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交流研讨会》会议纪要（三）
2022年12月24—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古代城市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交流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4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研讨并介绍了近年来32项古代都城及城市的重要考古发现。现将第三场与会者发言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广西浦北越州故城的发掘及收获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韦伟燕老师介绍，2019至2022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对越州故城遗址进行了连续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累计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共清理城门1座，解剖墙体6段，发掘院落、大型建筑基址、排水沟渠、散水、沙井、水井、灶、灰坑、瓮棺等遗迹500余个，出土各类遗物5000余件。通过发掘对南朝时期州城遗址的结构形制和建筑布局形成了初步的认识。
城墙与城门：越州故城遗址由外城和内城构成。外城平面形状近似半椭圆形，北城墙沿着山脊修筑，部分地方直接利用自然山体为屏障，东、南、西城墙相对较直，北城墙弧折。外城周长2080米，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城位于外城西部，平面长方形。内城城墙上倒塌大量板瓦、筒瓦，似有墙上建筑。内城城墙外有护城壕。
遗迹及遗物：通过考古发掘清理用土墙围起来的院落3个、建筑基址8座。城址内出土文物主要为建筑材料，还有大量陶器、瓷器、铁器、玻璃珠。陶器的器型和纹饰都十分具有本地特色。瓷器则是南朝时期流行的器型。铁器主要为工具和武器。玻璃珠经科学检测来自南亚地区。除此之外，城址内还出土有北流型铜鼓残片。
成果及认识：越州故城依山势而建，考古发现城门属开凿自然山体为门道，与文献记载越州“穿山为城门”相合。城门、城墙（角楼、马面）、护城壕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布局结构清晰，不仅为研究南朝时期州治类城堡的形制特征、而且也为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越州故城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碳十四AMS高精度测年树轮校正年代与文献记载越州于公元474年始立州镇、隋大业初（公元605）废州迁移治所的记载相印证。越州故城年代明确，出土的典型器物层位关系清楚，在岭南地区南北朝时期考古遗存分期断代上具有标尺性意义。
第三，越州故城不仅出土南朝流行的瓷器，又有被岭南学界认为属于俚獠土著人群特色的水波纹陶器组合以及北流型铜鼓残片，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边疆地区族群关系及地域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越州故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形制多样，丰富了六朝瓦当体系。在城址内发现与冶铁有关的作坊遗址、以及鼓风管、坩埚、大量铁器、铁渣等，对于研究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冶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遗址出土的玻璃珠属于印度-太平洋玻璃珠，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南亚、东南亚地区传入，该发现为深入研究南北朝时期中外文明交流补充了新材料。
第五，越州故城遗址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年代明确、布局清晰、结构独特，选址理念凸显，防卫意图强烈的南朝时期城址，对于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南朝在南疆地区的管理开发具有重要价值。
青海共和吐谷浑伏俟城的调查与收获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刘卫鹏老师分享了青海共和吐谷浑伏俟城的调查与收获。他介绍，2018年7-9月和2020年7-8月，为配合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的申遗工作，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青海省共和县石乃亥乡的吐谷浑伏俟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调查，通过两年的工作，厘清了内城城内建筑布局，发现并确定了外城北墙和城门，在外城南部发现房址和灰坑，并在外城以外的东、北、西三面发现城址4座，夯土高台5座，人工堆筑高台1座，居住址1处，采集了大量属于吐谷浑的瓦片和陶片，个别板瓦、筒瓦外面有模印或刻写的“兲”字，可能是“天王”二字的合体。伏俟城外围遗迹点年代同内、外城大致相当，为北朝至隋和初唐时期，属于吐谷浑伏俟城周围的附属建筑。
