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7日—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在线上举行。
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学者参加此次论坛。在两天时间内，四十余位学者分八个专题为学界奉献了一次边疆考古的学术盛会。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丛德新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考古司二级巡视员辛泸江副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坚教授先后致辞。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二级巡视员辛泸江副司长代表国家文物局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向长期从事边疆考古工作的学者表示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发挥文物考古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边疆文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边疆考古对实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边疆考古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考古研究，全方位、多层次研究阐释边疆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二是促进考古成果转化，推动边疆地区文化建设，更好助力兴边富民行动；三是打造边疆考古高水平平台，他希望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着力将论坛打造为一流的学术科研平台、考古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代表社科院考古所对如约参加第四届中国边疆考古论坛的与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自2019年以来，每年的这个时刻，边疆考古论坛都如期举行。边疆考古论坛能够这样连续举办四届，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习近平总书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考古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热情和决心，这其中也包括了大量长期战斗在祖国边疆的边疆考古工作者；二是，全国各地的考古项目显著增加，在每年数以千计的发掘项目中，边疆的占比不断增大，从百万年前的人类起源，一万多年前的农业起源，五千多年前的文明起源，再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乃至近代的各种历史遗迹，都有边疆考古工作者的参与和奋斗。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极大的延伸了历史轴线、填补了历史空白、丰富了不同时代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风貌，边疆考古在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下，一定会加深我们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认识，无疑也会帮助我们加深对整个中国的认知。现阶段的边疆考古工作正在蓬勃开展之中，是充满希望和无限潜力的研究领域。借此机会，他提出了三点期望：第一，希望边疆考古工作者善用问题导向，时刻不忘学科建设，在边疆考古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升华学科应用方法和理论，这是边疆考古学越来越具有光明前景的根基，也会为下一个考古百年奠定坚实的根基；第二，希望边疆考古工作者可以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研究者以及国外的相关学者加强交流、互动，共同促进、繁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第三，中国边疆考古论坛依靠诸位和更多朋友的力量，尤其是在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委会的支持下越来越成规模，影响也越来越大，希望这样的论坛能够继续举办下去，多些讨论的场所，将大家的想法、研究和发现系统的公布记录，让彼此的思考和思想留存下来，成为后学进步的阶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坚教授代表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对本次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边疆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以中国，因有边疆，这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2021年举办了中国考古学百年辉煌的庆典。百年来，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也同样成果斐然，显示出边疆考古在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边疆考古不但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同时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边疆考古地区的考古发掘越来越受世人瞩目，边疆考古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热点。边疆考古论坛为从事边疆考古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搭建了非常好的学术研究和合作交流平台，每年一度的论坛必将推进中国边疆考古学科的发展，促进边疆考古研究取得更大收获。希望从事边疆考古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以边疆考古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将边疆考古研究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以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多元一体格局，推动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时要拓展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深入推动边疆考古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文明互鉴，推动中国边疆考古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考古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坚教授致辞
