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委会2022年系列学术报告侧记
2022年，根据《中国考古学会章程》和《中国考古学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旧石器专委会主任高星研究员自5月开始启动了专委会领导层换届，最终推举以王社江研究员作为新一届专委会主任的新的领导层。此后专委会参与组织了包括“第二届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培训研究班”“河南汝州温泉旧石器遗址论证会”等活动。
受疫情影响，原本计划组织的一系列学术交流、研讨和旧石器文化节、公众考古活动都因为疫情防控无法如期开展。新一届专委会领导层一直思考如何在当时疫情防控情势下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络，活跃专委会研究氛围和增强委员凝聚力，推动学科发展。
经过新一届专委会领导集体开会商议，专委会决定自2022年9月起，在每月的最后一周的周三下午，定期组织线上学术报告交流活动，以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年度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收获为主题，邀请专委会委员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
9月28日
9月28日，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委会系列报告之一“沙海寻踪水洞沟（2014-2022）”以线上形式首先进行，报告由专委会主任王社江研究员主持。专委会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彭菲副教授代表水洞沟发掘研究团队介绍了水洞沟遗址自2014年以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和研究进展。
作为我国北方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水洞沟遗址自1923年第一次发现发掘以来就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2003至2007年的第5轮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但也提出了更多的学术问题。
围绕该遗址的石叶技术年代、石叶与石片组合关系、古人类认知行为等涉及现代人在东北亚地区出现、扩散的重大学术问题，2014年以来，由高星研究员领队主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最重要的两处地点——第1和第2地点进行了第6轮发掘。
2014至2016年对第2地点的发掘获得了大批新的年代样品和文化遗物。发掘中在不同文化层获得了更多鸵鸟蛋壳碎片、坠饰等新发现，经过重新梳理和测定该地点文化层年代序列，认为7个文化层埋藏年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43-35cal kaBP和35-30cal kaBP。对石制品的原料、微痕和初步技术研究也揭示了古人类复杂的认知和技术能力。
2018年，发掘工作转至遗址最为重要的第1地点。彭菲博士的报告介绍了最新的发掘设计，工作流程和工作进展，也展示了目前出土的部分遗物，并对第1地点石叶产品的埋藏层位，遗址形成过程进行了初步介绍，引起了许多对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现代人起源与扩散问题和遗址石器技术委员和同仁的高度关注，报告之后，与会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交流。此次学术报告为专委会的后续活动拉开了帷幕。
10月26日
10月26日，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李锋研究员受邀成为第二次报告的主讲人，报告由中央民族大学彭菲副教授主持。李锋研究员以“金斯太遗址与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石器技术扩散”为题，介绍了其团队发掘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的原因、目标和最新收获。
金斯太遗址发现于21世纪伊始，2000年至2001年发掘出土了包括石叶在内的重要文化遗物，揭露了小石器工业—石叶工业—细石叶工业的多个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其上还发现有青铜时代文化遗物。鉴于遗址出土的一些石器带有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特征，对研究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石器技术扩散有重要意义，2013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内蒙古博物院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在高星研究员的指导下多次在遗址进行了发掘，新的研究显示该遗址石器工业是目前发现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工业技术体系。
2020年以来，李锋研究员带队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通过改进发掘方法，引入并创新使用了许多信息提取技术手段，对遗址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发掘，并对过去发掘的出土也进行了仔细筛选。考古队克服草原发掘的种种困难，获得了许多重要材料，特别是一些精美的装饰品和带有典型莫斯特工业技术特征的文化遗物为回答既定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在青铜时代文化层内的陶片、装饰品也丰富了该地区该时段的文化内涵。
11月30日
泥河湾盆地被誉为“东方奥杜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许多重要的古生物和旧石器发现都来自这里。2022年，王法岗研究员团队在泥河湾下马碑遗址有了重大突破，相关文章也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Nature（自然）》杂志。
11月30日，专委会特别邀请专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法岗研究员就“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概述”为题对泥河湾旧石器工作进行了系统介绍，并对下马碑遗址的发现、研究进行了详细解读。报告由李锋副主任主持，并邀请了谢飞、石金鸣、王幼平、高星等在泥河湾工作多年的专家参与。
在2个小时的报告中，王法岗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泥河湾的命名及地理范围，并回顾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泥河湾发现、发掘和研究简史。随后，他重点介绍了在泥河湾大田洼地区的系列发掘，围绕马圈沟、半山、山兑—细弦子遗址群、侯家窑（许家窑）遗址、板井子、新苗庄、下马碑等耳熟能详的经典遗址和其他遗址的新发现、发掘。
