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今天会议主要向大家介绍2022年一至三季度考古工作重要进展情况，并回答大家提问。出席会议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星灿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先生，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先生。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娟，和考古司、政策法规司、交流合作司有关同志。
首先，我简要介绍2022年一至三季度全国考古工作重要进展情况。
2022年是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起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华文明历史研究进行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作出重要讲话。7月22日，王沪宁、孙春兰、黄坤明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并作出重要部署，文物考古工作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文物局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全国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一是顶层设计指明方向。“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22字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确立，指引考古事业发展方向。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系统布局7个方面重要任务、统筹设置18个专栏重点任务，聚焦解决重大历史问题、聚焦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文物活起来，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规划指引和政策保障。
二是重大研究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脉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深入推进，其中新立项启动项目2个，在研项目16个。254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实施，旧石器考古与人类起源、史前文明化进程与夏商早期国家、城市考古、边疆考古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生动书写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三是基本建设考古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截至9月，国家文物局批复1157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各地克服新冠疫情、汛情、高温等不利因素影响，及时、高效开展工作。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大建设工程考古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等城乡基本建设工程考古保障有力。20个省（区、市）积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协调发展。
四是水下考古亮点突出。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为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保驾护航。西沙海域深海考古突破2000米，上海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整体考古与保护工作启动，福建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等重点项目陆续开展，有力推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近代沉舰相关研究。
五是考古成果社会共享。3期“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集中推介10项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社会反响强烈。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节目、报道及直播观看量超过7亿，更多重要遗址、考古发现为社会知晓。《中国考古大会》第一季收官，融媒体端触达用户超97.4亿人次。全媒体传播推动“考古热”不断攀升。
六是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在中央编办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成立考古司。截止今年9月，71家考古机构编制数增至5889个，较2021年增加约1500个，2022年新招聘人员322个，队伍规模壮大。3家考古机构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资质，84名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推荐认定。在职人员培养力度加大，围绕田野考古、石窟寺考古、水下考古、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岗前培训，8个考古专业培训班多点开花，219名一线考古人员系统培训，考古队伍专业化水平有效提升。
以上成果的顺利取得，离不开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辛勤努力。在此，我谨代表国家文物局对各有关部门、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星灿先生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陈星灿：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工作总方针是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以多学科联合攻关方式开展研究。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以来，项目组克服疫情困难，开展系统的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核心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取得突破。山东焦家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城内保存有相对完整的居住址和规划布局明确的墓地。辽宁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多座建筑基址确认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早期发现的“女神庙”即坐落在台基群上。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新发现原位埋藏、保存完整的大型建筑转角石雕以及集中成排分布的墓地。湖北石家河与城河遗址中发现水塘和梯田相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四川宝墩遗址展现出农田环绕居住区四周的聚落模式。