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摘要分享

2022年6月28至2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国博召开。此次论坛由国博研究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合作承办。

出席“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的学者及嘉宾合影

　　此次论坛邀请海内外青铜器研究领域的36位学者，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紧紧围绕“青铜器与文明交流”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为了及时与大家分享与会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会议主办方整理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论文摘要，欢迎大家关注。

　　6月28日 上午

　　第一场主旨发言：青铜器视角下的文明交流研究

　　主持人：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酒务头墓地与“天黽獻”器群

　　朱凤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7至2018年发掘的山西运城闻喜县酒务头墓地是商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但此墓地约自2015年始即遭大规模盗掘，除甲字形墓M1外，其余4座甲字形墓以及7座中小型墓多次被盗。M1出土器中多“匿”氏做器，研究者或认为此即酒务头墓地族属。但自2017年后被追缴回来的此墓地被盗青铜器中，及2015年后见诸于著录与各种拍卖会的被认为是此墓地出土的器物中，有相当多的“天黽獻”氏所作器，本文将这些器物按铭文之不同格式分类，讨论有关诸器的形制特征及其所属年代，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天黽獻”器出土于酒务头墓地之可能，指出商人大族“天黽”氏亦曾担任商王朝拱卫西部边域之军事职责，这对深度认识酒务头墓地的内涵有重要学术意义。文末并依金文资料考察了“天黽獻”氏在西周早期的踪迹。

　　说觯——关于酒器分类的再认识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商周酒器多由宋人定名，存在不少问题。近年，学界对觚、爵的认识取得重要突破，但对觯的认识仍显不足。王国维曾指出，卮与觯有关。卮，宋人早有发现，或称杯，或称卮，或称舟，定为汉器。容庚称卮，定为春秋酒器。出土铜卮具自名者六，刘翔释，李学勤释枳读卮。作者据上博楚简《武王践阼》的相关文例再申李说，对卮与觯，卮与觞、杯的关系做再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商周酒器的功能分类和器形分类进行总结，指出器物自名对探讨器物功能很重要，功能分类是器形分类的基础。同是饮酒器，早期和晚期，器名变，器形变，仍有继承关系。

　　西周时期甬钟的出现

　　宫本一夫（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西周时期出现的甬钟，与商代的铙不同，作为用干和旋部将钟悬挂起来的钟而出现的。在甬钟上可以发现有篆部和枚，起源于南方的大型铙，另一方面，干部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的铙上。商代的铙以3个为单位构成音阶的编铙，在西周时期的墓葬也存在很多以3个为单位而随葬的甬钟的案例。所以，西周时期出现的甬钟,可以认为是南方的大型铙和中原的商、西周时期的铙结合在一起,在中原地区产生的。

　　在近年调查发现的叶家山M111和大河口M1017中，出土了被认为是最早的甬钟Aa1式和Aa2式。叶家山M111，以及Ab1、Ab2式甬钟出土的竹园沟M7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后半,从这个时期开始甬钟在中原地区出现。根据铅同位素分析的结果，商代晚期的殷墟4期之际,南方地区的铜矿停止了对中原的供应。进入西周早期后半，中原地区引入南方的大型铙,并创造出作为周文化的独特乐器的甬钟,通过与持有铜矿资源的长江中流域的南方集团依靠大型铙的祭祀的共有,缔结集团之间的关系,可以想象这促成了从南方铜矿资源的提供。近年来的铅同位素比分析显示,周文化的竹园沟、茹家庄墓地中一部分的铜矿与曾侯叶家山墓地相同。因此，反映了铜矿资源重新获得南方的供给大约在西周早期。

　　论殷墟文化时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从国博收藏的镶嵌绿松石方缶和兵器谈起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绿松石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矿储量和开采量，从古至今也一直有着最大量的生产。新石器时代就广泛地制作绿松石串饰，用于项、腕等部位的装饰。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生产规模很大，绿松石制成嵌片，或镶嵌在青铜牌上，或贴塑在有机质母体上形成龙形等雕塑，这些绿松石制品具有高度的礼仪性。以上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制品都代表使用者很高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研究。殷墟文化时期绿松石也有发达的生产，但其产品方向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学界关注不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镶嵌绿松石方缶以及钺戈等兵器，可反映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面貌。本文以国博镶嵌绿松石青铜器为例，展开对殷墟文化镶嵌绿松石青铜器的讨论。

　　国博收藏的兽面纹方缶是殷墟文化时期唯一的一件镶嵌绿松石容器。该器器形、装饰具有特殊性，可能来自王室一类高级贵族。国博收藏的戈、钺镶嵌绿松石，是殷墟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常见的方式。由于镶嵌绿松石可能脱离，从镶嵌工艺特征考察，国博有一些青铜兵器原来也还应该镶嵌有绿松石。基于兵器镶嵌绿松石的特征，可以判断大辛庄等晚商墓葬出土的绿松石兵器，可能来自大邑商。而上海博物馆藏的镶嵌绿松石钺，年代应该属于殷墟文化时期。

　　论圆雕鸟饰口沿的青铜盘——兼及青铜器装饰的连续与间断

　　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迄今所知，仅有三件商代青铜盘在口沿装饰圆雕鸟，其中一件出土于平谷刘家河，年代为中商，或者铸自南方，另两件为传世品，具有典型殷墟特征，应铸自殷墟。本文即分析这三件盘，探讨鸟形附饰与纹饰的配合，理解铸工的装饰设计。然而，西周晚期的一件方鼎口沿也有圆雕鸟饰，四件器的时间跨度很大，故对商周青铜器装饰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略作申论。

