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0日—11日，为期两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2年度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在京举行。应邀出席本年度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的有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同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同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同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胡传耸同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基本建设考古处负责人聂政同志等相关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的悉心支持和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同志在汇报会上讲话。
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各位同仁克服疫情影响，坚守田野一线，取得丰硕成果。关强副局长代表国家文物局向各位考古同仁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科研机构，是中国考古的国家队，引领了中国考古发展的方向，在构建中国考古学科体系、培养中国考古人才队伍、推动中国考古重大学术研究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响应国家号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积极服务考古事业发展大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援疆、援藏、雄安新区文物保护、大遗址和国家考古公园遗址建设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如何发挥国家队的作用和影响，继续引领开创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希望考古所能够继续探索未知，把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扎根田野，求真务实，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依托，深入推进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夏商文明、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等重点领域的学术研究，强化课题支撑，加强考古成果转化，秉持科学精神，及时把考古成果向社会传播；二，优化职能部门与岗位设置，改革创新科研管理、人才评价制度，强化央地合作机制，培养一流学术团队、打造一流学术平台，引领中国考古不断向世界一流迈进；三，进一步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总体目标，把握国际学术动态，紧盯国际学术前沿，不断拓展中外合作考古新路径、构建人才培养新格局、深化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四，加强装备、设施、考古团队建设，在推进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过程中树立、保持良好形象。
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研究室的34位学者对2022年度35项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进行了汇报，全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年来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的最新进展和重要发现。与会专家学者在聆听报告的同时，提出问题，相互探讨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报告会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史前考古
王小庆研究员汇报了陕西西安太平遗址2022年考古发掘工作，本年度太平遗址除继续清理2021年未清理完成的文化堆积外，还开展了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新发掘面积为700平方米，发掘区域均位于东环壕的北部，清理遗迹190余处，出土遗物600余件（套）。发现的遗物主要包括石（玉）器、陶器、骨角器三大类。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单把鬲、斝、绳纹平底罐、喇叭口高领折肩篮纹罐、单耳罐(杯）、双耳罐、双大耳罐、三耳罐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性质。