多元一体的文化交流与探讨
论坛第一场主题为：多元一体，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坚教授。
第一位发言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相互关系探讨——以玉器为主线》。刘国祥研究员以玉器为主线对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通过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出土的玉器进行比较，他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人、斜口筒形玉器、玉龙与龙形器、勾云形玉器、双猪首玉器、玉璧、玉玦对凌家滩文化有所影响，而凌家滩文化的玉璜、玉石钺、玉环（镯）、亚腰形玉珠也对红山文化造成了影响。这表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从中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第二位发言者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新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西辽河流域与嫩江流域汉以前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及动因分析》。王立新教授对西辽河流域与嫩江流域汉以前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及动因进行了分析。一般来说，导致每一地区文化变迁的原因都会非常复杂，其中两类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和环境，两类因素的作用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西辽河流域与嫩江流域之所以会出现文化演进轨迹的不同，则无疑应属两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科学研究表明，西辽河流域与嫩江流域均属于生态脆弱地带，过度的农业开发与环境恶化的耦合，是导致西辽河流域汉以前文化演进兴衰交替现象的主要原因，而低强度的渔猎采集经济的长期延续，使得嫩江流域汉以前古文化的演进始终处于平稳递进的状态。
第三位发言者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云南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蒋志龙研究馆员介绍了从西南夷到益州郡——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古实证：河泊所遗址2021-2022年度考古发掘收获。此次发掘共揭露出不同时期遗迹622个，出土铜器、铁器、简牍、封泥、印章等2000余件文化遗物。根据遗物出土情况，可分为早（两汉）、晚（明清）两期。遗址发现的建筑遗存及道路、简牍、“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封泥等证据表明，此处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所在。通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王墓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此次河泊所遗址上西河地点益州郡汉式遗存的系列考古发现，构建了滇中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位发言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韦伟燕副研究员，她的发言题目《广西浦北县越州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及收获》（材料由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强研究馆员、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韦伟燕副研究员联合提交）。韦伟燕副研究员围绕遗址概况、城墙与城门、遗迹、遗物、发现与认识五方面概述了广西浦北县越州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及收获。越州故城依山势而建，考古发现城门属开凿自然山体为门道，与文献记载越州“穿山为城门”相符合。城门、城墙、护城河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布局结构清晰，不仅为研究南朝时期州治类城堡的形制特征、而且也为探讨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城址不仅出土南朝流行的瓷器，又有被岭南学界认为属于俚獠土著人群特色的水波纹陶器组合以及北流型铜鼓残片，对于研究南朝时期边疆地区族群关系及地域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位发言者是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安文荣研究馆员（因身体不适，由孟庆旭馆员代替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东夏国考古工作收获与认识》。他认为东夏国大量沿用早期城址，尤其是山城。在敦化通沟岭山城、城山子山城、安图县五虎山城、五峰山城、珲春市干沟子山城、沙河子山村、汪清县广兴山城、东四方台山城都发现有金代晚期遗存，可能都属于东夏国时期。在东夏国的疆域内，分布有敦化盆地、延吉盆地、珲春盆地、宁安盆地、兴凯湖沿岸平原、绥芬河下游平原等多个较为独立的平原地貌。在历史上敦化盆地、延吉盆地、珲春盆地、宁安盆地、绥芬河下游平原社会发展相对较好，在渤海国和辽金之际曾经出现过城市，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基础，应该是东夏国统治的核心区域，这五个区域可能分别对应东夏国“五京”。
东北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二场主题为：东北地区，主持人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新教授。
