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综述 | 历史的人与艺术的人——“写实水墨人物画与20世纪中国”

 

2022年8月10日下午，“写实水墨人物画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本次会议起因于先后在本馆展出的“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和“无尽意·痕——冯远绘画艺术展”，在这两个展览的基础上展开深入讨论。“无尽意·痕”是冯远创作生涯跨度最大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从中可窥见他对水墨人物画语言和范式创新的探索实践和心路历程。“李伯安水墨人物画展”也展示了李伯安从“太行系列”到“走出巴颜喀拉”的历程，从中都可窥见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新发展和转变。

研讨会嘉宾合影

本次研讨会以此为契机，邀请来自中国人物画、美术理论及艺术批评界的专家学者，对写实水墨人物画在20世纪的出现、发展和在相关的时代背景下所呈现的特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封帆、学术部主任徐虹分别担任本次会议学术主持，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致欢迎辞，冯远先生做会议答谢。

画家、教授、公务员、文化学人冯远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

 

 

一、20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历史沿革与拓展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封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部主任徐虹

徐虹主任对于会议主题做了阐释：“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最大成就是人物画。无论是写实水墨人物画还是写意水墨人物画，都得到迅猛的发展。融合传统花鸟与山水的笔墨技巧，使得水墨写实人物画既符合现实的视觉心理，贴近人们对生活的认知和表达的愿望，也符合中国人的艺术欣赏习惯。用线条和墨加水性颜色渲染，在韵味流动中表达感情的审美方式，使水墨人物画迅速发展成为表现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方式。”她的观点在场众多专家也相继谈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陈池瑜

清华美院教授陈池瑜追溯了中国人物画的简要发展历史：“从先秦到宋代，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快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人物画相对于水墨山水画发展落后，到了20世纪初期，康有为要恢复到晋唐和宋代写实的光辉时代，提出‘复古更新’。新中国成立后，要画新中国的建设。这促使人物画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现了一大批出色的人物画家。几代画家推动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

 

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原主任、美术史论家刘曦林

 

在美术史家刘曦林看来，20世纪人物画的重要发展原因在于“20世纪是从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世纪，也是需要大师和产生大师的世纪。中国画人物画的变革是从古典文人画向现代写实主义绘画，从写意人物画、文人思潮到现在知识分子思潮转换，现在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对人民大众的关注，通过徐悲鸿、蒋兆和等一系列的水墨人物画家已经体现出来。中国画和西洋画不仅是艺术语言的变换，还是艺术的写意和写生的变化。”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艺术批评家高岭

批评家高岭从中国画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的现代形态转换，以及现代化的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确认等方面，来说明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与变革。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艺术品修复部副主任邓峰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邓峰将20世纪美术史的发展分为四段：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2000年和2000年至今。民国时期徐蒋把西方素描引入写实造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写实的造型手法与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开始形成了不同的南北风格；第三个时期明显突破了第二个时期比较僵板的或者是带有典型叙事性的现实主义人物画，更多在语言和形式上去做了大胆尝试。

中央美术学院原中国画学院院长、艺术家唐勇力

在艺术家唐勇力看来，20世纪写实水墨人物画最主要的成绩，是写实造型能力的巨大提高和笔墨相结合，“能够创造出来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比较完整的、有一定高水平的，或者说在笔墨语言技法上选出来的高水平的作品，也是50后的一批画家所体现的成绩”。2000年以后，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堪忧：一是造型能力的退化；二是艺术观念所谓的多样化或者说艺术观念的模糊化；三是对于水墨笔墨语言的掌握或者是对于笔墨技法的学习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制造状态，用各种方法达到一种效果，但这已经脱离了原本中国传统笔墨语言体系；四是图式，现在年轻画家借鉴西方表现主义的图式，这已经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和表达。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社长兼主编尚辉

《美术》杂志主编尚辉认为：“新时期以来，主要以40后和50后为主，他们推动了新时期以来水墨写实人物画的发展。60后、70后面对的是‘85新潮美术运动’，对写实造型和传统笔墨结合的人物画发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作品没有展现人的自我的精神，认为素描造型消解了中国画的本质；也有的人向西方现代主义靠拢，出现了新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回归，对西方现代主义形式命题的学习。70后、80后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处在式微的状态，削弱了对社会主义现实道路的建设。”

 

二、笔墨当属时代：从冯远与李伯安的艺术成就看中国画人物画的出路

 

