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家文物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实录)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各位专家、同志们，媒体朋友们：
欢迎参加国家文物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专题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介绍4项文明与早期国家研究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首先，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0年9月28日和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考古、中华文明研究进行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作出重要讲话。2021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2022年7月22日，王沪宁、孙春兰、黄坤明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并作出重要部署，文物考古工作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特别是夏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强调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国家文物局一直重视关注重大学术问题，2018年我们印发《“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申报管理指南（2020年-2025年）》，系统部署了11个文明化进程与早期国家研究相关的项目，集中支持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200余个，取得重要成果。今天，我们选取2022年度取得重大工作进展的4个项目介绍给大家。
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参加会议的专家和同志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宋建忠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雷兴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
参会的还有：河南省文物局田凯局长、张慧明处长，郑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陈明部长，郑州市文物局郭磊副书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富成研究员、洛阳市人民政府魏险峰副市长、洛阳市文物局余杰局长，山西省文物局于振龙副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王晓毅院长、张光辉研究员，兴县文物保护中心王利兵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侯俊处长、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孙金松院长、清水河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乔楠局长。
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等媒体朋友们。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请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孙金松院长，向大家汇报清水河县后城咀石城遗址发现及研究进展。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孙金松：
后城咀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城遗址。2019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后城咀石城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后城咀石城遗址面积约138万平方米，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整，由内城、外城、瓮城以及外瓮城组成。2021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重点对瓮城外侧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外环壕、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外环壕位于外瓮城内侧，东西两端与自然冲沟连接，外瓮城南侧为城门入口，城门外部两侧建有马面，外瓮城城墙西侧连接一处方形台基，共同组成后城咀石城第一重防御体系。外瓮城下发现2条地下通道，其中一条由城外经外瓮城城墙、外环壕底部进入外瓮城内部，另一条由外瓮城中部向瓮城延伸与内环壕连接，具体走向、性质还需考古勘探发掘予以确认。此外，内城区域经考古勘探发现墓葬、房址、灰坑等大量遗迹，为了解内城结构布局提供了线索。
连续多年对后城咀石城瓮城、城门区域的系统发掘，基本明确了后城咀石城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即由外瓮城城墙、马面、台基以及外环壕沟构成的第一道防御体系，由瓮城城墙、瓮城城墙上布置的台基、墩台以及内环壕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置两座马面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是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的生动实物例证。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下面，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光辉研究员汇报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考古的最新进展。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张光辉：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年代距今4000年至3700年，是山西境内黄河沿岸地区首个确认的龙山时代大型石城聚落。2020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碧村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碧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历年考古工作初步探明了遗址结构布局，自西向东依次为小玉梁、石门墕、城墙圪垛三处遗址点。小玉梁地点为遗址核心建筑区，边缘砌筑护坡，中心建造大型五连间排房建筑，排房建筑前面为中央广场。石门墕地点初步发现大型墩台与城墙围合的城防设施遗迹，具体形制尚不清楚。城墙圪垛地点发现了遗址东城墙与城门，城门由东、南、北三个“品”字型布局的大墩台构成，东墩台为半圆形直径21.5米，南、北墩台均为方形，边长约25米，规模宏大。三座墩台之间穿插一些夹墙、夹道、小型墩台等附属设施围合而成，设置内外多重瓮城结构，进出入口设于东墩台南北两侧，西向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进入城内。
碧村遗址是河套地区黄河支流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城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的东城门为保存完整、结构严密、形制规整，显示了河套地区石城遗址一类独特的城门形制。同时，碧村遗址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城址布局呈现出处处设卡、重重把关的多重防御体系，强烈指向其应是龙山时代黄河岸畔的一座关口城市，掌控着西部与中原之间的关键要道，是揭示晋陕高原龙山时代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支点。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副研究员介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最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洛阳盆地中部、古伊洛河北岸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
