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合影
王小庆研究员汇报了陕西西安太平遗址2021年考古发掘工作,本年度考古发掘面积3900 平方米,清理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灰坑 173 座、灰沟 2 条、房址 5 座、墓葬 7 座(4 座灰坑灰沟葬、3 座土圹墓)。在已清理的灰坑、壕沟内,出土有丰富的、年代特征鲜明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和玉器等,为我们准确的了解太平遗址的年代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确认这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环壕聚落遗址,年代约为距今 4150-3700 年前。
彭小军副研究员汇报了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城河遗址工作情况,通过对王家塝地点中部偏南区域进行发掘,证明多个地点存在人工“垫土”,厚约 20-80 厘米。“垫土”层较为纯净,无文化遗物,但从地层关系来看,这些“垫土”当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形成;墓地南部区域发现灰坑或灰沟“精准”打破墓葬的现象, 结合多角度留存灰坑和墓葬的剖面,认识到墓葬上的坑状堆积为墓葬内部葬具塌陷形成的凹坑;此外发现了六座二次葬墓葬,这些墓葬集中分布于墓地的南部边缘,共出土了三件玉、石钺,钺之出土概率明显大于其他墓葬。
郭志委助理研究员汇报了甘肃临洮寺洼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工作主要集中在遗址北部鸦沟西侧台地上,新清理出马家窑文化(半山期)房址 16座、墓葬 1 座、窑炉3座,寺洼文化墓葬 11 座,不同时期灰坑 320 座,出土大量陶、石、骨等遗物。其中M120墓室内发现11 件陶器,其中有半山类型彩陶5件,结合墓葬层位、形制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此外本年度还确认了遗址北部存在一处半山时期的聚落,同时可能存在半山墓地。
黄超助理研究员介绍了海南陵水内角遗址2020-2021年度考古新发现,内角遗址分辨和清理出了三个时期连续堆积形成的地层,第一期遗物以磨光红陶和双肩石器为主要特征;第二期不见磨光红陶,以浅口宽沿罐及少量的双肩石器为主要特征;第三期不见磨光红陶、双肩石器及浅口宽沿罐,以盘口罐及梯形斧锛类石器为主要特征,出土动物遗骸以海洋性贝类和鱼骨为主,贝壳种类多样,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较多的鲨鱼牙齿和鲨鱼脊椎骨,个别经火烧呈黑色。
贾笑冰研究员介绍了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二号建筑址的发掘情况,本年度发现并确认了位于五号台基和六号台基南侧的九号台基,根据相互位置推测,“女神庙”就坐落在九号台基上,同时,在“女神庙”北侧与五号、六号台基之间发现了斜坡状通道及通道两侧呈对称结构分布的“八字形”挡水墙、排水沟,此外,在三号台基上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其垫土层中出土的大型彩陶缸、彩陶盆(盖)、筒形罐、灰陶钵、圆陶片组合有可能是与“祼礼”祭祀行为相关的器物组合。
赵春青研究员介绍了河南新砦遗址考古工作情况,新砦遗址2021年在北城墙以北钻探面积约为 2 万平方米,钻探发现历史时期墓葬十余座,陶窑 4 处,少量历史时期灰坑,部分外壕区域,其中有一处疑似为随葬石器墓葬,推测可能为不晚于新砦期的墓葬,计划2022 年对新砦遗址的西南部,即梁家台村西进行发掘,继续寻找新砦期公共墓地。
张东助理研究员汇报了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情况,2021 年对内城东城垣缺口进行解剖,发现城垣利用自然地势堆筑而成,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外壕宽约 18.35 米,最深处约 0.8米;对内城北城垣外壕进行解剖,在城垣和外壕底部发现两条东西向的壕沟;对疑似内城南城垣进行解剖,推断发现的白土堆积时代为汉代,为人类生活垫土,证实该区域仍为城内生活居住区;此外,在龙山文化城址的南部新发现了外城垣的线索,外城垣同样具有两壕夹一垣的结构。
周振宇副研究员汇报了福建史前考古的新进展,庵后布遗址本年度发现有灰坑、柱洞、灶、墓葬等遗迹,推测为当时的一处居住址;红庙夹遗址本年度发现有灰坑、灰沟、柱洞、活动面、用火遗迹、墓葬、窑址及蓄水池等重要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迹,从采集炭样年代测定的初步结果来看,年代为距今 7000 至3000 年左右;平潭壳丘头遗址本年度已发现贝壳坑、灰沟、石器加工厂、柱洞等丰富的遗迹,并获取数量丰富的陶片、石器、贝壳、动物骨骼等遗存。
