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特刊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自1987年创立以来，坚持文物工作方针，从法律法规、专业机构、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加强水下文物的保护管理。30多年来，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

　　中国水下考古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国特点的调查、发掘技术流程，研究对象以沉船为起点，拓展至海丝研究、水下城址、港口码头、航海技术等诸多领域，发现241处不同类型的水下文化遗存。中国水下考古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学科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时期。新时代的水下考古工作者要推进学科理论创新，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考古工作方法、研究理论和学科体系。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为主线，以海岸线变迁与人地关系研究、近现代沉舰与明清海防研究为两翼，深化重大学术问题研究。推进技术手段创新，着力突破低能见度和浅埋藏环境探测、深海探测、水下无人航行器和智能平台等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推进保护利用创新，进一步摸清家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划定保护区域，建立涉水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制度，加强水下遗址原址保护，建设海洋考古博物馆，传承海洋文明。新时代的中国水下考古将不断开拓新的天地，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新的贡献。

　　在新时代，北大考古将继续努力提高教学科研水平，讲好“中国故事”，坚持以考古为中心的全学科链条，“扩大优势，建设体系；特色布局，面向国际”，守正出新，笃行致远，建设具有国际视野、世界格局的一流考古学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实干肯干，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把北大考古打造成为高端考古科学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一支世界一流人才队伍，培养出更多的合格的专业人才，由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转变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研究基地，建设世界的中国考古学。

　　在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大学指导下，积极推进校地合作，推进田野考古“基地+”模式，“走出去，引进来”，多元合作，积极建设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及分库、考古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结合实验实践教学、虚拟仿真教学，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等方式，改变考古学科教研方式，促进学科转型，推动遗产活化利用。积极完善考古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育体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提升高端智库水平。依托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加强学科理论方法建设，突破关键学术领域，提升考古学科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为中国特色考古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方法体系支撑，推动国家考古文博事业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北大力量。

　　中国考古走过百年历程，最大的成就是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大幕。河南是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河南考古用一系列的大发现实证了河南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

　　 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的实施，河南考古用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时期的社会图景。自2018年开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和“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项目逐渐全面实施后，进一步深化了中原地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一系列重大发现实证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中华文明交流交融创新发展的核心地区。此外，长城、大运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大遗址保护中的考古工作也取得重要突破。河南考古多层次、全方位、多学科、多角度地展示了国家形成与初步发展、秦汉大一统时期国家社会形态，以及隋唐宋元明时期国家的繁荣与多彩生活。

　　 河南考古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围绕凝练一流重大课题、建设一流科研平台、组建一流人才团队、创建一流体制机制等持续发力，努力打造一流考古机构、业内旗舰劲旅。力争取得一批突破性重大考古发现，为探源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作出河南贡献。

　　石峁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于2012年。同年，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城得以确认，其横空出世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次年，石峁考古工作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公元前第三千纪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期规模宏大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室建筑、复杂的城防设施、精美的石雕与玉器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标志着晋陕高原已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从2012年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之初，我们就秉承“广聚天下英才”的团队建设宗旨，积极践行学科交叉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来自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墨尔本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一大批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参与田野工作，开展了体质人类学、测年、动植物、古环境、古DNA、微痕与残留物、古建筑、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综合研究，为理解谜一样的石峁古城奠定了科学基础。石峁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展现了与中原地区面貌迥然有别的居住形态、丧葬习俗、精神信仰、社会形态等多样性特征，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学术界对文明的概念和判断标准，是探索早期国家形成、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生业方式与生产技术、区域互动与文化交流、人群迁徙与族群融合等重大问题的重要实证。十年的石峁考古工作启示我们，考古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研究，是获得有关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化、权力集中与政治管理、探讨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文明起源、发展研究的重要手段，也是不断迫近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图景的唯一路径。

