落，大贵族阶层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以曲村墓地为例，西周前期铜礼器墓37座，后期只有7座，王都地区张家坡墓地的情况与之类似。大贵族在王畿与周王、在封国与诸侯之间的差距都被拉大，整个社会分层清晰。此后，周文化的统治秩序正式确立，整个社会文化和礼法制度发生转型，周文化和周礼的正统地位确立，并形成了以“周礼”为中心的文化中国。
《史记·乐书》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西周国家在周公第一次礼制变革的基础上，在恭懿之际进行了第二次的礼制规范，这样的礼制规范从上至下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结构性变动，西周的国家模式和礼制建立，周文化统治的秩序确立，最终形成了《诗·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化政体，完成西周的国家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