李永强副研究员汇报了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本次新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旧石器发掘方面，西部新开两个探方首次确认在红黏土层下的偏红色黄土层中存在旧石器晚期遗存，从地层上将其与下部偏白色黄土层完整连续揭露出来，初步估计年代1.2-2.4万年之间；裴李岗文化时期东部仍以地层及其下的坑沟类堆积为主，部分坑沟类堆积中发现残红烧土柱及烧土面、踩踏面，为复原裴李岗时期建筑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西南部新发掘墓葬6座，其北、东似已为墓葬区边界，可能该区域为另一单独的墓区。
彭小军副研究员汇报了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情况，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处地点解剖，在城外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一处人工堆积，解剖结果显示，该堆积由人工堆筑而成，目前可见17层，每层厚度为20-90厘米不等。结合勘探信息，初步认为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为探索城址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模式提供了关键物化证据；本年度发现的个别中型墓葬，墓圹面积虽不及之前发现的大型合葬墓，但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漆器以及百余件陶器，反映了屈家岭文化上层人物葬仪的复杂性。
郭志委副研究员汇报了2022年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半山聚落的田野考古工作，工作主要集中在遗址北部，鸦沟西侧台地上，新揭露面积400余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房址44座、灰坑131个、墓葬2座，出土大量陶、石、骨等人工遗物。其中M122墓底西南部发现一排三件半山文化陶器，分别为两件单耳陶罐和一件陶碗，据此可大致判断M122的年代应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此外本年度还确认了遗址北部存在一处半山时期的聚落，现揭露部分可能与手工业生产有关，同时可能存在半山墓地。
贾笑冰研究员介绍了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发掘情况，本年度发掘进一步确认了TJ9的垫土结构，TJ9较为特殊的白色垫土仅出现在“女神庙”周边，向南似可一直延伸到“女神庙”南侧，从TJ9垫土的分布情况看，“女神庙”应修筑在TJ9上，正对“女神庙”北室位置的TG17内发现了铺在基岩上的倒八字形石块堆积，可能是与北侧的挡水墙相对应的设施，为“女神庙”北侧门道的翼墙，TJ7位于第一地点东侧，在TJ7上发现了多组碎石-砌筑石墙的大石块-垫土遗迹的叠压关系，在大石块层的外侧普遍可以见到多层较薄的倾斜状夯土，目前正在确定石构遗迹的平面形状和相互关系及其性质。
张东助理研究员汇报了安徽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考古发掘情况，本年度考古发掘工作集中于内城北城垣和外城东城垣两个地点，北城垣基础顶部宽度21.5米，中轴线沿线发现长排柱坑8处，总长度约17.5米，柱坑间尺寸约1.4米，和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长排柱坑结构一致；外城东城垣暴露部分基础为24米，现存顶部约12.4米，现存最高近1米，内壕9.6米，外壕15.7米（宽度未揭露完整）。从目前发掘获取的标本来看，墙基①层和打破墙基的遗迹主要为汉代，内壕上还分布有汉墓。
董霄雷助理研究员介绍了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情况，新砦遗址在2022年对遗址中心区和遗址西部外环壕区域进行发掘和解剖，遗址中心区发掘面积近400平方米，发现一批丰富的新砦一期和新砦二期文化遗存。新砦一期的典型陶器组合有深腹罐、小口高领罐、碗、高足鼎、双腹盆、圈足盘和豆等。总体来看，具有浓厚的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的色彩，同时又受到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新砦第二期遗迹与一期相比，器盖的数量明显增加，新出现了尊形瓮、平底盆、杵形杯和镂空足鼎等器类，属于典型的新砦二期文化遗存。
马明助理研究员介绍了日照尧王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新收获。本年度发掘面积约420平方米，共揭露墓葬6座、房址8座、灰坑31座、水井2口，时代涵盖大汶口晚期、龙山、汉三个时期，以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为主，其中F92规模较大，保存完好，是尧王城遗址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中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房址，意义重大。本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可分为陶、石、玉器三类。以陶器为主，器类较丰富，主要有大汶口文化大口尊、袋足鬶、罐形小鼎、高圈足豆、折沿罐、高领壶、敛口盆等。
夏商周考古
