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项重要考古发现：多视角展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真实面貌——“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交流报告会在南京召开
12月20—21日，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交流报告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考古院所和大学考古专业的40余位学者通过线下、线上方式参与交流研讨，介绍了近年来全国各地20多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吴楠/摄
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大转型期。同时，该时期还是东亚与南亚、中亚的重要互融期，是东亚文化的第一次“文化一体化”的时期。中国的文字、典籍、思想、建筑、宗教、工艺、美术等深入到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这些周边地区与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政权几乎都有互动，共同从总体上构建了初步的“东亚文化”体系。诸如此类，都是考古学值得探讨的话题。近年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遗存被不断发现，渐渐揭开这一重大转型期的谜底，呈现出东亚文化交流互融的过程。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吴楠/摄
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齐东方在致辞中提到，这些考古新发现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考古发现的理念和方法发生很大变化，每一个局部发掘都是在整体的视角下进行的，视野非常开阔；二是现在的田野发掘、资料整理、文物修复和保护水平大大提高，提供了很多过去考古发掘提供不了的新信息。这些新信息将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启发；三是考古工作的传播力度非常大，公众关心程度越来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者将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更好。
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吴楠/摄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记录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南京市文旅局副局长颜一平在致辞中表示，南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六朝文物考古是历史时期汉唐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介绍，几十年来，在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下，进行了六朝建康城，六朝南朝帝王陵墓，佛教遗存、城市水系道路等遗存的考古，取得了大量令人瞩目的成就，六朝建康城的诸面相也因此而逐渐明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重要发现，其研究也取得新的进展。今年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精神，探索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新思路，谋划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适应我国考古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机制创新。我们期待各位考古界的专家在这次交流报告会中深入交流探讨，共同推动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发展。
合影 本网记者吴楠/摄
会上，与会学者介绍了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遗址、武川县坝顶北魏祭祀建筑遗址、辽宁高句丽遗址、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汉魏洛阳城宫城遗址、咸阳洪渎原北周墓园、湖北鄂州机场考古、大同七里村北魏墓地、溧阳古县遗址、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南京丁奉家族墓地、南京栖霞山东晋蔡氏家族墓地等地的考古新发现，分享了交趾郡治的调查与研究、吐谷浑伏俟城的调查与收获、越城的考古发现与认识、镇江铁瓮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六朝石头城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存及相关问题讨论、宁波地区汉六朝时期城市与聚落考古新收获、北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出土瓦文研究、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孙吴墓和墓主身份初步研究、江西省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的发掘与初步认识、成都平原六朝墓葬考古新探、南京小李家村南朝贵族墓地的发掘与认识以及湖南青瓷起源考古新发现。
