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的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编制小组
石窟寺是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是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石窟寺保护和研究工作。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考察敦煌莫高窟，强调“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要加强敦煌学研究,“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指出“云冈石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202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完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形成多学科合作研究模式，整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力量，建设稳定的石窟寺学术科研队伍。有序开展考古调查、价值阐释、艺术研究和成果普及，2021年底前制定出台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2年底前确定全国重要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并完成样稿，2035年底前完成全国重要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2020年11月，孙春兰副总理在“全国石窟寺保护与考古工作座谈会”上，全面部署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强调“加强新时代考古工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有力支撑”。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完善中国考古学科宏观规划和顶层设计，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了编制“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石窟寺计划》）的任务。编制工作始于2020年7月底。完成初稿后，编写小组分别于2020年10月19日“龙门申遗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及2020年11月28日“中国石窟寺考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暨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举办期间，于洛阳龙门和重庆大足与石窟研究保护单位的代表和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座谈与交流，对石窟寺考古工作现状、面临问题及对今后展望进行了深入探讨。
2020年10月22日、2021年1月21日及2021年6月9日,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组织召开了“石窟寺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石窟寺考古工作计划专题会”和“石窟寺考古工作专题研讨会”，与会单位包括石窟寺集中分布地区的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石窟寺管理单位、有关出版社和高等院校专家学者。会议代表对《石窟寺计划》的修订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对项目设置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就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提出一系列意见和建议。2021年7月20日，为确保该规划的科学性、客观性及可行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评审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为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李崇峰教授、魏正中教授、北京联合大学陈悦新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浙江大学李志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总研究员、敦煌研究院赵声良研究馆员、云冈研究院杭侃教授、龙门石窟研究院史家珍研究馆员、大足石刻研究院黎方银研究馆员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评议，专家一致通过《石窟寺计划》。2021年9月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颁布《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并印发全国。
《石窟寺计划》分为“中国石窟寺考古概况”、“学术目标和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及“保障措施”四部分。第一部分石窟寺考古概况中，首先提出了石窟寺考古的概念、学科定位和时空范围，明确将石窟寺遗址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了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在石窟本体、窟前建筑及相关寺院遗迹调查发掘及相关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其次简要回顾了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历史与现状，重点分析了石窟寺考古现存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缺乏宏观规划，定位不明确，理论创新不足；基础工作亟待加强；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严重滞后；专业研究及技术人员紧缺；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等。上述问题是当今石窟寺管理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普遍面临的困境，严重制约了石窟寺考古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提升，这与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和石窟寺考古存在明显的落差。
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把握历史机遇，克服瓶颈效应，推进中国石窟寺考古理念、方法和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建设，充分发掘石窟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制定此项规划的初衷与目的。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首先明确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宏观的学术目标：“以基础资料的调查发掘、归纳整理、分析总结为重点，推动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搭建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总体框架和谱系传承，促进以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石窟寺考古理论与方法，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上述目标，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基础资料的调查发掘出发，推动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搭建中国石窟寺的时空框架，促进多学科综合研究，在实践中探索理论和方法，最终建立完善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研究体系。之后以2025年和2035年为两个时间节点，提出了未来5年和15年间全国石窟寺考古工作的阶段性目标，细化了各阶段学科发展的指标性要求。
在制定石窟寺考古宏观框架和学术目标的前提下，《石窟寺计划》明确提出了今后石窟寺考古的六项主要任务：开展区域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构建石窟寺考古学文化序列；推动现代科技应用和多学科合作，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促进石窟寺考古与保护相衔接，建立石窟寺保护项目考古前置机制；加快石窟寺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石窟寺考古国际合作，增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石窟寺考古研究基础等。以上任务涉及中国石窟寺考古从基础资料的调查与发掘、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石窟寺考古文化序列及以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综合研究、人才培养与机构建设、石窟寺保护与国际文化交流、多学科合作与石窟寺考古研究体系的建立完善等内容，其实质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规划，而是对石窟寺考古学科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目标和要求。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前石窟寺考古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石窟寺计划》不仅提出高等院校优化专业配置，扩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石窟寺管理单位完善科研人员定期培训机制，同时还强调了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借助社会力量，弥补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记录、测绘、拍摄等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不足。推动石窟寺集中分布区域建设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优化人员组合，组建稳定的学术团队，引导石窟寺考古及相关研究科学、持续发展，在“考古中国”框架下解决石窟寺考古的关键性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主要任务中提及的中国石窟寺分区、分期与谱系传承，石窟寺的中国化、本土化与世俗化进程，中外石窟寺比较研究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综合研究课题，是今后国家着力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石窟寺管理单位和科研人员参照国家社科基金及“考古中国”的运作模式，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相关研究课题，推进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探索。
重大项目的设置是具体落实《石窟寺计划》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石窟考古学术目标和主要任务的基础。在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下，编制小组与相关省（区、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石窟寺管理机构就报送的项目经过多次协商、广泛交流，并在全国范围内征询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多轮论证后最终定型。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整合了全国主要石窟寺管理单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实行多学科、跨专业合作，打破不同单位、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实现优势互补、资料共享、学科共建。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多领域合作的学科，开放与兼容并蓄是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动力。石窟寺研究更是涉及考古、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自然科学及高新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和研究理念。重大项目的设置目标明确，操作性强。目前，相关省（区、市）文物行政部门按照《石窟寺计划》所确定的学术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项目，抓紧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考古工作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明确中长期目标，落实各阶段具体的工作重点、组织架构、项目单位、人员组织、工作进度、技术路线及保障措施等，切实推进工作，如期完成任务。
建立完善有效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是石窟寺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和持续推进的必要条件，国家文物局在颁布的通知中，明确了省文物行政部门和石窟寺管理机构应承担的任务，强调了机制创新、机构建置、人才培养等学科发展方面的建设。《石窟寺计划》通过明确的学术目标、主要任务、重大项目设置和重点研究方向引导，希望在实践中带动学科从基础工作、综合研究、人才培养、机构建设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同步发展和创新。这既是履行国务院《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示精神，也是新时代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