　　楚国西周铜器与楚文化起源探析

　　方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依据楚公家、楚季、楚公逆等楚国西周铜器及万福垴等西周遗址，并结合曾国等考古发现，再探楚文化起源问题，认为楚国立国于汉水以南。

　　“達”字新证

　　赵平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2001年，作者考释了甲骨文和齐金文中的達字，20年来引起热烈的关注和讨论。本文结合学界的讨论和新出的材料，对原来的观点做了申论和修正。认为甲骨文此字释为達是正确的，但两系说应该加以修正。達字实际上可能不止两系，齐可以单立一系。楚也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从肉旁的还可以单立一个支系。甲骨文達的几种用法，都有书证可以支持，“達+敌国”时，表示挞伐。“達+友邦臣属”时，训致，表示“让……来”、“让……去”，前者相当于迎，后者相当于送，笼统一点也可以训为会。“達+首”，黄天树先生解释为取首级，对应于文献中的得、持、取一类用法。黄先生的这个解释，现在看，仍是達首最好的说法。

　　文章同时对《尚书》和金文中達的用法做了新的阐释。昔鸡簋：“王姒乎昔奚（鸡）達艿姞于韩，韩侯宾用贝、马。”其中“達艿姞于韩”，和甲骨文“令達启于并”（《合集》6056）、“令永達子央于南”（《合集》6051）以及《国语·吴语》“寡人其達王于甬勾东”（628页）用法相同，应该训为送。曾侯与编钟：“伯适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抚定天下。”達也是得、持一类的意思。“左右文武，達殷之命”就是左右周文王武王取得殷的天命。史墙盘：“達殷畯民。”（《集成》16.10175）畯民犹《尚书·多士》之“俊民”。“達殷畯民”是说得到殷的俊民。

　　6月28日 下午

　　第二场发言议题：青铜器视角下的文明交流研究

　　主持人：苏荣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朱开沟遗址部分青铜器的定名与年代问题

　　李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五段分法，已成为学术界讨论朱开沟文化及出土青铜器的基本依据。发掘者认为第五段遗存的主体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归入第五段的青铜器主要有戈、短剑、镞等武器，“护牌”、“鍪”等护具，刀、斧范等工具，耳环、项饰等首饰，以及少量鼎、爵残片等。笔者认为上述部分青铜器的定名、年代和文化属性等问题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Ⅰ区M1040所出青铜器：直内戈1件，是二里岗上层文化期常见的形制，但其流行时间颇长，至西周时期仍有使用；短剑1件，穿首、扁条直柄、八字格、柳叶形柱脊剑叶，若将其判定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二里岗上层文化期短剑，则与殷墟时期短剑差距颇大，但却与卡拉苏克式短剑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短剑近似，所以朱开沟短剑的年代有被提前的嫌疑；环首刀1件，刀柄两侧置中凸线，则与殷墟商后期刀及辽西地区约当西周时期的铜刀一致，栏亦有缩进，与刃齐，是为齐踵栏，与卡拉苏克式的某些折背刀相似，而不似商后期的尖齿栏铜刀，指其为商前期器也是有问题的；“护牌”4件，实为泡形盾饰，其斗笠形泡与偃师二里头所出近似，折沿泡则多见于商前期至西周时期的遗存，椭方折沿泡则见于西北地区，不排除二里头文化期器物随葬于后代墓葬的可能。

　　Ⅰ区M1083所出“鍪”，因出在墓主人头骨附近，以往被认为是头部护具，实为仿扇贝造型的車器——轴饰，且另见于关中地区的商后期遗址，此种形制的轴饰一直发展到战国中期，变为保留单边方耳的椭圆形器。

　　此外，Ⅰ区M1070所出簧形项饰见于黄家寨卡约文化墓地，约当西周时期；在Ⅰ区T102②层发现的斧范，从范内壁刻纹可知，铸件应具凸线菱格纹，此种纹饰的空首斧，见于沈阳郑家洼子、建平炮手营子和栾家营子，在宣化小白阳也有发现，因其与玉皇庙文化的关联，菱格纹斧的流行年代可能晚至春秋时期。

　　综上，朱开沟遗址的文化内含比较复杂，除表现出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外，亦包含了东面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十二台营子文化，玉皇庙文化等因素，以及西面的卡约文化因素和西北方的卡拉苏克文化因素。朱开沟遗址第五段遗存并非该遗址的末段遗存，部分遗物或可归入商后期、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刀、剑也并非北方风格青铜器的早期形态。晚于第五段的遗存是否属于朱开沟文化，尚需研究。

　　妇好、子方与并地

　　陈小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如何有效地将考古遗存与甲骨卜辞中的记载系联，是商代考古和甲骨文研究中都很关心的课题。最近许伟、卜工两先生的《万邦林立有娀乃大》一文，指出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一件带有“妇好”铭文的特殊、少见的带流嘬口铜罐，其原形是见于晋中及其周邻地区的一种日用陶器，这件铜罐指示妇好来自晋中地区。我们很赞同这种意见。

　　妇好来自子方，子方可能就在晋中或其临近地区。子方和并地位置的确认，为后续的卜辞及商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对于认识商代方国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典型商文化的差别，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剖析这一实例，对于认识商代方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有借鉴意义。