　　浙江陆域面积不大，七山一水二分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浙江文化中富有创造力的基因，自古以来就有之，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新时代浙江考古秉承“坚守田野、面向社会、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紧扣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海洋文化、浙江大历史等重大课题，积极主导、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全力配合“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全省基本建设发展中的完善与落实，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上山文化成为中华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余姚施岙古稻田为稻作文明摇篮增添了新材料，余姚井头山贝丘遗址成为海洋文化的发端。良渚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以玉礼制为核心的良渚文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本质，良渚成功申遗，创立了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位一体的“良渚模式”，而以浙江省考古所为主导的良渚考古工作和成果转化，则是新时代“考古良渚模式”。浙江衢江“姑蔑”遗存、安吉古城、绍兴越国等考古工作，是近些年越文化考古的重大收获。南宋临安城、南宋皇陵考古，以及持续进行的上林湖、沙埠等瓷窑址考古，是新时代浙江历史时期考古的重头。正在发掘中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佐证温州千年商港，也将为海上丝绸之路增添新内容。

　　百年考古峥嵘路，不畏风雨铸琼章。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考古人不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秉持“求真务实，止于至善”的学术要求，深耕岭南、履践致远，在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古建筑研究和文物保护等业务领域硕果累累：扎根田野，持之以恒，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岭南历史文化序列；先后发掘保护了“南海Ⅰ号”“南澳Ⅰ号”，在整体打捞、水下发掘保护、水下数字化科技考古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时代地点群、英德青塘遗址等遗址和考古发掘项目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广东成为国内“十大考古”项目涉及年代最全（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明代中晚期），遗址类型最丰富（含洞穴、沙丘、贝丘、墓地、宫苑、沉船等），作业方式最多样（陆地和水下考古并驾齐驱）的省份之一。贯彻新理念，迈向新征程，广东考古人将一如既往地深入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探索，聚焦“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加快推进考古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考古资源保护与利用，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不懈奋斗，利用好广东这一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桥头堡，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岭南文化，奋力谱写广东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2014年，北京市实施《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这是全国首次以省级政府令的形式践行“先考古、后出让”理念的重要举措。实行以来，北京市共完成各类考古勘探2173项、考古发掘828项、发掘总面积79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5万余件（套），项目数量和面积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项目既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冬奥场馆、世园会等国家重点工程，也包括棚户区改造、医院、学校、轨道交通等市属建设项目。考古工作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为配合中轴线申遗、老城保护、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开展了多项考古工作，在正阳桥、澄清下闸、密云古城墙、大庄科长城、净德寺遗址、汉代广阳城遗址、大兴旧宫西周早期遗址、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清代固伦和敬公主和庄亲王园寝等遗址都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收获。琉璃河遗址考古实证了北京三千余年的建城史；汉代路县故城明确了位置、分区、规模，彰显了副中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为研究辽代冶铁技术乃至中国古代冶金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考古材料；金中都外城墙、马面、护城河等防御体系的揭露，确认了其形制、结构与营建方式，城内里坊的考古发现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对圆明园大宫门等遗址的发掘为后续的保护和展示奠定了基础。

　　“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将扎实提高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立足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挥重大课题项目的引领作用，探索北京文明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文明演进路径；加强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研究；做好北京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

　　新时代河北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启动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通过调查发掘，基本构建起旧石器时代近200万年发展演化时空框架。“以泥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适应与演化模式研究”纳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康保兴隆遗址年代跨度距今8700~5500年，丰富了裕民文化内涵。尚义四台遗址距今7700~7400年，是以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素面大口罐为组合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尚义四台文化，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增添了新的内容。崇礼邓槽沟梁遗址发现了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于研究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与融合，构建我国北方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肃宁后白寺遗址丰富了先商文化研究内涵。商时期发现两处大型贵族墓地，为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格局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满城要庄遗址弄清了城址的范围，充实了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故郡遗址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填补了战国中山国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缺环。雄安新区大量战国和汉代墓群的考古发现，建立起该地区战国两汉时期文化发展完整序列。邢窑遗址将瓷器烧造历史提早到了北朝时期，发现隋代组合窑室和唐代三彩瓷片，极大丰富了邢窑遗址研究内涵。金代太子城遗址轴线建筑与附属院落等级分明，完整的平面布局与清晰的功能分区为研究金代行宫建筑布局提供了范例。开元寺南遗址确立了唐、五代时期真定古城子城的存在，揭露了一批宋金时期民居建筑和街巷、排水遗迹。对研究唐、五代、北宋、金、元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海岱地区从公元前3800年前后社会开始加速发展，聚落之间特别是一些核心聚落内部出现了不平等现象，社会分化加剧。这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泰安大汶口遗址、邹城野店遗址等都有生动反映。表明这时期已经进入了社会复杂化的车道，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此趋势开始加剧，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早期还很孤立的中心聚落大大增加，凌阳河遗址、焦家遗址、岗上遗址、西康留遗址、垓下遗址等表明区域社会也已开始崭露头角，一些中心聚落业已发展为最早的城址。公元前2300年左右迈入龙山时代，海岱地区人口快速增长，聚落繁盛，中心聚落普遍建筑城址，发展出了新的区域性中心，并且连接成组，如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丹土—两城镇与尧王城遗址，鲁北山前地带的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遗址等。与此同时，海岱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的互动达到高潮，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终于在龙山时代晚期的公元前2000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大举挺进中原，在鲁西豫东一带留下了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的文化体，进而参与到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文明的形成过程，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大本营，在黄河流域真正形成了二里头—岳石文化的东西二元格局。