二里头遗址围绕布局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多宫格”式网格状布局是我国古代都城布局研究的巨大进展。测年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北方石城白灰面年代的直接测定，为该类建筑遗址的时间标尺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撑。古环境研究揭示了不同区域环境变化过程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同一区域内聚落选址具有一定的共性。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各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手工业经济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是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共同特征，而跨区域资源技术的整合是龙山到二里头阶段逐步形成更为广域复杂社会的重要原因。项目组完成了对“区系类型”、“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已有理论的综合研究，深化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下面，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介绍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新发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高星：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年、1990年，学堂梁子遗址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80万年至110万左右，属于早期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学堂梁子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
近期，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发现1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郧县人3号头骨”。3号头骨化石，距此前2具头骨化石出土地点约35米，发现于距地表深约0.62米的文化层，目前已出露额骨（包括眉脊）、眼眶、顶骨、左侧颧骨和颞骨及枕骨左侧，形态清晰，未发生明显变形，还同时伴随出土大量动物化石与石制品。“郧县人3号头骨”与前2具化石埋藏环境、伴生动物群与石制品技术特征均相似，初步判断应属同一时代，具体还需要科技测年确认。化石发现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组建合作团队，统筹推进激光扫描与三维重建、微形态分析、地质地貌学研究与古环境重建、年代测定等多学科合作研究，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最大限度提取遗存信息，确保考古工作质量与水平。
郧县人处于直立人演化历程的关键节点上，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下面，请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正雄先生介绍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正雄：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与北部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有密切关系，2019年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2021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中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河泊所通过考古勘探发现地下保存十余处台地与河湖沉积，年代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2021年至2022年的考古发现以汉代遗存为主，其中上西河村西南地点揭露出1段道路、2处疑似建筑基槽的遗迹与1处河道遗存，道路宽8－12米，路面由碎陶片、小石子铺砌；道路南、北两侧均发现疑似建筑基槽遗迹，基槽底部有红烧土烧结面，整体结构尚不清楚，附近区域出土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河道废弃堆积中发现500余枚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当中的18个地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18号灰坑中发现简牍，初步清理200余枚，辨识出“滇池以亭行”、 “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主要反映了当时行政与司法制度内容。
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下面，请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先生介绍河南开封州桥遗址考古新发现。
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汴河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后世历代沿用，到明代末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开封市鼓楼区的州桥遗址和汴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州桥及汴河遗址考古发现唐宋时期的汴河南北两侧堤岸、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以及明代州桥等重要遗迹。宋代堤岸石壁上雕镌有海马、瑞兽、鹤禽、祥云浮雕纹饰，纹饰通高约3.3米，总长约25米，构成巨幅长卷。宋代河道堆积中发现疑似沉船的遗存。元代河道堆积中保留有狭河木桩。明代州桥保存基本完整，为砖石结构单孔拱桥，青石铺筑桥面，砖砌拱券、石砌桥台。明代末期洪水淤积层下发现散落的人骨遗骸，推测应为明末洪水毁城所致。遗址中出土瓷、陶、琉璃、玉、金、银、铜、铁、骨、蚌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器型以生活用具为主。
州桥与汴河遗址唐宋至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历史沿革的一个缩影，对研究北宋东京城的结构布局、大运河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保护传承黄河文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下面，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先生介绍浙江温州古港遗址考古新发现。
