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学术研讨综述
2021年10月18日下午和19日全天，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分组研讨在三门峡市文博城2-4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研讨的包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等研究单位与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中央电视台、人民政协报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媒体从业人员，研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考古文博单位与高校的专业人士、师生及考古爱好者近百人，以线上形式旁听了本次学术研讨。
本次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共举办三场研讨会：1）公共考古专题研讨，共有15位学者分别通过线上或线下发言的方式讲述其学术新识；2）央视考古节目分享会，由两位考古类电视节目制作人分享相关经验；3）三星堆考古分享会，针对今年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公共考古活动座谈交流。
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参会人员合影
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仁湘研究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张广然在开幕式上致辞。王仁湘老师还率先垂范，首先分享了他的探究新识，通过对商周青铜器兽面纹鼻子的观察，认为鼻子位于兽面中轴，兽面虽不可缺少鼻形，但鼻子却常常离开兽面，独体出现在铜器上，其上端装饰也难以理解。通过对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其来龙去脉，并认为兽面上变形的鼻子很可能就是后来马首装饰的当卢。此外，王老师还作为专委会代表，为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讲座做了题为《仰韶人在彩陶里画出的世界》，深受观众欢迎。
王仁湘主任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后，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高大伦教授、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副社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龙副研究员、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研究员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乔玉副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不同场次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简要汇报如下。
会议现场
一、公共考古专题研讨
（一）中国公共考古：回顾与思考
刘国祥研究员发言
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只有理清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脉络，才能对当今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历史的遵循。刘国祥研究员以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为起点，将中国考古学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8年，这一时期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数量有限，除河南安阳殷墟外，其余均属于零散的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基础相当薄弱。第二阶段为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步入正轨。第三阶段为1978—2011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对考古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不断增多，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得到极大提升。作为国家“十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组织不同学科团队，开展联合攻关，用考古材料证实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及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第四阶段为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物考古研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等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新时代。刘老师认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充分认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踏踏实实做好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阐释工作，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不断丰富对中华文明内涵和特征的认识，科学论证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这是时代赋予考古工作者的重任，也是我们肩负的使命。
高大伦教授发言
南方科技大学高大伦教授以《百年中国考古：学术之外的贡献举例》为题，从四个方面指出中国考古的贡献：1）考古在中国开辟了一门新的行业；2）考古为国家发现了大量的文化旅游资源；3）考古科普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4）考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上四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过程中学术之外的贡献。他也指出，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多的还应该看到不足，特别是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考古同行相比，我们既有值得夸耀的成就，也有不少大的差距，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乔玉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文化传播中心乔玉以亲自参与主持的七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为中心，对其参会人员、人员结构、论坛研讨内容等方面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中国公共考古发展的趋势和脉络。她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探索新形势下公共考古发展繁荣的路径：1）以习近平总书记“9·28”讲话精神为指导，从“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角度出发，重新确立公共考古的目标；2）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媒体等平台，以严谨的学术性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利用各种手段拓展公共考古的传播模式。