第一位发言者是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阳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2022年黑龙江金上京遗址考古新发现》。刘阳馆员从考古发掘情况、出土器物、多学科合作研究情况、收获与认识四点出发，介绍了2022年金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本年度对金上京皇城东南部建筑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900平方米，清理的皇城东南建筑址，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址，该建筑址的东侧还发现一座小型房址，周边有附属的道路遗存三条，还在早期地层中发现窑址两座。所发掘的遗存年代大致有早晚两期。发掘所揭示的金上京皇城东南部建筑址保存完好，结构清晰完整，全屋顶通铺板瓦的结构首次发现，早晚叠压遗存的发掘，明确了该区域至少存在金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这些资料对了解金代建筑技术、皇城内建筑时序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位发言者是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庆旭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2021～2022年吉林磐石红石砬子抗联遗址考古工作收获》。孟庆旭馆员概述了2021-2022年吉林红石砬子抗联遗址的考古收获。2021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共发掘清理出密营房址7座、灶址3个、灰坑1个、防御墙1条，涉及红军医院、红军哨所、红军密营等13处展示区。2022年对小姚家沟地点开展发掘工作，清理出2个地窨子，4个石砌火炕房址，1个台地，3个平台，目前出土遗物以农具、生活用具和武器为主。根据遗迹性质和用途，可以将小姚家沟的遗迹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地窨子为主的岗哨性质遗存；二，火炕房址为主的居住性质遗存；三，平台为主的战斗工事性质遗存；四，台地为主的营训性质遗存。
第三位发言者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副院长李新全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金岭寺建筑址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年代考》。李新全研究馆员对金岭寺建筑址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年代进行考辨。通过对金岭寺建筑址与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遗迹遗物进行研究分析，他认为金岭寺建筑址的始建年代在前燕慕容儁建造廆庙之时，即357年。使用年代包括了前燕、后燕、北燕，废弃年代在北燕灭亡之时或之后，遗址出土的具有强烈北燕时代特征的盘口壶、八瓣莲花纹和水波纹石帐础是有力的实物证明；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始建年代与前燕无涉，它应当是北燕灭亡后，流亡到高句丽辖区内的北燕移民工匠与高句丽工匠共同建造的，网格纹复合六瓣莲花纹干支纪年铭文瓦当即是北燕文化因素与高句丽文化因素结合的产物，并在原有的文化因素基础上有所创新。
第四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副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2022年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王飞峰副研究员介绍了2022年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考古收获。本年度通过对一号蓄水池东南侧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区域存在长约73米的排水渠，结合前期的钻探和试掘，排水渠长约120米，应该属于山城排水系统。遗址内发现铭文陶片、莲花纹瓦当、木炭、石器、铁器、兽骨、与冶炼相关的炒钢渣、炉渣等遗物，房址、火炕等遗迹，排水渠西部南侧的三道石墙叠压早期火炕。规模超大的排水渠、明确的叠压关系、大量高句丽遗迹遗物的发现对于探索山城布局、排水系统和工程技术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次发掘已基本确定农田遗迹西侧、南侧范围，北侧和东侧范围尚待进一步确定。
新疆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三场主题为：新疆地区，主持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研究馆员。
第一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年代等问题再讨论》。丛德新研究员简述了对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年代等问题的一些思考。通过对康家石门子岩画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反映的是一个前后两个阶段（至少），先后相继又处于转变阶段的巫术信仰：从单纯的人口祈盼，发展到更为复杂的、更具巫术特点的招魂舞蹈。这一时期的图画，更具符号化的特点。岩画中对马、双虎等动物的出现，表现出了草原的风格特点，猴面人形的出现，也许暗示了来自更遥远的中亚、南亚的因素。结合周边遗址岩画材料，他推断康家石门子岩画至少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时间段，早期的年代，倾向在公元前2200前后；晚期可能不止包括一个阶段，下限可能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
第二位发言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阮秋荣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新疆吉仁台沟口遗址高台遗存考古发掘新进展》。阮秋荣研究馆员展示了新疆吉仁台沟口遗址—高台遗存的2019年到2022年的考古收获。通过四年的考古发掘研究，明确高台遗存是一处大型方形覆斗状墓葬，主要由地上高冢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该遗存是目前为止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发现的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较为完整的石构墓葬建筑遗存。独特的呈放射状分布的“石条带”，是高台遗存地上高冢的最大特征，从高空俯瞰，石条带向高台中心(即墓室)汇聚，也可以说由高台中心向周边辐射扩散，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原始的太阳崇拜。吉仁台沟口遗址大型房址和大型陵墓的出现，暗示社会已经进入高级酋邦的阶段，初步推测此处应该是当时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核心聚落。
