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动力下中小博物馆群的形成与发展——以大同市为例

按照规模大小来理解不同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一直是博物馆学中常见的路径。在既往研究当中所论的“中小型博物馆”通常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从建筑规模面积而言的大、中、小型的区分；其二更多是一类略为模糊的相对性概念，通常指代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或相互比对的语境下，借此概念来探讨博物馆间的专业化实力平衡、多类型多层级共同发展的问题，带有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色彩。本文所论的“中小型博物馆”指代的便是后者。当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由于政策、市场或其他动力而出现了多家博物馆聚集在一起（其中大多为中小博物馆），并且博物馆间出现了较为密切的互动与交流之时，便可视为形成了一定的“博物馆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便有学者试图系统讨论省级以下博物馆的专业化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多层级博物馆发展的合理性也日益重视。

时至今日，国际国内博物馆学关于中小博物馆的讨论已非常丰富，开始从更为具象的管理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小博物馆研究的意义，但本文更强调，中小博物馆作为一类文化或社会机构，如何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与更多元的人群之间建立起关系。笔者曾讨论过，在西方博物馆学的“理想”当中，博物馆实现自身与多元人群的关系，其重要的路径之一在于鼓励多元人群建立与自己身份、趣旨相关的博物馆。而这种博物馆，从规模上看，大多是中小博物馆。在面对此现象时，“官方”与“非官方”常被视作一对二元关系，官方所营造的主流话语与多元人群的自我表征则置于天平的两端。这种二元性的理解是否完全准确，有待进一步观察。

大同市2018年发布《关于征集建设大同各类博物馆的公告》（下文简称为《公告》），正式提出“博物馆之城”的建设。在官方的推动下，各类博物馆不断建成，截至2021年，大同市辖范围内纳入地方文物局名单的博物馆已有31家。其中，国有博物馆18家，非国有博物馆13家，非国有博物馆约占42%。大同市博物馆建设是新时期我国中小博物馆建设的缩影，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2021年大同31家博物馆的实地调研和相关政策文献的分析，考察上述截然对立的二元关系式的理解是否准确。考察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存在着多少个不同的主体，它们以怎样的动力、怎样的关系，共同影响中小博物馆群的形成与发展？这样的图景之下，博物馆与多元人群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是怎样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博物馆如何融入社会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和个体性因素。

当想要理解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中小博物馆群为何得以形成之时，首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官方的导向。对于大同市而言，官方一直对中小博物馆群的发展予以了明确的支持导向。具体而言，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一种多类型、多主体共同发展的策略。

所谓的“多类型”，主要指向的是博物馆在主题类型上的多元化，历史、艺术、文化、民俗等不同的主题均成为关注的重点。而所谓的“多主体”，主要指的是在建设主体的问题上，官方的政策与新闻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国有与非国有的不同力量。

具体的政策与新闻表述可详见下表（表1）。

表1 官方关于多类型、多主体的政策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国有博物馆的重视，已然成为大同市在打造中小博物馆群之时不可忽视的特点之一。这种重视甚至早于大同市明确推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2015年6月，大同市推出《大同市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建设计划》，提出“依托现有的五大场馆，利用好大同博物馆、北魏佛教博物馆、太阳宫国际太阳能大赛展馆”，建设更多更高质量的博物馆；同时鼓励建设各类民办民俗专题博物馆。同年7月，大同市再次强调社会力量在博物馆事业中的作用，支持非国有博物馆——西京博物馆的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馆办馆。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引出以下问题，即从官方的角度为何要表现出这样的导向，其动力何在。对此问题有一个基础性的回答，可以从上述政策表述当中窥见，即：借助打造多元化的博物馆，形成文化旅游资源，借此促进城市转型。不过，对于大同市而言，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影响着这种动力的走向，即，大同城市规划的整体导向（尤其是大同古城的建设）。

关于大同市城市规划与大同古城的建设情况，也可简要整理如下表（表2）。

表2 大同市城市规划与建设情况

将大同市对于大同古城和城市整体规划的布局结合起来考虑，就能很好地理解在上文“博物馆之城”格局当中所提的“核”“轴”与“片区”的分布。从今天可见的大同市内已开放的博物馆区位来看，确实高度集中在大同古城周边。通过现场访谈也可知，无论是官方主管部门，抑或是大同市博物馆、各非国有博物馆的负责人，他们也都承认，作为重点旅游目的地的大同古城亟需业态的填充，以增进大同古城在旅游市场的吸引力。以历史和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恰能够契合大同古城的文化定位，避免过度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同时赋予其多元化的活力，满足城市整体发展的需要。

上述情形反映出：官方对于博物馆的重视源于博物馆所具备的工具主义式意义，这样的工具主义式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于博物馆本身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中的既有战略相协调，促进城市整体发展。这形成了官方在面对博物馆相关议题之时最为重要的理性逻辑。