在徐虹看来：“20世纪前期的启蒙与救亡运动，使传统水墨人物画承担沉重的现实课题走向民间、街头。版画、速写、素描、新闻记录方式的采用，让蒋兆和、赵望云、叶浅予等脱颖而出，成为人物画新路径的开拓者。艺术家加入比例、结构、解剖、透视等一些基本的造型和观察方法。”徐悲鸿先从造型角度入手以写实主义的方法改造中国画的努力，在建国后的中国画教学中进一步得以实现：要求学国画的学生以西画素描为基础，在教学模式上借鉴苏联教学体系，重视造型基本功的训练，奠定了精谨的西方学院派素描基础，培养了新一代青年学生的写实主义造型观。

 

蒋兆和《流民图》

（全图约200cm×约2600cm，今存半卷）

纸本水墨  200cm×1227cm  1943年

 

徐悲鸿《愚公移山》

纸本水墨  144cm×421cm  1940年

 

《中国美术报》社长，研究员王平

 

《中国美术报》社长王平认为：“写意水墨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作为中国画追求现代性背景下的产物。背后根本原因是五四之后对于西方民主与科学思维的一种追求。现实主义照亮了写意水墨人物画发展的道路，现实主义是创作的思想。”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学术研究部主任裔萼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裔萼认为：“写实水墨人物画重要的是看精神和境界。今天大力提倡写意精神，意在防止中国水墨画陷入‘科学主义’‘唯真论’的泥淖。写实是技法层面的造型的写实性，‘水墨’就必然继承传统水墨的写意性特征，除了服务于造型之外，笔墨更有自身的审美价值，蕴含中国的尚意精神。”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艺术品修复部副主任邓峰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认为：“写实、水墨和写意都是20世纪创造的新概念，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语境当中生成或者相互诠释生成出来的，既包含西方艺术的某些含义，也有中国传统艺术的优点。写实水墨从技法语言的形态上来看，是流变的概念，技法语言形态宽阔、包容，不是简单的素描写实造型，不是单向度的写实形态。从价值观念上来说，写实水墨有功能性，是载道的，跟时代的发展紧密呼应。”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艺术批评家范晓楠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范晓楠认为：“中西美术史来进行区分，线段的一端是写实、古典油画或者照相写实的纯写实技法，另一端应该是没有任何具像的形象可以辨识的纯抽象，在这条线段中间的部分可以称为具象绘画。在似与不似之间，是写意的范畴。它偏向写实一端的时候，写实的成分更多；如果它偏向抽象的一端，写意的范畴多一些，譬如南宋的梁楷。”因此，她进一步提出问题：“中国水墨的绘画创作，如果作品当中没有笔意、没有书写性，就已经失去了作为水墨画创作的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如果没有，写实的定义、笔意到什么程度才是写实的范畴？那么在理论研究上，是不是也需要谨慎使用？”

南宋 梁楷 《泼墨仙人图》

纸本水墨  48.7cm×27cm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李斛《女民警》

纸本水墨  81cm×65cm  1960年

中国美术馆藏

 

周思聪《人民和总理》

纸本水墨  151cm×217cm  1979年

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艺术家田黎明

 

在艺术家田黎明看来：“写实和写意是中国人物画提出的时代课题，我们的前辈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比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卢沉的《机车大夫》，李斛的《女民警》，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他们的作品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最好的回答。”

 

刘文西《祖孙四代》

纸本水墨  119cm×97.5cm  196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卢沉《机车大夫》

纸本水墨  135cm×269cm  1964年

北京画院藏

 

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写实写意融合的技法为中国画人物画的创作提供了出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经过几代的探索和研究，已经出现了新的面貌。艺术家王珂从年龄阶段上将50年代后出生的和50年代前出生的两代人在绘画风格、笔墨语言做了详细区分。“出生在50年代前的人，在新中国之后以中央美术学院的蒋兆和、徐悲鸿写实素描体系和浙江美术学院浙派人物画为代表，培养出了一大批50后写实水墨人物画家，他们对于中国写实人物画笔墨语言的创造、继承和研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冯远是代表之一，也是在80年代到2000年水墨人物画最重要的代表。”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

纸本水墨  105.6cm×65.2cm  1955年

中国美术馆藏

 

田黎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大师的作品风格，并希望从他们身上找到中国画人物画的出路，“蒋兆和《流民图》的笔法是中锋用笔，但是他把中锋用笔深入到情感的体验中，变成了折线描笔法。传统画梅花有折枝法，‘枝’作为中锋被折断，这种折断的线条在表现悲凉、悲怆的人物时，是带着情感进行转换，带着创造性，继承中的创造性发挥了作用。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以墨线为骨，书法用笔，融合产生了新时代的新语境。徐悲鸿《愚公移山》，中锋用笔，寓意着刚健之美，在战争和外来侵略的遭遇当中产生了这样的笔法，都与情感有关。而情感与笔法、笔墨就形成了语言和语境，这就是现实主义绘画很重要的呈现。”