　　在焦家遗址已开展五次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确定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焦家古城是黄河中下游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截至2022年，焦家遗址共发掘3290平方米，发现墓葬344座（其中大汶口文化338座）、房址143座、灰坑1367座、灰沟16座、陶窑2座。近两年取得一些新收获，解剖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南城门，发现道路遗存。城墙为版筑夯打而成，集束棍夯留有清楚的夯窝迹象。另外还发现一处约2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土台。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双人合葬墓、晚期有“毁墓”现象的大型墓葬、人祭现象等增加了对当时社会关系的认识。另外，比较丰富的龙山和岳石文化遗存为探讨焦家空间格局和聚落演变提供新材料。

　　2020年焦家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该考古团队扎根田野考古，以聚落考古为核心，以科技考古为支撑，秉承环境、生业、技术与社会的思路框架，开展环境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合攻关，探索从田野考古到社会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在文明探源视角下进行全方位、多视域的个案和比较研究。

　　从1923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和博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调查发掘水洞沟遗址至今，宁夏的考古工作业已近百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宁夏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在祖国西北大地上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逐步建立了宁夏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架。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相继开展了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鸽子山遗址、沙塘北塬、周家嘴头新石器遗址、姚河塬西周遗址、张家场汉代城址、开城元代安西王府基址、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等考古发掘项目，进行了彭阳红河流域、隆德渝河流域、六盘山东麓、贺兰山东麓、罗山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宁夏石窟寺专项考古调查等，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祖国西北区域的这些重要发现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十三五”以来，新疆考古工作列入“考古中国”项目框架，多单位参与、多学科协同，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70余项，时代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时期，所获成果丰硕。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深化了对我国境内发现的莫斯特文化的来源、时代、生计方式等史前考古重大问题的认识。呼斯塔、吉仁台沟口、海子沿等夏商时期天山地区青铜时代大型聚落遗址的发掘，丰富了新疆史前文化内涵，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聚落中的高台大墓、房址、燃煤、粟（黍）麦、青铜冶铸、马、四轮木车等遗存的发现，也为深入研究欧亚草原社会与文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补充了新的资料。以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北庭都护府军政建置相关核心城市为重点，开展的南北疆10余处城址及其他军镇设施遗址的发掘，推进了对乌垒城、疏勒城、北庭故城、朅盘陀国故城、孛罗城等一系列西域历史名城的持续探索；唐“沙堆烽”故址的发掘，出土800余件（组）纸文书和木简，填补多项历史文献空白。这些成果，对于实证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西域、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喀什莫尔佛寺、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的新发现，则深度印证了新疆历来多种宗教交融并存格局。

　　自200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开始，长江中游纳入研究范围。长江中游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主要是聚焦距今5500至3700年，围绕环境、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组织状况的研究。考察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路向，进而研究长江中游参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方式与途径。