现将部分与会者介绍观点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发掘收获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龚巨平详细介绍了2019年8月至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西营村南朝佛寺的发掘成果。他介绍，现有发掘表明，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是以佛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布局。佛寺基址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自南至北有5组主要建筑。经发掘，出土大量遗物，包括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舍利石函构件以及金银玉器、琥珀、琉璃珠、铜钱等供养遗物。
通过研究发现，本次发现的佛寺遗址，是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布局最完整的山地型佛寺遗址；佛殿单体建筑体量大，磉墩结构独特，大型石柱础也仅见于南京六朝建康城遗址，体现出高超的建筑技术；佛塔应为纯木塔建筑，对于研究南朝时期东亚地区的全木木塔造型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首次发现的塔基中心开挖带台阶的长方形竖穴土圹地宫与夯土分层封护遗迹，显示瘗埋舍利函的新营造方式，为研究六朝时期舍利瘗埋方式与内涵提供了新资料。
邺城遗址核桃园北齐佛寺考古新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丽华介绍，邺城遗址包括南北相连的邺北城、邺南城和外郭区三部分。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位于赵彭城北朝佛寺东侧，西距赵彭城北朝佛寺东围壕约600米，北距邺南城南墙约1200米。从2012年至今累积发掘面积7940平方米。2019年-2021年间主要对2号基址西侧及赵彭城东南建筑遗迹进行发掘。他表示，根据地层和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我们可以确认这些遗迹的年代属于东魏北齐时期。根据佛寺塔基的独特建筑构造和具有较明确佛教特征的出土遗物的发现，我们可以确认核桃园建筑组群中晚期遗迹属于佛教寺院遗存。并且，基于1号塔基石函等瘗埋物的发现，可以确认其改建于北齐天保九年的大庄严寺。
他表示，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是近年来中国佛教考古的最重要收获，有力地证明了邺城作为六世纪中国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寺院地理位置独特、规模宏大，为研究东魏北齐都城制度、外郭城范围和里坊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线索。寺院以佛塔为中心，重要轴线上 建造大型殿堂式建筑，以及多院多殿式布局特征，为以往北朝佛寺遗址所未见，丰富了对于北朝晚期寺院平面布局的认识。
武川县坝顶北魏祭祀建筑遗址考古新收获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年学者丹达尔介绍，坝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是一处北魏祭祀建筑遗址。2019年-2021年共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坝顶北魏祭祀建筑遗址平面呈圆形，其内部结构从内到外依次是内室、内壕、内壝、外壝、外壕，内室位于遗址中心，平面呈圆形，周围以宽厚的圆形夯土墙围合，内径约15.6米，换算成北魏丈为六丈。
他表示，坝顶北魏祭祀建筑遗址的圆形建筑结构、内室中方外圆并围以九室的分隔空间、外圈围有双壕和双壝等特征，融合了汉魏以来明室、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的特征，具有明显的祭祀礼制建筑功能。从北魏祭祀遗存之上出土的北齐“常平五铢”铜钱及刻划有“广纳戍”文字的陶盆等遗物来看，该建筑在北齐曾被作为广纳戍的前哨营地。坝顶遗址这一发现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盛乐及阴山地区皇家祭祀遗存的空白。
近年辽宁境内重要高句丽遗存考古调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全介绍了2018年开始辽河以东九市所属的高句丽时期山城、遗址、墓葬考古调查工作。他重点介绍了青石岭山城、城子山山城、王义沟遗址、小北旺墓群等的发掘成果。他表示，高句丽重要遗迹调查是为了摸清了解辽宁高句丽遗存底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准确翔实的基础资料。高句丽山城的考古发掘，为搞清楚山城的结构布局、始建年代、使用年代、废弃年代等问题，为研究高句丽的城防体系及后续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依据。王义沟遗址和小北旺墓地的发掘，为确定高句丽早期文化面貌、内涵，进而为探讨高句丽早期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交趾郡治·羸娄古城的发掘与探索
日本东亚大学教授黄晓芬介绍，2012—2013年间，根据GPS调查计测，卫星图像解析等，把握羸娄古城与古城东南的坟墓群的立体方位、空间布局之特色。根据城内外的采集文物综合分析，推定古城羸娄为交趾郡治所在；2014—2019年，日本东亚大学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签署国际考古调查10年协定，就羸娄古城与坟墓群展开系统性科学调查工作。连续六年的发掘与综合研究首次确认羸娄筑城的分期编年，初步判明了交趾都市的发展变迁历程及文化特色。她表示，交趾郡治羸?筑城始于西汉，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扩建改造，延续使用长达900年之久。无论是帝国兴盛期，还是中华文明的分裂-整合期，“交趾”都市历代修筑扩建保持汉式城郭建制，由于南海贸易文化交流使该地区得以集纳更多的外来文化元素，并使之与本土文化交融并存，继而成为推动周边地区多元化地域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对这一独具特色的都市文化，她称之为“交趾文化”。红河三角洲古代都市的考古调查与国际共同研究正在持续展开。交趾郡治羸娄古城的发掘成果将进一步揭示交趾文化的真实面貌。