王涛副教授发言
中国考古学诞生已历百年，公共考古实践也伴随其发展，从具体的、自发的实践活动，逐渐系统化、常态化，成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涛通过对中国公众考古学的百年回顾，从学者的公众考古实践、学科的公众考古转型两个方面，梳理了从安特生、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再到王巍、王仁湘、许宏和刘国祥等一代一代考古人的公众考古实践，总结出中国公众考古学从学者自发到学科自觉的发展轨迹；由此观之，一部中国考古史，其实也是中国公众考古学从无到有、摸索前进的发展史，与之相伴始终。
（二）从高校、博物馆到大千世界：无处不在的公共考古实践
如何通过有效途径更好地将考古学所获新识与人民群众共享，与会学者以各自实践为例，从高校、博物馆、新媒体等各个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
罗武干副教授发言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副教授介绍了所在高校自习近平总书记“9·28”讲话以来的一系列大型活动和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系列讲座的实践，这些公共考古工作都具备以下特征：1）高度的政治站位——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将考古作为一项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公共事业；2）明确的目标——为“未来科技领军人才”培根铸魂；3）凸显科技考古特色——注重介绍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注重传播经典的科技考古科研成果，发挥科技考古科研成果，发挥科技考古的沟通优势；4）“三结合”——线上线下结合、校内校外结合、娱乐学习结合；5）重视宣传工作，制造舆论影响。他认为，科研人员在做好自己的科研任务之余，在开展公共考古实践时需要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大局观。此外，开展公共考古时有必要细分，针对不同对象，具体形式和内容要有所区别。
辽宁大学郑钧夫介绍了该校2012年以来在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形式，并从考古成果宣传、考古成果文创产品设计、考古成果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转化三个方面介绍在辽宁大学开展公众考古的具体实践。在考古成果宣传方面，创办了辽大考古队公众号不间断宣传学校的考古发掘成果，同时也结合每年的考古发掘实践，在校园内开展田野考古实习成果展。另外，还与辽宁省考古研究院、阜新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合作，让考古走进公众，让公众考古走进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在文创产品设计方面，设立了名为“地雀”的文创工作室，并坚持赋予文物新生、融入文化创意市场、拓展学术外延、培养创新创业意识等四方面的发展理念。在考古成果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转化方面，以调研报告为基础，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重点探讨考古专业同学如何开展创新创业项目。
博物馆作为考古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也是开展公共考古实践的重要场所。复旦大学魏峻教授介绍了我国水下考古和博物馆工作者为保护和展示这些文化遗产而开展的大量工作，在肯定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取得众多成绩的同时，指出我国博物馆在水下文化遗产展览展示方面还存在着理念模糊、主题分散和手段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在分析典型案例和借鉴国外相关保护展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博物馆展示与原址展示、数字化展示、公共空间展示的结合。
郑媛研究员发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郑媛认为，公众考古最终要将考古学回归公众，要达到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传承以及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目的。她以山西垣曲北白鹅春秋墓葬发掘工作为例，围绕考古新发现的公众化阐释与传播，讲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开展的“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探索，最终形成了“燕姬的嫁妆——垣曲北白鹅考古揭示的周代女性生活”专题展览。郑媛认为，通过这种模式的开展，形成了考古学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促进考古发掘研究者快速形成对这项考古新发现的综合认知，帮助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形成预判；一方面，社会各界很快就形成了对此项考古新发现的关注度和其文化内涵的认识，同时更能帮助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并给予尊重。
曹龙副研究员发言
媒体是考古面向公众的重要媒介，也是公众了解考古的重要窗口，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体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龙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我国考古媒体直播媒介从电视媒介到新媒体为主，再到以考古人与媒体、公众为共同向导的融媒体传播期三个阶段，认为现阶段应该努力探索融媒体直播的新形势：1）应在考古直播前通过相关调研预设直播主题；2）需要适度转化考古专业语言；3）合理规划直播内容尤为关键。
范佳翎老师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范佳翎认为，如何科学利用大众传媒开展考古文博知识传播和公共教育，是公共考古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考古学科的社会责任所在，是让社会公众充分认识我国考古工作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她以自己带领学生团队负责的微博账号“考古观察猿”的运营实践为例，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公共考古实践的策略和思路。
付裕博士发言
