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设计表达立场、展现历史、传承精神——博物馆陈列专家周士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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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9 15:09 来源:中国文物报
编者按：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展览设计师、终身研究馆员周士琦自1951年参加工作以来，多次参与红色展览和红色场馆陈列设计，有许多经验值得青年展览设计师学习。本报记者崔波、卢阳对周先生进行了专访。
冬日的一个早晨，我们前往周士琦先生家中拜访。老先生已90高龄，亲自到小区楼下接我们。他精神矍铄，带领我们走进他的家中。我们看到，周先生家中书架上满满当当都是书，先生的夫人为我们沏上热茶。
“坚守岗位 永不掉队”
记者：听闻您1947年入学北平艺专，1951年毕业。您毕业从艺已70年，您是因何缘由开始参与革命类展览设计？
周士琦：我15岁考上北平艺专（后发展为中央美术学院），入学年龄在同学中最小，靠救济金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助学金完成学业，师恩是难忘的。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坚守岗位 永不掉队”的匾（我写的字，同学们刻），在毕业典礼时，我和李泽林代表毕业班向徐悲鸿院长献上，作为给母校的留念，也是我从事展览事业的一生誓言。
周士琦和李泽林在毕业典礼上向学校献牌匾 右为院长徐悲鸿
毕业后，我先在中央美院的展览工作室工作。1954年，在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跟着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后来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定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需要人，苏联专家说我可以，我就服从分配调了过去。1955年-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设马列主义夜大学学习，单位要求我做党史类陈列。后来就经常参与一些革命类展览的设计。
记者：近年来，革命类展览令人瞩目，听说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史陈列”中，关于李大钊的革命事迹设计部分曾去河北乐亭了解李大钊生平事迹，这对陈列布展有哪些触发和启示？您当时是怎么考虑展览空间的设计和场景氛围营造？
周士琦：那是1959年以前，中国革命博物馆新馆还没建成。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被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找回来后，临时放在故宫博物院午门的上台阶的拐弯处，后来被搬进西华门。在当时的陈列里，西华门武英殿西配殿陈列的是“旧民主时期”，东配殿是“党的创立”，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就摆在东配殿里。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用杀害李大钊的绞刑架和监狱历史照片（照片内容为好多人扒在监狱门上张望里边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新闻报纸、李大钊《狱中自述》等组合起来，营造出李大钊英勇就义的场景。
设计万安公墓纪念李大钊陈列时，我去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看了看，当时乐亭李大钊故居的陈列有些不妥，那里陈列着李大钊坐像。我认为这个坐像还原不了李大钊的精神，因为李大钊是站着死的，他是站着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坐像不能充分表现李大钊的精神。后来我建议他们用立像替换了原来的坐像。
墙刷红不等于是红色展览
记者：有一种说法，革命类展览的关键是用展览语言表明立场。您在革命类展览设计工作中，对此的感悟是什么？
周士琦：革命类展览设计，反映人物、事件时要注意突出立场，从展陈语言上来隐喻展览主题，通过对比关系展现中国的胜利，展示敌人的失败。如东北某博物馆基本陈列设计方案有的地方表现不准确，把菊花（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浮雕装饰于展墙上端，这种象征性标志放在高处，不妥当。陈列中还有一些设计元素的运用不太合适，如前面的展厅展示了日本侵略、屠杀等内容，转弯出去就是中日友好内容，转变得略突兀，还是应强调日军侵略的史实。我在馆里也做过八国联军的相关展览，当时我考虑如何展示缴获的英军军服才能暗示主题，不能只是简单地用一般的衣架挂起来。为表明立场，我做了一个“L型”矮架子，军服挂上去后呈现“L”形，像一个人跪在地上，这种形式更好地突出了主题，观众看见这样的展示能够更好地理解主题，也和他们的心理期待相契合。
革命类的遗址或证据也要保护好。1952年，我就设计过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细菌战的展览。广岛原子弹事件发生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而中国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在2012年才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我写了“世界遗产”几个字送给他们。遗址上曾建有工厂、居民区等，后来我们建议都腾退，腾退以后不要做新绿化，残破的树要留下，保留无人区的那种感觉。近期据说在做勘探，研究遗址下面的情况，我的意见是留一块儿做展览，不要全部发掘，否则东北冬天气温低，遗址很难保护好。值得骄傲的是，2014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建筑方案我参加了论证。