　　“有来艰自西”——山西出土商后期遗存与商王朝的西土经略

　　黎婉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殷墟甲骨刻辞记载了商王国在西土(今晋东南)和北土的属地受到北方族群频繁的侵扰，而且记载了商人调配兵力征伐这些族群。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关心商后期王国的西疆问题，认为晋地对于商人拱卫大邑商以及攫取当地的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二十年来，山西发现的商墓葬与出土青铜器众多。本文综合分析相关甲骨刻辞内容、太行山区域地理特征、晋地发现的商墓群、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地域分布、晋南新近发现的矿冶遗址，认为商后期自武丁时期始即曾一改前期较保守的西土经略措施，采用积极扩张模式，控制晋中南地区，与汾河以西和吕梁山地的非商文化圈及其北方族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

　　太行山东麓北段的商周之际青铜文化——从张家洼遗址的新发现谈起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家洼遗址位于河北省涞水县明义镇张家洼村周围。晚清时期，涞水张家洼遗址曾经出土著名的“北伯鼎”，王国维据此撰写了《北伯鼎跋》。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一直难以确定该遗址的具体位置。

　　20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下，“太行山东麓地区戎狄的华夏化研究”项目立项，基于该项目中京津冀地区先秦编年体系的缺环补充与文化谱系识别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学术目的，经与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商，计划在涞水县展开系统的工作。2021年度的发掘的一些新发现对重新理解太行山东麓北段地区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有较重要的意义。

　　本次发掘发现的西周时期遗存有灰坑、水井和墓葬。灰坑及水井内发现的陶器器型以鬲、甗、盆、罐最为常见，年代集中在西周早期。本次发掘发现了两组朝向不同，大小不同的墓葬。西北—东南走向的墓葬，集中于台地东北侧，墓葬规模普遍较大。在盗洞中发现的零散器物可证明为西周早期的墓葬。

　　近东—西向的墓葬，目前发现两座，墓葬规模较小，但随葬陶器组合有一定规律，经碳14测年，为相当于殷墟二期阶段的遗存。该类遗存与既往所知的围坊三期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

　　既往华北平原北缘地区的晚商时期遗存，历来存在争议，关键问题在于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围坊三期文化年代的上下限和性质。其关键在于判断镇江营遗址“商周遗存第三期遗存第一段”的年代。

　　结合平谷刘家河、房山琉璃河晚商时期燕山南麓考古学文化为围坊三期文化，进入西周纪年后的考古学文化为张家园上层类型。

　　但也需要明确指出，在晚商时期，有零星商文化的据点沿古黄河西岸间断分布，北端已至古白洋淀区西北角容城一带，个别遗址沿易水西进，所以在易县、涞水有零星殷墟三、四期的据点。

　　围坊三期文化有一些青铜器，其器用制度与冀中北部、冀中南部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从身体装饰品角度而言，也有较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在西周早期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再论周懿王“天再旦于郑”与西周时代两代三王的年代：一个大胆的实验

　　夏含夷（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历来注疏家多解释《竹书纪年》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为日食记载。1975年方善柱发表文章系之于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在中国可以观察的日全食以后，西方历史学家（包括我自己）多采取此说。此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派天文学家到新疆观察1997年3月9日发生的日食“确认”《竹书纪年》的记载应该解释为“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将公元前899年定为懿王元年，也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西周时代年代框架的七个“支点”之一。再后，2014年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公布“某私人收藏”的《簋》铭文，铭文引用时王说“今朕丕顯考龏王”，朱凤瀚判断时王应该是周共王元子懿王，然而因为铭文载有完整年代记载，即“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与899年后十年的公元前890年的年历历谱不合，所以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框架提出质疑。以后，我自己发表题为《由〈簋〉铭文看“天再旦于郑”：再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得失》的论文论证《簋》所载年代虽然和890年的年历不合，可是与此年后二年的888年完全符合，与我和先师倪德卫所推测的西周时代“二元说”一致，正好证明懿王第一个元年应该是公元前899年，第二个元年乃是897年。

　　这些年代结论都根据一个大前提，即“天再旦”应该解释为日食。然而，最近陈力先生指出最早的丛书诸如《开元占经》和《太平御览》没有理解“天再旦”为天文现象，反而置于气候现象记载之下。这个论点如果不误，就无法连接《竹书纪年》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与历史上发生的日食来推定懿王元年。这不一定是说懿王元年不是899年，而只是说这一年头没有天文学的必然依据。不但“夏商周断代工程”又失去一个“支点”，我自己对西周诸王年代体系也失去一点基本证据。

