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学科的创建与发展

12月3日上午，《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讲座在红五楼5201教室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老师主讲。

以下是秦大树老师讲座的概要：

中国古代对世界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瓷器的创制和发展。这不仅使先民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也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至少在17世纪以前，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基本上没有能力生产瓷器，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把收藏中国瓷器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瓷器开始作为一类商品，大规模地参与到国际贸易的进程中，它不仅带去了具体的器物，还带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品所体现的审美取向。

瓷器由于其易塑、多变的器型，光洁、美丽的釉色，使其在创制伊始，就既是实用器，也可用来收藏、陈设，很早开始就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讴歌。

最迟在晚唐到北宋时期，陶瓷器开始进入了收藏的领域。人们从收藏的角度对陶瓷器物进行记录。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古陶瓷研究的鉴赏和研究的门类。陶瓷考古就是从古代以来人们在对陶瓷器物和生产工艺的记录与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陶瓷考古是在古陶瓷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因为古陶瓷研究成为民众关注的一个研究议题，较早的引起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因此从中国考古学创建伊始就被引入到了古陶瓷研究的领域。与陶瓷相关的考古工作发生于1921年，到今年已经100年。陶瓷考古学科不断发展、完善，最终从古陶瓷研究领域分离出来，成为与古陶瓷研究相辅相成的两个学科方向。

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成熟瓷器出现在东汉晚期，在三国西晋时期进入了第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西晋的时候，人们开始对瓷器进行记录。晚唐到北宋时形成了“产地品质”的概念，进而出现了“窑”的概念，是由特定的烧瓷窑炉的“窑”引申而为某地产的某种类型的瓷器，陆羽的《茶经》中有相关记载。晚唐时期开始出现对瓷器的溢美之词，例如唐代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写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到了北宋时人们已经开始评判瓷器生产质量的优劣，如认为定窑的乔娘子生产的器物最好。南宋时期，出现了按窑评判瓷器质量的著作——《百宝总珍集》。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

《清秘藏》书影

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如明万历时张应文《清秘藏》，高濂的《遵生八笺》。收藏瓷器已成为文人们的一种时尚，历清朝而日益发展。

从清朝晚期到民国初年，随着古玩业的日渐兴旺，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整理陶瓷器知识的方法，有人称之为“口眼之学”或“眼学”，这类方法是在古董交易中摸索、总结出来的鉴定经验，重眼力，重传授。

从盛唐末期开始，官方文献开始记载瓷器进入了官府的供送系统。如《新唐书》记载了晚唐长庆年间越窑和邢窑成为供御的窑场。

北宋时对瓷器的记载不断增加，在一些官修文书中，对瓷器生产的管理制度有了一些记载，其中重要的有官方文书《宋会要》中对开封瓷器库的较详细记载。《宋会要》和《中兴礼书》对南宋初官方生产陶瓷礼器也有记载，也有对官方瓷器生产机构的记载。

南宋蒋祈的《陶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有关瓷器生产过程和工艺的专文，全文一千余字，介绍了景德镇的窑业生产工序、原料产地、税收政策等，为研究中国瓷器工艺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南宋、元代的文献中也开始记载中国瓷器外销的情况。明代官修文书中对贡御窑场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明代文献的重要进步是对生产工艺进行细致全面的介绍。明崇祯时期宋应星所著《天宫开物》是关于瓷器工艺记载的最重要的史著。另一部重要的史著是收录于嘉靖三十九年王宗沐编撰《江西省大志》中的《陶书》。

清代则有《景德镇陶录》，《陶冶图说》等文献对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生产情况、产品类型、釉色品种、原料产地与性能、窑业管理制度和产品销售制度进行了详细记载。

古陶瓷研究主要针对器物本身，以美术史范畴的鉴赏为主要目的。在古代的话语体系里形成了一种以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取向为基础的收藏理念。其对后来的陶瓷考古学科的创建有奠基和推进作用，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特别是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古代陶瓷器物从生产、管理到流通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就构成了陶瓷考古的研究方法、目标和范畴。陶瓷考古脱胎于古陶瓷研究的领域，经百年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20世纪初，随着在华活动的欧美人的增多，他们对中国古代艺术品，尤其是古代陶瓷器的追逐也日趋增长。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宋代钜鹿古城的发现。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引起人们寻找这些器物产地的热情。又因为西方学者在收藏古代瓷器时遵循了当时在西方已得到相当发展的考古学工作方法，比较注意各种美术品的来源、产地或出土地点，因此，他们开始对照钜鹿古城出土的瓷器寻找其产地。

