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楼兰路”，新疆沙堆烽出土大量唐代汉文木简

“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这是日前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清理出的一封唐代的纸制家书，虽说已经残破泛黄，但字迹却依旧清晰。

 

此次考古发掘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其中，以883件文书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对于该项考古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认为，该烽燧是唐代“楼兰路”沿线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考古发现无疑是具有“可信”与“长轴”的很好历史见证。它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克孜尔烽燧，有着同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2019～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其成果先后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成果和“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该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文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文物中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铠甲，以及上传下达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

 

 

文书 佛经残片

 

 

文书 孝经

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韩朋赋》《孝经》《千字文》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书信、勋告、借贷、佛经、禄命书等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军事文书数量最多，有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等。记载“计会交牌”、“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实物更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

以上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发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烽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国家有效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成果显著，学术价值十分突出，作为‘大传统’物化载体，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其现实政治意义巨大，无疑是近年国家边疆考古又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该烽燧是唐代‘楼兰路’沿线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其考古发现无疑是具有‘可信’与‘长轴’的很好历史见证。它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克孜尔烽燧，有着同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接受采访时说，“烽燧出土大量纸文书和木简，其99%用汉字书写，这充分说明唐代西域继承汉代以来传统，汉字一直是当地官方通用语言文字，它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佐证，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对西域地区的长期的深远影响。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的重要形式，同样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重要内容。继汉代西域屯田遗存发现之后，这处唐代烽燧又出土大量关于屯田的文书，其内容显示了当时屯田组织之严密、规模之空前、成效之显著，充分表明国家屯田政策在西域地区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俯视 上为西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霍巍认为，新疆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唐代经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唐代对西域的经营，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巩固了唐代边防，也为汉以来所凿通的“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维护了东西方的内陆交通。从唐代初年开始，唐王朝便陆续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和军、镇、戍、守捉、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军事建置，配置兵力驻守。

 

 

铠甲残片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是其中最为基层的一处烽堠遗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边疆烽燧遗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尤其是还发现了大量唐代纸文书和木简，这是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其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戍边军士们的戍边记录、个人书信，也有习字的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抄件，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据初步研究，这处烽燧遗址的年代下限可能为中唐，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七至八世纪唐朝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有关，这也为研究唐蕃关系以及唐代经略西域的发展进程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称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十分深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介绍说：“从整个敦煌吐鲁番乃至西域地区出土的唐代文书来看，这座当时称为‘沙堆烽’的遗址出土的文书是一组相对完整的烽燧文书群，与敦煌吐鲁番文书多为寺院、墓葬出土的二次利用文书不同，它们是实际应用的文书。它们让我们认识到唐朝烽燧的作用和日常运作情况，大大补充了唐朝军事防御制度的细节。而且，这批文书集中在唐朝最强盛的开元天宝时期，所处位置在西域中道的烽燧线、交通线的中间地带，因此展现了沙堆烽与周边烽铺、镇戍、都护府、西域王国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东到西州、北庭，西到安西（龟兹）、于阗，一些重要人物如汤大使（开元六年任四镇节度使的汤嘉惠）的出现，也表明这条交通路线的重要，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稳固控制，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续维护。还有就是文书表现了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往来书信，以及他们精神寄托的儒家经典、佛经和抄录的中原文学作品。这样一个五脏俱全的文书群，也为我们今后研究、归纳被西方列强盗走的于阗神山堡（麻札塔格）、安西柘厥关等遗址出土文书，提供了很好的指南。”