　　有的西周年代体系是从确定武王伐商的年代而后推下去的，有的是从厉王奔彘的公元前842年推上去的，但是无论采取哪种方向，遇到“二代三王”的懿王、孝王、夷王年代之时都发生问题，我自己提出的年代体系也不例外。在1991年出版的《西周史料：铜器铭文》里，我构拟这三王的在位年代为：懿王：899/897-873年、孝王：872？-866年、夷王：865-858，但是在讨论孝王在位年代，也指出倪德卫说孝王和懿王在某些年代中同时在位，孝王元年应该是882年，以为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此在孝王在位年代上加上问号。现在，三十多年后，我对《西周史料》中西周诸王年代体系的上头（即武王至穆王）和下头（即厉王至幽王）仍然相当有信心，但是对“二代三王”的懿王、孝王、夷王的年代仍然有怀疑，不但是对孝王一个年代要加上问号，并且考虑到“天再旦”可能是气候现象，这个质疑现在也包括懿王的元年，懿王的元年也必然影响到懿王父亲共王在位年代。因此，我现在想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共王年代可能要延伸五年，即公元前917/915-895年、懿王年代要置后五年，即公元前894/892-868年、孝王与懿王有几年同时在位，即公元前882-868、懿王崩后夷王接之，即公元前867/65-858年。这样不但与此时载有完整年代记载的铜器符合，并且也与最早传统文献记载相当符合，即《竹书纪年》、《通鉴外纪》和《通考》谓懿王在位二十五年、《通鉴外纪》和《通考》谓孝王在位十五年、《竹书纪年》谓夷王在位八年。最重要的因素，即懿王和孝王同时在位，中国历史学家虽然多以为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个王，可是二王同时在位不无历史上的前例。我们知道当周厉王奔彘的十四年中，共伯和在王畿内摄政，可能也利用自己在位的年历。最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也记载周幽王被杀与骊山之下以后，携惠王和平王也同时在位，似乎都利用自己在位的年历。《竹书纪年》记载懿王“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肯定是周王朝的一个危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槐里”的别名是“废丘”，是不是意味懿王奔走，孝王在宗周摄政？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大胆的实验，连我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然而，所有的年代体系关于“二代三王”的时代没有能够让人相信的结论，现在再提出一个实验也许不无价值。

　　天马—曲村遗址所见铸铜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田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不少学者将天马—曲村遗址出土铸铜遗物的时代定为西周时期，并以之为据论述西周晋国拥有铸铜作坊。研究表明，该遗址所见时代、性质明确的铸铜遗物时代均为春秋早期，仅个别时代不确定者可能早至西周晚期。

　　天马—曲村遗址是否存在可以早到西周时期的铸铜遗存尚不可知。若该遗址的铸铜作坊出现于春秋早期，则可能与“晋文侯定天子”后，晋国地位提高有关。曲沃代翼后，晋国政治中心转移，天马—曲村遗址的铸铜作坊逐渐废弃。

　　不少学者以为周代前期晋国铸铜作坊所用铜料来源于中条山。但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以后，中条山地区的矿冶活动陷入了停滞。直至战国时期方才重新开始。对青铜器铭文资料分析表明，周代前期晋国乃至周王室铸铜作坊所用的铜料主要源自长江流域。

　　商周青铜器铭文铸造中的“单字模”复制技术——以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出土编钟编鎛铭文为例

　　崎川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本文通过对淅川和尚岭春秋墓出土的编钟、编鎛铭文铸造特征的仔细观察，结合同时期比邻地区考古出土的相关铜器铭文材料，对春秋晚期楚地青铜器铭文铸造中“单字模”（或“活字模”）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进而对商周时期“同铭青铜器”铸造工艺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初步讨论。

　　“一则治”——论战国晚期韩国兵器铭文制作的规范化过程及相关诸问题

　　石安瑞（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行政管理中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是中央集权程度的重要参考点之一，有助于了解古代国家的发展水平。战国时期各国行政管理、手工业生产已存在不同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但由于材料限制，这些规范和标准的出现和发展问题对历史学家而言并不好把握。本讲座以青铜兵器铭文为焦点，从铭文布局、格式、措辞、用字习惯、制作方法等方面，考察战国晚期韩国青铜器生产管理中的规范之形成和发展过程，提出到秦灭韩之前夕，韩国兵器铭文存在双轨规范化，一即全国规范，包括铭文的位置、格式、以及表示“县令”之“”字的写法，一即位于国都郑的铜器作坊中的更加严格的规范，涉及到铭文布局、用字（包括合文用法）、用词、以及制作方法。接着，本报告进一步探讨这些不同规范的出现对了解战国晚期韩国行政管理的一些启示，并思考其对秦统一政策所提供的新视角。

　　西周含砷青铜甬钟的发现及相关问题

　　梅建军（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甬钟作为周代编钟的主要类型，其发明被很多学者视作周代礼制兴起的关键标志。由此看来，2012年6月在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偶然发现的11件西周时期的青铜编钟，对认识早期楚文化与位于陕西的西周中心区域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对这批铜钟的金相组织、化学元素组成、铅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检测分析，揭示出这批铜钟用两种材料铸成：其一是含砷青铜（Cu-Sn-As (Sb) alloys），其二是锡青铜（Cu-Sn）。本文认为，西周时期使用含砷青铜铸造甬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深入剖析这一现象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周时期楚文化区域青铜生产中心的兴起，以及青铜生产资源的获取、控制和流通。

　　谈谈“用”的一种用法

　　谢明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汉字中，“用”是一个常用字，研究者比较熟悉。但有一类用法的“用”字，研究者关注不够。本文通过联系金文等相关资料，认为“用”有效法、法则一类意思，引申为“可供效法、可供法则的东西”即名词“法”，这就是《清华简（玖）·乃命二》“ （宪）用”之“用”以及古书中训为“法”的“庸”。“偶人”之“俑”、“履贱踊贵”之“踊”可能是得义于此类用法的“用”，即效法、仿效、模拟于真人的人像制品称之为“俑”，效法、仿效、模拟于人足的制品称之为“踊”。“俑”之于“用”，犹如“像”之于“象”。

　　6月29日 上午

　　第三场发言议题：海内外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

　　主持人：韩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古伯尊》铭文所反映的商周时期 “择器”之占卜

　　汪涛（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伯尊是一件十分独特的古代青铜器，特别是它上面的铭文反映了商周祭祀礼仪中青铜彝器使用的某种特殊情况，很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古伯尊》铭文录出（32字）：