人民政协报记者付裕指出，随着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日渐提升，大众传播领域开始密切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议题。“国潮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大众传播领域关注的新热点。“国潮文化”作为人们生活中的新兴事物，以本土化、民族化的设计理念，新潮、丰富、多元的产品形态，突破了固有的传播及消费渠道。“国潮”的兴起和发展，与公众考古的支撑和发展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存在许多重要且特殊的联系。在融屏时代，面对更多大众传播需求的公众考古，和以公众考古内容为依据的“国潮文化”设计制作，都面临着吸引更多大众关注、取得更多大众传播的目的。因此，寻找更多大众需求，巧妙利用公众考古相关内容，找到更多更好的传播方式，也是未来融媒体时代公众考古继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三）虚与实：公共考古的探索与展望
公共考古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自然也少不了理念等方面的进一步探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文科认为，当今时代和社会对公共考古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对古代文化遗存阐释的科学与否是一个时代物质文化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公共考古学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阐释这种单一的功能，应建立多学科参与的大数据平台，使考古资源得到全方位、多角度分享与研究；其次，公共考古学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考古学的大众化，不应仅着眼于考古遗存的本体，以公众为中心的文化自觉是应该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最后，作为社会公共教育有力的组成部分，公共考古学早已突破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张瑞结合自己的实践认为，中国水下考古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在我国沿海水域开展水下考古项目的工作理念、方法和技术之路。在这个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中国水下考古在公共考古领域的不断努力与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互动形式，向全社会传达水下考古工作在重新构建、拓展考古学的目标和任务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方向明所长发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论述讲起，介绍了浙江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深入发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是浙江考古义不容辞的使命与担当。他指出，面向未来，浙江考古工作者积极主导、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围绕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浙江历史发展脉络等重大问题，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立足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越文化、吴越国文化、南宋文化、青瓷文化、海洋文化、石窟寺等重点方向开展考古研究，切实打造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全面展示以“10000年上山”“5000年良渚”“1000年南宋”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
二、公共考古的国家舞台：央视考古节目分享会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批很有影响、深受欢迎的考古类电视节目，本次专委会专门邀请了两位央视栏目编导现身说法，介绍各自负责节目的拍摄与制作过程。
（一）蔡一帆：《考古进行时》的拍摄与制作
《考古进行时》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策划、共同打造、共同出品的一个考古节目品牌。首播于2014年，经过三年的探索与尝试，2017年正式确立了“进行时态”的节目制作风格，为此专门制定了工作手册，创作团队以手册为准则，实现了规模化，持续性的节目生产。目前《考古进行时》节目一年播出四季，每季播出八至十二集，全年共播出四十集左右。节目播出后，取得了优异的收视与社会反响，获得了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奖金镈奖，成为国内历史考古类节目的著名品牌。
《探索·发现》栏目主编蔡一帆发言
蔡老师以《考古进行时》为例，对栏目考古类节目进行了具体分析。特别指出了节目最鲜明的特点为其所秉持的“进行时态”，具体表现为选题的“进行时态”、拍摄和编辑的“进行时态”及“进行时态”所起到的独特作用。比如，选题范围限定为国内外正在发生的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项目，包括了考古田野发掘和实验室发掘。另外，在拍摄过程中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流程，在不同的时间内，对考古发掘活动进行持续的，真实的记录拍摄，杜绝了“再现”的表现手法，突出了对文物发现、清理和提取过程的全方位记录。通过镜头，让观众真实地看到发掘的过程和文物的细节，真实地表现出考古的科学严谨和艰苦，也记录下考古工作中种种突发的情况和不确定性，通过真实记录和真实表达，达到了“戏剧性”的观看感受。
在后期编辑中，《考古进行时》也采用了规范化的包装方式。首先，在节目中运用动画技术制作了地图展示环节，分别对应了考古发掘地点从省、直辖市—地级市或地区—县—乡镇的四级行政信息，直观地明确了考古发掘的地点。同时，全片中，至少出现八次左右的时间进度条，将拍摄的时间确定到具体的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既保证了真实性，又突出了时效性与紧张感，这些后期编辑中的统一规定，成为“进行时态”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成为《考古进行时》的标志之一。
“进行时态”的具体作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进行时态”的确立，可以有效地简化逻辑，在节目整体架构和逻辑推进上，做到“化繁为简”。其次，“进行时态”的确立，可以对大型的考古活动进行全面的、持续性的关注。第三，“进行时态”在考古节目中的运用，体现了纪录片记录真实的本质特征。
《考古进行时》节目自开播七年来，作为纪录片形式的节目，取得了优异的收视与反响。通过对选题和拍摄编辑中“进行时态”标准的建立和执行，《考古进行时》确立了自己的节目风格，在逻辑上做到化繁为简，在叙事上追求深入浅出。遵循科学性与严谨性，贴近观众的收视心理与收视需求，最终被广大观众和考古学界接受和喜爱。
（二）王珊：《考古公开课》节目的拍摄与制作分享