　　研究表明，长江中游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稻作农业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复杂化。从聚落形态来看，从一般村落到环壕聚落，从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及其集群；聚落之间及聚落内部均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发展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重要聚落往往都延续千年以上，如城头山从汤家岗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持续2000多年，石家河从土城下层到肖家屋脊文化持续近3500多年，鸡叫城从彭头山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持续4000多年。表明稻作农业支持聚落持续稳定发展所呈现出的极强凝聚力和生命力。这正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模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精神也由此而得到体现。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社会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通过区域间的交流互动而融入长江黄河各个文化区系之中，甚至成为中国史前时期重要文化因素。从精神层面而言，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很早就与周边发生交流，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既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传播出去。高庙文化白陶及其图像纹饰甚广，兽面獠牙、八角星纹、凤鸟等在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遗存中都有出现，意味着其创造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观念与信仰被普遍接受，成为中国史前文化中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长江中游地区军权和神权虽然表现明显，但与周边社会相比较，似乎又并未特别突出。饭稻羹鱼的自给自足生活是其稳定的经济基础。民重死而不远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似乎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和文物保护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根本遵循，完善文物保护法规制度，加强文物考古队伍建设。《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明确“先考古，后出让”、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等规定。考古人员编制倍增，“考古院+博物馆”模式拓展了广州考古发展平台。

　　新时代十年，我们在考古之路上砥砺前行。一是严格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的考古前置制度，积极开展基建考古，发掘金兰寺、陂头岭、南石头监狱等数十项重要遗址。二是强化学术科研导向，围绕岭南文明探源、广州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等课题开展工作，多学科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三是牢固树立文物保护理念，对莲花书院、南石头监狱等重要遗址实施原址保护展示，为现代广州树立重要历史地标。四是加强考古成果传播，广泛开展公众考古。精心策划考古专题展览和公众考古活动中心，着力打造“公众考古体验探索营”等品牌活动，充分利用考古资源推动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努力把火热的考古工地变成生动的历史课堂，不断激发公众的考古热情，提升考古工作影响力。

　　考古是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重要工作。广州考古人将认真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做好广州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研究、传播和传承，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广州力量。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凡成就，自史前至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综合研究水平和加强国际化合作研究的路径。随着“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考古工作规划水平显著提高，考古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迈上了新的台阶。

　　 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公共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成就斐然。除了常规性撰写和出版考古科普读物，向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当地中小学生开放考古发掘工地，举办公共考古论坛、考古新发现成果展览、大学生暑期考古课堂、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外，各类考古电视节目不断涌现，如《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中国考古大会》等，这些节目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可视性强，能够满足广大公众对考古知识的需求。此外，以三星堆新发现直播为例，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的传播速度、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真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公共考古的特点，在世界公共考古领域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

　　当前我国考古研究在世界考古舞台中开始崭露头角，以“考古”为主题的博物馆也在不断增加。为进一步融入全国文物保护利用大局和博物馆发展大局，助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向国际国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与考古文化，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正谋划建设“北京国际考古新发现博物馆”。该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A5楼，建筑总面积2000余平方米，共有四层，其中展厅有三层。它的建设将致力于构建极具中国特色的考古展览传播体系，打造国际文物展示交流平台。“北京国际考古新发现博物馆”将认真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挖掘考古新发现价值，有效利用考古新发现成果，让文物活起来。在此基础上，博物馆将结合独特的政策、区位、文物等优势资源要素，以考古特展为重要抓手，逐步扩大自身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文物资源，实现跨越发展，强化观众服务能力，以特展策划回应观众对于博物馆的新需求。开馆首展“12K数字展——触梦三星堆”作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重点推介项目和三星堆博物馆数字化展览的国际首发项目，是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央视频）等机构联合打造。展览将以12K超高清微距的形式打造一个细腻逼真的三星堆奇幻世界，引领国际化传播，引发观众对时空和人类自身的思考。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和国家对考古工作和文博事业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并将加强考古学科建设、培养壮大考古队伍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内容。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聚焦国家战略、结合自身优势，分享交流了加强考古学科建设的发展举措和特色做法。科学研究方面，学科始终面向科技前沿、依托区位优势，以7支学术团队为核心，不断凝练特色方向，开展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周秦汉唐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创新文物分析技术与新型保护材料研发等领域产出了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文博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人才培养方面，学科积极对标国际顶尖高校，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教学体系改革，强化考古、文物保护、文物与博物馆“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现已培养培训专门人才6000余名，毕业生71%建设西部、80%走进基层。为更好推动考古学科高质量发展，希望高校与科研院所能够进一步深度融合，在高层次人才培养、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与基地建设等方面，共享优势资源，深化交流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同时，建议在重大考古发现遗址联合建设教学科研基地，不断探索出学科与行业科教一体、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更大贡献。