考古钻探和遗物测年确定了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城就是吐谷浑伏俟城，其时代从北朝延续至隋和唐初，宋代对其进行了利用和重修，印证和补充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外城北墙和城门首次被发现，使得伏俟城内、外城重城结构的布局清晰而完整。在外城以外东、北、西三面发现有城址、夯台和居址，星罗棋布，宛若众星拱卫着内外城，尤其是外城东部和东北部遗迹点较为密集，布置有三座城址、一座夯台，一处居址，同伏俟城易受攻击的威胁主要来自青海湖北线有关。在伏俟城内、外城和外围遗迹点采集到大量瓦片和陶片，种类多样，纹饰丰富，有的瓦片上还有文字，陶器上大量装饰绳纹和折线纹，对于认识、确定吐谷浑遗物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伏俟城是游牧迁徙与建城定居相互结合的一个典范，其内涵丰富、结构完整、形制独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吐谷浑的国家形态、都城建制、物质文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
大运河城市考古新发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介绍了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物局支持下，开展的两项大运河城市考古工作。一是对隋唐“掘沟”线上重要节点城市如皋市境内的“掘沟”运河河道及徐家桥聚落遗址做小面积发掘，同时开展如皋老城区的考古勘探；二是对古“邗沟”中部的古代“射阳城”遗址进行勘探。
贺云翱教授介绍，第一项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掘沟”遗址的年代和如皋城市始建的年代及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索唐代入华日本高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说“掘沟”为隋炀帝时所开及圆仁对“如皋镇”所做记录的历史真实性，也为探讨西汉吴王刘濞开挖的“邗沟东道”（一称盐运河，即后来又称“通扬运河”的最古老的一段）最东端可能到达的地方及该河道与如皋城市的关系。
这项考古的初步收获是：如皋市以东的运河故道应即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载的“掘沟”，本次发掘证实“掘沟”运河至少在唐中晚期已经存在，圆仁所载“掘沟”完成于隋炀帝时极可能是真实的史料。本次发掘的如皋市“徐家桥遗址”紧贴“掘沟”运河，其最早地层为唐代，是如皋城市以东古“掘沟”运河沿线迄今发掘的年代最古老的村落遗址。如皋历史城区最古老的文化遗迹目前确认是唐代，而且唐代地层和遗迹主要分布在古“掘沟”两岸，这表明唐代“如皋镇”的兴起与掘沟运河的开挖运行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项考古工作的重点是想探明古邗沟中部古城古射阳城的整体布局，理清城址的时代。“射阳城”作为古邗沟上的重镇，其起源时间不详。本次考古调查勘探过程中发现，当地居民过去曾经采集有楚国“郢爰”金币、战国铜剑等，可见其起源时间当不晚于战国。西汉初年，项伯（刘缠）被封为“射阳侯”，这里成为刘缠的“侯国”政治中心。公元前192年，刘缠去世，改立射阳县，这里成为射阳县治。自此，射阳县历西汉、东汉两代，“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即为射阳人。三国时射阳县一度被废，西晋时又复立，历东晋、南朝刘宋，于南朝萧齐时期才再次被废，此间先后立县时间长达600多年，这段时间也正是古邗沟的重要使用时间。
此次考古勘探确立了古射阳城遗址的大概范围。城址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700米；四周未发现城墙，但四面有护城河围护，护城河遗迹大多埋入于地下；城址核心区约呈方形，四周原先同样有河道围护，河道遗迹现多掩埋于地下；在城址以南不足200米处为古射阳城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墓葬区”所在，现在地表上残余墓墩仅10多座，勘探到的墓葬有236座（墓墩）；采集到大量板瓦、筒瓦及陶瓷器残片、少量残瓦当、陶井圈残片等。时代主要是在两汉时代，少量可以到六朝时期。
最后，贺云翱教授指出，本次考古勘探是古射阳城遗址的首次考古工作，相关发现对认识古邗沟一线的历史文化、邗沟使用时期的沿线城市文化等具有重要价值，也对研究江淮运河的空间变迁及其对城市分布演化的影响有一定意义。同时，为今后古射阳城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老师介绍了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的考古新进展。正平坊是隋唐洛阳城内重要的里坊之一，从2020年4月起至今，在全面考古钻探的基础上，对正平坊遗开展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收获。