　　囗古伯曰：御作尊彝。曰：毋入于公。曰古伯子曰：為厥父辛彝。丙日，唯毋入于公。

　　按照《故宫青铜器》作者的解释，铭文大意是：古伯说：“御做了这件祭祀彝器，不要把它放入公室宗庙。”古伯又对其子说：“是为他的父辛做的祭祀彝器，在丙日，不要把它放入公室宗庙。”问题在于，为什么古伯重复地说，不要把这件祭祀彝器放入宗庙呢？ 我们都知道，商周青铜彝器制作的目的就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金文里有大量“某为其祖先作祭器”的例子，而且可以细分为各种不同的目的。可是在铭文中明确说不要把某件彝器放入宗庙里的，《古伯尊》还是孤例。既然绝大部分金文里都是说为了祭祀祖先而铸器，是吉利事，子孙永保。可古伯为什么说不要把这件彝器放入公室宗庙呢？光看青铜器本身得不出答案；铭文是在铸器的同时放上去的，可如何在铸器之前就知道不能把这件彝器放入公室宗庙呢？铸器人绝对不会去专门铸造一件不能用于祭祀的青铜彝器。我们已经无法复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可以推测，这条铭文不是通常的祭祀先祖、歌功颂德的套话，而是一条专门为选择宗庙彝器进行占卜的记录，最早应该是书写在简上，后来才铸到青铜器上面。我认为，《古伯尊》铭文其实是一种 “占繇”之辞，反映了西周时期对祭祀中使用彝器进行占卜的情况。古伯（和古伯之子）所陈述的实际上是占卜的命辞，是古人对用于祭祀的彝器进行“择器”之卜。

　　亚若癸簋及晚商带扉棱无耳簋考察

　　柳扬（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青铜器名品中，亚若葵簋以其独特的造型及铭文引人注目。这类带扉棱无耳簋，侈口、腹壁斜直，腹底内收，圈足带切地座盘，殷墟墓葬不见踪迹，但海外博物馆却有十余件同类器物，分藏明尼阿波利斯、哈佛、华盛顿、匹兹堡、哥本哈根、汉堡，以及奈良等地的博物馆。本文的讨论以纹饰的变化，尤其以兽面纹是否出现刀状歧趾为标准，同时考虑铜簋外廓、扉棱以及圈足的变化，并结合族徽和相关器物为佐证，将这组器物分期断代，初步厘清了此类簋制作和流行的年代。本文的考察显示，这类腹壁斜直、带扉棱无耳簋最早出现于和妇好墓同时期的殷墟青铜器二期晚段，流行于殷墟三、四期，商亡后完全绝迹。尽管殷墟未见出土，但本文通过考察数件此类簋作器者族氏居住地，并参考殷墟出土的同铭器，以及讨论它们的铸造工艺特点（尤其是铸铆式后铸工艺），并佐以孝民屯出土的此类簋陶范，指出其中一部分器物可能出自殷都邑铸铜作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十件商代青铜器

　　韩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众多的商代青铜器，除了已公开发表的部分外，仍有不少器物未见著录。此次介绍了十件商代铜器涵盖斝、觚、鼎、鬲，资料均为首次发表。

　　酒器中有三件罐形斝极富特色，年代约处于商代中期，为认识殷墟文化一期以前的同类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饕餮纹觚的时代处于殷墟文化一期或偏早，圈足处铭文曾为《殷周金文集成》收录。食器中有两件弦纹鼎，分属商代中期晚段和殷墟文化一期，具有断代的意义；另有一件环络纹鬲，形制与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一件铜鬲几近一致，器身还发现有后刻的铭文。这些铜器的年代整体来说相对较早，对于探讨殷墟文化二期以前青铜器的演变，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国博藏长甶编钟看西周早中期甬钟用乐制度

　　孙思雅（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长甶编钟一组三件，形制大小相次，纹饰上可作二大一小以区分。这种三件甬钟为2+1的拼合情况，又见于宝鸡 国墓地BZM7及BRM1出土的两套甬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甬钟形式。2013年叶家山曾国墓地M111出土一组四件甬钟，更新了我们对甬钟的认知。但学界对早期甬钟的认识仍基本止于其为三件或四件的组合形式。

　　本文从长甶编钟出发，在前人的认识与启示上，通过对情况相似的，且有考古出土信息的几组西周早中期甬钟，做音律数理逻辑及所属国历史背景分析后，推测：西周早期偏晚，周王室在对殷商礼乐损益的基础上，实施自己的礼乐制度规范。以商代南方大铙与中原编铙为基础，改造出新的青铜乐器——甬钟，来彰显身份地位，但又从甬钟的数量及音律上显示等级差异。周王室很可能，对重要的非姬姓诸侯国，赐予或允许使用三件甬钟，其钟律为“宫-角-宫”音列模式；而对重要的姬姓诸侯国，可以使用四件甬钟，其钟律为“羽-宫-角-羽”或“宫-角-羽-宫”音列模式。即在甬钟发生的早期，便可能将“羽”音的使用作为姬姓与非姬姓诸侯国身份等级的重要区分。《国语·周语》中“钟尚羽”的观念，很可能在甬钟发生之初即有所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镜传世品要素考察