延伸阅读：

王瑟｜“沙堆烽”遗址10年考古：为世人打开一幅唐朝边塞军事生活图景

临离开工作了19个月时间的“沙堆烽”遗址的早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兴军总觉得心里还有些牵挂。他不自觉地又走到烽燧遗址，绕着沙堆走了两圈，最终站在烽燧旁的沙堆顶部，凝视着即将回填保护的千年烽燧遗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这一天，是2021年12月15日。从2011年3月第一次进入“沙堆烽”（以前报道中曾写作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调查、勘探、测绘、试掘，到2019年9月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再到2021年12月15日结束所有的考古工作，在这片沙漠腹地，胡兴军和他的团队在这里整整工作了10年时间。生活的艰难，风沙的侵袭，烈日的曝晒，蚊虫的叮咬以及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工作、生活困难，都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让他们遇难而上，执著坚守。正是这持续10年的考古坚守，让他们终于在国内首次揭开了一座唐代烽燧的全貌，为世人打开了一幅唐朝边塞军事和生活全方位的图景，让千年后的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唐朝边塞，甚至整个边塞军事建制、守边将士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水塘、木简，让我们对“沙堆烽”遗址有了更多了解

 

 

 

“今年我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烽燧西南侧十几米的地方清理出一处被沙漠埋在如今地表下5.5米的水塘。这说明经历了千年后，自然堆积的风沙已经将唐朝的地表覆盖了5米以上。这对我们了解塔里木盆地环境变迁有极大的参考作用。水塘的发现也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关于烽燧将士和牲畜饮水的谜题。”

说起今年的考古新发现，胡兴军显得异常兴奋。

这位参加工作18年，仅在“沙堆烽”遗址考古工作中就耗费了10年精力的年轻人，近几年每次见他，都发现他的白发越来越多。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的荒漠地带的“沙堆烽”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孔雀河烽燧群由11座烽燧组成，沿孔雀河北岸，呈东西向分布在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150公里的范围内。“沙堆烽”修筑于一处大型红柳沙丘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综合性军事设施。

2019年9月开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沙堆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碳14测年表明，烽燧修筑于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为防止吐蕃入侵而修筑的军事设施。

烽燧地处沙丘东部，处于迎风面的东、北两侧因风蚀坍塌严重。根据现状观察，烽燧平面大致呈方形，立面呈梯形，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铺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立木垒砌而成。下底边残长9.4米，残高约5.6米。

时光过去了千年，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就拿吃水来说，胡兴军的团队三四天才可以赶到20多公里外的一个林管站拉一次水。这个水喝到嘴里，还有股咸咸的味道，只能用来做饭，喝水必须是从县城买来的瓶装水。

胡兴军说：“虽说这些烽燧是沿孔雀河而建，但当年守边将士生活条件一定非常艰苦，吃水比我们现在要艰难的多。但他们仍然坚守在这里，让我很敬佩他们的献身与坚守精神的。”

“唐朝还用木简？”听到或看到木简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烽燧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木简，这个发现让许多专家学者十分意外。“在我们的认知中，唐朝已经不再使用木简了，但‘沙堆烽’遗址里发现的木简，彻底打破了我们过去对唐朝的认识，说明当时在边塞上木简仍然在使用。‘沙堆烽’遗址共出土870多件文书，木简占了较多的比例，这也是国内首次出土的唐代汉文木简资料。”

胡兴军他们对出土木简经过认真研读后发现，木简上所记载的全是关于军事内容。而从发现的木简可以看出，这些木简大小长短不一，刮削痕迹明显，表明曾多次反复使用过。出土木简字迹清晰，基本都是最基层的烽燧之间传递情报或者向上一级要塞汇报工作的内容。

胡兴军说：“唐代军事文献记载，‘游弈常与烽铺计会交牌’，‘游弈则与烽子、马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关于什么是‘计会交牌’，这种制度具体怎么运行？军事典籍和历史文献并无详细的记载。‘沙堆烽’遗址中出土的木简，为我们揭开了谜团。这块木简就是‘牌’，详细记录了：发送的时间、地点、编号、送牌子的人等。由于有的烽铺与游弈所之间距离较远，所以计会交牌多是每天在邻近烽铺之间进行传递交流，但在一定时期后，这些牌子都要上交到游弈所，游弈官要登记检查。关于记载‘计会交牌’制度的木质实物标本，也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十分珍贵。”

书信、文书，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唐朝军事边塞丰富的生活

 

 

展开一张纸制文书时，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殷殷之情扑面而来的这封家书，它最终是否送达到家人手上，不得而知。

