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放弃渭北祖陵区|考古专家揭秘霸陵选址白鹿原

2011年，笔者曾与焦南峰合撰《西汉帝陵选址研究》一文，系统分析了西汉帝陵选址受到诸如传统葬俗、风水思想、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1]。这是西汉帝陵选址的普遍规律，具体到每座帝陵的选址，又与陵主的自身情况息息相关，本文主要讨论汉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的主要原因。

一

汉文帝为汉高祖庶子，公元前180年即位。当时，高祖、惠帝已入葬咸阳原，形成祖陵区。文帝却放弃此地，另择新址，营建霸陵。个中原委，史无明载，后世学者颇多研究考证，其观点不外两种：其一，西汉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继兄而立，其陵位与惠帝安陵均为穆位，无法安排，故只能另辟新址[2]。其二，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主要是个人原因[3]。

这两种观点都涉及到昭穆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这种制度多用于宗庙[4]，也用于墓地。《周礼·春官·冢人》：“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5]考古发现的按照“昭穆制度”排列位置的，只有陕西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略有其意[6]，但墓地的实例却从未发现。

汉文帝时，为规划祖先陵园寝庙，丞相韦玄成提出按照“昭穆”规划宗庙：“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7]这里明确强调的是宗庙，何况韦氏明言当时即便宗庙也是“昭穆不序”，更遑论陵墓!因此，西汉帝陵不可能有昭穆制度，汉文帝霸陵选址当另有原因。

笔者以为，汉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解决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其二，政治需要，即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其三，文帝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

二

汉文帝之所以离开咸阳原祖陵区别葬他处，其首要原因应当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

史书记载，文帝之母薄氏原为秦末复立的魏王豹妾妃，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魏王豹死，刘邦“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8]。文帝即位后，薄氏被尊为皇太后，其陵墓礼仪问题自然会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刘邦已葬长陵。古代有“夫妻一体”[9]“生死相恤，坟墓相从”[10]观念和葬俗，西汉也有嫔妃祔葬帝陵的制度性规定[11]，更何况刘邦嫔妃已有戚夫人、傅夫人等陪葬长陵[12]。因此，按常理薄氏应该入葬长陵，陪伴高祖左右。

在中国古代，坟墓是墓主留在世间的最后遗迹，反映着墓主的终极地位和最后的荣耀。《周礼·春官·冢人》载：“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13]《吕氏春秋·孟冬纪》也说：“营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14]。因此，坟墓绝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场所，它还有相当深厚的社会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已被尊为皇太后的薄氏的墓葬绝非小事。它以哪种规制营建?不仅关乎薄氏本人的终极地位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文帝承继汉室的正当合法性，因此，不可不慎。然而，吕后此前已作为正妻与高祖合葬，长陵不可能出现2座皇后陵墓，薄氏欲葬长陵，只能以嫔妃的身份祔葬。这样，其墓葬规制将大大降低。

汉初对丧葬应当已有制度性规定，《史记》记载：“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15]张家山汉简即出土有《葬律》[16]。汉景帝时期，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国除。”[17]汉哀帝祖母傅昭仪以皇太太后的身份，强行合葬元帝渭陵，也只能按照一般贵族大臣的等级使用“甲”字形墓葬[18]，其封土因超高，被王莽以“不应礼”[19]为由，将之平毁。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帝陵陵区只有皇帝和皇后的两座陵墓是主墓，其墓葬形制为带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地面有高大的封土(一般在30米左右)，陵墓周围有大量外藏坑。其他嫔妃姬妾、贵族大臣的墓葬规制则一般是“甲”字形墓葬(个别为“中”字形)，封土高度10多米，大多无外藏坑

如果薄氏要入葬长陵，大概只能以后者的规制修建陵墓。这样的墓葬形制，明显贬低了已被尊为皇太后的薄氏。倘如此，我们勿作他论，仅从情感上来讲，文帝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史书记载，薄氏进入汉宫之后，“岁馀不得幸”，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召而幸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代王刘恒生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至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的七八年间，按理说，他应当有机会与父亲一起生活相处。但问题是其母薄姬“希见高祖”[20]。在古代皇家，母以子贵，同时，子也以母贵。既然母亲被冷落，儿子恐怕也是“稀见”父面。偌大的汉宫中，母亲薄氏是年幼的刘恒唯一的亲人和依靠。

薄氏母子当时的处境凄冷，却也因祸得福，“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21]从此，薄氏母子在边鄙之地——代国相依为命，互为慰藉。期间，“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代国虽僻远，但王府侍女应不缺少，刘恒亲力亲为，以王者之尊服侍母病达三年之久，其心可鉴!诚如爰盎所言：“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22]足见刘恒对母亲的挚爱与至孝。他因此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孝”，世代传颂。古人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23]文帝绝对会以最高的礼仪修建母亲的陵墓，以尽最后的孝道。

