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都同心路道路及管线工程项目唐宋墓葬考古发掘收获
新都区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是成都市的城北副中心，北与德阳广汉市、成都市青白江区毗邻，西与成都彭州市、郫都区接壤，东、南与成都市金牛区、成华区、龙泉驿区相连。新都北部有清白江，南部有毗河，位于岷江和沱江水系的冲积平原，全境地貌形态以土壤肥沃的平坝为主，部分为龙泉山脉边缘延绵起伏的丘陵，自然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适合人类生活繁衍的膏腴之地。
新都为古蜀国三大名都之一，素有“天府明珠”、“香城宝地”之美誉，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秦汉时即已置新都县，魏晋南北朝因之。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兴乐县，大业元年(605年)，撤县并入成都县。唐武德二年（619年）析成都县地复置，还旧名，沿袭至今。
同心路道路及管线工程项目位于新都区新都街道，西邻同仁路，东邻兴乐北路，南邻新都大道，北邻学府路。（图一）。
图一 墓地位置示意图
新都区文物保护所于2022年3月2日至4日对项目进行了地下文物勘探，确认项目地下分布有唐宋时期墓葬。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随即安排工作人员对这批墓葬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墓地所处位置为一处略高于周围的台地，地表现为林地或硬化地面，共发现墓葬12座，按发掘先后顺序依次编号为2022CXTM1～M12（图二）。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图二 墓葬航拍图
01墓葬介绍
M1 墓向191°（图三）。单室砖墓。墓葬损毁严重，仅残存一层底砖。墓圹平面呈长方形，残长2.68、宽1.33、残深1.2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2.48、宽1.19米。底砖由横砖错缝平铺。墓砖为长方形素面砖，规格34×18×4厘米。
未发现随葬品。
图三 M1平面图
M2 墓向206°（图四）。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长方形，长2.4、宽1.1、残深0.3米。由封门、墓室组成。封门位于墓室前部，由两块错缝丁砖横砌。残高0.28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1.98、宽0.38、残深0.28米。墓壁分数层砌筑，先平砖顺铺一层，再用丁砖砌筑一层，丁砖或横或纵，又平砖顺铺两层，再横砖砌筑一层。铺地砖用平砖横铺一层。墓砖为长方形素面砖，规格为33x17x4厘米。
随葬品位于墓室前部，发现有瓷四系罐、瓷碗、铜钗、开元通宝等。
图四 M2平面图
出土随葬品共4件，可分为瓷器、铜器、铜钱等。
瓷器 2件 。
瓷四系罐 1件。M2：1，侈口，斜方唇，肩部饰两两对称竖耳，弧腹，最大径在上腹部，平底。红胎，腹部以上施米黄釉，腹部以下有流釉现象。口径9、底径10.5、高19.6厘米（图五，1）。
图五 瓷四系罐（M2：1）
瓷碗 1件。M2：2，口微侈，折沿，尖圆唇，弧腹，饼足。红褐色胎，内外壁皆施米黄釉，内底留有支钉痕，外壁腹部以上施釉。口径13.4、底径5.45、高4.5厘米(图六，1)。
图六 瓷碗（M2：2）
铜钗 M2：4，残，模制，捶打。整体呈“U”形，器身呈圆柱形，尖部细长，尾端粗钝，表面轻微腐朽。长13.6、直径0.2厘米（图七）。
图七 铜钗（M2：4）
铜钱 共7枚。圆形方孔，均为开元通宝，直读。锈蚀严重。M2：3-1，钱径2.3、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八，上1 ）。M2：3-2，钱径2.4、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八，上2 ）。M2：3-3，钱径2.4、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八，上3 ）。M2：3-4，钱径2.5、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八，上4）。M2：3-5，钱径2.5、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八，下1 ）。M2：3-6，极残（图八，下2 ）。M2：3-7，钱径2.4、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八，下3 ）。
图八 “开元通宝”铜钱
（M2：3-1、2、3、4、5、6、7）
