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 | 甘肃唐代吐谷浑墓群考古重大成果，出土墓志有望锁定“大可汗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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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6 18:01 来源:文博中国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项目是“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项目之一。根据《甘肃省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工作计划（2020-2024）》和《2021年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工作计划》，项目组2021年工作计划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资料整理及综合研究等。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西距青咀湾、喇嘛湾15公里的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800余件。同年，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该项目以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力图厘清该墓群的分布范围、墓葬数量、墓葬特征及葬制葬俗，进一步提高对该墓群文化内涵的认识。
慕容智墓中出土了一大批随葬品，包括金属类、陶质彩绘、木漆器、纺织品、壁画、纸质等各类材质文物，其中金属类文物43件（套），纺织品146件，陶质彩绘文物106件，木漆器类文物62组（395件），壁画26幅（面积25.2㎡），纸质文物1件、毛笔2件、墨1件。
其中诸如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以铁甲胄为主的成套武备、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造型独特的五谷囊以及类型多样的丝织品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的首次发现。
慕容智墓棺木第二层
同时，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该墓的发现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
2020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2021年，以解决“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目标，对武威市天祝县长岭1号墓（编号2021TQCM1，以下简称长岭M1）和马场滩1、2号墓（编号2021TQMM1、2021TQMM2，以下简称马场滩M1、M2）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3座墓葬皆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墓葬构筑方法为先挖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竖穴土圹，后在土圹内砌筑砖室，形成墓葬。墓葬均由墓道、甬道、封门、照墙、墓室几部分组成。长岭M1和马场滩M1两座墓葬皆于20世纪90年代被盗。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南北通长16.5米。方向145°。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开口平面呈长方形，长10.0、宽3.15～4.0米，墓壁呈斜坡状，底宽2.3、坡底距现存地表深4.1米。墓道内填浅黄色和灰褐色碎土块形成的混合花土，较为松散，填土中包含有碎砖块。墓道自南端开口向北2.9～3.9米处有一道土坯墙，高约0.5～0.7米。墓道底墓门前殉有整马两匹。
甬道砖结构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多已坍塌，进深2.1、宽1.0、残高1.1～1.35米，于1.1米处起券。甬道口上段原应有土坯砌筑的照墙，已坍塌损毁。墓门两侧，残留有壁画痕迹，甬道内原满砌青砖封门，多已被破坏。
墓室土圹近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四壁呈斜坡状，开口顶端东西长7.4～6.7、南北宽6.5～6.3、深4.1米。土圹内东南和西南角，距地表深约1.5米处，各有一土坯砌筑的土台，用途不明。土圹内为青砖砌筑的砖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已坍塌，结构不明，仅存砖室底及部分砖墙。砖室内南北长4.0、东西宽3.8、残高1.9～0.5米。砖室底北侧设棺床，宽1.56米、高约0.4米，部分已遭破坏。
由于墓室及甬道已遭整体破坏，墓葬土圹内充满黄土与碎土块、碎砖块组成的混合土，填土内散见有人骨、动物骨骼、木块（个别有漆皮）、铁钉、铜泡钉、铜片、铁片、铜饰件、弓弥、陶片、白灰块、开元天宝钱等。
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过道、耳室等几部分组成，通长24.8米。方向148°。墓葬开口距地表深0.2～0.3米，墓道及墓室土圹内填土为黄土与灰褐色碎土块的混合土，土质较硬实，填土中包含有少量碎砖块。有扰坑自甬道北侧顶部向下进入墓室及甬道。
马场滩M1全景（东南—西北）
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开口平面呈长方形，长17.5、宽2.3～3.5米，两侧壁面竖直，墓道斜坡底距现存地表深4.8米。墓道内殉整马3匹。
甬道位于墓道北端，为在土圹内用砖砌筑的双层券顶结构。砖券结构平面呈长方形，顶部北侧被扰坑打破，进深2.5、宽1.6米。甬道口之上为照墙，由条形土坯块错缝平砌而成，部分已坍塌。
墓室土圹近呈方形，四壁竖直，东西长6.3、南北宽6.2米。土圹底部为青砖砌筑的砖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已坍塌，结构不明。砖室内东西长4.2、南北宽4.1、残高约2.2米。砖室北侧设棺床，高0.5米，棺床西侧向南约0.5米，有一踏步。