高江涛研究员介绍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22年度考古新发现，本年度发掘总面积810平方米。主要是补充发掘了1号宫殿基址，确定了1号宫殿基址的西边缘及其走向，并新揭露一处陶寺文化早期的夯土建筑基址，暂命名为2号夯土建筑基址。位于1号宫殿基址西北边缘线外TG95中的H267明显为祭祀坑，且存在复杂的祭祀活动，其年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偏晚阶段，与1号宫殿建筑基址始建年代相同，考虑其位于其西边缘，推测很可能是与1号宫殿奠基祭祀相关，这是首次在宫殿区发现与宫殿建筑密切相关的祭祀遗存。
赵海涛副研究员介绍了二里头都邑祭祀区以西的考古新收获，本年度在祭祀区以西发现1条道路，道路的东西两侧均有南北长条形夯土墙，发掘区内靠近西侧夯土墙的道路上，平整铺垫有较小的陶片；新发现一座面积至少15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西侧边界尚需扩大范围确定，其上发现多条木骨墙；祭祀区西侧发掘区内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10口水井，最密集处，30多平方米内有5口水井。水井口部均为近长方形，井壁斜直内收，口大底小，长边上有对称的脚窝。
陈国梁副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度偃师商城遗址考古收获，本年度在宫城区东、西两侧，南北向水道与东西向排水道交汇处，共开设探方4个，该区域发现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南北向水道和东西向的4条水道，结合发掘情况确认了晚期倒“几”字形水道营建时段及工序，证实了晚段圆弧状水道为早段水道废弃后改造而形成。在三期宫城西墙南段开设探方2个，在三期宫城西墙南段新发现1处门道，该门道的发现，完善了对偃师商城宫城布局和交通孔道的认识，排水系统的发现加深了对宫城内相关建筑基址存续年代和宫殿区整体布局的了解。此外，探明了Ⅲ号基址群的基本布局，对Ⅲ号基址群北侧、南侧及东侧的发掘证实了基址群外围没有围墙；对单体建筑F4013的整体揭露也将更进一步加深对Ⅲ号基址群布局、形制、存续年代和属性的认识。
何毓灵研究员介绍了洹北商城2022年勘探与发掘的新收获，本年度继续手工业作坊发掘，主要为制骨、制陶作坊遗存，清理墓葬13座、灰坑41座。其中H32骨料坑最具代表性，该坑位于T8559西北部，共有七层骨料堆积，提取8940件标本，主要为动物骨骼，比较特殊的是，H32中的鹿角料占比较高。此外，为解决洹北商城都城布局问题，本次还以东、西城墙为重点，启动了洹北商城勘探，并对西城墙/壕、东城墙/壕进行解剖发掘。从已经开展的勘探与发掘可知，洹北商城最初挖有城壕，并留有进出都城的通道，即“缺口”。
牛世山研究员汇报了殷墟商王陵及周边考古勘探新收获，本次发掘总面积760多平方米，发掘所见遗存包括商代晚期、西周、东汉、宋元、明清等时期。其中商代晚期有围沟2个、祭祀坑31座，西周时期的房址3座、墓葬2座、灰坑105个。两个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发现多组晚期遗迹打破围沟，其中砖室墓打破G1，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尤其是多组西周早期遗迹打破G2，证明G2早于西周早期。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
岳占伟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安阳大司空南地的考古收获，共清理商代房址18座，墓葬200余座，道路2条，灰坑、灰沟、窖穴900余座，水井6眼、陶窑2座等，出土陶、铜、玉、骨、角等不同材质的小件及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合计约1000余件。另发现一些仰韶、龙山、西周、隋唐等不同时期的遗存。其中H3816清理出二十余片卜骨，其中一片有刻辞。此次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是殷墟宫殿宗庙区外为数不多的出土刻辞甲骨的地点，证明了大司空及其附近是殷墟都邑非常重要的区域。
岳洪彬研究员汇报了2021-2022年商丘宋国故城的考古收获，本次在继续完成2021年发掘任务的同时，启动了宋国故城东南门的发掘，新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本次发掘发现宋国故城南城墙和睢阳古城西城墙的夹角，确定了南墙和南墙的墙体走向和结构，南城墙与西城墙形成夹角，但夹角内非直角相交而是弧角相交，睢阳古城的西城墙方向与大城西墙并不平行，地表层和叠压城墙的灰土层出土遗物以东周时期和两宋时期遗物最常见，但都破碎严重，鲜有可复原者，显系后期修补城墙时挖取东周和两宋堆积形成的，可初步推断南墙早于西墙修建，但两段城墙曾经“共时”使用。
唐锦琼副研究员汇报了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战国墓发掘收获，本年度主要对椁室进行拆解，椁室修建过程中在长方形墓室底部东西向铺有枕木以承托椁室，枕木之间，椁室下方位置铺垫有厚厚一层木炭，木炭层上部大体与枕木上方平齐，木炭上方铺有木皮。结合椁侧板上外侧，及椁盖板上发现的大量木皮，表明整个椁室是被木皮完全包裹着的。这一做法与印山大墓等越墓椁室外侧的处理方式极为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枕木上未有木皮，仅盖在木炭上，应当是有意规划为之。此次还对国字山战国墓东侧围沟进行了全面发掘。
