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
各位专家、同志们,媒体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主要介绍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进展。首先,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特别是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从外地赶回来的专家。
汉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最辉煌的历史时期的两个王朝,国家文物局为了推进“考古中国”的项目,主要是对于汉唐时期的城市考古和陵墓考古,还有民族考古,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支持了地方文物部门、考古机构对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重要遗址转为主动性的项目,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为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学术支撑,有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今天选取了三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做介绍,其中西安的江村大墓周围遗存因为受到盗掘的破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进行了抢救性的调查、发掘。通过调查摸清了江村大墓的整体布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西汉汉文帝刘恒的霸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对这个项目进行介绍,请专家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点评。另一项工作是洛阳正平坊的遗址,配合洛阳城的保护展示的主动性的项目,这个考古的发掘使我们对于洛阳有新的认识。第三项是吐谷浑墓葬群的项目,这个项目2019年发布过,当时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田野发掘,2020年我们转入到实验室的考古,对于墓志提到的大可汗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这次的发现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整个陵区的调查,二是室内考古的发现情况。
首先,我介绍一下参加会议的专家和同志们。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研究员、安家瑶研究员、白云翔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齐东方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陕西省文物局周魁英副局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院长、马永赢研究员,西安市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陈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冯健院长;河南省文物局贾连敏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洛阳市文物局余杰局长、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晓军院长;甘肃省文物局马玉萍局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研究馆员、武威市人民政府陈一夫副市长、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王跟祖副县长。
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物报等媒体朋友们。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赢研究员汇报陕西西安江村大墓考古收获。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马永赢 :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陵所在“凤凰嘴”地点。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汇报河南洛阳正平坊遗址考古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石自社:
正平坊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是唐代洛阳城郭城里坊区内的重要里坊遗址之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至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正平坊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正平坊遗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533.6米,东西宽464.6米,坊墙仅存基础,南、北坊墙居中位置各发现一座坊门。坊内发现“丁”字形街道,纵街南北贯通连接坊门,将正平坊分为东、西两部分,横街位于东半坊中部。西半坊为一座大型宅院,东西面阔约225米,南北与正平坊等长。中部有廊庑将宅院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半部初步推测为园林区,北部为庭院区。庭院为中轴对称布局,东西共三路,中路共五进。中轴线上至南向北分布五座大型夯土台基,并由墙(或廊)围合,建筑结构严整、布列有序。东半坊被横街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东南区南坊墙亦居中开门,门内发现东西并列的三路院落,院落之间有南北向通道相隔,通道北端有过亭(或过楼)建筑。院落东路、中路均为三进,西路尚未发掘。正平坊遗址出土大量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脊饰等建筑构件,以及青釉、白釉、黑釉的盏、盘、碗等生活用品。
正平坊遗址是唐代都城里坊制度的生动例证。发掘所见的丁字街连通南北坊门的里坊格局,以及中轴对称和多进式院落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的重要实例。西半坊的建筑基址规模宏大,与唐代洛阳城宫殿建筑规格、布局相似,出土建筑构件与宫城所见相同;东半坊另开坊门的现象也显示了其特殊地位,与文献记载的太平公主宅、国子监、孔庙功能属性接近。推测西半坊宅院或为太平公主宅,东南区东路或为孔庙,中路或为国子监。本次发掘将为唐代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
下面,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研究馆员汇报甘肃武威吐谷浑墓葬群考古收获。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陈国科:
武威地区吐谷浑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的祁连山北麓,是一处唐代吐谷浑王族的墓葬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至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威地区吐谷浑墓葬群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工作,发掘了岔山村附近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以及马场滩村附近的3座墓葬,并对慕容智墓木棺开展实验室考古工作。
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实验室考古清理、保护纺织品、彩绘陶俑、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其中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以铁甲胄为主的成套武备、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以及类型多样的丝织品等,皆为国内同时期同类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出土慕容智墓志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马场滩M1、M2及长岭M1,均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墓道内发现殉葬整马习俗,出土彩绘木器、马具等各类器物290余件,其中马场滩M2出土《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一方,记载该处墓群为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综合考古调查成果与文献记载,目前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 “阳晖谷”陵区、以党氏墓为代表的 “白杨山”陵区等三大陵区。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基本特征,同时兼具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特点,显示了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