高江涛研究员介绍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ⅠFJT3(1 号宫殿基址)考古发掘新收获,2021年考古队继续对1 号宫殿基址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基址之上发现有明确的宫室建筑 1 座(编号 D1)、疑似宫室建筑 1 座、房址 3 座,另有大量灰坑以及人头骨坑与水井。D1之上发现有三排 18 个柱洞,从柱网结构判断,建筑为南北二进深,东西面阔7 间。1 号宫殿基址发掘出土陶器、骨器、玉器、铜器等小件 120 余件,其中,首次在陶寺遗址房址堆积中发现鳄鱼骨板。
赵海涛副研究员介绍了二里头遗址 2021 年度发掘新收获,遗址宫城西南角有一处灰土堆积,打破灰土堆积的晚期墓葬四壁可见较多有切割痕迹的骨、角料,灰土堆积的表面散落大量骨、角质遗物,包括了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初步推测这里可能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一处加工骨器、角器的作坊,遗址北缘西部发掘区中部发掘出一座较完整的二里头文化二期陶窑,此外,遗址北缘西部发掘区中部发掘出土近 200 片带漆陶片,多为陶盆残片。
何毓灵研究员介绍了2021 年洹北商城制骨、制陶作坊遗址发掘新收获,本次共发掘商代房基 6 座、灰坑 80 座、陶窑 4 座、墓葬 7 座。通过对洹北商城陶窑的发掘与解剖可知,洹北陶工在土质松软、质地不均的土层中挖窑,通过掏挖基坑层层垫土夯打,再在夯土中掏挖成窑,之后窑内壁整体贴敷厚草拌泥层的方式,解决在土质不利的条件下建窑烧陶的问题,有可能同时掌握用无窑柱和有窑柱升焰窑烧陶的技术,陶窑的凹槽形火道顺着火眼一直延伸到窑底,反映其特殊的火力控制技术。
牛世山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安钢给排水系统治理项目考古发掘收获,遗址清理殷墟时期灰坑 150 个、墓葬 40 座、房址 1 座、瓮棺葬 12个、水井 2 眼、灰沟 2 条,战国时期灰坑 9 个,唐代窑址 1 座,宋代窑址6 座。殷墟时期灰坑出土陶片可辨器类有陶鬲、簋、盆、罐等,还出有牛、马、羊、猪的骨骼,该时期墓葬形制为小型土坑竖穴墓葬,多为殷墟四期,大多随葬陶器,少数随葬青铜器或铅器。随后,他汇报了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考古勘探新收获,本次勘探发现遗迹有围沟2 个、祭祀坑 460 座以上、灰坑110个、墓葬76座及夯土基址等。新探明的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综合多重因素看,两个围沟可能与商王陵园有关联关系。
岳占伟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殷墟大司空南地的考古收获,本次共清理商代房址 17 座,不同时期的墓葬 600 余座、灰坑(含窖穴)3000 余座、水井 16 眼、陶窑6座等遗迹;出土陶、铜、玉石、骨、角、牙器等遗物 3000 余件,通过发掘发现有不少窖穴填土为绿土,应该与储藏粮食有关,有的窖穴又大又深,可能与存放肉类实物有关。此外,发掘清理出两条东西向的商代大型道路 L3 和 L4,两条道路位于此次发掘中部,南北并列,向西通向洹河,上面均有车辙痕迹。
付仲杨副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的发掘情况,本次发掘西周陶窑 2 座、陶窑操作间等灰坑 24 座、墓葬 10 座和灶 1 座,出土陶簋、陶鬲、陶罐、纺轮、陶丸、骨笄、骨镞等小件百余件。东部两组陶窑密集区之间的T2635H66、T2735 第 4 层和 H107 中发现人骨架,且均未发现葬具,只是将灰坑简单修整以后埋入的,其年代也与制陶遗址年代大致相同,推测或许他们就是从事制陶的陶工,在制陶遗址西部 T0243 内发现成组墓葬。
宋江宁副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周原遗址考古新收获,通过2020、2021 两年考古调查发掘发现西周时期存在两重城垣的可能,内城规模约 200 万平方米,始建于商周之际至西周早期,外城规模约 500 万平方米,建于西周晚期。此外,对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进行发掘,遗址东西宽 38 米,南北长约 58 米,总面积逾 2200 平方米。已揭露南部的 28 米,由正堂、东西厢房、前后庭院、附属建筑等组成,推测整体结构前堂后室,类似凤雏甲组建筑。
常怀颖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北涞水县张家洼遗址2021年发掘收获,本次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雪山二期文化遗存,遗迹有陶窑和灰坑,填土内发现的陶器较多,器型主要有各类罐、鬲、甗、瓮、盆等;西周时期的遗存有灰坑、水井和墓葬,其中包含两组朝向不同,大小不同的墓葬,西北-东南走向的墓葬规模普遍较大,在盗洞中发现的零散器物可证明为西周早期的墓葬,近东-西向的墓葬目前仅发现两座,墓葬规模较小,但随葬陶器组合有一定规律,似与两周时期活动于燕山南北的戎人遗存有较密切的关系。