第三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副主任郭物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独目人的传说和考古见证》。郭物研究员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实证、考古遗址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欧亚草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早期游牧国家形成。俄罗斯图瓦阿尔然墓地是早期游牧国家首领的王族墓地，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规模宏大的遗址群是其夏季的礼仪中心，这个王国开创了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若干重要传统。对比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这个早期游牧国家非常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独目人”，与中国文献中的 “一目国”也有关联。“独目”一词可能是对前额眉心处天眼的强调，这可能是印欧原始文化中的一个信仰，后来影响到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印度教等。
第四位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艾力江副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叶尔羌汗国王陵》。艾力江副研究员介绍了叶尔羌汗国王陵。叶尔羌汗国王陵是西域16-18世纪的聚族而葬的王陵，建筑规模远远小于10世纪的苏图克?布格拉汗墓或17世纪末的阿帕克和卓之墓，体量亦不如诸多叶尔羌汗国建筑。结合材料可知，16世纪的乞里坦麻扎建筑颇具规模，17世纪的穆罕默德?谢礼甫之墓壁面内外均镶嵌琉璃瓦，墓室内壁的书法堪称精美。叶尔羌汗国王陵是我国陵寝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叶尔羌汗国特殊的“薄葬”制度纳入中国古代陵墓研究范畴之内深入探索，必将对中华民族丧葬制度与传统习俗变迁研究起到补充与完善的作用。
第五位发言者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肖小勇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2022年莫尔寺遗址发掘收获》。肖小勇教授概述了2022年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收获。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约33公里处，发掘项目自2019年起，至2022年已实施4年，共发掘3300平方米，其中2022年发掘500平方米。本年度发掘探明了2号塔西部边界的位置和结构，2号塔基的平面形制得以复原；对Ⅱ号建筑东部区域进行清理，进一步明确Ⅱ号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平面布局；新发现Ⅵ号建筑，揭示了新的建筑类型和室内布置；完整清理出Ⅲ号建筑，使得Ⅲ号建筑的平面布局得以复原，也为厘清莫尔寺遗址总体建筑布局提供了新的参考；在1号塔东面台地新清理出V号建筑，并对其功能有了初步认识，但其总体结构尚不清楚。
第六位发言者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习通源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伊吾河流域史前聚落遗存调查与初步研究》。习通源副教授介绍了伊吾河流域史前聚落遗存的调查与初步研究。伊吾河流域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天山山脉最东端，是欧亚大陆东西交通和古代文化交流的要冲，是我国古代牧业文化和草原文明形成和发展较早的重要区域。伊吾河流域已发现沿河道分布的史前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遗存70处，其中遗址23处，墓葬25处，岩画22处。通过对伊吾河流域史前聚落遗存的调查，基本建立了伊吾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对其史前遗存演变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初步确认欧亚草原游牧人群进入东天山地区的基本过程，并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一套高效的野外调查方法。
第七位发言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新疆和田绿洲与毗邻高原的交通》。李肖教授对和田绿洲与毗邻高原的交通路线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克里雅古道、喀什地区叶城县乌夏巴格镇乌鲁克乌斯塘河古道、和田地区皮山县康克尔柯尔克孜族自治乡桑株古道的考察，他指出和田地区通往周边高原的通道分为大道和小道，但作用几乎相同，大道往往在特殊情况下无法通行，如洪水、暴雪等，而小道所在的山谷这类困难相对较小一些。这些和高原联系的道路虽然呈现出路网状态，但一些关键的节点，如达坂/隘口、两山之间的桥梁、控制河谷的戍堡等是无法绕行过去的。目前来看如50年代初解放军筑路进藏的道路、桑株古道的栈道遗迹等废弃不久，后者的维护匠人还在，如果不抓紧保护是非常可惜的。
内蒙古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坛第四场主题为：内蒙古及周边，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
