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议纪要
2021年10月18日下午至19日上午，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文博城2-2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京博物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师范大学、赤峰学院，以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34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本次分组研讨会议，19人分享和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次学术研讨会发言内容包括农业与社会、农业传播过程、植物考古方法的反思、植物遗存的新发现和新认识等方面。研讨过程中，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研究单位、高校的师生以线上形式旁听了本次专委会学术研讨。会议共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分别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玉璋、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志军主持。
图1 植物考古专委会线下代表合影
一、植物考古研究揭示的农业与社会
这一部分内容共有4位学者进行了发言，涉及植物考古研究包括北辛、大汶口、仰韶、崧泽等内容。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陈雪香做了题为《史前农作物结构与社会合作机制》的报告。她通过对比分析山东大汶口时期和浙江良渚时期农作物结构的异同，探讨了两个区域的农业结构与社会合作机制的异同。她认为，以单一稻为特点的社会，更易于上层管控和提升产量，从而获得赋税等回报；而农民也对上层社会的依赖性更强。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偏集权或合作程度低的统治方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粟类作物为核心的旱作体系，在产量提升方面有很大困难，长期以来主要靠天吃饭。粟类作物可以适应各种生态环境，贫瘠或者富饶均可。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种植不会过度依赖于类似公共灌溉体系的架构，农民的自由度更高。社会上层要获得来自旱作农业体系农民的支持，需要从多个层面增加与民众的合作，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黎海明做了题为《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时期农业形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报告。他认为全新世的气候、环境变化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时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该时期是否已形成稻作农业经济社会及其影响机制依然不清楚。江苏省常州市青城墩遗址的24份浮选样品共发现了131粒炭化水稻种子和2262粒水稻基盘的结果表明青城墩遗址先民在崧泽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结合前人工作研究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业经济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兼采集葫芦、芡实、桃、甜瓜等野生植物资源。距今七千年前后海平面波动平缓和海岸线的后退为开展水稻农业生产的古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栖居环境，该时期适宜的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水稻农业生产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距今六千年后的人口压力是长江下游地区古人类选择以稳定和高产的稻作农业为主体生业经济的原因。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博士生李亚萍做了题为《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的农业、环境与社会复杂化--从中原地区的大植物遗存视角解读》的报告。研究认为，豫西山地在仰韶早期的小型聚落，其农作物结构以黍为主、粟和稻次之。仰韶中晚期，豫中西地区农业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在大、中、小型聚落都出现了粟为主，黍、稻次之的农作物结构；该时期出现的“粟-黍”替代现象，推测其主要原因为人口-资源失衡带来的压力。此外，较大聚落的炭化遗存出土概率均小于较小聚落，且这种差距随时间日益显著，推测与大型聚落的经济构成多元化、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有关。遗址的空间分布模式分析显示，农业分布区从仰韶早期海拔较高的黄土台塬向仰韶中晚期的黄土台塬边缘区、平原区扩散，这可能与古气候变化对局部地区地表水文环境的影响有关。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为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微地貌环境通过影响农作物结构而影响聚落分布；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复杂化的深化又反之影响不同聚落的农业结构、规模等。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硕士生乔小桐做了题为《北辛文化生业经济研究综述》的报告。她认为，对史前人类生计方式的研究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关键环节，主要通过科技考古手段实现。目前，开展动植物及环境考古研究的北辛文化遗址已有数十处。综合分析发现，北辛文化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生计方式具有共性，对自然资源的广谱利用和低水平作物生产相结合；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更依赖农业生产，且沿海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有其特殊性。此外，生产工具可以与动植物考古研究相结合，探讨动植物资源的获取、加工方式等问题。当前北辛文化遗址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存在地域不平衡、单个遗址研究方法不全面、忽略生产工具的重要性等问题，需要更多新材料和对现有数据的重分析来了解更多细节。
图2植物考古专委会学术研讨现场
二、植物考古揭示的农业传播过程
该部分的学者发言有2位，讲述了小米西迁的故事和藏彝走廊早期旱作农业的南传。