上文的论述展现了官方所传达出的一系列导向。然而，对于中小博物馆群的形成来说，仅有政策层面的导向是不够的，仍有一系列专业化层面的问题需要落实。对于大同市而言，它所选择的策略是：充分发挥当地专业化实力较强的博物馆的力量来进行资源的调配。换言之，在自“上”的官方和自“下”的民间收藏力量之间嵌入了“中”层的力量。

这首先体现在大同市博物馆所实行的总分馆制度上。大同市博物馆御东新区新馆为总馆，其他馆区为分馆；分馆并非独立的法人单位，分馆的人员、运营资金均由总馆派赴，常态化的业务工作由总馆来统筹。

目前，大同市博物馆至少已经建成了9家主题性分馆，包括梁思成纪念馆、平城记忆馆、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北朝艺术博物馆、张霭堂故居纪念馆、魁星文化博物馆、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古代铜造艺术博物馆、大同红色记忆馆。

从建馆契机看，上述9家博物馆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类，与大同古城建设有关。包括梁思成纪念馆、平城记忆馆、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它们位于大同古城周边，大同古城建设工程直接推动了这三座博物馆的选址和硬件建设；但在其建成之后，后续的日常经营、维护、展览策划等工作便成了难题。因此，大同市博物馆接纳了它们，由总馆负责提供相应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维持三馆的运营。

第二类，大同市博物馆吸纳接收一批非国有博物馆和私人捐赠的财产，将其转变建设为分馆。例如，北朝艺术博物馆的前身即西京文化博物馆，由大同市企业家创建。最初，该馆的藏品研究、展示及日常运营费用均由企业家本人承担，经济压力较大，而随着大同市提出“博物馆之城”的口号，释放出了面向非国有博物馆的利好政策，2019年，企业家决定将这批藏品无条件捐赠给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博在系统整理之后，将其改名为北朝艺术博物馆，纳入总分馆体系中。

第三类，与大同市建“博物馆之城”有关。受“博物馆之城”的影响，大同市博物馆利用空置的魁星楼楼内空间策划了关于古代科举制度的展览，将其转变成魁星文化博物馆，成为其分馆之一。2019—2021年三年间，大同市博物馆重新整理自身的馆藏资源，陆续建成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大同红色记忆馆、古代铜造艺术博物馆三座分馆。

上述的三类情况进一步解释了，在官方试图以博物馆来填充城市发展所需的业态这一背景之下，总分馆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即以专业化实力较为雄厚的大馆作为支撑，完成各中小规模的博物馆从建设到常态化运营的工作。

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中小博物馆群整体业务能力提升，避免了在部分城市文化建设中常出现的“重建设、轻运营”等问题。但是，仍需考虑这对于大同市博物馆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现场访谈中，大同市博物馆的负责人表示，这样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大同市博物馆进一步发掘自身的馆藏和智力资源。从展陈体系的角度来说，分馆的内容包含了诸多在总馆当中未有的内容，进而拓展了展览内容、书写出更丰富的大同城市史。但值得质疑的是，这对于大同市博物馆而言是否会形成潜在的压力。大同市博物馆现在采取的策略是，“每建一个分馆，就会成立3—4人的项目组，从主题表达，到场馆布局再到展陈设计，完全由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简言之，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专门项目制的模式，工作人员需要兼顾总馆和分馆两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是否能够满足分馆的常态化活力要求、是否会对工作人员形成事实上的人力负担，便是此套模式在想要可持续运转之时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除了这种制度化的总分馆模式之外，包括但不限于大同市博物馆在内的、专业化能力较强的地方大馆都在发挥着自身的调配作用。这主要体现为，当面对中小型博物馆（大多是非国有博物馆）之时，积极扮演起重要的专业化辅助的角色。在现场访谈中曾经提及的“辅助”，包括场地的借用、展览大纲的写作、展柜的借用、展览的交流、教育活动层面的合作以及博物馆资格的认定审核等。这样的互动关系更为偶发，甚至在部分情况下需要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完成，但是，其依然是整个中小博物馆群得以形成的重要力量。

关于自“下”生长起来的非国有博物馆的探讨，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非国有博物馆的建馆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与官方的力量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是如何的？

1. 建馆动力

依据访谈结果，大同市非国有博物馆的建馆有三大动力。

其一，博物馆作为企业宣传窗口。博物馆的收藏和展览内容，与所有者经营的企业类型直接相关，如销售陶瓷的企业开办陶瓷博物馆，销售服饰的企业开办服饰博物馆等。这种情况下，博物馆的展览中常会有导向公司产品销售的内容，甚至展览本身就安排在店铺旁边或者店铺内部。对于“博物馆”，企业抱有一种兼具实用主义和文化崇拜性质的想象。吉家窑陶瓷博物馆、大同服饰文化历史博物馆均属此类。