墓室东侧有一耳室，在东壁正中垂直开一过洞与之相通。过洞拱形，沿壁用砖砌筑双券顶结构，保存完整，进深2、宽1.1米。
耳室形制、结构与墓室相同，土圹东西长4.6、南北宽4.6米，砖室结构顶部已坍塌，东西长3、南北宽3、残高约2.3米。在耳室东侧设有高约0.15米的置物台。
马场滩M1出土铜杏叶、木靴、彩绘木杆等
墓葬已遭整体盗扰，墓葬及填土中散见有人骨、木块、漆皮、铁钉、铜饰件、壁画残块及彩绘木器残件、漆器残件、陶器残件、铜饰件、银饰件、银币等。随葬品中以彩绘木器为大宗，可辨随葬品主要有人俑、马、羊以及彩绘木杆、木片等，部分漆木器上贴有金、银箔，做工精美、装饰华丽。
该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封门、墓室等几部分组成，墓道方向167°。墓道位于墓室南部，开口平面呈长方形，通长15.9、宽1.4～2.4、底距地表深6.1米。两侧壁面基本竖直，填土内散见有木炭及烧过的牛肩胛骨、椎骨等。墓道底面呈斜坡状，底部墓门前殉有整马一匹。
马场滩M2全景（西南—东北）
甬道位于墓道北侧。为在墓室土圹及墓道间挖出拱形空间，后用砖砌筑的双层券顶结构。进深2、宽1.26米。砖结构南端之上为生土照墙，直至墓葬开口处。甬道内为青砖砌筑的封门墙，砌满整个甬道。
墓室土圹呈方形，四壁竖直，东西长6、南北宽6、距地表深6.9米。土圹底部为青砖砌筑的砖室，平面呈方形，顶部已坍塌。砖室内南北长4.1、东西宽4.1、残高3.1米。墓室北侧设棺床，宽1.9、高0.8米。棺床西侧延伸出一道置物台，长2.2、宽0.8、高0.6米。砖室南壁底部甬道门口东西两侧，残存有少量壁画，图案模糊不清。
马场滩M2出土彩绘贴金棺木残块
墓室内已遭破坏，墓室填土内散见有人骨、陶片、彩绘木块、铁钉、铜泡钉、铜饰件等遗物，也有如动物骨骼、桦树皮等近代或现代遗物，在棺床及墓室底部，散见有彩绘木器残件、漆皮、陶器、金耳坠、铜饰件、马具、墓志等随葬物品。
其中墓志位于墓室棺床下东侧，保存完好，志盖四披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及缠枝卷草纹，中间刻“大唐故冯翊郡太夫人墓志铭”十二字。随葬品中以彩绘残木器为多，亦出土有铁马镫、铜杏叶、革带等各类马具。
马场滩M2中出土墓志明确记载，墓主人“冯翊郡太夫人党氏”下葬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于马场滩M1与M2相隔距离很近，仅隔一个山梁，且墓葬形制、墓室构筑方式、出土文物品类皆非常相近，因此马场滩M1的墓葬年代应与马场滩M2相近。
长岭M1，墓葬建筑用砖与慕容智墓相同，墓中出土有时代较早的武德开元通宝钱，不见玄宗时期钱币。但墓葬使用土坯砌筑照墙的方式与马场滩M1相近，整体来看，长岭M1墓葬的年代相较于马场滩M1、M2应较早，年代与慕容智墓相近，当属武周时期或略早。
长岭M1、马场滩M1、马场滩M2三座墓葬皆为带长斜坡墓道的砖室墓，此类墓葬形制为典型的唐墓风格。同时，从墓室大小来看，三座墓葬的墓室（或主室）皆4米见方，为唐代三品或以上官员（或官员家属）常见的墓葬规格。
值得一提的是，马场滩M1墓室东侧带耳室，从唐律规定和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来看，唐代官员的墓葬大多数为单室墓，只有少数品级很高的官员或皇亲贵族成员可使用双砖室墓，而且目前发现的双砖室墓多为前后双室，极少存在附带侧耳室的情况。马场滩M1墓葬的发现，能够为唐墓形制演变和墓葬等级制度方面的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参考材料。
从葬制葬俗方面来说，属于典型的唐墓葬俗，但同时，在这批墓葬中也能够看到多民族混合丧葬习俗的影响。
首先，这三座墓葬皆营建于南北向山岗之上的做法，与武威地区已发现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情况相似，符合吐谷浑王族墓志所载“牛岗辟壤”、“马鬣开坟”的基本选址要求，当属吐谷浑墓葬所特有的丧葬习俗。
同时，这三座墓葬以及慕容智墓、肃南大长岭墓葬等河西地区吐谷浑人墓葬，墓道方向皆朝向东南，且皆殉葬整马，另也有殉羊、牛骨以及烧殉的情况。此类殉牲习俗在内亚地区如鲜卑、乌桓、契丹、突厥等游牧民族墓葬中非常常见，应与吐谷浑民族自身的生业模式以及鲜卑族古老的丧葬习俗有关。其墓道朝向东南的模式，可能与吐谷浑人死后魂归阿步干鲜卑山的信仰有关。至于墓葬中整马殉葬的形式，则可能是受到吐蕃丧葬习俗的影响。
总之，从武威地区的这批吐谷浑墓葬中，至少能够看到唐、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民族、西域民族等多个民族或地区葬俗的融合与交流，这一情况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化体现，是从实体端对中华文明“多元”与“统一”概念的完美诠释。
这三座墓葬，从其墓葬选址、墓道殉马等情况来看，与之前发现的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皆非常一致，总体来说，这三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应当都属于663年迁入武威地区的吐谷浑人或其后代无疑。
就其具体族属而言，根据马场滩M2出土墓志信息显示，墓主“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先祖原属“西戎别族”，后“谷风东来”、“屈膝称臣”归附唐朝。此后“自兹数代，冠冕相接”。墓主党氏“义以和亲”与“蓬子氏”联姻，后“蓬子氏”早亡，留嗣子“处罗恕”。处罗恕战功卓著，官至“云麾将军、右羽林卫将军、河西节度副使”，被唐廷“赐姓李，名守义”。结合该墓选址、形制、随葬特征对照相关文献记载，娶墓主党氏的蓬子氏，应为663年随诺曷钵一同迁至武威并定居在武威的吐谷浑蓬子部落首领。鉴于马场滩M1和M2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密切关系，马场滩M1的墓主人和M2墓主人党氏之间很可能存在亲属关系，该处墓群应为吐谷浑蓬子部落首领及其家族的墓地。
长岭M1、马场滩M1和M2三座墓葬，是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重要考古发现，为研究唐代吐谷浑王族历史、吐谷浑贵族谱系、吐谷浑贵族墓葬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是唐墓、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三座墓葬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