于是，一些西方人开始对古窑址进行考古和发掘。如英国工程师司瓦洛1933年对河南修武当阳峪窑进行发掘，虽然是挖宝式的盗挖，但由于随后出版了英文的报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他还有美、英、日等国的人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和挖掘活动。

西方人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严肃的学者，在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后，为了研究的目的，走出书斋，开始对古代窑址进行实地考察。20年代末，周仁先生对位于杭州凤凰山下的南宋官窑遗址进行了发掘。陈万里、叶麟趾在三、四十年代对南北方的许多窑址进行了考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窑址，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古陶瓷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宿白先生在观台窑发掘中清理的最完整的宋代馒头窑中与齐东方、秦大树合影

1950年，故宫博物院在陈万里先生的率领下，对文献记载的一些窑址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又发现了许多文献没有记载的古窑址，在一些重要的地点发现数个或十几个窑址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所谓名窑。

这些发现大大丰富了对宋代制瓷业实际生产状况的认识，因此调查工作得以持续开展。根据冯先铭在70年代末的统计，我国已发现的古瓷窑遗址约千处，遍布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

对古代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始于50年代，其中又以南方地区开展较早。尽管这些发掘多数是为配合建设工程而开展的被动发掘，但其毕竟标志着一个新的研究时代的开始。不过，直到70年代末，对窑址的发掘还是十分有限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发掘依然受到了古陶瓷研究领域的收藏观念的强烈影响。

陶瓷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中专门考古研究方向之一，在90年代中期教育部将其设定为中国考古学下的一个学科方向，到现在为止，这个学科已经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但相比其他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如史前考古和断代考古，陶瓷考古还处在一个初创、或者是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是比较少的。

陶瓷考古学科的界定：

①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代瓷器的生产地点，使用地点和传输过程中形成的古代遗址进行研究；

②对通过考古工作所获得的陶瓷器物本身和与陶瓷生产、使用和运输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

③对陶瓷器生产的时代特征和演变，工艺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交流，艺术特点的流变，陶瓷器使用功能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关系，瓷器的贸易等问题进行研究。

陶瓷考古要把陶瓷作为手工业生产的载体来研究，复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生活方式演进这些问题。将陶瓷作为一种手工业品来研究，是与从古代以来形成的对古陶瓷本身进行研究的古陶瓷研究的主要区别。

陶瓷考古的时代范围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创制开始，直到近代。空间范围以中国境内的陶瓷生产地域为主，中国瓷器的使用范围则是世界性的，亚、欧、非、美洲均囊括其中。从时空概念上看，陶瓷考古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是其它专门考古学所难以比拟的。

陶瓷考古在北京大学已经开展了30多年的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持、参与了众多陶瓷窑址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活跃在学界和田野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和研究者，成为全国在陶瓷考古研究领域最具声名的研究单位之一，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科的教学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开始为本科生开设“宋辽金元考古”课程。同年，宿白先生开始招收“宋辽金元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时任考古系主任的宿白先生开始考虑应该为研究生创造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机会，以获得进行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考古资料。

在宋元时期城市、墓葬、手工业三大主体内容中，前两者存在一定的困难，学校比较适合开展宋元时期的手工业考古的研究与实践。

宿先生认为，作为手工业主要组成部分的“矿、窑、作坊登上考古舞台，在宋元时期可以初步系统化”，是值得大力开展的研究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宿先生希望在古陶瓷研究中大力引入科技方法，特别是可以采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古陶瓷进行研究，对传统工艺进行以复烧为基础的恢复研究，这种教学和研究思路在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1987年3至7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保所合作对河北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发掘，由研究生秦大树带领三名本科生在马忠理老师的协助下实施发掘。发掘中清理了9座烧瓷窑炉，1座釉灰窑，1座大型石碾槽等重要遗迹，包括一座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馒头窑，出土了从五代末到元代多达十余吨的丰富多彩的遗物，可谓是初战告捷。

回顾北京大学陶瓷考古从专业肇始到学科成熟的成长经历，宿白先生在学科创建，方法理念上，都是当之无愧的创始人和引航人。宿先生两次前往磁州窑发掘工地指导发掘，每次都在工地停留一周到10天的时间，与同学们同住同睡，在烛光中阅读发掘记录。这些经历使他有充分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讨论窑址发掘的基本方法和操作规范，推进了窑址考古的方法论建设。

