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哲峰：辨胎釉之道——《唐以前陶瓷发展中的胎釉结合问题：以白胎器物为中心》讲座纪要
2022年5月8日晚上7:30-10:0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哲峰老师在线上做了题为《唐以前陶瓷发展中的胎釉结合问题：以白胎器物为中心》的讲座。此次讲座是我校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69讲（考古名家讲坛第34期），讲座由我院王志高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共319人参与线上听讲。
讲座伊始，杨老师扼要地介绍了目前学界对于陶瓷器发展史的研究认识。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的概括，中国陶瓷科学技术史上存在五个里程碑，即：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印纹硬陶和商、周时期原始瓷的烧造成功；汉、晋时期南方青釉瓷的诞生；隋、唐时期北方白釉瓷的突破；宋代到清代颜色釉瓷、彩绘瓷和雕塑陶瓷的辉煌成就。此外，还存在三大技术突破，即：原料的选择和精制、窑炉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釉的形成和发展。杨老师指出：以往研究古代陶瓷通常是将历史上的陶瓷器归入特定的类型（如原始瓷、青瓷、白瓷等）展开研究，而很少关注陶瓷发展过程中胎釉结合的问题。其实倘若以胎釉结合问题为切入点，将传统的类型学与科技考古相结合，对陶瓷发展历史的探索便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杨老师在讲座中选择以白胎器物为中心，按照中国古代白陶的发展阶段、唐以前白胎施釉器的出现与类型、唐以前陶瓷发展中的胎釉结合及相关问题三部分分享新论。
首先，杨老师简要介绍了我国古代白陶的发展史。我国早期白陶的发现，可以1950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1950年以前，有关发现主要集中于中国北方及朝鲜半岛北部，如在殷墟遗址、旅顺老铁山积石墓、乐浪汉墓有见，时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1950年以后，南方白陶的发现逐渐增多，先后见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庙文化遗址中，最早的发现时代距今可达8000—6000年。北方地区虽也有更新、更早的白陶发现（如仰韶文化阶段），但其中最早的时代也未超过南方。从原料来看，南北方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早期白陶有所区别，早期南方的白陶原料可分高铝质的高岭土、高镁质的粘土两种；北方白陶的原料则以高铝质的瓷石或高岭土为主，只有城子崖发现的白陶在高铝的同时，镁含量较高。
殷墟发现的刻纹白陶器（左）、山东日照发现的白陶鬶（右）
湖南安乡汤家岗史前印纹白陶盘
杨老师指出：从新石器时代的高庙文化、大汶口文化至殷商时期（约公元前58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为中国白陶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白陶的发展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特点，即：南方早于北方烧制白陶（约距今7800—4000年），北方白陶则延续到了较晚的时期（约距今6000—3000年）。白陶的分布起初十分广泛，在南、北方影响范围持续扩大；但至夏商时期，白陶则集中出现于中原腹地，在殷墟时期达到了高峰；至于武王克商、殷商灭亡之后，白陶的发展进入停滞期。早期白陶空间格局的变化（进入青铜时代，集中于中原核心区），对于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国家的出现）问题，也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启示的。
早期白陶的分布与变迁示意图
由于周代这一“停滞期”的存在，过去许多学者在对白陶分期时都以周代为下限，甚至认为商代以后白陶便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消失了。对此，杨老师指出，中国古代白陶的发展事实上还存在第二个阶段：从秦汉统一王朝开始，白陶重新复苏，且持续发展至唐代，历时近千年。大约在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有白陶建筑材料出现，其中部分还施有釉，只是后来未能持续发展；西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陶主要流行于环渤海地区的今山东、辽宁、河北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且大致在北朝后期呈现出向中原腹地转移的趋势。这一时期北方的白陶产品以生活用器为主，稍晚还出现了白陶的佛教造像。本来汉代以降的白陶发现数量颇不少，却鲜少引起学界重视，这或许与早期报告中配图均为黑白色，难以彰显白陶特点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及其以后北方地区也都出现有高镁特点的白陶器，有关发现以昌邑辛置汉墓为最早，高青、博兴等地的北朝佛教造像也有此特征。