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孙吴墓墓主身份研究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助理张铁军介绍，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路西侧虎丘路新村内。经过考古发掘，共发现7个文化层、1个西汉时期器物坑、1个西汉时期土坑墓、1处三国孙吴时期碎砖堆积面、三国孙吴时期砖室墓4座（编号M1、M2、M5、M8）、六朝时期砖室墓1座（编号M6）、宋代砖室墓3座（编号M3、M4、M7）。出土文物219件组。
M5为砖室墓，平面呈长方形，出土有硬陶鼎、硬陶盒、釉陶盖、青瓷钵、金环等6件器物。墓室破损严重，仅剩大量碎砖，少量铺地砖和墙砖，推测曾遭遇毁墓。墓中发现“吴侯”文字砖和“建兴二年七月廿二日吴王”文字砖。中国历史上使用“建兴”年号共有6次，其中，涉及“建兴”年号的蜀汉、成汉、后燕及渤海国的势力范围从未到达苏州地区。结合史料，推断“建兴”应是三国时期孙吴废帝孙亮年号，“建兴二年”为公元253年。墓葬被毁、“吴侯”“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为探讨墓主身份提供了可能。三国时期共出现过六位吴侯：孙策、孙权、孙绍、孙英、孙基、孙壹。通过六位吴侯的人物生平记载史料分析，墓主只可能是孙英与孙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孙英年纪尚小，去世时大概是23岁左右，且野心较大，因此在得罪权臣孙峻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有这样一座“吴侯”墓。孙绍很可能在任“吴侯”时为自己准备了这样一座墓葬，同时他的墓葬也是有被破坏的可能，因此墓主为孙绍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墓主很可能为M1墓主晚辈。
M1为砖室墓，墓室平面呈“十”字形，结构完整，自北向南依次为墓门、第一道石门、甬道、第二道石门、甬道过道、前室、后室过道、后室。前室东侧为东耳室过道、东耳室，西侧为西耳室过道、西耳室。M1出土器物66件（组），可分为青瓷、陶、石、玉、琥珀、琉璃、铜、金、银等不同材质。根据发掘情况可以确认，M1墓葬年代为三国孙吴早期，从建成使用到本次考古发掘之间，经历了一次合葬、至少两次被盗。关于该墓墓主推测，根据M5发掘情况表明，M1应为M5父辈人物，根据在墓葬发掘之初采集到葛南寿墓志有关“葬 于 武 丘 吴 天 之 墩”记载，此处应为“吴天子墩”，而三国东吴政权能称为“吴天子”共有孙策、孙权、孙亮、孙休、孙皓五人，根据墓葬年代、相关文献记载与墓葬经历一次合葬现象，墓主为孙策的可能性较大，且与之前论述M5墓主身份也有一定关联性。
六朝石头城遗址考古发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介绍，根据历史文献有关记述和考古调查发掘的成果，目前已经可以确定石头城遗址的位置就在南京现今的清凉山公园、南京国防园、菠萝山和清凉门地区。石头城遗址的平面形状为北宽南窄的不规则形状，而且其位置符合临江据山的军事战略要求。
通过2010至2020年的几次考古发掘，基本已经确定城垣的走向，还对城垣的营建技法进行初步研究，这对中国都城城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大面积包砖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石头城遗址出土的遗物都以砖瓦为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铭文为“石頭”的铭文砖确定了石头城遗址就是当年孙权所筑造的石头城。除了铭文砖之外，根据所出土的瓦当和花纹砖的类型学分析也确定了石头城遗址的年代问题。此外，贺云翱根据中国、越南和韩国的人面纹瓦当做了类型学研究，认为人面纹瓦当明确存在一个东亚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起源及分布发展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和南京大学主办，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承办，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大众考古》编辑部协办。
【会后专访】考古新发现呈现“整体性”“动态性”“细节性”“科技性”特征
贺云翱：通过这些考古新发现，我们可以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呈现“整体性”“动态性”“细节性”“科技性”等特征。
无论是佛教遗址考古，还是墓葬考古、器物考古等，都非常重视“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一方面表现在地域层面，考古学者虽然发掘的是一个点，但都非常重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能把这个点放在整体中考量，能看到这个考古遗址跟周边环境、其他地域，甚至是与东亚文化体系研究的关联等；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时间层面，大型考古遗址发掘往往会延续很多年，考古学者在介绍考古新发现时，并非是单纯介绍今年的考古新发现，而是将其与往年考古成果相关联，从而能更好地激活和检验这些考古新发现中蕴含的历史信息。