下面,请各位媒体朋友提问。
新华社记者:
我印象里面“考古中国”的发布之中各位老师不约而同地说了一点,里坊这一类的遗址发掘是比较难的,我想知道这类遗址发掘的难点是什么?这类遗址相比史前遗址人间烟火气是很重的,它对“考古中国”,对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安家瑶:
里坊的工作不好做,一是里坊面积都很大,洛阳还是小的,长安大坊比这个还要大很多,我们在建筑的等级上来说,它不能和宫殿、寺院的里坊建筑一样,后面这类建筑有高台,都打了比较高的地基,建筑材料比较多。老百姓的房子很难,西市、东市和自由市场差不多了,那些店铺用不了几年就拆了,所以保存的遗迹就很少。再加上西安一直有人居住,反复地建,就很难找到。
洛阳这次的正平坊完完整整地把四面坊墙,四个坊门,周边的街道,以及坊内的布局发掘出来还是非常好的。不是书本上说的,我们有确切的证据在这里,所以是很重要的。
现在说烟火气也是比较难找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有机的,都不太容易保存下来。
从工作量上来说,工作量很大,成果可能不成比例,也没有出土特别漂亮的东西。但是从一个城市来说,尤其洛阳城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所以需要把这个搞清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庆柱 :
文化遗址用老百姓的房子一定能看到中国的特点,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小到家,再往上扩展是中产,比如寺院,比如道观,你们注意一下都是故宫的缩版,北京的四合院都是故宫的缩版,四合院谁地位最高,堂屋里面的人地位最高,寺院里面谁地位最高,正殿的地位最高。这些东西体现了文化基因,西方叫空间科学,我们叫东西南北中,为什么叫中国,为什么在这个院里面找中轴线,老百姓的家里有没有中轴线。这叫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这体现国家凝聚,这是组成社会的凝聚力从上到下,我们通过考古学讲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五千年不断裂,为什么把考古学分成三段,百万年的人类史和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要分开,分开的原因是五千年是讲国家的,一万年讲风俗习惯,民族学就是讲风俗习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百万年讲分子生物学的,讲人怎么来的,我们现在谈到历史时期的考古,主要是讲这个的。因此考古非常重要,看民居怎么管理,体现了怎么样的家庭观念,现在光明日报正在谈家书问题,为什么谈家书,中央电视台讲简养廉、孝为先,潜台词是中国古代忠孝要合在一起,对国要忠,对家要孝,我们通过考古学把这些体现为物证,向全世界去讲。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宋新潮:
刚才各位都介绍了情况,各位专家也做了很好的点评,对这三项考古发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三个发现都非常重要,从学术角度来讲,我们重新确定了霸陵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霸陵在西汉时期的独特作用。根据文献记载,汉文帝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的埋葬方式、埋葬的制度,各个方面是真正地能够看到改变的。从政治制度角度来讲,文景之治时期是西汉政治制度的转折期,由西汉初年的纷争到最后中央王权的加强,这个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整个变化,霸陵给我们提供了重要证据,这种重要性刚才几位先生都做了很好的解答。
吐谷浑墓葬群的发现,是历史时期民族政权融入中华民族过程的典型材料。很多的文物对于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非常完整的资料。刚才讲到金银器是成组的、系统的,过去所有的金银器还都是个体化,但是这种器物组合这是非常重要的,解决了很多学术的问题。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讲,正平坊,齐老师讲了一个概念,我们一直想做一个完整的里坊,看城市的管理,相当于在北京解剖一个区或者街道办事处是怎么管理的,过去做过相关的工作,但是没有揭示一个完整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部署整个正平坊的考古工作,出乎意料的发现国子监,发现孔庙,包括安国观,国子监有没有钟鼓楼这也是一个问题,还可以再研究。过去不管洛阳还是长安,对于重要的地段,要么是寺庙,要么是道观占据整个地区。真正讲到唐代孔庙、国子监,这种国家的研究学术机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还没太涉及,里坊如何从十字街变成丁字街,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工作,总体来说里坊制度是我们解剖一个城市的细胞,一个最小的单元,管理制度的单元。刚才大家都提到坊门、坊墙的完整和管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吐谷浑墓葬群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重要体现。墓志侧边的推测为吐谷浑民族的文字材料要发表出来,让社会各界来研究这个文字,这个文字是目前所知周边少数民族按照汉字的形制来进行文字创造的典型。我们看到西夏文、契丹字要晚一些,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也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型性的案例。中华民族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这两个朝代都是关键时期,关键节点。
既然这么重要,下一步的工作,一是都要制定系统的考古工作计划,进行持续性的考古工作,这些工作远没有结束,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做好。同时,要编写出版考古报告,编一部吐谷浑考古资料集。
霸陵的考古工作还要继续工作,对从葬坑外墙、外边门、窦皇后陵和薄太后陵之间的关系,按照大遗址工作要求逐步确认汉代帝陵制度。同时可以建一个陈列馆,进行必要的展示,几处西汉帝陵都可以建立遗址陈列馆。
正平坊的工作南部、东北区域要持续开展工作,通过里坊区考古逐渐复原一个完整的洛阳,考古与保护也要结合起来,工作可以再细致,需要系统化、整体性地谋划这个工作。
第二个角度要加强多学科的研究,我们要跟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多学科的结合,系统性地解读它,包括它在具体化的学术成果,大的政治意义上的成果角度来讲,我想河南、陕西、甘肃都应该按照总书记要求开展多学科、多专业的合作研究,希望能够做成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相结合的一种研究典范。
第三个角度,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霸陵陵园遗址、吐谷浑大可汗陵区都要拿出整体的保护方案。同时整体保护要和展示结合起来。各省文物局要拿出具体措施,纳入整个“十四五”大遗址的保护要求。
今天考古学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社会各界都重视和关注,把它跟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坚定文化自信紧密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坦荡,我们也将与各位专家、全体考古工作者一起,持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努力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应该是2021年的最后一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我们借这个机会向一年来关心、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各位专家、媒体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一年来辛苦工作在田野考古一线的全体考古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感谢!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2022年有更多的成功,不断地有一些新的发现和学术进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