《考古公开课》节目的宗旨是听考古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选人。栏目的选人标准是只有考古人才能担任节目的主嘉宾，可以邀请其他领域的老师参与节目作为辅助和补充。据制片人王珊老师统计，从2019年10月到最近一期播出的节目，一共播出了73期原创节目，共邀请了100位嘉宾参与节目。100位嘉宾中大约有八十多位都是考古界的老师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过田野发掘的一线考古人员。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公开课。
选人之后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选题。据统计，至今播出的73期纯原创节目基本涵盖了考古的全领域，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秦汉、隋唐、宋辽金元、水下考古、动物、植物、人骨考古、古DNA、石窟寺、古建筑等等，《考古公开课》全部都做过整集的专题讲述。而且最重要的是，《考古公开课》节目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描述，而是带着情怀和温度。
在经过一年的摸索和广撒网式的尝试后，栏目在今年开始进行主题策划，2021年春节的时候，推出了四集系列节目《寻找古老的中国》，分别聚焦石峁、陶寺、石家河和良渚遗址，这四个考古项目都有共性和内在逻辑，把它们聚在一起讲述，嘉宾们的讲述非常感人，而且是在春节期间连续播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在今年三月，首次尝试了大屏现场直播，连续四天，每天90分钟《解谜三星堆》，跟央视新闻频道同步推出。这次直播最大的亮点就是演播室嘉宾的现场解读，是另一种考古公开课的打开方式，以后如果有机会，还将继续尝试。
《考古公开课》栏目制片人王珊发言
《考古公开课》2021年的重头戏是正在播出的系列节目《百年考古大发现》，专门为纪念中国考古百年量身定制。整个节目一共12集，由节目组和社科院考古所、北大的专家们共同遴选了36个考古项目，共邀请43位嘉宾参与节目。节目分“考古学的开端”“文明肇始”“玉见文明”“何以中国”等十二个主题，每集介绍两至三个遗址，以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作为考古学的开端，以中华文明发展史作为脉络，全面回顾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果。
接下来，栏目还要制作一个年度重点项目，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度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的评选和发布，将于2021年12月31日晚跨年夜重磅推出。另外，2022年度，即将推出关于石窟寺考古系列节目，分别是敦煌、云冈、龙门和大足石刻。
媒体分享会后合影
三、聚焦三星堆：中国公共考古成功范例分享会
三星堆考古直播无疑是本年度最吸引社会大众的公众考古实践，专委会特地邀请了该项目现场负责人冉宏林和许丹阳与大家分享心路历程。
（一）冉宏林：火热的三星堆与“三星堆热”
冉宏林指出，三星堆丰富多彩的文物发现是造成“三星堆”热的基础。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给公众留下了三星堆神秘的吸引力。今年5月以来，三星堆两度“上新”，3-8号坑新发现的大量文物更是进一步让三星堆热了起来。六大“祭祀坑”已出土文物超过数千件，各坑所获不同，但都给人不小的震撼，引起了大家探索的兴趣。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新的工作理念及方法也助力了三星堆热。比如搭建的考古发掘大棚、搭建的恒温恒湿箱、远程专家系统、大兵团作战等。同时，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各部门领导也非常关注、关心支持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这些都为三星堆公总考古提供了支撑。
冉宏林副研究员发言
冉老师认为，可以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三星堆热”。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28讲话，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家对考古事业的关心、关怀及大力支持。特别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和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考古发掘及其研究也助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以上这些天时，今年肯定会出现一个具体地点的考古热，而三星堆很幸运的被选中了，成为一个典型而大力宣传。地利方面，主要体现在大量精美的文物发现及前期的考古发掘基础。人和方面体现为，数十家单位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有着各方面媒体的长期合作，有着行政部门的指导，还有着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学术咨询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使得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成果非常震撼。
最后，冉老师谈了谈个人体会。一是三星堆公共考古的几个关键举措：1）坚持舆论导向；2）坚持节点把控；3）坚持科学管理。二是三星堆公共考古的几个关键词：开放——边发掘边把成果向外公布；科学——科学的研究、科学的报道；趣味——报道的趣味化处理；年轻——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后期报道都是坚持年轻化，拉近考古工作人员与爱好者之间的距离；多样——宣传报道的多样性，如直播、纸媒体、央视频、新闻等。
许丹阳老师发言
（二）许丹阳老师从一个三星堆年轻考古发掘者的视角发表了感想体会。自三星堆发掘以来，已有80多家媒体采访了许老师。一开始，许老师还觉得比较纳闷，为什么这些媒体愿意采访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年轻考古工作人员，在后来的采访、聊天过程中发现，媒体特别愿意从年轻考古工作者的视角进行报道。通过报道，有更多人了解到考古工作的开展过程及文物发掘的全过程。同时，也了解到考古工作及考古人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社会大众开始逐渐认识到真实的考古人，开始认可考古工作和考古人了。公众了解考古、认识考古，需要通过以类似三星堆这样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同时，以多媒体为手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公众考古，当然，最终还是以考古成果的深入研究与阐释为目标。
刘国祥研究员总结发言
公共考古专题研讨会最后，由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作学术总结。他指出，这次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们进行了充分热烈的分享与交流，这其中既有对过往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公共考古的实践活动，更包括了对中国公共考古学新的探索。本次研讨充分展示了中国公共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特别是勾勒出了中国公共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广阔前景，也构筑起了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