 

 

方增先《说红书》

纸本水墨  91.6cm×180.3cm  1964年

徐虹认为：“80年代后人物画发展得百花齐放，开放的文化氛围带给中国人物画家前所未有的广阔借鉴空间。在叶浅予、黄胄、李槲、王盛烈、杨之光等人的实践基础上，浙江的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及其后继者冯远、刘国辉、吴山明等，西北的赵望云、石鲁引领黄胄、刘文西、王子武、郭全忠，东北的王盛烈及其后继者，京、津、冀的周思聪、杨力舟、王迎春、何家英、田黎明、李伯安、王明明、唐勇力等人在写实人物画创作上，都有可贵的拓展。”

在陈池瑜看来：“水墨带着写意，素描和写意结合，这是中国画家的伟大创造”。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明

 

国家画院研究员陈明认为：“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有三点：第一是多元化，第二是表现题材的需要，第三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写实水墨人物画，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宏大叙事？首先，宏大叙事可以用个体化叙事，表达个体性；第二是能从具体的实践语言上，利用现代主义艺术的空间表达，从形式上拓展了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空间。”“冯远是新浙派画的第二代代表，思想上是现实主义创作，题材上是新社会、新风貌、新工农兵，技法结合了写实和写意。李伯安偏向于意象性，重视笔墨，介于学院派和传统大写意之间。”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鹏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鹏（男）分析：“50到80年代，中西融合型成为主流，徐蒋体系、新浙派体系，都是这样一个路线。从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画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有了很多独立的面貌。冯远和李伯安先生都在这样的脉络或者阵营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意义。”

 

刘曦林认为：“冯远和李伯安的作品，不仅仅是技法的转换，也是从写实到写意的转换。”唐勇力认为：“冯远是在80年代到2000年水墨人物画最重要的代表。”高岭认为：“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现代性转化中不断剥离原有的封建的约束了人的发展及制度发展的糟粕的过程中，写实水墨人物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新时代建立了一个基础，打下了框架，但应该还有好多代人去不断拓展。写实人物画自然对应的是工笔人物画，写实人物画和工笔人物画是什么关系？最近二十年来，高校教学，一半以上的学生最终在创作、尤其是进入市场时，都是画工笔人物，这与我们古代时候出现的工笔人物画背景不同，产生的原因也不同。这反而凸显出写实人物画的任重道远。现在的工笔画和图像和照片结合，照葫芦画瓢。过去的工笔画是高度仪式化、高度贵族化的，反而很难。”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学术助理赵晨

 

艺术家赵晨认为：“人物画家惯常有两种类型，或无所不能，或精于一技，冯老师显然属于第一种，而且是极其善于驾驭大画。他的笔墨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笔墨意味，以抒写为主，气势为上；二是笔墨方式，用笔勾砍结合、化曲为直、以方代圆。用墨以湿墨大笔代点厾跳跃，化多变为平整；三是笔墨构成，形式设计为先，使书写性与画面结构融合统一。”

 

左：冯远连环画《扑不灭的烈火》（局部）  1974年

右：冯远连环画《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之《将相和》（局部）  1985年

 

冯远《世纪智者》

纸本水墨  556cm×408cm  2015年

尚辉认为：“冯远先生将素描造型和写意水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80年代以来，水墨写实人物画受到了严重冲击，徐蒋体系后继无人。浙派人物画从方增先、吴山明到刘国辉，强化笔墨。吴山明用素描，刘国辉强调草书笔意，但他们的问题是，吴山明先生在创作群体人物、塑造肖像性的人物时，很难刻画人的内心世界；刘国辉很难做到又要洒脱，又要人物之间能够吻合。冯远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最大的优势是作品可以进行众多人物组合，这得益于他的连环画功底，不仅解决了人物造型，还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能够出彩。浙派通过冯远传递到北京，接续了徐蒋体系，人物绘画在艺术语言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冯远是有思想的艺术家，他对人物的理解会比普通画家要深刻得多。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物画画家要坚持现实主义道路，要坚持中国绘画的承传、创造和发展，还要回归到对人物本身的理解，对历史本身的理解。”

 

评论家、研究员郭晓川

 