“动态性”是指考古学者能通过考古发掘将整个遗存建造的动态化过程呈现出来。针对一座桥，一个建筑群，过去考古重视的是这个建筑有多长、多宽，及其结构、布局、装饰等静态信息，现在的考古学就更重视发现其动态性、过程性的线索，这样一来我们就更能够理解古代的每一项成就都有设计、备料、建造、使用的过程，更能揭示其中涉及的工程技术和活态工艺等。当前的考古发掘，更多致力于把静态遗址的考古变成动态过程的揭示。今天的考古学经历方法变革后，能够展现古代人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过程，也更有吸引力，更有魅力。
“细节性”是指，无论是一砖一瓦，还是一个夯土、夯层，或一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瓷片等，都是当时的人们的一种创造，它背后包含着技术，以及跟其相关的生产、运输、使用、消费等信息，都值得考古学者关注。当前的考古学家也关注到了这些信息，并通过这些信息的解释和把握，深入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想所为。这个特点过去考古学研究也有，但现在成为所有考古人的普遍性选择。
“科技化”也体现在此次会议的分享中，如辽宁高句丽、湖北鄂州机场、汉魏洛阳城宫城等考古发掘中，都有选择地用了遥感考古、环境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建模、无人机等新方法、新手段、新设备。当前考古的设备越来越先进，现代化的科技方法更多，多学科开始共同介入考古工作，这为考古的调查和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这些考古发现渐渐揭开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在这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中，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墓葬制度、建筑技艺、佛教艺术等发生了剧变，呈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为秦汉文明走向隋唐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
贺云翱：是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处于汉唐之间，这两天的报告会实际上展现了这三百多年中国各地从秦汉统一走向隋唐统一中间这段时间各地方的地域性文化的发展、演化和提升。例如，新疆、西安、青海这一带的考古发现的很多器物，都来自于“陆上丝绸之路”；而交趾郡、六朝都城以及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发现，更多的是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并在几百年的发展后逐渐演变为隋唐时代更高层次的统一，从而推动中华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推动隋唐时代的中国更多地走向世界，也以更宽容的胸怀接纳各种各样的异域文化。这些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了先河，并奠定了非常坚厚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不管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还是对中国和世界的互动，都非常有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一时期考古研究发展？
贺云翱：在这个时期，像鲜卑等草原民族逐渐融入到中原黄河流域的文化中，北方大量的移民，走过淮河、长江，来到江南地区，融入到江南地区文化中。这个时候，在民族大融合和移民的过程中，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互相交融，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考古学有大量的细节化材料，来展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还是具有其特殊意义。
将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首先要把这个时期各个地域的地方性文化和区域性文明研究透彻，这不仅包括三国时代的曹魏、孙吴、蜀汉，南朝的江南地区、北朝的新疆地区、青海地区，还包括沿海地区的高句丽、交趾郡等。只有把每个地域性的文化搞清楚、说明白，并将其揭示出来，才能更好地认识汉唐之治，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如何传承两汉，同时又开启隋唐文化的先河等问题。
其次，要带着课题去做，而不是被材料牵着鼻子走，主动去做每一个时期的考古项目，力求将每一次考古变成一种有意义、有规划的学术行动。
再次，要加强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交流。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交流他们的新发现、新认知，由此大家很容易发现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如此，能让考古学者们扩大视野，打开胸怀，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比较，发现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后，还应加强现代科技等新方法的介入，进一步把常规考古和新方法、新设备、新工具结合起来，提升这一时期考古的科学性，努力从材料的表象发掘其背后的一些本质性和原理性的规律和认识。此外，这一段时期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还要更多地向广大民众进行传播，要为我们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做更多公共考古的工作，从而惠及大众，进一步提升大众的历史文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