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精选| “天子驾六”车马坑发现20 周年记
“天子驾六”车马坑发现20 周年记
文 图/潘付生
20 世纪50 年代，阎文儒先生率领考古队在洛阳涧河两岸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东周王城遗址。东周从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前256 年，共25 任周天子在洛阳为王。经考古勘探和部分发掘确认，东周王城位于涧河两岸，以东岸为主，四周有夯土城墙，占地约9平方公里。现在，东周王城遗址基本上湮没于现代都市建筑群中。
东周王城的布局
通过70 余年的考古工作，已基本厘清了东周王城城圈范围以及城圈内布局。东周王城的西南隅为宫殿区，宫殿区之东为粮仓区，宫殿区和粮窖区之北为作坊遗址、居住区和西周君陵墓区（西郊1—4 号战国墓），王城东部为墓葬区。
东周王城的外郭城近于方形，为夯土城墙。北墙外发现有深约5 米的城壕。北墙位于今纱厂西路一带，西起纱厂西路涧河桥东南角，至801 仓库西围墙内，为西南—东北走向。北墙保存较好，宽度一般为8—10 米，残高0.8—1.65 米，全长2890 米。东墙只残存北段，残长2000 米，一般宽度15 米，残高1.5 米，估计总长约3000 米。西墙沿涧河东西两岸，呈曲折状，一般宽5 米，残高1.5 米，估计总长约4000 米。南墙残存西段，残长850 米，宽度14 米左右，最高达1.4 米，估计总长约3400 米。
宫殿区发现了大面积的东周时期夯土基址，宫城城墙也有部分发现，城墙外有城壕。
王城内发现的作坊遗迹较多，大部分集中在城址北部，以现王城公园附近的小屯村最为集中。这些作坊主要用来制陶、制瓦、制砖、制铜、制坩埚、制玉石骨器等。
粮仓区位于南墙北边、汉代河南县城遗址南城墙中段南边一带，在宫殿区东部约900 米，在新发现的瞿家屯大型夯土基址的东北部约800米。从性质上看，这处粮仓应是王室储藏粮食之所。这里地势较高，土质坚实，缓坡东下，雨水容易流泄，南距洛河很近，漕运也很方便。
王城东部的墓葬区由“周王陵区”、一般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三部分组成。2002 年建设的“河洛文化广场”（现周王城广场）就位于东周王城东半部的“周王陵区”。
缘起
当时市政工程时间紧迫，施工方最初要求考古队在7 天内完成所有考古发掘任务。后经文物局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沟通，时间延长至20 天。但考古发掘任务量大，遗迹现象又非常重要。事实上，历时9 个月室外田野考古发掘才告一个段落，其间经历的波折可见一斑！
工地由当时的文物局副局长郭引强亲自指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叶万松亲自挂帅并担任考古领队，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有李永强、朱世伟、严辉、赵晓军、吴业恒、孙章峰、叶剑、申建伟、安亚伟、司马国红、刘建安、潘付生、潘海民、曹岳森、俞良亘等。这些工作人员经过车马坑工地的洗礼大部分都成了考古发掘的骨干人才，有好几位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通过车马坑的发掘，老技工的考古技术更加成熟，新进技工的考古技术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共动用了4 个民工队，每个民工队都有几十名工人参与工作。一场对“河洛文化广场”全方位、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我们考古人满怀信心和激情开始了这场考古发掘大会战。田野考古发掘的绝大部分作业面必须用人工一点点的清理，尤其是遇到遗迹现象。比如清理车马坑中的车马、清理墓葬中的棺椁时必须用考古专业工具小手铲、毛刷，有时候要用更加细小的竹签去清理。这样精细的工作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考古队员们头戴一顶草帽，手拿一把小铲蹲坐、有时是单膝跪地地去清理遗存。上面有灼灼的烈日相伴，下面是墓葬或车马坑中大量的湿气“侵润”，每个考古队员每天都能体会到“汗滴铲下土”的滋味。功夫不负任劳任怨的考古人，这支由34 名专业人士加上100 多名民工组成的大型考古队，最终收获惊人的考古大发现。
天子驾六车马坑发掘现场
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会一波三折。我们在清理东周墓葬时严格采用由上至下、由晚到早的科学方法清理，进展非常顺利。墓坑内的填土是不是夯土，有夯土的墓葬夯土层位有多少，填土内是否有遗物，我们都做得非常精细。我们精确地把棺椁上面摆放的细小玉片、头部的玉覆面、口内的玉唅，甚至是一些更加细小的文物，原封不动地清理展现出来。然而，当发掘“天子驾六”车马坑（ZK5） 时，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古代的车，无论是战车还是生活用车，除了部分加固或者装饰的部件为铜质外，其余部分都是木质结构。木构件长期埋于土中会变成泥土，只会保留其结构的碳化痕迹，时间久了这些痕迹和泥土的颜色也相差无几。考古工作者心知这座车马坑里面必定埋藏有车，非常小心地用手铲一薄层一薄层的清理。然而始终无法确认车在哪里。车在哪里？我们的清理工作几乎陷入停滞，领导专家为此开了很多次现场讨论会。最后我们决定采取平面和剖面结合的发掘方法寻找遗留下来的车痕。功夫不负有心人、耐心人，2002 年7 月的某天，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我在清理“天子驾六”那辆车时有了新发现，发现一小点土样中有木头腐朽过的痕迹，大家进行全面的“会诊”后认为极有可能是车痕。于是我们确定位置，继续照此法发掘，最终确认了“天子驾六”车子的存在。此后，我们清理车马坑的工作顺利了许多。