批评家郭晓川认为：将李伯安和冯远的作品放在一起探讨写实水墨人物画非常有意义，在他看来，冯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把社会道义感和责任感贯穿到创作生涯中，这决定了他创作的高度；第二，他对形式很有追求，从80年代就对水墨的形式进行了探索；第三，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和包容心的艺术管理者和教育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研究员朱虹子

中国电影出版社研究员朱虹子认为：冯远的人物画确实充分发挥了他对于“人”的深刻认识，“他画马克思、农民工、都市青年等，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对当代年轻人的忧虑，把自身的人文积淀、对社会深刻的思考和他自身的笔墨艺术、技术手段做了非常充分、非常好的结合。冯远作品中除了主体人物和群像以外，重点是画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很多，有时候会有八九个突出的形象，一般人很难处理好，但是冯远用绘画艺术手段传达了他对当代人、对历史、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思考、思索，而这种传达确实能够震撼到人。”

王平认为冯远将单一的具体的人物与社会的真实而确切的关系表现出来，体现出深远的历史视野、悲悯的人文关怀、深切的家国情怀、超脱的人文意趣以及博大的理想主义胸襟，向观众传递的是一种向上、向善、向美、向前的能量，这是他的作品令人震撼、令人回味乃至振奋人心的内在因素。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局部之一：圣山之灵）

全长约120米  纸本水墨  1991-1994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裔萼认为，李伯安的巨幅水墨画《走出巴颜喀拉》，一再强化笔墨的力度、遒劲的线条、浓重的墨色、对比鲜明的光影块面、大场面的群像塑造，与蒋兆和的《流民图》遥相呼应，成为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史上的经典之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张鹏

《美术研究》杂志主编张鹏(女)从理论文献以及冯远先生的为人和他所记录的艺术经历、思想感情等，说到关于精神、风骨、思想、理想等问题。

 

冯远出版的部分文集

 

田黎明总结了两位画家的特点：“从两位先生作品的学理上来看，他们立足于‘人学’的品质，赋予了作品个性，进而融入到了共性的存在之中；从内涵上来看，是以崇德尚勤的理念贯穿在一切的图示、造型、笔墨当中的；从审美上看，千笔万笔均在雄浑而温厚的审美气象中产生了他们的时代语言、他们的个性语言，而铸造起时代人文精神的气象。”

 

左：冯远《女工程师》  纸本水墨  67cm×57cm  1985年

右：李伯安《藏民头像1》（山鹰）  纸本水墨   88cm×90cm  1989-1998年

 

《长城》 冯远

纸本水墨  155cm×490cm  1980年

 

对于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刘曦林认为：“一是应坚持认识现代的人，认识人类社会。二是要把人当‘人’来画，不能把人当作丑恶来画。三是水墨人物画的现代表现——把毛笔用得像用筷子这么好就能写好了，必须变成非常熟练的工具，才能写得好、才能把毛笔用得好。四是水墨人物画不能中断掉。”陈池瑜也提到：“水墨和写实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水墨人物画最成功的范例，这条道路是能够继续走下去的。”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副院长、艺术家王珂

艺术家王珂认为：“判断一张好的中国画作品应该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造型，第二是笔墨，第三是画面结构。造型就是除了有很强大的精准造型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把自然的形态转换成有趣味的、有表现力的并且适合自己的笔墨表达。第二是笔墨，没有笔墨，可能是一张好的作品，但并不一定是一张好的水墨画作品。第三是画面结构。一张画有两张脸，一是具体的人物形象，第二张脸是画面抽象的结构，缺一不可。在当下画写实水墨人物画，必须以一种抽象的观念来关照一个写实的画面，否则，它会受到造型的制约，不能从写实的造型当中摆脱出来。”

 

画家、教授、公务员、文化学人冯远

 

冯远做了会议的总结和答谢，他从个人实践的角度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物画的形态转型发展。他认为，要避免过于重笔墨轻造型和过度素描化的做法，他一直尝试在两者之间找到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的发展路径。“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总要有人去画一些表现国家变化和记录时代的作品。人的命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主题，是艺术家永远需要面对的。”中国画是表现的艺术，是写意的艺术，人物造型要依附于笔墨，而笔墨又要为人服务。所以艺术就变成两种，一种是“人”的艺术，所有的技术、语言是为人去服务的，包括情感等；还有一种是“艺术”的人，所有人的形象服务于艺术形式。

 

学术研讨会现场

 

相关展览

一

无尽意·痕——冯远绘画艺术展

（点击海报查看展览信息）

 

展览时间：2022年7月12日-2022年11月13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层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