　　霍宏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铜镜数量巨大，传世品占了绝大部分，考古发掘品极少。如何对数量庞大、脱离原始出土环境的铜镜传世品进行解读，深入发掘其内在的学术价值，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于国博馆藏铜镜传世品的整理与研究，始自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先生编著《唐宋铜镜》一书。1992-1997年，杨桂荣女士依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连续发表《馆藏铜镜选辑》（一至十辑），大多为传世品资料。2020年11月，国博首次举办铜镜专题展览“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出铜镜实物及相关文物260余件（套）。除了30余面铜镜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之外，其余皆为传世品。同时，还出版了与该展览相配套的铜镜图录，公布了较多数量国博馆藏铜镜传世品的高清晰图片及相关信息。近年来，在编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铜镜卷》的过程中，笔者撰写了部分铜镜传世品图版说明文字，有一些新的看法。今将其系统梳理，选取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对国博藏铜镜传世品的研究做一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将有利于今后对馆藏铜镜及其他器物传世品的深入分析。

　　文中所要考察的铜镜传世品要素，主要包括时间、空间、物质及主体等基本要素。讨论铜镜传世品的时间要素问题，重点在于铜镜断代，举出东汉、唐宋三组实例。空间要素，需要注意的是铜镜铸造区域、出土地点等问题。铜镜的物质要素，包括形制、纹饰、铭文、工艺、镜体等，今着重就部分铜镜的纹饰、铭文、镜体进行讨论。所谓主体要素，即与铜镜相关的各类人群，包括铸镜者、监造者、售卖者、使用者、收藏者与研究者等，文中探讨的是铸镜者、监造者、收藏者与研究者等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吴江州儒学铜钟探析

　　苏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吴江州儒学铜钟，为儒学祭祀所用乐舞编钟之一。本文通过梳理《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文献，并与宋代大晟钟、元代儒学铜钟比较，认为此钟在仿古的基础上，在形制、纹饰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钟鼓部刻有铭文多达107字，清晰记载了使用者、造器参与者的身份姓名及作器时间。其中涉及职官有同知、判官、提控案牍、都目、儒学教授、训导等6类，涉及人名多达24个。其中部分人名虽见于元代苏大年《吴江州学记》、清乾隆《吴江县志》等文献，但经与钟铭核对，文献所记人名存在错误之处。综上所述，此钟为研究元代乐制提供了实物资料，其铭文不仅可补充地方史志记载缺失，而且对研究元代儒学大成乐发展有重要价值。

　　上海博物馆藏李峪出土的青铜器

　　马今洪（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李峪村位于山西浑源县城西南，近百年前的1923年，村民在其东南的庙坡掘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这就是著名的李峪青铜器（又称浑源彝器）。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的精美风格，出土后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批瑰丽的青铜器大部分流散于海外，国内仅存少数，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李峪村青铜器共11件，其中如牺尊、鸟兽龙纹壶、镶嵌狩猎纹豆等为李裕青铜器中的翘楚。通过对这批青铜器的个体研究，揭示其蕴含的不同文化属性，有助于对李裕青铜器群的总体认识。

　　上海博物馆藏执铃的考古学研究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执铃，又称为“舞铙”或“铎形器”。这件器物与1976年山西石楼县曹家垣、1958年山西石楼县指南村出土的同类器形制相似，反映了农牧交错带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之间密切的联系。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青铜铙及相关问题研究

　　何景成（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铙（馆藏编号2-227）。铜铙腔体内壁铸有 “亚”族氏铭文，执柄下端铸铭文一字“左”。 “”字不识，其作为构字部件，又见于族氏铭文“亚”中。

　　铜铙柄部上有“左”字。在早期铜器铭文中，这一形式的“左”字，既可能是表示族氏铭文，代表一个族氏；也可能是表示其他特殊含义，比如是对器物摆放位置的说明。对于前一种可能性而言，《集成》6588号的左觚，《铭图集成》14·6406号左爵，这些器物上的“左”字，均有是族氏铭文的可能。对于后一种可能性，研究者已经指出，《青山庄清赏》著录有三件铜盉，其上分别铸有铭文“左”“中”“右”，这些铭文的含义可能是代表器物的摆放位置。《铭图集成》收录了一件属于私人收藏家的铜铙（29·15913），其内壁铸有铭文四字，作“亚□辛”，柄部铸铭文一字“右”，两件铜铙族名相同，柄部分别铸“左”“右”二字。将“左”和“右”理解为与前述铜盉铭文相似的方位词，比理解为族氏铭文更为合理。

　　在器物上铸铭说明其分组摆放的，目前看来有青铜盉和青铜铙，属于礼乐器物。这种分组摆放应该是和祭祀之类的礼仪活动有关。卜辞记载说明，商代比较隆重的宜祭有时是在左、中、右三个方位分组进行的。宜祭时有“尊甗”的环节，即以甗作为祭器，奉置于祭台上。“左”“中”“右”铜盉，可能也是用于宜祭之类对祭品进行分组摆放的礼仪中。万豖彝、大万尊等器铭文都提到尊宜之礼有“置庸”或“奏庸”的环节。裘锡圭认为，卜辞所说的庸当即商周铜器里一般人称为大铙的那种乐器。朱凤瀚认为，“庸”或即青铜铙，商王飨酒时所奏之“庸”，应是一般为三件（多至五件）一组的铜编铙。编铙上“左”“右”等关于方位或分组的铭文说明，这与上述宜祭礼仪相一致。