改进发掘策略后清理出来的完整车轮
主要收获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周王陵区”的地层堆积比较简单。第①层为现代层，就是现代人活动形成的地层。第②层为清代层，发现有瓷盆、瓷碗残片，青花瓷片等遗物。第②层下即为生土。墓葬和车马坑开口在第②层下，直接打破生土。我们在该区域总共发掘了194座墓葬，其中153 座墓的陪葬器物保存较完整，另外41 座墓陪葬器物很少或器物残碎不清或无陪葬器物。保存较为完整的153 座墓葬按大小、形制可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类，这些墓葬均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大型墓葬6 座。墓葬长4 米以上，宽3 米以上，自身深度8 米以上。葬具皆有棺有椁，一般有两重椁。陪葬器物一般也较多，有铜器、陶器、玉石器、车马器、兵器等，有的甚至还陪葬有马车。
中型墓葬74 座。墓葬长3 米左右，宽2 米左右，自身深度5 米左右。葬具皆有棺有椁。陪葬器物一般也较多，有陶器、玉石器、车马器、兵器等。
小型墓葬73 座。墓葬长一般在3 米以下，宽均2 米以下，自身深度一般4 米左右。葬具皆单棺无椁。陪葬器物一般也较少，大部分陪葬陶器。
这次考古最重要的是16 座陪葬车马坑的发现，根据坑的内涵可分为马坑（9 座）和车马坑（7 座）两类，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式。
马坑内陪葬马匹1—6 匹，除一匹为捆绑活埋，肢体团起，头颈高昂外，其余均为杀死后有序放置，头向南，尾向北，多数呈两两相背，南北方向，依次摆放，互不叠压。
车马坑也为南北向。车子摆放时，均为车衡在南，车舆在北，车衡平置于坑底。车子的数量超过一辆时，会由北端依次向南放置。多数情况下，后放置的车子会叠压住先放置车子的车衡甚至车辕。车子的形制均为独辕，车舆除一例为圆形外，其他皆为横长方形。马匹摆放在车辕的两侧，均为侧卧，背对车辕，两两对称放置。从整齐的姿态分析，马匹系在死亡或者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摆放的。
根据陪葬车马的数量以及陪葬坑大小，这7 座车马坑分为小型（1 座）、中型（5 座）和大型坑（1 座）三类。小型车马坑的长度小于4 米，陪葬一车二马的“驾二”组合一组。中型车马坑多数有一组一车四马的“驾四”组合。大型车马坑在大小、车马数量、车马组合级别等方面均为同时期罕见。
“天子驾六”车马坑
“天子驾六”车马坑（ZK5）长42.6 米，宽7.4 米，深2.2—2.7 米，被多个晚期遗迹打破，车马遗迹遭不同程度的破坏。
坑内葬车26 辆，分为东、西两列，车头南向，由北向南依次放置。东列12 辆，西列14 辆。车子的形制除西列5 号车车舆为圆形外，其余均为横长方形。
马骨70 具，马头向南，侧身，背向车辕对称摆放。马匹头部迎面骨的位置有骨裂现象，也有一匹马头部高昂，有挣扎的迹象，推测这些马都是被钝器重击头部致昏后，摆放在坑内的。犬骨7 具，其中6 具位于车舆底下，1 具位于西12 号车子之后的坑内填土中，位置距坑底约1.2 米。这些犬骨的姿态各异，当系活体埋入坑内，多数躲在车舆下，被活活压死。而在车子半腰处的那只，应该是在奋力出逃时，被人用卵石砸死的。在这具犬骨的头部，还保留着那块致其性命的卵石。
26 辆车大部分为一车两马或者一车四马，唯有西列2 号为六马拉车。该车现存半个车轮及车底，车下有一狗。车轨距为2.04 米，轴径0.07米，车轮直径1.2 米，轮牙高0.06 米，宽0.06 米，车辕长3.5 米，车舆底部宽1.25 米，长1.17 米。六马驾车的发现印证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天子驾六”之说。
“天子驾六”是先秦时期车马礼制的一种规定，周天子级别的人物才有权在出行的时候坐六匹马拉的车。《逸礼·王度记》中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五经异义》《春秋公羊传》等文献中也有“天子驾六”的记载。不过《毛诗》有云：“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周礼》有云：“四马为乘”。东汉末年郑玄以《周礼》《尚书》为依据，认为古制“天子驾四马”。文献记载的不一致使学者们很长时间内不知谁是谁非，“天子驾六”车马的考古发现，使这一谜团得到了解决。
考古人的遗憾与坚守