“十三五”以来，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考古工作逐步揭开了二里头遗址的多网格式布局。在此基础上，2021年以来陆续揭露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包括宫城北侧道路上的门道、宫城西部围墙，并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200余米，据此推测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遗址北缘中部首次发现较为丰富的制陶遗存，出土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包含了制陶工艺的多个阶段。宫城西南角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出土大量骨、角质遗物，其中部分存在砸击、切割、磨制的痕迹，表现了骨角器加工的各个环节。制陶和骨角器加工遗址是二里头遗址手工业考古的重要突破。祭祀区以西，发现有大型二里头文化居址，居址院落内出土有铜、玉礼器的高规格墓葬。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多网格式的结构布局，是探讨早期国家都城制度、手工业与社会经济、礼仪与丧葬制度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下面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富成研究员介绍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的考古发现研究情况。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黄富成：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位于郑州商城遗址内城东南部，是一处商代中期白家庄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2021年6月至2022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当地城市建设工程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地南北两侧发现两条壕沟，壕沟东西走向，间距约130米。墓葬主要分布于两条壕沟之间的区域，共发现25座，其中3座墓葬出土青铜器，6座疑似祭祀坑，其余16座推测为陪葬墓，均无棺椁葬具和陪葬器物。2号墓（M2）是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等级最高的墓葬，墓口长2.93米，墓葬中间发现疑似朱砂的红褐色遗迹现象，墓内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兵器20件，玉器11件、金器5件，另有贝币123枚、绿松石管珠、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充分彰显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贵族身份。
郑州商都书院街商代墓地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内容，是郑州商城遗址功能演变、历史沿革的重要证据。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多件黄金用品的现象较为罕见，反映了商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密切联系。新发现将有力拓展商代考古研究的空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下面，请各位媒体朋友提问。
中国新闻社记者：
中新社记者提问，刚才专家说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已经60多年了，这次重大突破在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海涛：
感谢您对二里头工作的关注！布局是了解国家统治模式重要的、有效的手段。通过刚才的介绍也可以知道，二里头有非常严谨、非常清晰的格局，这个格局体现当时人群身份不同，位置不同，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最中心、最核心位置是最重要的宫殿，还有绿松石都在那边加工生产，外边有围墙维护起来，更体现它位置很重要。在主城的三个区域分别是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东西两侧是贵族居住区，根据当时居住人的身份高低、等级高低，在不同的位置，级别越高，重要程度越高。这样严谨的格局能够体现发达的制度。从更大范围来看，二里头是王国里发展水平最高、最核心、地位最高的。通过这些方面可以体现出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网记者：
我是中国网记者，我想问一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光辉老师，关于兴县碧村遗址，能否具体介绍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张光辉：
我们下一步工作主要想将整个外城门结构再进一步揭露。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城门的兴建和废弃年代具体微观变化做更细的解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在先秦考古里面，这种城门的发现是结构完整的瓮城。所以，我们更偏向于在这方面做一些复原研究和展示方面的工作。我们这几年发掘的工作，会陆续向社会汇报，下一步会加快研究报告的出版工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关强：
感谢各位专家、同志们和媒体朋友们。今天汇报的4个考古项目，展现了中国史前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宏伟历史进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国家文物局将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努力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各级文物部门、全体考古工作者要凝心聚力、守正创新，为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的新辉煌谋好篇、开好局。借此机会，我提几点要求。
一是持续深化考古研究。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一方面要有宏观理论视野，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指引，重大问题的突破往往要依靠理论的突破，要强化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研讨，每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都要致力于理论的研究与突破，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理论体系贡献力量；另一方面要有国际视野，将中华文明历史置于世界文明史的背景，将中国考古学置于国际考古学的体系，在开放合作、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成长发展。小处着手，就是要扎实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稳扎稳打，精细化作业，为开展综合性研究提供坚实的田野基础。
二是强化多学科联合攻关。多学科合作始终是推动考古研究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从田野现场信息提取到实验室检测分析再到后期综合研究、数据库建设、资料与信息交流共享，均需要持续加强田野考古、学术研究与科技考古、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考古发现和研究能力，最大限度挖掘遗址遗物的信息量。
三是加强考古成果转化传播。要认真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宣传，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考古新发现、新成果及时面向社会公布，让公众认识考古、了解考古、喜欢考古；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做好考古学研究的前提下，科学、严谨地解读考古成果价值内涵，生动、活泼讲好考古故事，充分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同志们，朋友们，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我们将与各位专家、全体考古工作者一起，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将中国考古的百年薪火赓续传递下去，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也希望新闻界的媒体朋友们，持续支持关注我们的考古研究工作。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