　　大英博物馆藏人兽形青铜部件简论

　　张经（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人兽形青铜部件，高11厘米，是由Walter Sedgwick夫人于1968年捐赠的。该部件底部有长方形槽，上蹲伏一有尾似猴形动物，其头上跽坐一人，手中持大鸟，背上一虎作食人状。该部件造型奇特，制作精美，保存情况良好，杰西卡·罗森曾作过介绍（见其Chinese Bronzes：Art and Ritual, 1987年），国内学者在文中亦有引用，但尚未见有专门之讨论。本文拟对其时代，用途和文化属性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6月29日下午

　　第四场发言议题：近年新发现的青铜器与商周考古学、金文研究

　　主持人：李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康宫与凤雏建筑基址

　　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位于周原中心区域的凤雏建筑基址群可分为三组建筑群。其时代为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其中F3与F4属于周庙（太庙）；甲组基址与乙组基址为周王朝寝之所；F6、F7、F8、F9与F10为康宫建筑群。作为“周”的政治、礼仪中心的凤雏建筑群，其建筑的主要功能是敬祖与朝寝。西周王室可能尚未运用《考工记》所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原则布局宫室建筑。

　　谈师遽器蕴含的西周制度变革信息

　　刘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师遽器是西周中期前段器，方彝的器形纹饰整体保存“殷式酒器“特点，铭文自名“宝尊彝（彝铭）” 、记载“赐贝”（簋铭）也具备殷金文风格。同时，簋铭“作尊簋”似有西周中期新风气，这也体现在嘏辞变化方面，即说“世孙子永宝，百世孙子永宝”。

　　师遽二器字体，彝铭较早。簋铭全文：

　　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各新宫，王延正师氏，王呼师朕赐师遽贝十朋，遽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丕休，用作文考旄叔尊簋，世孙子永宝。

　　方彝全铭：

　　唯正月既生霸丁酉，王在周康寝，饗醴，师遽蔑历，侑，王呼宰利赐师遽王面圭一、环璋四，师遽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文祖它公宝尊彝，用匄万年无疆，百世孙子永宝。

　　簋铭史料价值最重要者，是揭示赐贝至册命之转变过程。其铭文记述方式，已近于册命铭文。如：时间记录具备四要素（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地点记载为王在周各新宫，并以延正师氏为背景；且出现右者雏形，强调“王呼师朕赐师遽贝”，师朕为遽上级；器主谢恩（受命）同于册命铭文：拜稽首，对扬天子休；此外还有作器，嘏辞信息。

　　师遽方彝同样反映出，从殷制（赏赐）向册命之转变的历史背景。其记载制度，有殷制之影子，如：饗醴、蔑历、侑（逦）。同时，其关键史料信息是册命制度雏形，如：时间是“唯正月既生霸丁酉”（三要素），地点是“王在康寝”；仪式背景为饗醴，蔑历，侑；右者雏形为“王乎宰利赐师遽”；有赏赐记录；器主受命，谢恩记载为“拜稽首，对扬天子休”；此外，是作器，嘏辞等文字。

　　总之，师遽器的时代是西周中期前段，共懿左右，其器与铭是反映西周政治制度转变的重要史料。西周中晚期的册命制度，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从殷式的赐贝制度发展而来的。师遽器，已记述了册命制度的一些初期情况，如右者，同时又沿用殷式的赏赐礼仪，非常难得。

　　大河口M6096出土兑盆年代献疑——兼论西周中晚期的鼎、盆组合

　　韩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翼城大河口M6096出土的兑盆（“兑”或释为“况”），目前学者均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晚期偏早的厉王时，其根据主要是铭文中“应伯征淮夷”的记载。本文认为，兑盆的形制、纹饰在西周中晚期的铜盆中属于较早者，其铭文的字体与书风也带有较早的特征，与厉王时期差距较大。与兑盆同出的垂腹柱足圆鼎，多见于西周中期。与M6096相似的一鼎一盆的铜器组合形式，在陕西周原遗址、沣西张家坡墓地、曲沃曲村墓地、绛县横水墓地、翼城大河口墓地都有发现；其中除67張家坡M115与铜盆共出的铜鼎为半球腹蹄足鼎、年代在西周晚期外，其余墓葬中与铜盆共出的铜鼎均为垂腹柱足鼎。可见鼎、盆组合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的偏晚阶段。虽然“征淮夷”铭文集中见于厉王时期，但近年新公布的横水、大河口两处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以及私藏叔簋（《铭图三》铭文中，都发现了恭王早期曾南征淮夷的新证据。因此本文认为，兑盆铭文所记史事应发生在恭王二年，它与其他新出金文一起揭示出以往不为人知的“恭王初年南征”的历史。

　　簋“邑于郑”与周王朝的西北经略

　　杨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2004年入藏国家博物馆的簋铭文记载了王令“邑于郑”，意思是周天子命在郑地建邑以居。不过所作之邑并非郑地主邑，而是属于郑（邑）之旁邑、佐邑，郑地的聚落结构类似殷墟的族邑模式。金文郑地在今陕西凤翔雍水河北岸一带，郑地兴起于西周中期穆王时，兴起的原因得益于其作为沟通西北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与周人经略西北的形势变化有关，是西周中期周人势力在陇东败退，戎人进逼之下的产物。穆王屡征西戎和都于郑地有内在联系，穆王经营郑地是将其作为经略西北的基地与堡垒，进为征西戎起点，退为保卫关中的最后屏障。穆王之后，周王朝的西北边患愈演愈烈，因此郑地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后历代天子均重视对此地的经营。周王朝经营郑地的手段，除了天子常临郑地，设常备军队外，还有一项重要举措是安置大量贵族及民人居于此地。簋所见“邑于郑”，亦属于安置举措的一部分。实际上郑地得名的由来，便很可能与穆王安置大量贵族、民人及军队于此地的行为有关。周天子将大量贵族封居郑地，并设职授官，不仅对增强郑地实力、稳固其基地与堡垒地位有重要作用，也为西周时代的贵族，尤其是世族内部的小宗与族人任官以及发展提供了机遇，增加了贵族内部的阶层流动和上升渠道，对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徐阳墓地的几个问题