　　2021年12月20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揭牌，新组建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被国家文物局纳入“十四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考古机构”。新时代的省考古院在入选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等方面在全国居前列位置，并获评了3项重大、2项重点、17项一般的国家社科研究项目，并承担了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之“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时期）”等重大国家科研项目，基建考古工作中的课题意识以及多学科合作意识也不断增强。新时代的湖北考古，将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一是加强文明探源研究，进一步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继续深化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二是推动考古成果的宣传转化，加大已建成的湖北考古博物馆的推广，加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宣传工作，发挥考古工作在彰显中华文明中的积极作用。三是积极推进公众考古，加强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彰显荆楚文物中蕴含的时代价值，提炼展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谱写考古故事的湖北篇章，让文物在荆楚大地活起来。

　　中华文明起源的地域、发展道路、文明特征、动力机制等都与自然环境存在密切关系：1.环境条件有利于种植农业兴起和快速发展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必然成为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主要地区。2.各地区环境差异和区域之间的巨大距离，是文明早期多地起源的主要环境因素。各地环境类似并都以种植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各地区之间相互邻接且通达便利、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相对远隔等环境特征有利于强化各区域之间的联系。距今5000至4000年期间，中原以外地区都曾由于环境变化而先后出现文化衰落趋势，中原地区由于其独特环境优势而率先进入王国文明，历经夏商周的统一进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3.中国自然环境多样是文化持续发展的主要环境基础，地域广大而文明难以被替代，与其他文明的地理隔离而形成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原华夏文明在促进文化衰落地区复兴和维护文明统一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是构成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原因。4.地貌与水资源条件是都邑性古城选址的主要环境因素，区域环境变化导致的区域文化兴衰是都邑性聚落兴废的主要原因。5.水患灾害对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干旱气候事件对黄河上游和西辽河流域的影响较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探源工程是分阶段实施的。从预研究阶段到一至五期，经历了科技部支持的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研究时段和地区也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扩展到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研究内容从文明的形态研究拓展到文明化过程、机制的探讨，关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基本态势和发展流变的时空框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多重证据链论证。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每个阶段的项目中都设立了年代研究课题，与年代研究相关的内容从中原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年代测定，扩展到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绝对年代框架的建立、重要考古事件时间节点的精细年代测定、大型聚落遗址不同空间分布的精细年代架构确立等。以良渚和石峁两个大型的都邑性遗址为例，可以看到精细的绝对年代测定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遗址废弃堆积的形成过程、人工遗迹的建造过程，从而构建特定空间环境下古代人类活动沿时间轴线上的空间分布情况等等。只有在遗址堆积单位考古背景信息明确的前提下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年代数据，并由此进一步进行遗址内部空间行为的比较研究，跨遗址、跨区域乃至跨大陆之间的考古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有可靠的年代基础。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有独特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基因，自然需要用自己的话语体系阐释。这样的话语体系“最中国”，也应该“最世界”，即要有世界文明的视角，要吸收已有的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关于文明的标准，柴尔德等西方学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社会发展的实质而非因地而异的“要素”，目前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中，生产发展、社会分化等基本内容，实际是世界性的，还需要以真正的中国因素去完善。“古国”是建立史前复杂社会与三代基本政治组织联系，厘清中国早期国家和王朝形成脉络的重要概念。西方关于“酋邦”认定、分类和“领导策略”的理论可以借鉴。“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为：1.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有自身发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区，均曾出现“古国”或早期国家，呈现“满天星斗”的局面；2.各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同时，因密切交流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3.由多元文化形成的共同体正是历史时期中国的雏形和基础，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先后形成“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区系类型”和“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式。西方关于“相互作用圈”和“世界体系”等理论可以借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作为一座重要的都邑聚落，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至今已经进入到第五阶段。二十一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与收获。陶寺早期都城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由13万平方米宫城、近10万平方米的下层贵族居住区“下城”构成城址，初具都城功能。陶寺中期宫城继续使用，“下城”废弃，扩建出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形成典型的“双城制”。“八卦”宇宙观指导都城功能区划，进而将都城分为“人（君）、鬼神、工、农”四大板块，宫城、国库仓储区、王族墓地、天坛即观象台、地坛即泽中方丘、工官管理手工业区、普通居民区，构成最完备的都城功能要件。陶寺晚期百年时段内，陶寺遗址失去了都城地位。陶寺宫城建有礼仪性的双阙南东门、曲尺形拐角角门。宫城内发现了早期夯土建筑基址、凌阴建筑。宫城内最大的核心建筑IFJT3面积达6400平方米，始建于早期，扩建于中期，晚期曾经利用，中期时该台基上至少有前后两大殿堂建筑。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邦国，创建了最初“中国”的含义——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证据链绳表明，陶寺早中期都城是文献中尧舜之都。陶寺文化在制度文明方面的集成与创新，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陶寺文明模式当中的政治文明核心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和“大政”治国理政理念。经天纬地包括观象台、地平历、圭表测量、沙漏等技术以及地中、天下观与政治地理五方等观念。“大政”包括豮豕之牙上政与橐弓矢以伏天下次政文武之道。