常怀颖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北涞水县张家洼遗址2022年发掘收获，本次发掘基本明确张家洼遗址东北部边缘地点台地的主体遗存分布情况，台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西部边缘遗迹较单纯，主要是西周时期居址和零星龙山时期灰坑，中部、东部为龙山时期居址和西周早期的墓葬，发掘区有零星战国时期的堆积。本次发掘的西周时期遗存有灰坑和墓葬，除M4之外，皆无随葬品，葬俗十分特殊。本年度所发掘墓葬的葬俗与去年发掘的西周早期墓葬葬俗有巨大差别，种种迹象显示，在直线距离1.5公里的两个台地上的同时期人群，族属可能不同。
徐良高研究员代宋江宁副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周原遗址考古新收获，本年度在召陈村南北三地点开展发掘，进一步增进了对召陈村北区域西周时期聚落形态及其变迁的整体认识。通过对村北地点钻探发掘，在城墙之下发现一条淤土带。此外，本次发掘新发现一座西周晚期夯土建筑基址F1，F1南北长32米，东西宽7.5米，残高0.5米，方向为4°。在F1西北侧发现瓦片堆，分布范围平面呈曲尺形，东西长约13米，南北宽超过5米，可能继续向北延伸。瓦片堆内出土板瓦、筒瓦均为西周时期，同时发现有零星瓷片，可能是经过后期扰乱形成的二次堆积。
汉唐考古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秦汉栎阳城遗址考古收获，本年度完整揭露了三号、十一号建筑。三号建筑台基四周发现散水，台基北侧、西侧散水外发现屋檐滴水形成的滴水坑，揭示建筑原为瓦顶。在散水外缘之内，发现连续分布的间距不等陶立管，从位置判断，其可能与“擎檐柱”有关；十一号建筑通过北侧廊道西折后与十号建筑连接，台基呈长方形，台基上残存独立房间4个，台基北侧廊道以东的残存散水，在内外两条立瓦内用卵石平铺，在台基北、南、西侧散水与台基间均分布有陶立管。
张建锋研究员介绍了汉长安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2022年考古发掘收获。本年度T9-T18共清理灰坑50多个，房址2座，窑址3座，水井10口，疑似冶铸遗迹2处，铺砖或铺钱范的地面多处。遗址发掘出土遗物有板瓦、筒瓦、瓦当、坩锅、陶支垫、鼓风管等，从形制来看均为西汉及新莽时期的遗物。各类钱范出土数量庞大，多是铸造铜子范的母范，种类有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还有大量的铸钱用的背面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铜钱出土，除五铢外，还有大泉五十、一刀平五千等。
韦其坚助理研究员代刘振东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汉长安城东南郊墓地与唐长安城北郊粮仓的发掘。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墓地发掘区大致呈长方形，已发掘墓葬350余座，均为中小型汉墓，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或斜坡墓道土洞墓、竖穴或斜坡墓道砖室墓；北郊粮仓清理南北7排、东西4列共28座粮仓，由于清表较深，粮仓的开口均已不存，粮仓形制相同，均为圆形仓窖，口大、底小、壁斜，仓底与仓壁普遍进行防潮处理，仓底反复火烤并垫土、铺木板，仓壁火烤后铺木板，在有的仓底发现铺席痕迹。粮仓内遗留粮食多为粟，也有类似水稻的形状。从出土典型唐代手印砖等遗物判断，这批粮仓的时代为唐代。
刘涛副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汉魏洛阳城宫城的主要发掘收获，本年度在完成对2021年发掘区内部分遗迹的扩大发掘和解剖的基础上，新对宫城东墙进行了发掘，共完成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本次在宫墙内侧发现有两座东西向排列的地下式仓窖遗迹。仓窖口部坍塌严重，直径约11米，深约7米，其中填土为坍塌淤积堆积，只在西侧的仓窖底部，发现有少量的炭化植物遗存。仓窖北侧和两座仓窖之间，发现有夯土隔墙。据此扩大的勘察工作表明该区域内有大量仓窖，其分布大约西侧以司马门内大路为界，南侧为东掖门内大道，北临永巷，东依宫城东墙，总数约240座，在宫城内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仓窖区，当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府库遗迹。
郭晓涛副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汉魏洛阳城宫城千秋门遗址主要发掘收获，本次发掘主要对魏晋时期的阙台和魏晋时期的水道遗迹进行发掘解剖。在千秋门门址的阙间广场下层，解剖发现保留有魏晋乃至汉代的大型地下水道遗迹。该水道遗迹被北周夯土和北魏砖砌水道叠压或打破。魏晋水道以砌石为主，兼有砌砖，由 4 条水道构成。水道在门址阙间广场之下呈西北—东南走向，石窦伏流穿过宫内院墙向北直流而去。在魏晋水道遗迹以下，还发现汉代的大型券砖水道。从魏晋乃至汉代水道均在此处分布的综合情况分析，千秋门区域是汉魏洛阳城宫城的历代延续、不断重建的水利枢纽。
沈丽华副研究员汇报了河北邺城遗址2022年考古发掘与收获。本年度主要开展了对核桃园北齐佛寺及东魏北齐宫城区的勘探与发掘。核桃园北齐佛寺发掘在6号基址与9号基址之间新确认了11号基址，基址出土的大型兽面瓦件，是邺城遗址首次经科学发掘出土且保存完好的大型兽面瓦件，此外，8号基址与7号基址衔接处，经发掘确认为丁字形交接；东魏北齐宫城区的发掘确认宫城第一重宫城墙为复墙形式，墙体宽1.8-2.5米，两墙之间形成约7.7米宽的夹道。由此来看，之前发现的第二重宫城墙结构亦应大致相似，墙体宽3-4米，两墙间距约6-7米。