M3 墓向219°（图九）。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长方形，残长2.2、宽0.9、残深0.18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1.92、宽0.4、残深0.15米。墓壁采用丁砖砌筑，或横或纵。铺底砖采用横砖错缝平铺。墓砖为长方形素面砖，规格为31×16×3厘米。
未发现随葬品。
图九 M3平面图
M4 墓向207°（图一〇）。单室砖墓。保存较差，南部被破坏。依据墓葬形制可推测其结构，墓圹平面呈长方形，残长2.2、宽1.5、残深0.3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1.56、宽0.98、残深0.1米。墓室两长壁直接顺砖平铺砌筑，墓室侧壁先平砖横铺三层，再用丁砖顺砌十一块。铺地砖直接用平砖横铺一层。墓砖均为长方形素面砖，规格为38×15×5厘米。
图一〇 M4平面图
随葬品位于铺底砖下。发现有“开元通宝”铜钱3枚。圆形方孔。楷书，直读。锈蚀严重。M4：1-1，钱径2.4、穿径0.7、郭厚0.1厘米（图一一 ，1）。M4：1-2，钱径2.3、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一一，2）。M4：1-3，钱径2.3、穿径0.7、郭厚0.1厘米（图一一，3）。
图一一 “开元通宝”铜钱（M4：1、2、3）
M5 墓向202°（图一二）。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梯形，长3.1、宽1.2~1.5、残深0.34米。由封门、墓室组成。封门采用丁砖错缝砌筑，上平铺一层，有残缺。墓室平面呈梯形，长2.38、宽0.42~0.73、残深0.3米。墓壁采用“一丁一平”方式垒砌，先在底部平铺一层，其上用丁砖或横或纵砌筑，再在其上错缝平铺两层。铺地砖采用横砖错缝平铺。墓砖为长方形素面青砖，规格为33×18×4厘米。
图一二 M5平面图
随葬品位于墓室中部，发现1件瓷双系罐。M5：1。侈口，斜方唇，束颈，溜肩，肩部有对称桥形耳，弧腹，平底。红褐胎，腹部以上及口沿施青釉。颈部有一周凸棱。口径11.4、底径12.5、高34厘米（图一三，1）。
图一三 瓷双耳罐（M5：1）
M6 墓向186°（图一四）。单室砖墓。墓葬南部被扰乱，但依据其形制特征仍能推测出其平面结构。墓圹平面呈长方形，长2.94、宽1.3、残深0.3米。墓室平面呈梯形，长2.46、宽0.56～0.78、残深0.24米。墓壁先顺砖平铺一层，其上用丁砖砌筑，丁砖或横或纵。铺地砖直接用平砖横铺一层。墓砖规格为36×18×4厘米。
随葬品位于墓室中部，发现有1件瓷碗。
图一四 M6平面图
瓷碗 1件。M6：1，口微侈，尖圆唇，弧腹，饼足。红胎，胎土内羼合有石英砂。挂灰色化妆土，施米黄釉，碗外侧仅腹部以上施釉。口径12.5、底径4.5、高4厘米(图一五，1)。
图一五 瓷碗（M6：1）
M7 墓向187°（图一六）。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梯形，长2.7、宽1~1.4、残深0.7米。封门位于墓室前部，由两块错缝顺砌的丁砖砌筑。残高0.7米。墓室平面呈梯形，长2.32、宽0.52～0.8、残深0.52米。墓壁用砖一平一丁顺砌，丁砖或横或纵。铺地砖用横砖平铺一层。墓砖规格为31×17×3厘米。
随葬品位于墓室前部，发现有瓷碗、铜钱等。
图一六 M7平面图
随葬品共3件。
瓷碗 2件。侈口，尖唇。灰胎，胎土内羼合有石英砂。施米黄釉，外壁施半釉。M7：1，斜直腹，圈足。口径15、底径5.6、高4.5厘米(图一七)。M7：2，弧腹，饼足。口径13.6、底径4.5、高5.5厘米（图一八）。
图一七 瓷碗（M7：1）
图一八 瓷碗（M7：2）
铜钱 共7枚。圆形方孔，楷书，直读。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类。
开元通宝 6枚。M7：3-1，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一九 ，上1）。M7：3-3，钱径2.4、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一九 ，上3）。M7：3-4，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一九 ，上4）。M7：3-5，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一九 ，下1）。M7：3-6，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一九 ，下2）。M7：3-7，残。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一九 ，下3）。
乾元重宝 1枚。M7：3-2，钱径2.4、穿径0.7、郭厚0.1厘米（图一九 ，上2）。
图一九 铜钱（M7：3-1、2、3、4、5、6、7）