唐锦琼副研究员汇报了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发掘收获,国字山墓葬是筑卫城城址的附属性遗存,位于城址西侧,由五座大中型墓葬组成,墓群内多为东西向中字形土坑竖穴墓,墓葬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此外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从器类看,囊括了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多种品类,墓内出土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铭文分别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寿自乍元用矛”。
岳洪彬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商丘宋国古城考古收获,本次发掘发现南城墙、西城墙夾角,确定了西墙、南墙的墙体走向和结构,南城墙与西城墙形成夹角,但夹角内非直角相交而是弧角相交,西城墙的方向与大城西墙并不平行,地表层和灰土层出土遗物以东周时期和两宋时期遗物最常见,但都破碎严重,鲜有可复原者,显系后期修补城墙时挖取东周和两宋堆积形成的,可初步推断南墙早于西墙修建,但两段城墙曾经“共时”使用。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2021年考古收获,通过对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考古发掘可知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十一号建筑为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夯土台基式建筑,向北通过十号建筑与四号、九号等建筑连接,是一大型宫殿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汉唐漕渠与昆明池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进一步确定了发掘区内漕渠、昆明池进水、出水、退水渠的时代和性质,系统揭示出汉唐漕渠与昆明池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信息,共同构成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汉唐水利工程考古。
张建锋研究员介绍了西安汉城队2021年田野考古收获,本年度清理北宫三号建筑遗址建筑基址一座,还清理了水井、土灶、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主要是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为主,还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及大量铜钱,根据形制判断,遗物的时代范围从西汉至十六国北朝时期;汉长安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发现并清理了西汉至王莽时期的窑址、房址、井、灰坑、砖池、水渠、疑似冶铸的坑穴等遗迹,出土数量庞大的各类钱范,多是铸造铜铸范的范模,种类有五铢、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还有大量的铸钱用的背面范。
刘涛副研究员介绍了2021 年度汉魏洛阳宫城显阳殿宫院的发掘与收获,本年度在显阳殿北侧宫院揭露出的一组大型排房建筑中,发现了保存较为完好的建筑倒塌堆积,在汉魏洛阳城宫城区的发掘中较为少见,极大的丰富了遗址建筑形制和文化内涵的研究资料。通过对显阳殿殿基的解剖表明,显阳殿殿基夯土可分为早于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以显阳殿殿基为中心,其外围有内外两道回廊,在外廊房的北侧,即为北排房,北排房即为显阳殿宫院的北界,其北侧当即为文献记载的宫城“永巷”。
郭晓涛副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汉魏洛阳城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遗址发掘收获,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进入千秋门以后应该有向北转折再向东的遗迹,说明阊阖门至建春门大道进入宫城以后,和永巷并为一条道路,有意识的避开了显阳殿宫院。此次发掘的永巷遗迹应该是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前朝和后寝的分界线,这一点对于理解北魏宫城的功能空间的布局意义重大。