杨勇研究员介绍了云南昭通朱提故城遗址的发掘收获，2022年发掘发现城墙、城门、城壕、夯土基址、磉墩、灰坑、排水沟、炼炉等遗迹。从南城墙和东城墙的解剖情况看，城墙至少分两期。早期城墙夯筑而成，根据地层关系及包含物推测筑于东汉时期，晚期城墙在早期城墙两侧局部堆土增修，夹杂较多绳纹瓦片，年代可能晚至晋。出土遗物主要有大量砖瓦以及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骨器、木简、陶模、炼渣等。在西城壕底部出土一些木质遗物，其中含少量木简，多残朽，个别带字。
韩建华副研究员汇报了隋唐长安城安化门遗址、东市遗址及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22年田野考古工作。安化门为一门三道结构，由墩台、门道、隔墙组成，东西35.4米，南北13.3米，墩台宽7.3米，发现有疑似排叉柱坑三个，郭城南墙，南北宽4.1米，未发现马道遗迹；东市遗址本次发掘未成整片，但道路，店铺，放生池等遗迹的发现，较全面地揭示出发掘区内道路，水沟组成的格局分布状况，细化了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九分之一东北隅内街道，曲巷、店铺、作坊、灰坑、水井等建筑分布格局，为隋唐长安城的综合研究提供了资料。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22年度完成了2007QM1的补充发掘和血渭一号墓南侧的殉马坑的重新清理与测量。2007QM1墓园平面方形，石砌茔墙，在墓园东南角，有石砌房址两座，均为长方形，各有门道缺口。经过清理发掘，可以明确2007QM1墓墓园形制和规模，与其毗邻的2018血渭一号墓墓园相当，确认了该墓与2018血渭一号墓是整体规划设计的，有着统一的规划设计理念。对血渭一号墓封土南侧的五条长条形殉马坑中的两条（K4、K5）进行重新清理，K4内总共发现17匹殉马，马骨形态各异，头向不一，身旁均有巨石，部分马作欲挣扎站起姿态，推测为活马殉葬。
卢亚辉助理研究员汇报了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工作重心围绕西北隅中路建筑群、东南隅东路院落北侧大殿展开。西半坊Ⅰ号院落是一组中轴对称、以大殿为核心的多进式庭院建筑，对探索中古时期里坊庭院建筑模式具有重要价值。Ⅱ号、Ⅲ号院落揭示出的国子监、孔庙的建筑结构和形制布局，为探索古代礼制建筑的形制特征和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实例。对研究中古时期城市的居住空间、生活形态和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为展示中古时期里坊制度下的城市居民生活面貌和城市管理制度提供了材料。
汪勃研究员汇报了2022年唐宋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本年度分别对扬州桑树脚唐宋大型建筑基址群东区和西区、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进行发掘。通过2022年桑树脚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可知区域内建筑遗存的上限或可早至六朝，下限至宋元时期，夯土带为不晚于中唐的唐代城墙遗存，F1、F2相关建筑遗存所属时代在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扬州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的发掘大收获为解明夯土包砖墙体北侧东段并未直接向东延伸，而是先向北而后向东，找到了夯土包砖墙体的最东端。
董新林研究员汇报了2022年度辽上京皇城遗址的考古新进展，本年度主要围绕辽上京皇城南部大型建筑基址进行发掘。JZ1位于院落中央，坐北朝南。经过对JZ1的东侧一半面积进行探方揭露和关键性解剖，发现了三次具有明确叠压或打破关系的夯土台基及其柱网结构的磉墩基础，证实了基址在辽金两代有三次大规模营建。按揭露顺序，时代由晚到早依次编号为JZ1A、JZ1B和JZ1C。三次大规模营建的建筑均为南向。遗址的发掘增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及皇城南部一号建筑基址及其所在院落的了解，丰富了对辽上京城址时代沿革的认识。
何岁利副研究员汇报了河北雄县古州城3号遗址发掘与收获，本次对3号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城址、门址、回廊、排水道等建筑遗存。结合发掘情况显示，门址夯土基台大致可分为早、晚二期。平面略呈长方形，晚期遗址东西长约24、南北宽约13米左右，基台外侧有包砖、散水，基址南侧正中发现一处砖砌踏步残迹，踏步两侧有包砖和散水残迹。基址东西两侧疑似连接有延伸的廊房。遗址出土遗物多为残块。主要见有砖、瓦、瓦当、陶瓷器、铜钱，其中有大量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此外，本年度对城址东南部勘探时，新发现了9、10、11号建筑遗址及5处窑址。
边疆考古
王鹏副研究员汇报了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2022年考古收获，本年度主要对城址西城墙中部以及城址西南部墓地的第2号冢进行了发掘。对西城墙中段的发掘，发现了西城墙内外的引水渠、支渠，西城门，西城门外侧跨越引水渠的桥梁及道路遗迹。Z2位于2021年发掘的Z1的南部，为单体的石围墓，平面呈方形，东西向，面积约24平方米。在石围中部偏西位置的地面上并立两座石棺。石围及石棺均遭扰动，石板残块及砾石散落于四周，石棺内仅发现少量烧骨。此外，西围栏中部的缺口处埋一侧身屈肢的幼儿，这与城址房屋门道内及院门处埋人的现象相同。据此推测，Z2与Z1诸墓相同，亦应系对房屋建筑的模仿。