王法岗研究员通过丰富的图片和资料展示了泥河湾考古的最新进展，也将泥河湾遗址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娓娓道来：这里即是东亚最早古人类的发现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现代人演化多样性最丰富的证据集中地之一，同时，在侯家窑（许家窑）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也为研究古老型智人的演化提供了重要材料，最为重要的是，泥河湾的考古发现构建了从170万年至1万年之间近乎完整的区域文化演化序列，展示了东亚石器工业连续演化的生动场景。
报告结束后，石金鸣、王幼平、高星先后高度评价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性，也分享了各自在泥河湾盆地从事旧石器考古工作的经历，并对未来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先生最后点评了讲座，强调未来需要重视不同时段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并对青年学者提出期许，希望青年一代肩负责任，敢于攻关最早人类的来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重大学术问题。
12月28日
岁末年终，回顾过去的一年，一些地区的新发现甚为亮眼，一些旧石器考古“新人”也正在把青春书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了更好地展现旧石器专委会新生力量的贡献，12月28日，专委会邀请到近年来区域系统工作较为突出两位专委会委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研究员与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清坡副研究员分别就各自进行的旧石器区域调查和发掘收获进行了详细介绍。
陈苇原本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但在长期野外工作中他善于思考和打破旧/新石器藩篱，最终对成都平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他的研究兴趣也从新石器时代向前拓展到了旧石器时代。这也是对专委会一直以来呼吁打破“生土”，突破“旧/新石器界限”的最好响应。陈苇介绍了他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带着“寻找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乃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的学术问题，首先敏锐的发现了坛罐山这处典型的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类型遗址，该遗址出土有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镐等工具。这一发现将人类在成都平原的活动历史直接从距今4000多年的宝墩文化推前至20余万年前。受此激励，陈苇所带领的团队对眉山、乐山等地进行拓展调查，又新发现了104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同时也发现了莲花坝这一上部为细石叶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工作为成都平原早期人类活动找到了坚实的证据，也为川渝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和史前社会复杂化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材料。
从四川盆地回到中原大地，赵清坡介绍了近年河南平顶山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新发现。鲁山仙人洞遗址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数十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出土了河南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一些简单石片石制品，为研究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另一处温泉遗址则是一处面积巨大的旷野遗址，也是在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赵清坡多方呼吁下，在当地基建工作中得以保护下来，赵清坡团队迄今已经发现了处于现代人演化时段内的超过3000件石制品。两位旧石器考古新人的精彩报告得到了点评专家夏正楷先生和高星研究员的充分肯定。高星老师也对两个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前景给予充分肯定，在期待相关材料发表的同时，也号召更多年轻学子向陈苇和赵清坡学习，以扎实的田野工作推动旧石器学科的继续发展。
2022年的四次系列报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专委会委员积极参加，一些高校学子和其他专委会成员也不时参与其中，每次活动的在线人数均超过150人。听众不仅有学习旧石器考古方向的学生，一些来自高校历史和相关专业的老师也参与了专委会活动，并积极提问交流。曾经“冷门”、“生僻”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也因越来越多的人对人类自身起源演化的兴趣，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好奇而走向更广阔的大众。针对许多学生听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专委会主任王社江研究员向作报告的委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家的报告内容不仅聚焦于新的发现，同时要还要重点介绍相关的学术问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对学生群体的成长有更好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每次报告的时间因精彩的点评和热烈的讨论常常不断延长，相比传统学术会议和线下报告，这类专题性报告明显具有时效性强、受众范围广、内容更加丰富精彩的优点。
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委会在高星、谢飞、石金鸣、王幼平、陈全家、王伟等上一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一个温暖的集体，专委会组织起到了凝聚、团结委员的作用，同时在扩大学科影响力，科普宣传等多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并收到了考古学会的表扬。新一届专委会领导集体也将本着服务学科发展、提升组织活力、推动学术进步、推广科普知识的目标，在2023年继续把线上系列报告办下去，并组织更多的学术、科普和社会活动，以适应新时代飞速发展的中国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