一位从唐朝“沙州”当兵来到“沙堆烽”的士兵康览延，因为一次战争取得了军功，被载入文书。这封历经千百年的勋告，虽说已经残破泛黄，但字迹却依旧清晰。

一页《韩朋赋》，描写一对夫妇不畏强权、双双殉情的故事，也出现在胡兴军面前。一个军事要塞，明显发现了文学作品的这页《韩朋赋》，是将士们闲暇时光阅读的，还是当时军中说书人的底稿，不得而知。

烽燧遗址还出土了《游仙窟》《孝经》《千字文》等手抄本，都是唐代风行一时的作品和书籍。

更多的文书，展示的是唐代军镇防御体系，为我们揭示了众多文献档案中不曾记载的内容，或者是为我们将一些文献中只言片语的记载，进行了形象化地展示。

孔雀河烽燧群一线的军事防线被称为“楼兰路”。“沙堆烽”遗址驻守“楼兰路”沿途，管理若干烽铺，负责附近沿线的防御。

咸亨元年（670）后，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浑地区，打开了通往安西四镇的门户，焉耆东境在此时已处于唐与吐蕃争夺的前沿阵地，作为连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需要严密防守。为防止吐蕃沿“楼兰路”偷袭焉耆镇，故在镇东的孔雀河一线修筑各级军事设施，设置警烽线路。

在清理了“沙堆烽”遗址沙丘西部表层的沙土后，考古人员发现三间房屋。房屋修筑方式是利用“减地法”向下掏挖，在原始生土堆积中，掏挖修筑出三间半地穴式房屋，室内面积约80平方米。

在沙丘南坡下，考古人员发现有一处“垃圾堆”遗迹。垃圾堆依靠沙丘南坡呈斜坡状堆积，包含有芦苇草、牲畜粪便及各类生活遗物。正是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唐代汉文文书资料，也是近年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是国内首次考古发现，蕴含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胡兴军说：“纸质文书出土时多呈团状。今年我们室内整理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纸制文书进行清理、初步释读，最终确认沙堆烽燧遗址为一处游弈所级机构驻地。”

文书内容主要为唐武周至开元年间，该游弈所与下辖的各个烽铺及上级管理机构之间符帖牒状的军事文书。“这些文书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各级军事设施名称。遗址中出土的军事文书数量最多，详细记录了与‘沙堆烽’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如新发现有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蘇累铺等军事机构，还发现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和防御线路均不见于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文书中也有关于铁门关、于术守捉、西夷辟守捉、西州、于阗、安西都护府等唐代军事机构的记载。文书内容显示各级军事机构运行正常，并通过‘计会交牌’等方式传递军情和政令，并对该地实施着有效戍守管理。而临河烽、马铺烽、沙堆烽、黑河铺、猪泉谷铺、榆林镇、通海镇、掩耳守捉、于术守捉、焉耆守捉、安西都护府等，在过去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里均是空白。这次的发现，填补了这些空白。”胡兴军说。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文明交流的伟大桥梁，而且承载了无数个康览延这样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里书写过文明交流的篇章，这里上演过帝王将相的传奇，这里亦传颂过坚贞不屈的爱情……历史的恢宏壮阔与人间的烟火气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又在考古工作者矢志不渝的辛勤工作之下得以一一复原和重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古代丝绸之路的全新窗口。

“沙堆烽”遗址出土的各类文书、木简数量庞大，对了解唐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实证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地区对于中央政府文化认同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唐代边塞生活和军事管理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和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

劳动工具、动物骨骼，“沙堆烽”别样的生活

 

 

“沙堆烽”遗址修筑于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放眼望去，周边全是长满了红柳包的大沙包，沙堆烽燧遗址明显高于周边，十分醒目。

 

以烽燧为中心，考古人员还在沙堆四周发现了6处灰堆遗迹，灰堆多依靠沙堆边缘斜坡呈倾斜状堆积，其中1、2、3、4、6号灰堆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5号灰堆为烽燧风蚀坍塌后，烽燧顶部 “突灶”的遗迹垮塌后形成的堆积。