汉晋时期环渤海地区白陶的分布示意图
山东北朝白陶佛教造像
其后，杨老师对唐代以前白胎施釉器的发现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早至汉代，南方的湖南、两广、重庆、越南北部等地已出土有施加碱釉的白胎器物出现，一些学者称之为“原始白瓷”或“早期白瓷”。这种碱釉的出现和大量烧造是汉代华南地区陶瓷发展的一项突出成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高温釉一直以来以钙釉为主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北方地区的“白胎施釉器”先后有了几个新动向，包括“白胎铅釉陶”的出现与发展、“白胎青瓷”的成功烧造及“白瓷”（钙釉、钙镁釉)的出现。
汉代以后，由于青瓷、黑瓷等高温瓷器在南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方地区低温铅釉陶的烧造逐渐走向停滞；与之相对的是，低温铅釉陶在北方经过一段低谷时期之后则获得了新的发展，在北魏时期出现了“白胎+铅釉”的结合。到了北齐时期，白胎铅釉器物广为流行，如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这样的贵族墓葬中多有发现，釉色多样。据检测分析，不少白胎铅釉器物的胎是采用了高岭土类的原料。
娄睿墓出土的白胎二彩盂
北朝烧造的“白胎青瓷”，已在淄博寨里窑、巩义市白河窑以及邺城附近的临漳县曹村窑等地发现。不少窑址中除了“白胎青瓷”以外，还有“白胎黑瓷”产品发现。杨老师指出，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多只关注瓷器外表的高温釉，对于与之结合的白胎则注意有限。
白河窑白胎青瓷、白胎黑瓷
关于“白瓷”的出现，杨老师首先介绍了关于北齐范粹墓（公元575年）出土部分器物所引起的争议。不少日本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范粹墓的部分器物应为低温烧成的铅釉白陶，而非高温烧成的白瓷。杨老师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当初未能准确区分与白胎相结合的釉是高温釉还是低温釉，即未充分注意到“胎釉结合”的问题，便粗率归类，这事实上是将考古发现的复杂现象简单化了。
随后，杨老师进一步指出这种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出现在对范粹墓瓷器的研究中，还与我们对于瓷器的界定方式有关。他以太原沙沟隋代斛律彻墓中出土白瓷杯为例，指出即便是这件被认为制作极其精细的白瓷，杯内底积釉处的釉色仍与青瓷一致。那么，所谓的“白瓷”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呢？
太原沙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的白瓷杯
从近年白河窑发现的一批瓷器来看，它们的釉色从白到青再到黑，有深有浅，存在明显的渐变，而与釉相结合的胎体则均为同样的白胎。与之类似的器物同型而釉色渐变的现象，还可在许多北方墓葬中见到。杨老师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正是北方地区早期瓷器烧造过程中，工匠们对胎釉结合进行不断尝试的结果。过去曾有学者提出，北方地区白瓷的诞生很可能是出于偶然，甚至可能是烧造青瓷失败的结果。因为北朝烧造的瓷器，不少器物在形制上和南方的青瓷极为相像，应是有意模仿南方瓷器的结果。杨老师指出，北方地区对于胎釉结合的不断探索所产生的釉色渐变现象，从观察隋代邢窑出土的同类型瓷器上仍可看到与白河窑类似的情形。
白河窑出土瓷器中的釉色“渐变”
邢窑出土瓷器中的釉色“渐变”
基于以上讨论，杨老师提出：站在“胎釉结合”的角度，白瓷的出现不一定是在青瓷基础上降低胎中含铁量的结果；恰恰相反，北方白瓷应该是在使用白胎的基础上增加高温釉的透明度而产生的。在北方白瓷出现的同时，北方地区白胎器物的主要产地也发生了由山东滨海地区到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区域的空间转移，这背后存在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今后作进一步探讨。
最后，杨老师更进一步地讨论了唐以前陶瓷发展中的胎釉结合及相关问题。他强调：我们要充分重视中国古代高温釉与低温釉并行发展的事实，重视在并行发展的过程中胎釉结合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例如，从胎釉结合的角度看，汉代高温钙釉与低温釉铅釉的互动，对于研究成熟瓷器的起源就具有新的启示。
汉代江东类型高温釉器物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汉代高温釉器物的北输示意图