M8 墓向179°（图二〇）。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梯形，长3.2、宽1.4~1.5、残深0.56米。由封门、墓室组成。封门采用一平一丁的方式垒砌两层，残高0.52米。墓室可以分为前后两段，长2.38、深0.52米。前段平面呈长方形，长0.5、宽0.9米。后段平面呈梯形，长1.88、宽0.5~0.6米。后段中部有肋拱。墓壁采用一平一丁的方式交错垒砌两层，丁砖或横或纵，其上再错缝平铺两层平砖。铺底砖错缝斜铺地。墓砖均为长方形素面青砖，规格为31×16×3厘米。
随葬品位于墓室前段，发现有瓷盘口壶、瓷碗、铜钱等。
图二〇 M8平面图
出土器物共3件。
瓷器2件。
瓷盘口壶 1件。M8：1，直口，折沿，圆唇，束颈，溜肩，肩部饰两两对称横耳，弧腹斜收，平底。红褐胎，腹部以上施黄褐釉，有脱釉现象。口径18、底径12.5、高42厘米（图二一，1）。
图二一 瓷盘口壶（M8：1）
瓷碗 1件。M8：2，侈口，尖圆唇，浅折腹，饼足。灰胎，胎土内羼合有石英砂。施青釉，外侧下部未施釉，有流釉现象。口径16.2、底径6.4、高3.8厘米（图二二）。
图二二 瓷碗（M8：2）
铜钱 共5枚。圆形方孔，楷书，均为“开元通宝”，直读。M8：3-1，锈蚀严重。钱径2.3、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二三 ，上1）。M8：3-2，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二三 ，上2）。M8：3-3，钱径2、穿径0.7、郭厚0.1厘米（图二三 ，上3）。M8：3-4，钱径2、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二三 ，下1）。M8：3-5，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二三 ，下2）。
图二三 “开元通宝”铜钱
（M8：3-1、2、3、4、5）
M9 墓向205°（图二四），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梯形，长2.9、宽1.3~1.4、残深0.5米。由封门和墓室组成。封门用丁砖错缝砌成。墓室平面呈梯形。长2.3、宽0.6~0.7、残高0.44米。墓壁先顺砖平铺一层，其上用一平一丁砖顺砌，再在其上平铺三层顺砖。铺地砖直接用平砖横铺一层。墓砖均为长方形素面砖，墓壁砖规格为36x18x4厘米，墓底砖规格39x19x4厘米。
葬具不存。
人骨保存极差，葬式仰身直肢。
随葬品位于墓室前部，发现有瓷双系罐、瓷碗、铜钗等。
图二四 M9平面图
出土器物共3件。
瓷器 2件。
瓷双耳罐 1件。M9：1，口微敛，矮领，溜肩，圆腹，平底。肩部有对称竖耳。红胎，腹部以上满施青黄釉。口径5.6、底径4.5、高9厘米（图二五，1）。
图二五 瓷双耳罐（M9：1）
瓷碗 1件。M9：2。口微侈，尖唇，弧腹，饼足。红胎，胎土内羼合有石英砂。内外壁皆施青釉，内底留有支钉痕。口径13.4、足径5.4、高4厘米(图二六，1)。
图二六 瓷碗（M9：2）
铜器 1件。
铜钗 M9：3。残。模制，捶打。整体呈“U”形，器身呈圆柱形，尖部细长，尾端粗钝，表面轻微腐朽。通长12.6、直径0.2厘米（图二七，1）。
图二七 铜钗（M9：3）
M10 墓向185°（图二八）。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长方形，长1.1、宽0.6、残深0.3米。由封门和墓室组成。封门采用“一平一丁”的方式垒砌一层。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0.75、宽0.25、残深0.26米。墓壁底部先采用丁砖砌筑，或横或纵，其上再错缝平铺三层。墓室后部有小龛，龛宽0.16、进深0.03、残高0.26米。铺地砖错缝平铺。墓砖为长方形素面砖，规格为32×16×3厘米。
随葬品位于墓室后龛处，为1件瓷四系罐。
图二八 M10平面图
瓷四系罐 1件。M10：1，敛口，斜方唇，肩部饰两两对称竖耳，弧腹，平底。红胎，挂灰白色化妆土，腹部以上施青釉，腹部以下有流釉现象。颈肩部有一周凹弦纹。口径8、底径11.6、高25厘米（图二九，1）。
图二九 瓷四系罐（M10：1）
M11 墓向176°（图三〇）。单室砖墓。墓圹平面呈梯形，长2.4、宽1~1.15、残深0.5米。由封门和墓室组成。封门采用丁砖错缝垒砌，有残缺。墓室平面呈梯形，长2.02、宽0.5~0.65、残深0.42米。墓壁采用一平一丁方式垒砌，丁砖或横或纵。铺地砖采用横砖错缝平铺。墓砖为长方形素面青砖，规格为36×18×3.5厘米。
葬具不存。
人骨保存较差，葬式仰身直肢。
图三〇 M11平面图
随葬品位于墓室前部，共3件，分为瓷器、铜钱等。
瓷器 2件。
瓷双耳罐 1件。M11：1，直口微敛，矮领，溜肩，肩部有对称竖耳，鼓腹，平底。红褐胎，腹部以上施青釉，罐内壁未施釉。口径5.8，底径4.6，高8.8厘米（图三一）。
图三一 瓷双耳罐（M11：1）
瓷碗 1件。M11：2，口微侈，尖唇，弧腹，饼足。褐胎，内外壁施青釉，内底留有支钉痕。口径13.6、底径6.2、高4厘米(图三二)。
图三二 瓷碗（M11：2）