何利群副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度河北邺城队考古发掘工作,本年度主要进行了邺南城宫城区与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对邺南城宫城区中轴线北部 206 号大殿西侧附属建筑的解剖,确认了大殿西侧的廊房结构,廊房的柱网结构及廊房外侧的砖铺散水、排水沟及隔墙等遗迹现象十分清晰,此外,通过考古勘探基本探明了209 号大殿的形制和范围;本年度对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9 号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初步判定9 号基址及其周边建筑应属于北齐大庄严寺西侧的建筑。
杨勇研究员介绍了云南罗平县圭山墓群的发掘收获,2021年共揭露面积约 800 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墓葬 8 座,有砖室墓、石椁墓、石室墓、土圹墓等类型,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漆器、玉石器、玻璃器以及钱币等,钱币可辨钱文者,均为五铢钱。从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看,墓葬年代主要在东汉时期,其中石椁墓的年代可能略晚,或可至晋。学术界一般认为,罗平一带在汉晋时期属牂牁郡(兴古郡)漏卧县。因此,圭山汉晋墓群很可能为当时漏卧县居民的遗存。
龚国强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西安唐城队田野考古工作,碑林博物馆北部经发掘确定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其夯土台基东西长约 120、南北宽约 44、厚 2.4 米,性质当为重要的皇城太庙类殿堂建筑;清理出位于唐大明宫西内苑的一处联廊石桥遗址以及位于太极宫东宫墙南侧的一处过水涵洞及挡水设施遗址;对位于西安凤城八路及凤城七路之间、雅荷花园小区的南侧的不规则黄土残丘进行考古勘探,出土了琉璃筒瓦、青锟方砖、莲花瓦当、带“天(宝)九年”年号铭文板瓦、刻画牛拉单辕犁图案的长方形砖等残件,结合历史文献推测极可能是隋唐时期长安城的方丘(地坛)遗址。
石自社副研究员汇报了隋唐洛阳城遗址2021年考古收获,本次发掘清理出了唐代玄武门遗址南侧的内重门遗址,搞清了玄武门遗址形制布局和沿革变化,对研究宫城的建筑布局、沿革变化和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发掘清理了北宋宫城太极殿、天兴殿及其所在宫院遗迹;通过正平坊遗址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里坊的范围及四面坊间街道,坊墙、墙门、坊内路网结构和坊内重要的院落布局,正平坊西半坊为一大型庭院(I 号庭院),应为太平公主宅院所在,为中轴对称多进式院落布局。
韩建华副研究员汇报了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21年考古收获,本年度完成了 2018 血渭一号墓通道二的补充发掘和重点遗迹解剖发掘,通道二为斜坡状有台阶,南北坡底长度约 8 米,东西宽 2 米左右,坡底发现多层坚硬的踩踏面,使用痕迹明显,推断为当时墓室内木石材料进出的施工通道,通过对该墓进行了重新清理和测绘,搞清楚了该墓的墓室形制,为遗址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此外,对柴达木盆地周边的城址进行全方位调查,新发现了英德尔古城址及周边墓葬。
王睿副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唐宋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2021年继续对宋大城北门外城防设施、唐代官河、宋代河道进行发掘,新发现了夯土包砖墙体的中段、东段和南段部分遗迹,明确了夯土包砖墙体的东部边界、南部边界,为全面揭示夯土包砖墙体的整体结构及宋大城北门外的城市布局奠定了基础。目前揭露的夯土包砖墙体西段最东端折向东南,中段最西端折向西南,南段也折向东北,结合上一年度发现的 3 处重叠的道路,推测夯土包砖墙体具有南北两个对称的八字口结构,可能与桥梁遗迹相关。
汪勃研究员汇报了2021 年度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泉州市舶司遗址通过本年度发掘揭露出了宋元时期的夯土台基及其包边基槽、墙体基槽、石铺或砖铺地面、排水设施、石铺台阶及其边壁道路,以及明代重建的建筑遗存等遗迹;泉州罗城墙遗址揭露出南侧有包砖墙的夯土遗存,出土砖上戳印有“嘉定二年修城官砖”“(同安)县嘉定叁年修城官砖”等文字,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揭露出来的夯土遗存或为泉州唐宋时期罗城南城墙西端的残存部分。
董新林研究员汇报了2021 年度辽上京西山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本年度继续对西山坡南院山门 JZ1、后殿 JZ3、北廊庑配殿 JZ4 和 JZ6 以及南院以南附属院落的中殿 JZ7 进行了探方清理和关键性解剖,发掘或试掘的建筑基址都是辽金两代、多次营建重叠的复杂遗迹。根据地层和遗迹关系可以确认,西山坡佛寺北院、南院及两侧附属院落均为辽代始建并沿用到金代,朝向始终为东向,建筑性质始终为佛寺,遗址出土地层关系明确的建筑构件和陶瓷器标本等遗物,有助于建立辽上京城址辽金时期出土遗物的年代序列。
