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考古新成果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
9月16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通报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后城咀石城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等重要考古新进展，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
后城咀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遗址。2019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后城咀石城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后城咀石城遗址面积约138万平方米，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整，由内城、外城、瓮城以及外瓮城组成。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重点对瓮城外侧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外环壕、外瓮城等重要遗迹。
“外环壕位于外瓮城内侧，东西两端与自然冲沟连接，外瓮城南侧为城门入口，城门外部两侧建有马面，外瓮城城墙西侧连接一处方形台基，共同组成后城咀石城第一重防御体系。外瓮城下发现2条地下通道，其中一条由城外经外瓮城城墙、外环壕底部进入外瓮城内部，另一条由外瓮城中部向瓮城延伸与内环壕连接，具体走向、性质还需考古勘探发掘予以确认。”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介绍，此外，内城区域经考古勘探发现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遗迹，为了解内城结构布局提供了线索。
孙金松认为，瓮城内出土的长方形玉刀、饰以几何纹的敛口瓮、斝足、夹砂鬲等器物兼具老虎山文化（阿善三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双重特征，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阐释老虎山文化、永兴店文化等地域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
孙金松介绍，连续多年对后城咀石城瓮城、城门区域的系统发掘，基本明确了后城咀石城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即由外瓮城城墙、马面、台基以及外环壕沟构成的第一道防御体系，由瓮城城墙、瓮城城墙上布置的台基、墩台以及内环壕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置两座马面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的生动实物例证。
专家表示，后城咀石城是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石城，其整体结构布局可能为研究石城瓮城结构的起源与地域之间考古学文化的联系提供新的资料。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2020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碧村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碧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历年考古工作初步探明了遗址结构布局，自西向东依次为小玉梁、石门墕、城墙圪垛三处遗址点。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光辉介绍，小玉梁地点为遗址核心建筑区，边缘砌筑护坡，中心建造大型五连间排房建筑，排房建筑前面为中央广场。石门墕地点初步发现大型墩台与城墙围合的城防设施遗迹，具体形制尚不清楚。城墙圪垛地点发现了遗址东城墙与城门，城门由东、南、北三个“品”字型布局的大墩台构成，东墩台为半圆形直径21.5米，南、北墩台均为方形，边长约25米，规模宏大。三座墩台之间穿插一些夹墙、夹道、小型墩台等附属设施围合而成，设置内外多重瓮城结构，进出入口设于东墩台南北两侧，西向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进入城内。
张光辉表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接下来将继续对东城门址进行系统揭露、进一步明确东门址结构，开展内城门解剖，进行城址复原与多学科研究，推进遗址资料整理等系列工作。
专家认为，碧村遗址是河套地区黄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的东城门为保存完整、结构严密、形制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同时，碧村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城址布局呈现出处处设卡、重重把关的多重防御体系，强烈指向其应是龙山时代黄河岸畔的一座关口城市，掌控着西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是揭示晋陕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支点。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十三五’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考古工作逐步揭开了二里头遗址的多网格式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说，“在此基础上，2021年以来陆续揭露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包括宫城北侧道路上的门道、宫城西部围墙，并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200余米，据此推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赵海涛认为，二里头遗址以道路和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除宫殿区、作坊区以外的多个区域外侧以围墙间隔、防护，而且历年在其中多个网格内发现不同等级的建筑和墓葬，每个网格应属不同人群，表明二里头都城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严谨、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
赵海涛介绍，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出土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大量骨、角质遗物，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割、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发现有大型二里头文化居址，居址院落内出土有铜、玉礼器的高规格墓葬。
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为研究夏朝的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制度的提供重要资料，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遗址内城东南部，是一处商代中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2021年6月至2022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当地城市建设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经考古发掘，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壕沟，壕沟东西走向，间距约130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25座，其中3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座疑似祭祀坑，其余16座推测为陪葬墓，均无棺椁葬具和陪葬器物。
“2号墓（M2）墓口长2.93米，墓葬中间发现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迹现象，墓内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贝币123枚、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贵族身份。”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富成介绍。
综合分析，2号墓为墓葬区的主墓，墓主人为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是郑州商城目前发现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特别是墓底6处殉狗的现象在早、中商文化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专家认为，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内容，是郑州商城遗址功能演变、历史沿革的重要证据。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多件黄金用品的现象较为少见，反映了商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新发现将有力拓展商代考古研究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