这次考古发掘成果斐然，取得的成绩可以彪炳史册。然而深深的遗憾也埋在每个亲历者的心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子驾六”的部分车轮为什么只有下半部分呢？在某些地区清理古代木质车子的遗痕可能难度不大，因为朽痕和填土的区别明显。然而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内的填土和木车的朽痕差别很小，导致我们在清理车轮时很难发现其细微的区别。另一方面，我们刚开始只采用了平面向下清理的方法即横向发掘法，车轮和辐条在平面上显示的部分较少，区分起来难度大。这两个原因导致我们在开始时没有找到车子的痕迹。这些残留一半的车轮见证了历史的沧桑，见证了考古的难度，见证了我们辛勤的汗水，也见证了考古发掘方法的不断进步。
“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无疑增加了洛阳历史文化的“厚度”，但与当时洛阳的城市建设规划产生了冲突。原先规划中的“河洛文化广场”由市政广场、游憩广场、文化广场、纪念广场四个区域组成。河洛文化广场位于洛阳城市南北主轴与东西主轴交会处的城市中心部位，将是洛阳组织集会、庆典的活动场所。纪念广场计划设置大型城市标志，以纪念洛邑王城辉煌的历史，突出广场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文化广场将布置健身、棋艺、音乐茶座等，以满足市民和游人休闲需求。
这项设计方案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赞同，施工也因此加速进行。然而，当“天子驾六”等一系列重要遗存发现后，对要不要再建设以及如何建设河洛文化广场出现了不同意见：按原方案施工；保留部分车马坑，对原方案作局部修改；回填，留给后人发掘；放弃原方案，把广场建成以展示东周王城遗址为主要内容的广场。
这四种意见在洛阳市的高层会议上进行了多次争论，争得“天昏地暗”，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以洛阳师范学院原院长叶鹏教授为首的12 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市委、市政府，要求重新审视原“河洛文化广场”的设计意向和方案，同时建议采纳第四种方案，即对发现的车马坑和墓葬实施原地保护性展示，建立东周王城文物陈列馆。
专家学者们认为，东周王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都城，是谁都没有的“品牌”。保护历史遗存，既符合文物保护原则，也是发展文物旅游、发展洛阳经济的需要。对洛阳这座“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的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来说，这无疑是天赐名片！
2002 年12 月10 日，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先生在考察考古工地后说：“洛阳东周车马坑的重大发现，充分显示了洛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希望在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加强保护，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巍先生，在实地考察车马坑后激动不已，提笔写下了“东周瑰宝，举世无双”的题词。
在一群文物工作者的坚守中，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得到了洛阳市政府的同意，“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得以建设。这其中的曲折和困难只有我们经历过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得到。不要忘了当时的观念认为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考古”是作为阻障经济发展的“六大瓶颈”之一而存在的。
建成后的周王城广场局部
时光荏苒，转瞬间已过去20年之久。那时的人，那时的景，那时的夜，那时的帐篷办公室都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在昨天挥之不去。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2003 年的春节，由于发掘时间急、任务重，考古队员没有放假。为了庆祝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我和王可钦同志为我们的帐篷办公室编写了一幅对联：上联“一代雄鹰齐飞翔”，下联“河洛广场考古忙”，横批“举世无双”。如今进入中年的我为曾经燃烧的考古岁月而兴奋，为曾经做出的成绩感到骄傲。天子驾六博物馆使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活了起来，作为洛阳的一张优秀的文化名片屹立于洛阳市中心，以一种静穆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沧桑，阐释着历史的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