　　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以深入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等重大学术问题为总体要求，依托安徽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存和晚期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化石遗存，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新安江流域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及其所构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夏商周时期淮夷方国及吴、越、楚文化遗存等资源优势，紧紧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等重大课题聚焦的安徽重点项目，特别是不同时期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关键性大遗址，锲而不舍长期工作，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努力为揭示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贡献安徽考古力量。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东北距西安主城区约15公里。遗址位于秦岭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处河流阶地上，地势开阔平坦。目前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表明，这是关中盆地中部新发现的一处客省庄二期大型聚落遗址。自2021年3月1日考古项目启动以来，已经完成了对遗址周边近50万平方米区域的考古勘探工作，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通过对环壕的解剖发掘证实，其年代同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同时并清理了灰沟、灰坑、房址等各类遗迹数百余处，出土陶、玉、石、骨器等各类材质遗物数千余件。出土陶器组合以典型客省庄二期的单把鬲、斝、高领折肩罐等为主，也有代表周边文化因素的陶铃、磨光黑陶杯、双大耳红陶罐等。出土的玉料、玉璧、璧芯、玉璜、玉饰品等遗物表明，太平遗址存在一套完整的玉石器生产链。出土的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叶形陶牌饰枝叶纹刻画精美。浮选出的农作物遗存主要有粟、黍、水稻、小麦等。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目前我们对太平遗址的工作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玉器加工生产、卜骨、陶牌饰和陶铃的存在表明太平遗址具备了高等级的中心聚落遗址的应有要素，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

　　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近年二里头工作队继续以探索二里头都城的布局为中心工作。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确认“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作坊区围垣的西北角、宫城西南角；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确认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北侧围垣，宫殿区以西区域的南侧、东侧及北侧围垣及东南拐角，祭祀区以西区域的南侧、东侧围垣。中心区的这些主干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谨、规整的规划，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都邑布局的这些史无前例的新创造，多被后世继承，体现了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9年，目前仍在进行。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全面统筹之外，另有39家单位共同参与，涉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以下重大收获。1.确认了三星堆遗址存在着一个明确的祭祀区，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台地的东部，主体遗存包括8座长方形或近方形“祭祀坑”以及内含一定数量高等级祭器的小型圆坑、矩形沟槽、特殊建筑、灰沟等。2.新发现6座“祭祀坑”，加上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8个坑集中分布在一起，各坑大小有别，方向、堆积和包含物不尽一致，形成年代大致相若，均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碳十四测年与通过坑内陶器判断的年代基本相当。截至目前，已出土各类编号遗物约一万四千件，其中完整和较完整遗物逾3000件。3.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内涵，若干新器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4.本次发掘创新使用了一系列发掘与保护工作平台、操作系统、控制系统与记录系统，推动了四川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进步。