在汉文帝之前，秦昭襄王嬴稷的情况与其颇为相似。嬴稷是秦惠文王的庶子，“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琇氏，号宣太后。”[24]“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羋八子者是也。”[25]关于秦昭襄王的父亲惠文王、兄长悼武王的葬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学者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葬于咸阳原秦都咸阳以西[26]。但昭襄王并未随父、兄葬在咸阳原上，而是在咸阳以东另辟陵区，“葬茝阳。”[27]其母宣太后作为秦惠文王的嫔妃，也没有祔葬公陵，而是随子“葬芷阳郦山。”[28]

前朝旧事，文帝应该有所耳闻。仿照秦昭襄王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文帝霸陵离开咸阳原祖陵区，另择新址。其母薄氏则以“近孝文皇帝霸陵”[29]为由，顺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礼营建陵墓。薄氏丧葬礼仪问题迎刃而解。

三

汉文帝以别葬他处的办法解决了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但霸陵选址白鹿原却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汉初，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东方的政治势力，即六国旧贵族和异姓诸侯王；其二，北方的游牧部落，即匈奴。为了消除这些威胁，汉朝的建立者高祖刘邦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面对异姓诸侯国这一明显的威胁，刘邦在被迫分封不久，就确立了逐一翦除的方针，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到他去世前，几乎将其消灭殆尽，这个威胁可以说基本消除。但六国余孽妄想复辟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另外，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因为实力不足，无法消除，后虽以“和亲”的办法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匈奴仍不时南侵抢掠。这些问题，汉帝国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彻底解决，只好采取防范的措施来化解。皇帝陵墓的选址必然会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因为其附设的陵邑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防范手段。

汉高祖刘邦将陵墓建在与京城长安仅一水之隔的咸阳原上，“长陵位于长安正北，控制着北向甘泉宫的驰道。由甘泉宫所在的云阳再向北，有直道直通北边长城防线。”[30]因此，汉高祖刘邦在此建设陵墓，设置陵邑，徙民移居，等于在京城北侧设了一道缓冲的防线。此后，汉惠帝安陵又建于长陵西侧，同样也设陵邑，迁徙民众。此举不但加强了京城长安正北的防御力量，也能起到缓解来自西北威胁的一些作用。马正林认为：“西汉王朝把陵区选择在咸阳原上，除讲求‘风水’外，封锁交通要道、保卫国都长安也不能不是考虑的重要问题。”[31]汉初，匈奴多次南下抄掠，其前锋甚至直抵雍城(今陕西凤翔县)、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北)一带，直接威胁长安。在长安北首的咸阳原上建设帝陵，并设置陵邑，大批迁徙关东的六国旧贵族，将之置于京城眉底，严密监控，后患自然消除；另一方面数十万人迁居咸阳原，无疑为京师长安的北门户增添了一道防御匈奴的坚强屏障。因此，咸阳原祖陵区的选址可谓一石二鸟。

汉文帝即位时，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经在京城北侧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但长安以东除了关中东部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之外，却再无屏障。一旦关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秦末，刘邦攻破武关，进军霸上。秦王子婴很快就“素车白马，系颈以组”[32]从咸阳出降。刘邦破秦不久，项羽突破函谷关，进军鸿门，刘邦也只好亲赴楚营，卑辞言和。这些史实都说明，函谷、武关失守，分居渭水两岸的咸阳、长安即无险可守，只有束手就擒。

长安以东的防御严重不足，但威胁却不断加剧。上文提到，高祖将异姓诸侯王逐一翦除，但他却没有在其地盘设置中央直辖的郡县，而是分封同姓诸侯国。这些同姓诸侯国逐渐变为汉朝廷的反动因素。汉文帝即位前，齐王刘襄就曾兴兵西向，威胁京城长安。尽管其矛头是针对擅权谋篡的吕氏集团，但仍然被认为是反叛中央的军事行动。当时，率汉军阻击的大将军灌婴在诸吕已被诛除，齐国也已退兵的情况下，依然严厉问责唆使齐王起兵的齐国中尉魏勃，一向勇武的魏勃居然“股战而栗”[33]，足见此事性质之严重。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又悍然发兵，“欲袭荥阳”，威胁长安。汉文帝“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34]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前被及时逮捕，虽未造成骚乱，但却表明了来自东方同姓诸侯王的威胁日益严峻。

为防止长安受到来自东方的直接威胁，必须控制交通要道，缓冲压力，屏卫京师。在此情形下，文帝可选的措施之一，就是仿效乃父高祖刘邦，在关键位置修建陵墓，并设置陵邑，迁徙民众，形成京城屏障。