　　冯峰（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伊川徐阳墓地发现的铜器墓时代自春秋中期晚段延续至春秋战国之际。其中西区M6和东区M1为春秋晚期墓，墓主应是戎人首领；保存完整的M6及其陪葬车马坑为研究戎人葬俗和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M2时代较晚，墓主为女性，可能来自晋。A区（西区）M15最晚，葬俗特殊，出土编钟为周地风格，是否与戎人有关尚存疑问。徐阳墓地之族属一般认为是陆浑戎，但墓地延续时代与陆浑戎的活动时代并不十分吻合，其中明确的戎人墓也可能与分布在伊水流域的其他戎人有关。

　　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命”与“诰”

　　刘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结合清华简《封许之命》及《摄命》，本文对西周册命铭文进行了研究，认为西周中期以后的册命铭文内容，大多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以书面文字形式提前撰写的王命，而是“命”与“诰”的杂糅。“命”与“诰”往往相伴而生，因命而诰，一般先有命，后有诰。这种“命”与“诰”的糅合始于何时，无法确知。从目前材料来看，西周早期就已经存在这种现象。

　　集体的记忆、不朽的传承——家族铭文书写探究

　　韦心滢（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多采用单个铭文进行字词解读、隶定释义，并对内中提及史事做细致分析。或有甚者，对铭文内容牵涉相关人、事、物展开系联研究。近来，尝试以家族为单元，归纳家族成员数代铭文之书写，以探究西周贵族家族铭文书写的习惯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与操控。

　　选择三个代表西周世家贵族的典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克家族、裘卫家族与微史家族。

　　克家族世系可复原为师华父—考伯—后仲—克（仲义父）—梁其（伯吉父）五代，时代跨度从共王至幽王。克任王朝师、善夫等官职；梁其袭承世官任善夫，并兼邦君大正。克家族世代供职于王朝，可谓周人高级贵族世家之典型。

　　裘卫家族世系可分为两支，一为裘卫—公臣—爯（成伯孙父）三代，一为宣幽时期的旅氏兄弟此（旅伯辛父），旅仲（南父），（李学勤：《试论董家村青铜器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83页）时代跨度从共、懿至幽王，两者或为大、小宗的关系。裘卫为掌管皮毛的商吏，公臣为虢仲管理百工的家臣，爯任 氏有司职务，此（旅伯辛父）任王朝善夫、邑人。裘卫一支仅此（旅伯辛父）任王官，余多为其他贵族的家臣，故裘卫一门应属中等贵族。

　　微史家族世系为商—折—丰—墙— 五代，时代跨度从康王至厉王。微史一支铭末多署“木羊册”，谥号使用日名，其族属应为殷遗民，又从墙盘铭知先祖微史于武王时投靠周人，推测此微史家族极有可能为微子之后，一门皆任史官相关职务。

　　三个不同典型的世家贵族，皆有属于自己家族铭文的书写习惯。

　　西周金文中的王称问题

　　陈英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商金文中的“王”称比较简单，单称“王”，且没有与“王”对等的其他异称。西周时期存在单称之“王”和“谥号+王”（如武王、成王）以及诸侯王（如夨王、买王），铭文中有的通篇使用单称之“王”，指的是周王、时王；单称之 “王”或跟谥号王同时出现，也有少数铭文通篇使用谥号王，都指的是周王。单称之“王”若跟诸侯王共同出现，则指诸侯王。一篇铭文中可以只出现单称之“王”，指时王，也可以跟“天子”同时使用，但“王”与“天子”两种称谓的使 用位置有别，呈现互补分布的趋向。“天子”有时跟谥号王共同使用，那也就是说，“天子”之称不一定是指时王。东周金文中开篇引出时间的“唯王某年某月”句中的“王”不一定指周王。本文以西周金文的考察为主，兼带讨论商和东周金文的内容。

　　九鼎叙事考辨

　　翟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九鼎及相关叙事广泛见于先秦、秦汉时期的经典文献，其中，鼎以特殊的数量和形态呈现于不同的叙事体系中，与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政治文化相结合，逐渐演化为中国早期历史上特色鲜明的一种文化符号，其思想观念对于持续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九鼎叙事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形成过程中杂糅了诸多上古传说故事和史实因素。考察九鼎叙事的形成过程及其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文化和礼仪制度，以及夏商周时期的政权鼎革和历史变迁。

　　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是继2020年、2021年国博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后，第三次以“青铜器与文明交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国博研究院、馆刊编辑部与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共同承办。此次研究论坛为期两天，分为四场举行，继续秉承“立足前沿，整合引领”的办会目标，集中展示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与文明交流的最新学术成果，切实履行了国博作为国家文化会客厅的重要使命，也为庆祝国家博物馆建馆110周年献上了一份青铜厚礼。（辑录：韩雪 王学森　摄影：范立 王学森　截图：刘芳 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