铜钱 共3枚。圆形方孔，均为“开元通宝”，楷书，直读。锈蚀严重。M11：3-1，钱径2.3、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三三，左1）。M11：3-2，钱径2.3、穿径0.6、郭厚0.15厘米（图三三，左2）。M11：3-3，钱径2.4、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三三，右1）。
图三三 “开元通宝”铜钱（M11：3-1、2、3）
M12 墓向97°（图三四）。单室砖墓。墓葬损毁严重，仅残余部分。墓圹平面呈长方形，残长1.1、宽1.15、残深0.5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0.7、宽0.78，残深0.22米。墓壁先顺铺一层平砖，上面再用丁砖横铺。墓室底砖斜铺地。墓砖为长方形素面砖，墓砖规格为33×16×4厘米。
图三四 M12平面图
随葬品位于铺底砖下，出土一枚“开元通宝”铜钱。M12：1，圆形方孔。锈蚀严重，钱径2.4、穿径0.6、郭厚0.1厘米（图三五）。
图三五 “开元通宝”铜钱（M12：1）
02时代和认识
本次共发掘墓葬12座，墓向基本一致，其中有9座墓保存较好（M2、M3、M5—11），另外3座墓保存极差（M1、M4、M12）。墓葬形制总体规模较小，单体墓葬长度一般在2~3米之间，最长的不超过4米，最短的在1米左右，结构较为简单。下面先将保存较好的这9座墓葬根据墓葬砌筑方式、结构、出土随葬品组合的不同，分为三个不同时期。
第一期，仅有1座墓葬M8。该墓墓圹平面呈梯形，墓壁不在同一直线上，墓室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墓底砖斜铺地，与《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一文的第三期墓葬形制一致[1]，可以参考的墓葬形制如川大唐墓、干道M3等。随葬品方面，M8出土盘口壶（M8：1）与干道M4盘口壶（M4：1）、新津望江村M1盘口壶（M1：1）[2]、双流籍田竹林村M1和M2的五系盘口罐（M1：2、M2：27）[3]相近，瓷碗（M8：2）与梁家巷M1出土瓷碗（M1：5）[4]、青龙乡海滨村年家院子M23的瓷盘（M23：1）[5]一致。上述墓葬中除竹林村M1为后蜀广政二年（939年）、M2为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年家院子M23为广政十九年（956年）外，余皆为唐代晚期，表明此类型的盘口壶和瓷碗从唐代晚期可以一直延续至五代时期。综上，可以将M8的时代推定为唐代晚期，下限或可晚至唐末至五代前期。
第二期：包括M2、M3、M5、M6、M9和M11，共6座。这几座墓葬的形制可以分为长方形和梯形两种，铺底砖均横铺，已不同于M8的斜铺地方式。其中M3、M6、M11与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M7[6]、新津方兴M30、青白江北部新区武海·中华名城M3[7]形制相近。M2四系罐（M2：1）与成都市金沙村M1四耳罐（M1：5）[8]、万间M8四系罐（M8：1）相似，M9、M11瓷双耳罐（M9：1、M11：1）与彭山宋琳墓双耳小陶罐[9]、青龙乡海滨村年家院子双耳罐（M23：2、3）近似，M2瓷碗（M2：2）、M5瓷双耳罐（M5：1）与彭州下梁山M6瓷碗（M6：4）、盘口壶（M6：2）[10]基本一致。这一组对比墓葬时代均为唐代末期至五代时期，如蒋庵子M7、下梁山M6、武海·中华名城M3时代为唐代末期，宋琳墓为广政十八年（955年），年家院子M23为广政十九年（956年）。综上，这一组墓葬时代可推定为唐代末期至五代，下限或可晚至北宋初期。
第三期：包括M7和M10，共2座。
M10从规模和结构推测，应属于火葬墓。该墓墓室较窄，长宽比例接近2：1，不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常见的火葬墓形制。M10出土瓷四系罐（M10：1）可以对比的材料有成都西郊西窑村M21[11]直口四耳罐（M21：4）、龙泉驿区青龙村M2敛口四系罐（M2左：12）。M10：1的口沿为敛口，釉色青黄色，更接近青龙村M2的四系罐。西窑村M21时代为后蜀广政年间，青龙村M2时代为北宋嘉佑七年（1062年）。综合判断M10年代可定为北宋早中期。
M7墓室呈梯形，有较多侧龛，接近于博瑞“都市花园”M26，但又不完全一致。M7出土瓷碗（M7：2）与青龙村M4瓷碗（M4：2）相近。该墓出土两件瓷碗既有圈足，又有饼足，结合陈云洪先生《四川地区宋代墓葬研究》[12]一文的分期，综合判断M7时代可定为北宋中期。
此外，M1、M4、M12墓葬保存极差，仅能通过残存的墓葬形制大致推断墓葬的年代。但从这几座墓与其他墓葬的墓向、位置等关系来看，时代应相距不远。其中M12铺底砖为斜铺地，与M8近似，时代或与M8相同，可定为唐代晚期至五代。M1和M4铺底砖均为横铺，接近于本文的第一期第二类和第二期，时代可定为唐末至北宋早中期。