这次发掘坚持了严格的田野考古规程和方法，开始摸索和建立科学的窑址发掘方法，证明了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夏商周考古中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是完全可以应用到窑址考古工作当中的。在随后的整理研究中，从型式划分到器物描述，宿先生也都一再强调要破除琉璃厂的影响，严格贯彻考古学方法。

广西西村窑址

宿先生在随后指导的宋元考古研究生中坚持安排参加窑址考古发掘的培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窑址考古在宿先生的指导下，在之后的二十年间逐渐培育撑了一种具有北京大学特色的教学方式，即在研究生教学中坚持以窑址发掘和出土资料整理的实习带动研究的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窑址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1992-94年，发掘洪州窑；

1996年，发掘汝州严和店窑；

1998-99年，发掘越窑寺龙口窑址；

2001年，发掘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

2002-04年，发掘景德镇御窑厂遗址；

2005年，参加整理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出土资料；

2006年，发掘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景德镇观音阁窑址；

2009年，发掘河北曲阳定窑遗址；

2010年，发掘龙泉溪口瓦窑垟窑址；

2010、12、13年发掘非洲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调查出土的中国瓷器；

2011年，发掘禹州鸠山镇闵庄钧窑址；

2012年，发掘景德镇蓝田窑遗址；

2013年，在景德镇南河流域开展专题性区域考古调查，发掘3处窑址；

2012-13年，发掘景德镇落马桥窑址；

2014-15年，发掘景德镇御窑厂遗址；

2017年，发掘浙江武义前山窑址；

2019-20年，发掘浙江台州沙埠窑址；

2020年，发掘云南红河州建水窑址；

2021年，发掘景德镇御窑厂西墙外遗址。

2010、12、13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连续三年前往非洲肯尼亚进行考古发掘和出土瓷器调研。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受国家资助，走向海外进行陶瓷考古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强大的陶瓷考古学科力量是在连年坚持发掘与不断开拓进取中一步步干出来的。在众多高校与学术机构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早创建了宋元明考古这一学科方向，最早创建了陶瓷考古这一学科方向，也是最早走向海外、开展中外陶瓷考古交流考古工作的。

2014年秦大树教授与学生在景德镇御窑厂发掘现场

迄今为止北京大学毕业的宋元考古方向和陶瓷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大部分都参加过以古窑址的发掘或整理为基本内容的田野考古实习。北京大学参与的窑址发掘、整理工作自1987年开始相沿不断，这也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为全国学术研究机构中参与发掘古窑址最多的单位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陶瓷考古研究体系，这是比明代以来因收藏形成的陶瓷学问有着更加宏阔视野和研究目标的一个正式的学科方向，属于历史时期断代考古的研究体系中的一部分。具体的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对古代窑址开展的考古发掘中坚持严格的田野考古规程和方法，摸索和建立科学的窑址发掘方法。将成熟发展的新石器、商周时期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全面应用到窑址考古工作中。

2.将具有陶瓷生产工艺特点的装烧方法和胎釉特征应用到类型学当中。在器物描述中形成一套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语言。整理中克服只注意精品瓷器的收藏观念，坚持对地层单位出土品的统计分析。

3.在古陶瓷研究和陶瓷考古领域大力引进科技分析的方法。北京大学陶瓷考古创建伊始，宿先生就强调考古与科技分析的结合，计划要开展实验考古学。近年来科技分析方法越来越简便有效，对于陶瓷产地和时代的判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4.扩展陶瓷考古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我们的陶瓷考古最大的特点就是将陶瓷作为一类手工业品进行研究，研究中将陶瓷纳入宋元考古的框架，研究其生产过程、工艺发展、管理体制，并把陶瓷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经济运行的重要研究内容，同时地域上走向海外，在国际上形成重大影响。这样陶瓷考古的研究内涵就会变得非常宽泛，成为社会历史研究、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陶瓷考古学科在宿先生的开创和引领下，从创始、发展到成熟，风雨前行三十年。它既承载厚重的学科传统，也不断适时调整教学方式，日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方向，在教学上建立了完整的教学研究体系，在实践上参与了大量的发掘整理工作，在研究上承担了很多的国内外重大课题，成果丰硕。

如今，走向成熟的陶瓷考古已成长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中颇具特色的研究优势的专业方向，在全国的高校中首屈一指。这一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凝聚了老一辈学者竭尽全力、细致入微的精心培育，得到了众多教师呕心沥血、不辞劳苦的艰辛努力，也融汇了大批年轻学子栉风沐雨、锐意进取的学术热情。未来，我们将不断前行，建立更完善的教学体系，培养更多的陶瓷考古人才，争取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