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望陵生义——从秦陵看秦人崛起、统一的必然性

2022年4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文研院驻访学者焦南峰老师在考古楼A座101室做了题为《望陵生义——从秦陵看秦人崛起、统一的必然性》的讲座。本次讲座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北大文研院共同策划的“秦汉考古与文明”系列讲座的第四讲。

讲座现场

焦老师首先介绍了以“望陵生义”作为标题的用意。成语“望文生义”出自于清张之洞的《轩语·语学》。其本意是“不了解词句的确切涵义，只从字面上牵强附会地作解释。”这里用“望陵生义” 就是要与大家分享自己开始研究陵墓时的“感觉”和“直觉”，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也是自己多年以来“直觉”、“想法”的一次小结，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也希望对大家的研究有所帮助。

焦老师谈到，秦人崛起、统一的价值、意义和原因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秦人崛起原因的研究历史很长，成果非常多，打开知网一搜，论文有几百篇。研究领域和角度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法律、地理等等，甚至论及到“根据地”、“反间计”、“美人计”等对秦人统一的作用和重要性。

焦老师选择从自己掌握最为清楚的秦汉陵墓材料出发，试图以新的角度梳理秦人崛起和统一的因素。本次讲座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讲述。

第一个方面是从早期秦陵文化因素的角度来进行观察。

关于秦人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历来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观点的争论。根据“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记载和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焦南峰老师认为：秦人被迁“朱圄”，初来乍到，处于一种“群戎环伺”的处境，周围都是异族。一个族群到了新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尽可能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以避免被对方视作异族。但是从秦文化墓葬和出土器物来看，秦墓一方面有周文化因素的陶器和铜礼器，有寺洼的“双耳罐”，表明秦人接受周人的领导，愿意与戎人共同生存。另一方面，秦人在最根本的文化因素方面，可谓是不改初心。秦文化墓葬的墓圹形制、腰坑、殉狗、陪葬坑、殉人以及部分陶器形制，都保留了原原本本的商文化因素。其中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墓向改为东西向。殷墟发现的商王陵墓葬均为南北向，而山东地区商文化东夷族的墓葬，虽然有些墓葬是东西向的，但墓主的头向是朝东的。秦文化的东西向墓葬，头向却是朝西的。可能他们想表示的是“面向东方的故乡”。因此，从墓葬来看，秦人保留了自己商文化的特征，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适当的改造。

图 1 西汉水流域遗址分布图

另一方面，从秦人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秦人迁都有“九都八迁”之说，迁都的整体趋势是不断由西向东迁徙。秦陵的营建，从西垂陵区到雍城陵区、平阳陵区再到咸阳陵区，整体移动的趋势也是一路向东的。

图 2 甘谷毛家坪M2059照片

图 3 秦都东迁示意图

从秦陵的文化因素综合来看，焦老师认为秦人可谓是“不忘初心”，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后，最大的愿望就是东归。一方面，秦人在文化上始终坚持自己的传统，在墓葬的文化因素上保持商文化的特色，如墓圹呈中字形、长方形，使用腰坑，有殉人，使用商式陶器，墓葬有陪葬坑等。另一方面，秦人为了东归的愿望，又将墓葬改为东西向、头朝西、面向东方。

焦南峰老师认为，早期的秦人只是个较为弱小的族群，他们最初的愿望应是“东归”，随着国力的增长，到秦孝公和秦献公变法之后，此时的秦人才逐渐确立、并流露出了其“窥周室”，通过战争统一的途径，达到 “东归”的最终战略意图。

第二个方面是从秦人陵墓的形制变化来进行观察。在这一方面，焦老师首先引用了“请隧”和“问鼎”两个典故加以说明。

焦老师分析了秦陵形制的演变。指出春秋时期的秦陵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战国晚期秦人定都咸阳之后，所有的秦王陵、王后陵均改变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而历史文献中没有发现秦人有“请隧”、“问鼎”之类言行的记载。也就是说，秦惠文王在没有请示周王，在周王不知情的前提下，直接使用了王级的墓葬形制，此后的秦悼武王、秦孝文王、秦昭襄王、秦庄襄王一改到底。这一行为可谓是“先斩不奏”或“只斩不奏”，对周室“不宣而战”，表明了秦人要自立为王，要与周室分庭抗礼的决心。

图 4 严家沟秦陵平面图

除墓葬形制外，焦老师还提到：秦始皇祖母夏太后陵车马坑发现的“天子驾六”也是秦人决心自立门户，与周室分庭抗礼的铁证。

图 5 秦夏太后陵出土“天子驾六”

焦老师还将秦陵的形制演变与同期关东六国国君陵墓进行了对比。焦南峰老师总结道：时至战国晚期，关东诸国虽均有自立为王的野心和行为，但均不敢真正、彻底与周室撕开脸皮，不敢使用“王级”的“亚字形”陵墓形制，依然营建“甲字形”、“中字形”的墓葬；只有秦人一改到底，显示了其“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胆识。

第三个方面是从秦陵的规模来考察秦人崛起、统一的经济、物质基础。

焦老师首先对商周以来陵墓（墓室面积）规模进行梳理和对比，认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陵墓的规模最大，资料最完整、最系统。”

焦南峰老师认为，国君陵墓的规模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总量。陵墓的营建涉及墓葬、封土、陪葬坑等多个要素，墓室面积越大，往往其他要素的规模也越大，数量也越多，涉及的工程量也就越大。同时，陵墓的营建仅是陵墓制度殡、葬、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国君陵墓营建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长期工程。