日本侵略时期的杀戮容易表现，但是精神上的奴化不容易表现。展览设计师应考虑如何设计、调整展览，才能更清楚地反映敌人文化和思想的侵略，更深刻地揭露侵略战争的实质。文化和思想侵略比一般的烧杀抢掠产生的危害更深远更持久，甚至会腐蚀人民的思想。如伪满时期，东北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人编撰的教科书，在日本天长节、地久节还要向东南遥拜等。也许经过抗战时期的人了解一些，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能完全理解。陈列展览如何表现出这些内容，奴化思想怎么向观众解释？仅仅把侵略时期的敌人制作的教科书摆出来，无法完全表现敌人的奴化思想。如何更好地解释让观众看懂，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不断探索去解决的。
记者：近年来，各地都纷纷推出各种红色展览，您对这些展览的设计有什么思考？
周士琦：红色展览，由于地域不同，纪念的人物、事件不同，设计师要理解好展览的内容，把握住展览的个性。不能因为是红色展览，就展板红、展墙红，再配合一些历史照片，这是不妥当的。红色展览要用好设计方法，从地域文化汲取元素，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带领观众回到那个历史时代。
比起一般场馆，纪念馆个性应该更突出。纪念馆也不是盖个大楼，把墙刷得宛如红色海洋就是好的。纪念馆建筑、陈列都应该符合历史和地域特点，随意进行豪华装修是不可行的。抗战时期，好多革命烈士、地下工作者生活环境艰苦，纪念这些革命工作者的场馆，如果一进馆就是大理石，就失去了历史感。如在有窑洞的地方，就应该保留窑洞，在有地道的地方，就应该保留地道。展陈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时代和地域环境。
记者：从1961年就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中国革命史陈列”，其中有哪些设计手法值得借鉴？
周士琦：当时的陈列有一个特点，建筑与展览的各段落之间的关系结合得比较好。如原始社会是一段，封建社会是一段，转弯就是秦汉大厅了。展览设计还是要注重空间的管理，如空间转换，不能走哪儿算哪儿，不同时期的内容要注意和建筑空间结合。
现在国博《开国大典》油画场景摆放可以再商榷。原来董希文先生的意思是，参观的人跟毛主席是在一个平面上，通过女儿墙看天空和天安门广场。现在油画底下是台阶，上有宫灯、彩画等，使《开国大典》颜色不够突出，参观方向反了。
“按键盘”不等于“练书法”
记者：您认为革命类展览的设计师应具备哪些素质？
周士琦：每一个革命类展览，处于不同的地区，背后有不同的人物、历史。这要求设计师学习新的知识、感受环境，了解展览所纪念的事件和人物，然后通过设计表现出展览不同的个性。现在很多展览设计过于依赖电脑，靠电脑里调出几个素材组合一下，这就有些肤浅。“按键盘”跟“练书法”，这是两个概念。设计不能随便凑合，不理解历史和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就没办法运用和继承。
展览设计师还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除了云南贵州没去，全国其他省份基本上都去看过了。做展览的人，要深入生活，多看、多体验。20世纪80年代，在设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展览时，我作为设计者也去体验了历史环境。接待同志安排住镇上的宾馆，我说就住在办公室吧。办公室临近纪念馆、工人俱乐部、烈士像、刘少奇谈判大楼、矿井等，总体环境和当年没有太大的改变，保留着历史的感觉。后来设计展览时，对环境的体验为我的设计提供了灵感，展览序幕用了工人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加上了工人斗争的照片、矿车等生产工具、黑色三角形模块等，组合在一起，上边红布和三尺布（矿工擦汗、围身用）垂下，各单元标题板上还使用了侯一民画的矿工形象，营造出矿工艰苦的工作环境，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
记者：您的老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设计的团旗用了您的设计工具。您作为见证人能否谈谈？
周士琦：1949年暑假，我在团中央帮忙过一段时间。秋日的一天，团中央两位同志来学校找到我：“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来访问，他们有团旗，咱们没有得做一个，请你来设计？”当时周令钊先生正好在教室，我就把绘图仪拿出来请他设计。他用我的绘图仪器在绘图案上，根据团旗主旨“团结在党的周围”，按比例画好五角星、圆圈等，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设计稿。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胜利；左上角缀黄色五角星，周围环绕黄色圆圈，象征中国青年一代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旗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我的绘图仪也一直保存着。
用于绘制团旗的绘图仪
不知不觉，半天的采访已结束。临走时，老先生送给年轻记者一枚书签，上面一枚印“认真看书学习”（曹肇基治印），表达了周士琦老先生对文博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美好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