第一位发言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锋研究员，他的发言题目是《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与北方草原地带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扩散》。李锋研究员探讨了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与北方草原地带的旧石器技术扩散。他主要从学术问题、金斯太遗址发掘与研究简史、2021-2022年发掘状况与晚更新世晚期草原地带石器技术扩散四方面进行了介绍。该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北方时期工业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在华北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连续发展的遗址还发现很少，故也为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例证。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该遗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技术组合与尼安德特人扩散可能有一定关联。金斯太遗址保存了五万年以来边疆地区比较连续的序列，在不同时段都反映了文化交流、技术扩散的迹象，可以看做是五万年来远古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第二位发言者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党郁研究馆员，她的发言题目是《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考古发掘》。党郁研究馆员对清水河县后城咀龙山时代山城进行了介绍。通过调查与发掘，发现遗址发掘区内出土陶器种类与特征为永兴店文化，与石峁A段、韩家圪旦、寨峁等出土相同，属于石峁石城的较早阶段，根据对城门及马面处采集木炭的测年来看，其年代应介于距今4200年—4000年。遗址内玉器出土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少，且集中于瓮城区2号壕沟沟内及附近的坑内，有刀、铲、联璜璧、环、玉残片等，玉器出土地点附近大多也发现有猪下颌骨，与其他地区的墓葬内出土玉器与猪下颌骨现象相似，表明后城咀在较晚阶段受到来自石峁、齐家、陶寺等地玉礼制文化的影响，逐步纳入华夏文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领域。
第三位发言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刘扬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子古城发现的殉马墓》。刘扬副教授对内蒙古呼和浩特沙梁子古城发现的殉马墓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来看，墓葬北部为葬人墓室，近似椭圆形，东部有一头坑。南部为殉马坑，墓葬内随葬品丰富，分布在人、马身部，主要为人、马随身器物，有金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等，为饰品和装备，从殉马和出土器物来看，这应该是一座武士墓，墓主人生前应有一定地位。墓葬出土的金币是东罗马帝国查士丁一世金币的仿制品，角质鏣为唐代风格，带具个别可与唐墓随葬器物对比。因此，该墓的年代大致可以定在唐代。鞍桥和马具、带具具有突厥或粟特人风格，葬式与已发现确切突厥墓相似，推断该墓最有可能是突厥墓葬，可能与东突厥人有关。
第四位发言者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宋国栋研究馆员，他的发言题目是《内蒙古开鲁县恒源牧场辽墓考古发掘收获》。宋国栋研究馆员介绍了内蒙古开鲁县恒源牧场辽墓的发掘收获。该地区共发现3座墓葬。从墓葬形制上观察，均带有辽代早期的特征，M1为长方形砖石混筑、M2为砖筑方形穹窿顶单室墓、M3为方形砖石混筑单室墓，长方形或方形单室墓是辽代早期比较典型的墓葬形制，M2、M3的墓葬形制与阜新海力板辽墓、宁城小塘土沟辽墓、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的形制一致。墓葬出土遗物种类丰富，纹饰精美，与近年来在开鲁县发掘的七家子墓地、金宝屯琉璃墓等辽代高等级墓地距离较近，生前应属于同一族群。
第五位发言者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潘玲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论塔什巴城址为匈奴郅支单于在坚昆的都城》（第二作者为内蒙古博物院萨仁毕力格研究馆员）。塔什巴城址是匈奴在其统治中心区域以外建的都城遗址，宫殿遗址内出土的金耳饰、铺首、青铜带扣的形制具有西汉晚期的特征，该城址的选址和宫殿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吸收了汉文化因素，体现出与蒙古境内匈奴都城及其他高级别城址的共性。文献记载在匈奴境外建都的只有郅支一位单于，他在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至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期间定都在坚昆境内，该城址的年代、位置和与匈奴都城遗址相似的特征，均可证明其是郅支单于短期定都坚昆期间的都城。郅支都城的确认，也为研究两汉时期匈奴西面和北面的呼揭、坚昆、丁零等族群的分布地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坐标。
第六位发言者是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吉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中原铅料流通与北方系青铜器的繁荣》。张吉副教授阐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中原铅料流通与北方系青铜器的繁荣。春秋晚期起，伴随新的生业方式及人群的扩张 ，北方系青铜器在长城沿线各地逐渐增多。与文化层面相异，资源层面与中原及南方关系更为紧密。长城沿线地区依赖外来金属资源，可能存在普遍的重熔活动，原料包括但不限于中原式铜器、货币及金属（合金）锭块。可能存在冶铸分离的冶金业布局和特殊的遗存特征，期待在横山黑水沟等地点以外有更多冶金考古发现。中原晋文化的强势扩张，与侯马铸铜作坊的持续兴盛都为北方族群获取金属物料提供了更多便利，促进了广域资源网络的扩展，北方系人群的流动性使特定金属资源的流通范围远远超过了文化的边界。
第七位发言者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刘翔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欧亚草原竖銎器铸造技术初探》。刘翔副教授探讨了欧亚草原竖銎器铸造技术的起源与传播。塞伊玛—图尔宾诺人群发明了型芯铸造技术，使得竖銎器成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最为流行的器形之一。根据对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墓地出土的铜矛及铸范的研究，将铜矛铸造的型芯设置方式分为了两种，型芯设置方式的选择与器形及合金成分密切相关。中国境内发现的16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皆采用第二种方式铸造而成，但在新疆发现了第一种型芯设置方式的铸矛石范。中国境内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竖銎器大多采用第二种型芯设置方式，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晚期遗存关系更加密切，安德罗诺沃文化可能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