首先，确定了正平坊的确切位置、规模范围及与周围里坊的关系。发掘出了正平坊的坊墙、坊门及内部的“丁”字形路网结构，坊内分为西半坊、东南区和东北区三部分。其中西半坊为一座中轴对称多进式庭院所占居，庭院由廊庑分割为不同的空间。南半部为庭院园林区，北半部为多进式庭院院落。庭院由中轴对称分布的南北三列建筑组成，中轴线建筑南北由五座大型夯筑台基组成，并由轩廊围合成不同的院落，建筑布列有序。
坊东南区占坊四分之一，东西布置三座面阔相同的多进式庭院院落。南坊墙东南区段居中开门，门内东西通道北侧为三座面阔相同的庭院院落，庭院间有南北通道相隔，通道北部有望楼建筑。中间庭院由廊庑围合而成，为中轴对称多进式庭院布局，坊墙东南段居中之门、庭院南门、主院大殿构成庭院的南北建筑轴线。东侧庭院由院墙围合而成，或亦为中轴对称多进式庭院布局，庭院南门、主院大殿构成庭院南北建筑轴线。
目前正平坊遗址的考古工作揭示了正平坊的规模尺度、空间结构和庭院建筑模式，特别是中轴对称、以大殿为核心的多进式庭院建筑布局，为探索中古时里坊的形制结构和建筑模式具有重要价值，为研究中古时期城市的居住空间、生活形态和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高士南路段古城墙遗址看唐宋袁州城的营建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兆云老师介绍了唐宋袁州城的营建。李老师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宜春自汉代开始建城，至隋唐时期，袁州设立，城池范围基本确定，后世虽历经修缮，但仍在城市的不断叠压中逐渐泯灭。为了确定高士南路城墙遗址的营修年代，了解袁州古城的形制、布局，展现袁州古城历史风貌，挖掘袁州古城文化内涵，推动宜春城市文化复兴，2021年6月至2022年8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春市文广新旅局、宜春市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袁州区老城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发现疑似城墙点5处。后对高士南路段古城墙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局部揭露了唐宋时期的城墙、马面、夯土等遗迹现象，分为晚唐五代和南宋两期，第一期或始于唐乾宁二年，废弃于大中祥符三年后，第二期营建则始于建炎二年，废弃与元代。两期营建期间均有多次维修。
经过本次考古发掘，确定了高士南路段城墙遗址是袁州古城南部城墙的一部分，揭露出夯土包砖城墙和马面等遗迹现象，墙体建筑保存较好，基本呈现出袁州古城晚唐五代至南宋时期的修筑过程，为目前江西省经科学考古发掘保存最早的包砖城墙遗址，是近年来江西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为探索宜春地区古代城址中唐宋时期的面貌提供了线索，对于解明袁州古城晚唐至宋的总体形制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北宋徽宗时期西京宫城格局考古学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老师分享了北宋徽宗时期西京宫城格局考古学观察。首先韩老师讲到，北宋王朝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京，宫城格局是国家象征，宫城格局的变动，体现了皇权运作空间变动。接着他以徽宗时期洛阳宫城的修治与建设为研究时段，探讨了此时期宫城格局的变动，并提出宫城扩至广袤十六里的范围，是将宋初的皇城北部纳入宫城范围。同时韩老师利用考古资料，从明福门位置与东西横街、太极殿与宫城分区、以及文明殿形制复原几个方面，对徽宗时期的宫城格局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徽宗时期通过这种象征国家权威与权力的空间配置来扩大徽宗皇帝权威的政治目的。
河北雄县鄚州城遗址的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岁利老师介绍了2019至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北雄县鄚州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此次考古发现城墙、护城河、道路等遗迹并出土了砖、瓦、陶礌等相关遗物。结果显示，鄚州城遗址营建年代可能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城址性质可能为五代、北宋时期莫（鄚）州鄚县城址，金、元时期莫（鄚）亭县城址。何老师表示通过此次鄚州城址的发掘，对古代鄚州城的营建、历史地理环境、沿革、迁移与原因等问题有了初步的分析与研究。发掘工作也为该城址与冀中地区同类城址以及“燕云十六州”相关城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