如此，霸陵的选择就只能在长安以东，其位置则必须是东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

秦末，刘邦破武关，降子婴，入咸阳。灭秦后，除派兵把守函谷关外，亲率汉军主力“乃还军霸上”[35]，以观天下形势。此时，项羽携巨鹿之余威一路西进，势不可挡。函谷关刘邦所遣守军几乎是螳臂挡车，但其进入关中后，却在距秦都咸阳咫尺之遥的鸿门(今西安市临潼区北)停住了脚步。我们推测，这当与刘邦先行驻军霸上不无关系。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举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征讨。为屏卫京师长安，临行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36]公元前158年，匈奴从北方和东北两个方向大举南侵，文帝除诏令军队急赴北方御敌之外，还紧急调集三路人马防御京城长安，其中一路“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37]。霸上之所以位置重要，是因为当时通往关东的两条主要道路都汇聚于此，“受地形控制，武关道只能在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交。”[38]马正林认为：“说霸上是控制武关道的枢纽，容易被人们接受，而说它又能控制东通函谷关的大道，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其实不然，唐代以前东出函谷关的大道就在汉霸陵县附近与武关道分离，距霸上很近，自然受到它的控制。”[39]

关于霸上的具体位置，学界意见不一，辛德勇认为：“隋以前的霸上当指今谢王庄、王家围墙、上桥子口一带(西安市东北郊——笔者注)”[40]。马正林则讲：霸上“位于白鹿原上，或者说在白鹿原的北端。”[41]但无论霸上位置是否在白鹿原上，通往关东的主要道路——函谷道和武关道从白鹿原旁侧经过都是不争的事实。“白鹿原居高临下,又有灞、浐两河护卫，绾毂东去和东南去的两条大道，兵家相争，势所必然。”[42]如果在此营建陵墓，设置陵邑，迁居大量民众，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势必在京城长安以东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汉文帝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将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白鹿原西北部。后又将其母薄太后的南陵也建在其西南约两千米处，同样设置了陵邑，这与安陵辅助长陵，加强其屏障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

解决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应当是霸陵选址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文帝个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霸陵的选址，虽然这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我们也应加以考虑。

文帝个人情感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文帝不愿葬在父亲刘邦身边；其二，对代国的眷念之情。

前者的原因应当与文帝儿时的境遇有关。我们上文提到，薄氏生了刘恒之后，就“稀见高祖”，随母生活的刘恒肯定也“稀见”父面。这样，势必造成他与刘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为高祖庶子的赵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却“日夜待御”，赵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刘邦也明言如意是“爱子”“类我”。两相对比，可谓天壤之别，刘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刘邦的态度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刘邦晚年曾明确讲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43]，多次“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44]，“大臣固争之，莫能得”[45]，以至于“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46]。虽然刘邦此处所言“不肖子”是指嫡子刘盈，但相对父亲的“爱子”如意，被冷落的刘恒肯定也在“不肖子”之列。我们假设文帝入葬咸阳原祖陵区，根据其嫡兄惠帝安陵紧邻长陵西侧的情况来看，文帝陵墓应当选在紧邻长陵东侧的位置。我们推测，文帝可能更愿意避开这样的情况，远离父亲的陵墓或许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

除此而外，文帝对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国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响到了霸陵的选址。

文帝幼年离京，与母亲在代国相依为命生活了15年。代国虽北邻匈奴，多有边患，却给刘恒母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因此，吕后曾欲将刘恒迁到河东腹地赵国，然“代王谢，原守代边。”[47]汉文帝即位之后，提倡节俭，其本人也很少出巡，但却四次巡幸代国，有一次居然留居两、三个月之久[48]。文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刘武和刘参封太原王，王其故地。当刘武徙为淮阳王后，文帝又徙封刘参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如文帝在代时”[49]。可见其对代国的眷念之情。

据《汉书》载：文帝曾到霸陵巡视，家在赵国邯郸的慎夫人随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50]史书记载的这个历史细节，使后人能够借此一窥汉文帝的内心情感，对其陵墓选址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测。

代与赵同在河东，位置比邻。文帝给慎夫人指示家乡的道路后，紧接着提到了陵墓之事，而且“意凄怆悲怀”，他应该是想起了视为故乡的代国。限于当时的条件，文帝不可能远葬代地，因而只能寄望于百年之后，魂魄能够方便回归代国。西汉杜邺曾经说过：“骨肉归于后土，气魂无所不至”[51]，说明当时确有灵魂出游的观念。汉墓中的壁画、画像石等多有车马出行的题材，时人认为灵魂也需要乘车出行，这就需要道路。东汉张衡《冢赋》：“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52]可见灵魂是需要乘车、船沿着道路(包括水道)才能回到旧居。既然如此，灵魂的居所—墓葬建在大道旁边自然会方便出入。由此可见霸陵的选址，文帝颇有用意。

另外，文帝提倡薄葬，霸陵“因其山，不起坟”[53]，为了便于防水，可能需要借助白鹿原头“高敞”的自然地势，这大概也是霸陵选址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应当不是因为“昭穆制度”的限制被迫别葬，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霸陵的选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