何岁利副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河北古州城的考古收获,本次重点对“内城”城墙、护城河以及城墙内外道路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内城”东城墙、南城墙及内外道路、壕沟(护城河)、3 号、4 号建筑遗址(局部)、瓮棺墓葬等。综合历年考古发掘成果及测年数据推测,“内城”使用时间漫长,城墙大规模的营建可能有两次,第一次可能在战汉时期;第二次可能在魏晋至中晚唐时期,“外城”使用时间相对较短,城墙的营建可能是在晚唐至五代时期。
王鹏副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考古收获,本年度主要对院落南门、院落之外的城墙及城址附近的一处墓地进行勘探与发掘,从出土遗物以及以往积累的碳十四数据看,呼斯塔遗址核心区主体遗存与欧亚草原地带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阶段遗存的面貌相似,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600~1500 年左右。此外,在南院门的门道内发现了青铜时代末期的文化层和陶片,其有可能代表了南院门封堵之后,城址继续使用的阶段,这说明呼斯塔城址从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到青铜时代末期一直持续使用,并有所改造。
郭物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度新疆北庭故城考古收获,本年度发掘了子城西南部的 10、11 号遗址。通过发掘可知,10 号遗址为一个大型建筑的夯土基础,是迄今在城内发现最大的建筑台基。此外,本年度最重要的发现是“悲田寺”刻文残陶片,该残片证明北庭城核心区还曾经有一座“悲田寺”,考虑到悲田养病坊设置的历史背景,北庭的这个悲田寺有可能是安置在原有佛寺之中,这座佛寺很有可能就是公元 640 年在设置庭州之初,建于子城内的应运大宁寺,但这一推断尚有待将来的考古新发现来证实。
艾力江副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新疆喀什汗诺伊遗址考古收获,本年度发现和清理灰坑、水沟、建筑基址、墙体、城墙、台基和踩踏面等遗迹,出土器物 600 余件。通过对解剖沟与探方地层测年可以看出,遗址存在自青铜时代到宋元时期的多个文化堆积,从史前到唐宋的地层序列大体完整,并且在遗址东西各有一座魏晋和唐宋时期的城邑,两城内外都有文化层且城内有建筑,两城之间的地层自青铜时代到宋元,与 2019 年发现西城城墙下有青铜时代地层相符。
仝涛研究员汇报了2021年青海省乌兰县泉沟墓地考古收获,本年度发掘区域位于泉沟墓地黑山区和东台区,黑山区共发掘墓葬 2 座,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主要有木构件、骨器、丝绸、玉器、铁器、饰品、印章等 80 余件;东台区共发掘墓葬 4 座,出土遗物较少。其中泉沟 M2 内发现的古藏文印章对于厘清该座大墓乃至泉沟M1 的墓主人身份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对于探讨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地区的相关行政设置也具有重要意义。
夏立栋助理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甘肃张掖金塔寺石窟考古调查与试掘收获,本次考古调查以金塔寺石窟为主体,同时包括与金塔寺位置临近、关联密切的长洞子、刺沟西端石窟及古城沟洞窟,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石窟文字记录与西夏文题记释读,数字三维建模、图版拍摄与测绘,碳十四测年等工作。此外通过窟前遗址的试掘,初步明确了窟前倒塌堆积的形成过程,发现了可能与洞窟开凿同时的早期原始崖面和窟前建筑遗址。
王飞峰助理研究员介绍了2021年度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收获,本次在驻地西侧地点发现的遗迹主要有农田、石墙等,出土遗物包括陶片、瓦件、铁器、骨器等。其中农田遗迹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浮选结果表明,农田发现的植物种子包括粟、小麦、稗子、红小豆,土壤微结构和植硅体分析等表明这一发掘区域存在高句丽时期的农田遗迹。通过考古发掘基本确定了椅子山墓地的范围和墓葬结构,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等推测,第一区墓葬、第三区墓葬年代为高句丽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