汉代低温铅釉陶的扩散示意图
在汉代，高温釉器物呈现出极为广阔的分布状态，这种高温釉产品传播范围的扩张，得益于大一统王朝为物质文化交流提供的广域空间。从西汉时期开始，南方的高温釉产品便不断向北方输送；与此同时，汉代的低温铅釉陶则以当时的政治中心区域为出发点，持续地向四周扩散。至东汉时期，其传播范围已越过长江，覆盖了南方部分地区。对于汉代南北陶瓷器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过去学界未作宏观的考察，但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互动的结果是不容忽视的。如在安徽萧县汉墓中出土的部分铅釉陶，造型与南方的钙釉器器型一致，应是仿制的结果，经检测，还可能采用了二次烧造的工艺；在浙江湖州出土的一些高温烧成的汉代印纹硬陶器表，亦有再施加低温铅釉的现象。最为重要的是在浙江上虞“钙+铅混合釉”的发现，能够很好地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成熟瓷器起源是否也可能受低温铅釉的影响？在钙铅混合釉出现之前，上虞地区烧造的高温钙釉产品施釉多只及器身最大径以上部分；在钙铅混合釉出现后，高温钙釉器的施釉范围开始接近器物的底部，且出现了非常明确的釉线，这种现象不见于此前江东地区的器物中。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南北互动之下，工匠对胎釉结合方式的探索和总结，应当对于陶瓷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安徽萧县汉墓出土釉陶罐
浙江湖州施铅釉印纹硬陶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王志高教授首先感谢了杨哲峰老师的精彩分享，并对杨老师讲座中提出的诸多极富颠覆性的认识作出了总结。在其后的交流环节中，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康传祎首先请教杨老师，是否能够从胎釉结合的角度对一般研究中难以辨别的邢窑、定窑瓷器作出更好的区分。杨老师表示，胎釉结合问题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揭示陶瓷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复杂面貌，而对于具体瓷器窑口的辨析，则有待于更多相关胎、釉检测数据的积累和规律的总结。
接着，一位来自浙江传媒大学的同学继续提问，既然早在南越国时期南方的白胎器物已有了一定的发展，那么为什么最终成熟的白瓷会在北方出现？杨老师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由于过去学界对岭南陶瓷的发展情况未作充分关注，到现在两广地区的大量相关发现都还未经过科学分析，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白胎器物在岭南的具体发展面貌。但值得注意的是，南越国出现的白胎建筑材料是与当时居于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有关。因此，当南越国被灭后，相应的生产技术或存在失传的可能。
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博专业一年级本科生张萱同学提出两个问题：殷商之后的周代白陶发展中断的原因；铅钙混合釉启发瓷器走向成熟的缘由。对于第一个问题，杨老师援引过去学界的认识，指出商人尚白，而周人无此传统，这可能导致了当时白陶生产的停滞；对于第二个问题，杨老师指出过去对于瓷器发展成熟的认识大多是单线程的，通常只考虑高温釉产品自身内部发展的因素，上虞铅钙混合釉的发现则反映出一种对于整合不同系统的尝试。由此，我们应当考虑到这种创新是受到区域以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专业三年级本科生韩世龙紧接着发言提问，请教杨老师“原始瓷应该归于青瓷”的认识能否从胎釉结合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杨老师指出，对于陶瓷的研究应该从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出发，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归纳和总结。事实上，目前有关中国古代陶瓷器研究中的许多概念都存在界定标准不统一、使用混乱的问题，比如最常见的用外观颜色来区分瓷器的做法，便会因人而异，缺乏明确的界限。
最后，一位来自云南大学的研究生向杨老师提出询问，从胎釉结合的角度来看，钙釉和碱釉在瓷器上的表现有哪些区别。杨老师指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曾涉及钙镁碱系釉、钙碱釉、碱钙釉的讨论，但汉代的高钾高钠类碱釉器物是最近才发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发现，因检测的数量有限且牵涉到较多的理化知识，希望将来能够在更多的检测分析基础上通过比较来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