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地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年代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主体为宋元时期遗存。2021年10月以来，为做好城市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古港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考古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建筑遗迹、码头、道路、栈道、干栏式建筑、水井等遗迹。各类遗迹东西向呈条带状分布，东、西两端分别为朔门瓮城与水门河堤岸遗址，中间发现码头、栈道等遗迹。码头除1座为北宋时期的斜坡式码头外，多呈台阶式。斜坡式码头依托山脚基岩而建，用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头自江岸向航道伸出，平面呈长方或长条形台阶状，石包土心结构，码头中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平整方砖。遗址发现的2艘沉船均为福船，其中一艘残存船头及部分船体，总残长12.4米，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出土大观通宝铜钱，另一艘沉船仍在发掘。官用栈道位于瓮城出城道路北面，桩基由至少7组立柱等距离南北向排列，做工考究。史料记载栈道附近即馆驿所在，栈道以东还发现4组干栏式建筑。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片）、漆木器、建筑构件等文物，瓷器绝大部分为龙泉窑产品，还有瓯窑褐彩瓷、建窑系黑釉瓷等产品，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直”“直”“东”“西”“上”“纲”等。
温州古港遗址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
谢谢各位先生的介绍。下面请媒体开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
您好，我是中国日报的记者，想问关于湖北郧县人的古化石问题，目前的测年数据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另外他与一号和二号头骨关系是怎样的？另外对于国际范围内人类起源研究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可以给我们简单的阐述一下吗，谢谢。
三个问题，尝试回答。首先三号与一号、二号的头骨分布相距很近，30米左右，根据以前的记录，做了新的发掘判断，他们是属于同一套地层中，构成这个遗址生存的古人群。
另外，他的时代，我们现在进行系统的测量，有的年代样品已经在实验室开始初步的运行，但是真正的年代结果出来可能要半年以后，因为这是一系列的工作。我们这次希望是一个综合的测量，不仅仅是对三号头骨出土的部位，对整个地层都进行系统的测量，这样能够把它框定在一个具体的地质地貌世代的位置，年代判断应该更有依据。结合以前做的一些古生物学、地层学和年代学的分析，还有人类化石的特点，应该在距今百万年左右，是可信的。相信未来的测年会使这个年代更精准，因为以前得出来基本上是在80万年到110万年这个区间，但是我们希望新的测年更加精确。
人骨，包括前面发现的两具人骨，应该说对人类的演化非常重要，这涉及到一个我们东南亚区域直立人演化，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直立人就是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所演化的一种特殊的人群，欧洲和非洲的不再叫直立人，他们叫匠人或者先驱人、海德堡人。东亚的直立人是哪里来的？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早期从非洲迁徙过来的最初的人类留下的后代。但是到郧县人100万年左右，与最开始的远古人70万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并不是很清楚，是否还有新的人不断迁过来或者迁出去。另外，就是对于直立人与后续的智人演化关系，这个关系也并不清楚，现在看来东亚中国这个区域的古人类演化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是从直立人到智人的演化有重大的命题，就是现代人的起源，郧县人所代表的直立人的中晚期与后来我们这个区域发现的早期智人能不能进行有机的连接，能不能进行这个区域就是现代人本土起源演化，这是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我们希望以后通过这些材料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扩展，谢谢。
刚才高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提到过三号头骨是产于欧亚大陆古人类约200万年的关键节点上，这个关键节点应该怎么解释？
远古人类的化石非常稀少，任何一个化石的发现，尤其是比较完整的化石发现都是很关键的。具体到我们这个区域，我们在百万年前人类化石非常稀少，以前发现一号二号头骨有严重的变形，对于解剖学性状及脑量分析都有严重影响，百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东亚，只有郧县人，它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直立人在东亚经历了200万年左右的演化，到100万年左右是承上启下的环节，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材料非常关键，能够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谢谢。
我想问一下关于温州古港遗址的发掘，这个发掘成果如何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谢谢。
谢谢。我觉得主要是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个比较经典的古代港口标本。它有几个特点，比如说航道，遗迹靠着瓯江边，而且码头从北宋一直延续到民国。城市、港口、航道，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是集上述因素为一体，也是近年来我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
这次出土海量的瓷片，主要是以龙泉窑为主的，瓯江上游就是龙泉窑，从日本、西亚、东南亚等地的遗迹以及我国发现的西安沉船、平潭沉船、漳州沉船等发现，元代的龙泉窑在陶瓷贸易当中占了很大的地位。从地层上来看，到了元代的时候，因为城角区域被填埋了，岸线大幅度的往外扩展，一举并进了现在温州港的格局，我们总体上讲，无论从商港的核心元素，码头、沉船，海量的贸易遗物，还是从古城古港航道这样的完整体系来讲，温州朔城古港遗址考古发现是极大丰富了海丝的内涵。
谢谢，中国有数千年的发展史，我想请问州桥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东京城是中国都城史上重要的一环，但是考古资料比较少，我们这次发掘可以说是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为什么我们这次选择州桥遗址进行发掘，主要是州桥位于当年东京成御街，与大运河的交汇点，可以说是整个城市的交通要冲，是非常重要的坐标，对研究东京城这个城市布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州桥位置的确立，基本上把东京城的城市机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二个，州桥是一个政治符号，特别是在郑河以后，在州桥南面到朱雀门是非常繁华的市井生活，所以说北宋晚期州桥变成了国家政治与市井的一个融合处。第三，州桥遗址这次我们发现他的桥规模非常庞大，就是桥体东西宽有30米，再加上两侧修的10米，加起来有将近百米，这个我们推测可能跟当年记载的御街宽200米是相吻合的，就是200步的宽度是对应的，所以说州桥这种庞大的规模，精美的雕刻，可以让我们看到北宋当时繁华宏大的历史场景。
最后一点，石壁雕刻的出土，可以说是营造关于十座最好的一个物证，谢谢。
今天的发布会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