郭物研究员介绍了2022度北庭故城遗址收获，本年度清理灰坑37个，水井5个，房址1座，中部残留一个晚期的夯土台基，出土器物不多，主要是各类陶器、铜钱、银币、炼渣等，其中比较多的是瓦当、板瓦、筒瓦、长方砖、方砖等建筑残件。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在遗址内发现了壁画碎片，虽然很碎，但说明这个建筑群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结合“悲田寺”残陶片、壁画残块等发现，可以认为这个院落曾经承担庭州和北庭都护府体系中佛教功能的作用，为全景复原北庭故城的格局变化和具体建筑的兴衰提供了细节性的证据。
艾力江副研究员汇报了新疆喀什汗诺依遗址的考古收获，2018-2019年大体掌握了遗址西城的城墙结构、城门、角楼、城内房址、窑址、城东作坊等信息，并在遗址东部发现汉晋时期的古城；2020-2021年航拍绘制了遗址平面图和高程图，采用物理勘探方法获取多处遗迹的形状与深度信息，发掘1525平方米，发现和清理灰坑、沟渠、建筑基址、墙体、城墙、台基和踩踏面等遗迹，出土器物3600余件；2022年度工作以在遗址中部和北部发掘解剖沟为主，发掘目的旨在了解遗址边界和两座城邑的形制布局等信息，厘清两城之间的各类遗迹分布的时空关系。
王飞峰副研究员介绍了2022度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本年度通过对一号蓄水池东南侧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区域存在长约73米的排水渠，结合前期的钻探和试掘，排水渠长约120米，应该属于山城排水系统。遗址内发现铭文陶片、莲花纹瓦当、木炭、石器、铁器、兽骨、与冶炼相关的炒钢渣、炉渣等遗物，房址、火炕等遗迹，排水渠西部南侧的三道石墙叠压早期火炕。规模超大的排水渠、明确的叠压关系、大量高句丽遗迹遗物的发现对于探索山城布局、排水系统和工程技术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次发掘已基本确定农田遗迹西侧、南侧范围，北侧和东侧范围尚待进一步确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会议总结
汇报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作会议总结。本年度有37个田野考古项目参加年度汇报，其中两项未能在会议上发言，但我们仍能从手册上看到他们的工作成果。37个考古项目分布在全国16个省区，史前考古项目分布在9个省区，夏商周考古项目分布在5个省区，汉唐考古项目分布在7个省区，边疆考古项目分布在2个省区。这些项目从时间上涵盖了从旧石器晚期时代到宋元时期，从地理单元上基本涵盖了中国大陆的东、西、南、北四端，从课题上涵盖了现代人起源和扩散、农业起源、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文明起源、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重要课题。虽然受疫情影响，国外项目几乎全部停顿，但是国内的田野项目仍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汇报会上很多课题都取得了新的发现，丰富甚至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为我们构建文化谱系、填补发现的空白、解决遗址的结构布局和其他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目前田野考古工作越来越精细，不论新老项目，都有着明确的学术目标、很强的问题意识和课题意识，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提倡的精细化的发掘、多学科合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田野工作是考古资料收集和一切考古研究的基础，必须抓紧抓实。从前期的测绘勘探、调查发掘，到后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这些意识需要始终贯穿其中，从而保证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可以看到，多学科合作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年代学研究、环境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的研究分析、微痕分析、埋藏学研究等都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表示我们需要保持多学科合作、发现、研究和保护方面的优势。本年度简报和发掘报告得到了重视，虽然简报和报告的滞后状态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许多重要遗址的田野报告，还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尽快完成出版。他希望简报和田野报告能够及时出版，做出成绩，将发掘、研究、出版形成良性互动。我们的主力军目前仍以70后、80后为主，但他相信90后很快就会成为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的中坚力量，融入考古所的科研大军，把各项工作做好。最后，陈星灿所长祝愿大家新年愉快，在新的一年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