其二，博物馆作为个人名片。此类博物馆的收藏和展览，与所有者经营的企业并无直接关系，展览中未看到任何可以导向某一企业的内容和提示，附近也并不存在与之相关的企业场所。但是，通过经营该博物馆，博物馆所有者得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组织起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例如与政府人员、学者、其他企业等开展了联系与交往。古城地质博物馆即属于此类。

其三，博物馆满足私人兴趣。此类博物馆的收藏和展览，与所有者经营的企业并无任何联系，且其存在也未能给所有者带来任何形式的明显收益，更多是基于个人对于该类物品的热情与兴趣。例如，在对山西老酒博物馆的访谈中，收藏家便提到：“（对于自己收藏的酒）我从小就喜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看，虽然我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更希望是做那种公益性，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你看不如大家一起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这三大动力反映了一种更为自发形成的人与物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符合“博物馆化”的过程，包含了对物的永久性珍视、面向无差别的观者群体的开放等。这意味着上述非国有博物馆尽管在现有的专业化程度上仍存在缺陷，但是其具备了由内而外进一步成长的基础。至于其能否从尚不完备的“前博物馆”状态发展为更为成熟的现代博物馆形式，自“上”与“中”的外力扶持是否能顺应自“下”的内在动力，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2. 与“上”的互动

对非国有博物馆建馆动力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些动力的形成大多独立于官方的导向之外，与个体性因素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那么，如何理解这些动力与官方之间的互动呢？

为了回答此问题，有必要整理官方面向非国有博物馆所采取的政策与导向，大致有两个方面。

其一，以2018年《公告》为代表，主要体现为一种“征集”和认定审核。换言之，这是一种允许非国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先自由生长，随后再做出专业化的规范导引，通过资格的认定和审核的方式，将其纳入到自身的治理体系当中的策略。

其二，既然要将这些非国有的力量纳入自身的体系当中，具有吸引力的扶持性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可以集中体现在2022年推出的《大同古城文旅业态发展扶持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直接提及了两个层面的“扶持”：资金层面根据展览面积给予15—60万元/年不等的补贴，运营时间满足时长要求的给予12万元/年的补贴；税费层面比照国有博物馆享受公益性事业单位税费优惠。在现场访谈中，相关参与者曾多次提及，除了资金和税费之外，还包括对场地的协调，由政府直接出面，来解决非国有博物馆的场地租赁不稳定的困难。这也间接解释了官方为何可以在区位层面做出不同的规划，其正是借助了资金、税费和场地三方面工具的综合使用。

综上，将政策导向与非国有博物馆的建馆动力相比较，就能发现，大同市的非国有博物馆有着自发的生长动力，官方所作的努力是在顺应、调和和引导这种动力，二者形成了互不阻碍、共赢共生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正是所谓的“博物馆之城”得以真正发展的基础。

面对上述政策与导向，非国有博物馆层面有两方面反馈：其一，部分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长表达出了自身对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期待，官方的政策与导向成为他们实现这种期待的重要契机；其二，在政策落地层面出现补贴不到位、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等情况，如果仅有认定审核而没有扶持吸引，就会让非国有博物馆们趋向于退出该系统。

通过对大同市中小博物馆群建设与发展的现状与各方主体动力的考察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大同市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官方与非官方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中小博物馆群的建设与发展勾勒出一幅多重动力相互交织的图景。在此图景中，对城市整体发展的导向，对专业化力量的扶持与追求，以及对更为自发的个体表征的顺应与调和，是共生共存的。诚然，不同主体发展博物馆的动力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相互支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同市中小博物馆群的建设与发展已然是博物馆与多元人群之间最为合理的图景。大同市所呈现出来的情况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首先，自“下”的生长动力虽然得到了官方的鼓励，也在事实上茁壮发展，但更为广泛的民间社会网络仍有待完善，“下”与“下”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互动还可以更加密切，以确保草根文化与身份动力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官方的导向虽然表达出对该区域内自发性文化和身份动力的友好，但同时也带有过于强烈的工具主义式色彩，以文化旅游式的城市整体发展为目标，外向型特征明显。这样的导向配合尚不完善的专业化进程，往往会促使博物馆在自身的专业化建设目标上也更为外向，以服务外来游客为目的，过于强调文化间的异质性以增加吸引力，反而缺乏对所在地社区和相关联群体的关照。

最后，自“中”的调配对于各博物馆的专业化进程至关重要，但“中”所面临的压力不容小觑。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中”在面对“下”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对多元性的尊重，而最终走向同质化、单一性，这在未来也需要谨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