　　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等，是总书记对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要求，也是当前考古工作模式的现实反映。山西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的考古工作，从发现之初，就坚持多学科的介入。通过开展对铜器铭文的古文字学的释读与研究，引发了学界对其世系族属、性质的热议；应用年代学方法，对北白鹅铜器表面残留的麻绳进行取样，更精准地厘定墓葬年代；应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设备与方法，对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先秦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果酒和化妆品残留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两周之际社会生活的认识，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同时，基于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积极探索“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模式举办专题考古成果展和考古云讲堂多学科系列讲座，从发现、玉器、冶金、音乐、分子生物、古文字、历史、音乐等方面，邀请各专业领域学者阐释北白鹅考古发现，与公众多层次共享考古成果。当前，山西考古院又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人文化”的田野工作理念应用于实践，基于北白鹅墓葬本体创建地下方舱实验室，集环境控制、科技监测、远程诊断等功能于一体的，和我国十三所高校联合开展田野实验室考古。相信，多学科精细化发掘将为更全面地获取古代遗存提供技术支撑。

　　海昏侯墓的发现和发掘，是新时代江西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近年来，随着海昏侯刘贺夫人墓发掘、实验室考古和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展，考古工作又取得了一批新收获。一、考古发掘表明海昏侯夫人墓为一座采用“汉制”营造的列侯夫人墓，发现了墓葬建造时的“堂坛”和原封土的范围，并揭示了海昏侯夫人墓（M2）“堂坛”底部叠压刘贺墓（M1）建造时遗存的平、剖面关系，证明海昏侯夫人墓晚于刘贺墓。二、实验室考古发现刘贺部分遗骸，推算出遗骸长约173~183厘米。采用X射线探伤、紫外荧光成像等手段，发现刘贺嗣子刘充国遗骸长约110~120厘米，离世时尚为儿童，为南方地区人骨遗骸形貌不存的墓葬寻找遗骸位置提供了技术参考。通过扫描电镜发现出土马蹄金、麟趾金镶嵌物为软玉、铅钡玻璃和蛋白石（贝壳状）三类。通过拉曼光谱仪检测发现出土玉器材质大部分为和田玉。发现刘贺（M1）、刘充国墓（M5）出土的琉璃席由上层玻璃席面和下层含纺织物底衬组成，其主体玻璃片及围边玻璃泡材质皆为铅钡玻璃，所含铅为高放射性成因铅，为西汉时期琉璃席制作地点、矿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三、在资料整理工作中，发现青铜蒸馏器自下而上由青铜釜、拥有内外腔的青铜甑和一套组合式的豆形器盖三部分组成，通过复原，基本确认这件蒸馏器具备了蒸馏酒的加热、冷凝和承露三种功能。发现了以“大长公主家工长安阴昌里锺长君所作/任乙”铭文为代表的一套碗、盘、酒杯和樽的扣银贴金漆器组合，并发现画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屏风”是一个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发现了南方地区唯一一份汉代诏书实物，确定了刘贺的死亡时间为公元前59年10月6日（汉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初八）， “除国诏书”下发到豫章郡的时间为公元前59年11月14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十七），“除国诏书”下发到海昏侯国的时间公元前59年11月22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二十五），诏书的流程和传达体系表明从刘贺病逝到海昏侯国除国，前后不到40天，下葬应该在47天后，为西汉列侯丧葬殡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岩山寨遗址发现于2017年，由分别分布于山体顶部、石灰岩溶洞及外围台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规模宏大、内涵复杂。2019~2022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展持续的主动性考古工作，目前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坑、灰沟、柱洞、火塘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磨制石器、玉器、青铜器、人骨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1800余件。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岩背地点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80余座，应是遗址内集中分布的墓葬区，内部有明确的分区、分组规划，其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化特征。岩山寨遗址的文化遗存除粤北本地考古学文化外，可见来自粤东、珠江三角洲、粤西桂东以及岭北长江中游与环太湖地区等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反映出岭南内部乃至华南地区不同区域早期人群交流互动的广泛性。