“沙堆烽”遗址考古发现的遗物种类非常丰富，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残件，反映了千百年前边塞军旅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土的各类遗物有陶、铜、铁、木（漆）、石、骨、角、纸、皮、草、纺织品等，以有机质文物为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珍贵的唐代遗物竟“藏身”烽燧四周的几处大灰堆中。原来，这座烽燧建在一个9米多高的大型红柳沙堆上。当时应当没有固定的垃圾投放点，因此戍卒们每天把垃圾从沙堆顶部向下倾倒，各种生活垃圾顺坡向下滚落，堆积形成了灰堆，轻的留在上方，重的沉落到下部。经年累月，生活垃圾越积越多，形成了自然分层，并被自然风积沙土封存。“自然风积土最厚处有4.5米。”胡兴军介绍，因为当地气候极其干燥，灰堆堆积背风向阳，才让这些唐代遗物得以保存至今。

根据出土文书显示，此处烽燧遗址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在楼兰路沿途设置不同性质、不同级别军事机构，派驻镇兵进行戍守，形成了立体式的防御体系，构成焉耆东境的军事屏障。

对出土的植物标本浮选后，考古人员发现了40余种不同的植物。其中粮食作物有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黑豆，园艺作物有桃、杏、枣、甜瓜、核桃、沙枣、西梅、亚麻、葱、葫芦等。胡兴军介绍，唐朝在西域实行大规模囤田，每座烽燧周围都开垦耕地，将士们一边戍守，一边种地。

烽燧中还出土了不少动物骨头，有马鹿、野猪、黄羊、马、牛、羊、驴、骆驼、天鹅、白鹭、鱼等，多数属于野生动物。

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镰刀柄和套野兽的脚套的出土，一方面说明当时将士守边的同时也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将士们的生活所需，还必须经过守猎来弥补生活所需。胡兴军分析，当时的粮食产量较低，转运困难，没法完全满足需求，将士们不得不经常打猎捕鱼改善生活。

10年的考古工作中，为全面了解遗址信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积极邀请冶金、动植物、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学科参与其中。通过实验设备检测分析，他们从发现的诸多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诸多肉眼无法辨认的细节。如通过检测发现文书纸张均为麻纸，通过扫描电镜及红外光谱分析，推断这些纸张样品没有添加矿物类的填料或者涂料，也没有表面施胶的工艺。在残留物分析检测中，他们在出土的葫芦残片上发现有丁香酸成分，结合出土文书关于“蒲陶酒”的记载，证明在遗址中确有葡萄酒的存在。

说到中国古代繁荣的历史王朝，只有唐代被人们称赞为大唐盛世。而大唐的繁荣离不开大唐针对西域地区设立的都护府制度。唐代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焉耆（碎叶）、于阗、疏勒四镇。这些措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促进了唐代的繁荣。

“沙堆烽”遗址不仅发现了关于唐代军镇防御体系的记载，而且为了解唐代边塞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域都护府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并对唐王朝统治西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沙堆烽”出土最多的是军事文书。把这些文书残片拼凑起来一点点释读，可以看出，烽燧中的戍卒很辛苦，除了严格执行烽燧制度（白天燃烟叫燧，夜晚放火叫烽），还要种地、备薪草（点烽火用的草）、巡逻放哨等。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幽州……出土信札中反复出现的这些地名说明，戍边将士大多来自唐代中原地区。

胡兴军透露，在出土的文书中看到，一些戍卒还把“酱菜”“干菜叶”作为礼品送给上级，可见唐代边塞物质生活的艰苦。

唐代西域戍边将士4年换防一次，但是当兵力不足时，就没办法如期换防。在出土文书中发现，有的戍卒已50多岁了，仍在超期服役，真所谓“壮龄应募，华首未归”。可以想见他们年年远眺中原，却是“边草尽来兵老”。

胡兴军说，“烽和铺都是唐代最基层的军事建制，游弈所是烽和铺的上级管理机构。‘沙堆烽’从始建至废弃，差不多历经了100年。它完整地展示了盛唐时期的边塞基层军事管理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辖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唐代西域军镇防体系、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