初步推测该墓地为一处平民墓地，其中M2和M9出土有铜钗，可能为女性墓葬。这里需要对M10再展开进行一些讨论。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火葬墓为北宋晚期，即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M3[13]，时代为崇宁五年（1106年），墓主为女性，出土随葬品有真文券、华盖宫文券、乾元重宝、景德元宝等。此外，在成都市锦江区琉璃厂窑址发现的M2为一座三室并列的砖室火葬墓，在墓葬中室出土有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赵文地券，券文直接墨书于垫板上，依稀可辨“火穴”、“华阳县安养乡”等字样。随葬品仅有1件瓷盏。发掘者根据券文内容以及地券使用窑具的情况推测，墓主人可能为当地窑工。此次M10火葬墓的发现将成都平原火葬墓的出现上推到了北宋早期。关于火葬墓出现的原因，葛林杰在《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14]一文中认为：北宋时期川渝地区火葬墓主要是受到晚唐五代以来火葬风俗的影响；南宋早中期，火葬墓的流行则主要与道教火尸解信仰及佛教信仰有关。文章还认为：上至官员如韩琦，下至游学士子皆有倡导火葬之例，朝廷官方对火葬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严厉禁止逐渐向“姑从其便”转变。此外，文献史料中也可以找到火葬墓流行的资料。如《钦定续通典》卷八十三：“宋太祖建隆三年三月丁亥诏曰：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因未发现买地券之类的纪年材料，无法更进一步深入研究。该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新都地区晚唐至北宋时期的丧风葬俗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新都区文物保护所 执笔：杨洋 刘祥 摄影：刘祥 彭建辉）
注释：
[1] 刘雨茂、朱章义：《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四川文物》1999年3期。
[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新津两座唐墓清理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6）》，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双流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双流籍田竹林村五代后蜀双室合葬墓》，《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4]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梁家巷唐宋墓葬发掘简报》，《四川文物》1999年3期。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青龙乡海滨村年家院子墓地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6）》，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管理局：《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唐宋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4）》，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北部新区武海·中华名城唐五代墓葬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村唐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9] 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彭山后蜀宋琳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5期。
[1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文物保护管理所：《彭州市下梁山唐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
[1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西郊西窑村唐宋墓葬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7期。
[12] 陈云洪：《四川地区宋代墓葬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
[1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
[14] 葛林杰：《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