　　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中心聚落遗址，对于深入研究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演变、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岩背墓葬区的考古材料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本地区该时期葬制葬俗、石峡文化的传播、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岩山寨遗址的发现为环南岭地带及周边地区的早期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史前南中国的高等级社会关系网络、稻作农业的早期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材料。该项目填补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聚落考古的空白，将掀开岭南史前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篇章。

　　在我国考古界，对地下出土人类遗骸进行研究的学科一直被称作“体质人类学”。20世纪初，西方体质人类学伴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学术大地上生根发芽以来，历经百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从古人类学、人种学向人类骨骼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向演进。近20年来，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和考古学者对出土人骨的日益重视，古人骨资料大量出土并得到有效收集和研究，改变了过去仅有少数科研院所收集古代人骨材料的现象，目前有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收藏有古人骨标本共计10余万例，并且还在以每年数千例的速度递增。从业人员的数量也由原来的全国10人左右增加到如今的近百人。新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古病理学、古人口学、生物力学、分子考古学、骨化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呈井喷之势，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同时，相关从业人员多具有高学历、年轻化、海外经历等优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研究技术的不断创新，我们的学科建设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一片勃勃生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所从事的这项被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称之为“冷门中的冷门”的学科，一定会出现一派过去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气象。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伟大成就和贡献不仅表现在其研究成果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而且还体现在促进和推动了我国科技考古的学科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考古学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技考古学科，考古项目中的科技分析属于可有可无的“附录”，然而这种状况被探源工程彻底改变。探源工程是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以推动和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为目的，针对文明起源这个特殊项目，科技部要求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应该突出科学技术的应用。例如，在最初的探源工程预研究中设置了10个课题，其中仅包括了在当时被考古学界认为最具科技含量的三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即碳十四测年、古环境（孢粉分析）和金属冶铸技术，这显然不符合科技部的希望和要求。因此在探源工程正式开始阶段被重新整合为以年代、环境、技术经济、聚落为主体研究内容的“四驾马车”式课题设置。这种明显向科技考古倾斜的课题设置模式成为整个探源工程的基本框架，而且在课题实施过程中不断扩展和丰富各课题内的科技考古研究领域或方法。例如技术与经济课题就包括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食性分析、陶器分析、玉器分析、古DNA分析等，这些在当时都属于新兴的或快速发展的科技考古研究领域。伴随历时多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技考古从探源工程最初阶段的“老三样”逐渐发展成为十余个研究领域、数十种研究方法的学科体系。在探源工程的推动和扶持下，科技考古的学术地位大幅度提升，研究力量逐渐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我国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铅同位素考古从1983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先生引入我国，成为古代青铜矿料来源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析手段。我国铅同位素考古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逐渐走到世界的前列，与党和国家对考古学研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特别是2012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学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国家也加大力度对考古学特别是科技考古研究进行投入，科技考古研究从经费到装备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包括铅同位素考古在内的科技考古研究进入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我国从事铅同位素考古研究的团队和学者也如雨后春笋般逐年增加，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研究机构纷纷开展相关研究，并获得了大量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通过数据的分析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特别是在铅同位素分馏机理研究方面，北京大学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铅同位素分馏系数的测量，证实了铅同位素作为青铜器产地溯源方法的有效性，结束了国际上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争端。随着青铜器铅同位素数据量的飞速扩增，也为切实解决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矿料来源、国家形成初期中央王朝对战略资源的管理模式等重要考古学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我国考古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风暴”，为我国考古学研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针对我国考古界并存的两个概念（“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尝试对二者的内涵和层次关系进行阐释，并对考古利用科技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科技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属性（人文、社科和科技）中不可或缺。科技考古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基、考古学为纲，以解决考古学问题为导向。自然科学学科围绕考古学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态。科技考古为考古学的“内功”。多学科合作，是指多个学科共同合作和参与考古研究，研究中各学科具有平等地位、发挥相同或相近的作用，研究问题常为多个学科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众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与考古学是“平行”关系。多学科合作为考古学的“外功”。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分别对应着习近平总书记“5·27”讲话中对考古学学科发展所提出的不同层次。当代考古学必须“海纳百川”“内外兼修”，不仅要“引进来”，充分借鉴和学习科技的最新技术，实现“今为古用”；也要“输出去”，为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成果的互鉴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