焦南峰老师认为《晋书·索琳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的记载，很可能也适用于秦人，其“陵墓的财政开支在国家财政计划中所占比重很大。”如果秦国修陵耗费的国力要远大于其他国家，而这个国家并未因此陷入困顿，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秦国可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焦老师认为，从陵墓规模来看，春秋早期秦人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弱于关东六国；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进入了强国行列；到了战国晚期，秦国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

焦老师又进一步考察了营建帝陵所需要的劳动力。认为秦国具有大规模人力动员、组织、管理的能力。

焦老师认为，秦国经济实力的另一体现就是“泛舟之役”。陕西凤翔发现的西汉时期的仓储遗址附近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仓储建筑遗址，是“泛舟之役”的起点。

图 6 凤翔出土秦宫瓦当

秦陵目前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焦老师最关注的是秦陵的铁器。秦公一号大墓曾出土多件铁器，其中有几件铁制农具保完好。这些铁制农具经过分析，被证明是由铸铁制造的。可见，在秦景公所处的春秋时期，秦国已经开始铸造并使用铁制农具了，秦国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在诸侯国中可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图 7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铁器

综合上述证据，焦南峰老师认为，秦陵规模大于或远远大于同期关东诸国陵墓的规模，秦陵营建所需的劳动力多于或远远多于关东诸国国君陵墓的营建。因此，可以推测秦人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基础。从秦陵及长城许多等大型工程的实施和完成可知，秦国拥有可大规模征集、调用、管理、使用大量劳动力（军队、工匠、刑徒）的资源、组织、制度和能力。从秦陵出土的各类器物及其来源分析，焦老师认为秦人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可能不是最先进的，但也不落后，在铁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可能是领先的。

最后一个方面是从秦陵反映的制度文化因素进行考察。

焦南峰老师指出，秦陵继承了商周陵墓制度的核心原则，融合了韩、赵、魏、齐、燕及楚、吴、越、钟离等的形制要素，接受了北方、西方等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秦人形成了完善、系统、不断裂的陵墓制度。同时，秦陵还有一系列的创新：“宫观百官”、 “始出寝”、陵邑、祔葬墓园、陪葬墓等制度。此外，秦陵的规划布局体现出“若都邑”理念，秦陵的内容最丰富、规划最规整、布局也最合理。相比起来，关东诸国有着明显的不足。这些东西可以证明，秦人是有“才”，有“文化”的。

图 8 咸阳周陵镇秦王陵平面图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焦老师认为，秦人懂水利，“与禹平水土。”懂畜牧业，“佐舜调驯鸟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懂交通，“为汤御”、 “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懂管理，“遂为诸侯。” “为西垂大夫。”“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懂军事，“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遂将击戎。”“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秦人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焦南峰老师还认为，秦国地处早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对外文化交流最为便利，收获也较大。秦陵中大量出土金器、铁器及各种玉石器，秦始皇陵水禽坑出土器物使用的铜片镶嵌补缀工艺，都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综合以上三点，焦老师总结了秦人在文化、制度等层面的优势。秦人善于继承和学习，形成了完整的陵墓制度。秦人善于创造和总结，在陵墓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方面领先于关东诸国。秦人居于西陲却非“戎狄”，具有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系列化的陵墓制度体现出秦国政治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体现出国家法律、政策、措施实施的效率。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具有便利的文化交流优势。

通过对秦陵文化因素、形制、规模和制度这四个方面的考察，焦南峰老师系统地总结了秦人崛起和统一的原因。

秦人被迫离开家园后，“不忘初心”，始终保持东归的愿望和理想。在文化上始终牢记传统，在墓葬的文化因素上保持原有的特色，如墓圹呈中字形、长方形，使用腰坑，有殉人，使用商式陶器，墓葬有陪葬坑等。秦人有梦是其发展、崛起、统一的动力。

秦人有别于晋的“请隧”和楚的“问鼎”，陵墓直接使用“亚字形”，显示出秦人有敢为“天下先”的胆略。秦人有胆是“圆梦”的保障。

秦陵的规模明显大于关东诸国国君的陵墓，所需的劳动力也多于关东诸国，可见秦人经济有实力、有基础。秦国不仅拥有大规模征集、调用、管理、使用大量劳动力（军队、工匠、刑徒）的资源、组织、制度和能力，也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秦人有力是“圆梦”的经济基础。

秦人有着系统而不断裂的陵墓制度，有着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高效的法律和政治体系，有着便利的文化交流优势。秦人有才是“圆梦”的文化基础。

上述四点汇总叠加在一起，秦人崛起、统一的条件就初步具备了，秦人崛起、统一的必然性也开始凸显。

同时，焦老师也对上述结论做了补充和说明。焦南峰老师指出，从经济上看，从国力上看，在不同的时段，晋国、楚国、齐国、赵国等先后都曾具备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从文化上看，齐国、晋国（包括后来的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的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厚，那为什么最后是秦国实现了统一呢？焦老师认为秦人具备关东诸国不具备的两点：一方面，秦人有被周王“流放”到西陲的苦难经历，对秦人的发展起到了刺激性的反作用；另一方面，“被流放者”的胆略也对秦人的统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两方面的条件和原因，使得各国均具备的统一的“偶然性”成为了秦人统一的“必然性”。

讲座最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杨哲峰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杨老师认为，焦南峰老师的此次讲座非常系统地讲述了秦人发展的历史，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从陵墓制度的规模、形制等问题的角度，通过与关东国家的比较，论述了秦人有力、有胆的特征，讲述了秦人从有梦到圆梦的过程，视角非常新颖。针对听众提出的关于关东诸国王陵的形制规律、环境变迁对秦人统一的作用、秦汉帝陵营建的时间和次序等问题，焦南峰老师也一一做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