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艾莉森·贝茨（Alison Betts）的报告题目是《喂养世界：中国小米西迁的故事（Feeding the World: The Story of Westward Migration of Chinese Millets）》。她收集了中国小米向西扩散的数据，根据考古记录进行整理，分析了小米种植传播的机制、探讨了小米如何被纳入资源管理以及其可能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古植物学和同位素分析的研究认为，西亚驯化的小麦和大麦通过内亚山区走廊进入中国，而大约在同一时期小米也出现在中国新疆以外的史前遗址中，这种双向传播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初的某个时间。从新疆的哈密地区开始，小麦向东传播由绿洲农民种植，而小米向西传播却由农牧民种植。谷物种植技术，特别是小麦、大麦和小米的传播是跨文化式的，它从定居的农牧民的村落转变为以低成本资源为主的季节性游牧民。最终，两种作物类型都回归到定居的村落居民的栽培物种。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博士生王冰言做了题为《藏彝走廊早期旱作农业的南传——基于会理猴子洞遗址植物遗存分析》的报告。她指出藏彝走廊是我国古代一条非常重要的南北向民族走廊，其范围包括横断山脉、澜沧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以及怒江大部分地区。金沙江流域四川会理猴子洞遗址的植物遗存研究认为，该遗址是以典型的旱作农作物结构为主。水稻数量较少，并不经常被古人食用。在遗址中的分布范围也多集中于房址及其附近，而且几乎均为脱壳粟，说明与农作物的消费阶段关系更大。结合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材料，她探究了藏彝走廊不同流域遗址间生业方式的共性及其影响因素，初步探索了旱作农业及其农作物进入会理的传播路线——“西北马家窑-藏东卡若-云南永平-云南元谋-川西南会理”。
三、植物考古方法的思考
该部分的学者发言有2位，分享了他们对先秦两汉时期植物考古研究现状与展望、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研究的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邓振华做了题为《先秦两汉时期植物考古研究现状与展望》的报告。该报告通过系统收集全国范围内已发表的植物大遗存数据，对先秦两汉时期植物考古的研究现状，特别是数据质量进行了评估。他通过统计发现，目前先秦两汉时期已发表的植物大遗存数据仅涉及不到200处遗址，且大量遗址并非针对性的专门研究，基本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这一阶段的植物考古研究整体上十分有限，且数据在时代和区域分布上都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严重制约了对当时农业发展状况的整体性认识。同时，他还根据现有的数据对先秦两汉时期农业经济的时空格局进行了分析，但囿于数据的限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难以得出明确的认识。同时他也提出该时段植物考古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粟作农业在南方地区的发展、小麦种植范围与规模的扩张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邱振威做了题为《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报告。结合浙江上山遗址目前的植硅体研究，他认为存在的问题包括：水稻扇型植硅体所反映的水稻驯化程度在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差异、水稻扇型植硅体与水稻双峰型植硅体反映的水稻驯化程度存在差异、上山文化在水稻驯化进程中的位置存疑。这些问题可能出自样品来源不同、样品处理过程差异、数据统计分析的不一致、水稻植硅体机理可能存在的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他建议在今后的植硅体研究中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样品的科学性、统计方法的一致性、定量数据的有效性、微体植物遗存的宏观指示性、多重证据的必要性。
四、植物遗存的新发现和新认识
该部分共有11位的学者发言，他们分别运用植物大遗存、植物微小遗存和稳定同位素等方法，进行植物考古研究，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植物大遗存的研究主要有6位学者，分别汇报了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内蒙古辽上京城址、山东枣庄海子遗址、河南荥阳官庄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和江苏建湖大同铺遗址植物大遗存的新发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蓝万里做了题为《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M189出土植物遗存》的报告。M189是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二号墓地中的一座大型匈奴贵族墓葬，基于垫层堆积样品的显微观察将其分为三层，自下而上依次是木屑层、带壳黍粒层和黍粒及木屑层，中间用毛毡和丝绸间隔。垫层铺设的目的应是为了吸湿防潮。此外，提取发现的淀粉粒均显示有不同程度的发酵迹像。蒙古国诺音乌拉墓地、高勒毛都一号墓地均发现过棺内铺垫谷物层（粟）的现象，但M189的谷物层选用了黍而不是粟，其有可能来源于本地种植。上述这种葬俗应该来源于中国汉朝，是汉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流互动的直接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钟华做了题为《松漠之间的农耕与畜牧——以辽上京城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为例》的报告。他认为，历史时期的植物考古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辽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他通过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城址的植物考古浮选，在辽上京城址多个金代遗存中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近十种的农作物，五十余种非农作物遗存。这些农作物组合结构显示出以粟、黍为主的多品种旱作农业种植体系；非农作物遗存中则包含了大量可能的家畜饲草种子，为畜牧发展的程度和规模提供了重要线索；西瓜、亚麻等外来作物（水果）出现在了上京城的一般性民居，而大麻、葡萄属种子的特殊保存背景也为我们了解其利用方式提供了证据。通过与周边辽金时期已发表植物考古研究的比较，发现了遗址等级、族群等因素对本地生业模式、农业种植结构选择上的影响。即便是相邻地区辽金元时期的遗址，其生业模式和农业种植结构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遗址等级、族群、小环境等因素影响。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蒋宇超做了题为《山东枣庄海子遗址汉代基层聚落的植物考古研究》的报告。山东枣庄海子遗址为一处汉代基层聚落，出土有结构清晰的石质房址、溷厕、院落、围墙等遗迹，遗址规模可能对应汉代行政单位的“里”。对在该遗址经系统浮选获取的大植物遗存的研究表明，该遗址农作物有小麦、粟、大豆、大麦和黍，其中小麦和粟占据优势地位，黍明显处于次要地位。海子遗址显示出大麦的青睐，但出土单位集中，可能与其基层聚落的性质有关。与邾国故城和北台上遗址相比，海子遗址出土大麦相对较多，但未见水稻。出土的杂草种子多为藜属植物，另有较多的马齿苋和牛筋草，多为杂草或饲草。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的唐丽雅做了题为《郑州地区周代农作物生产研究：以荥阳官庄为例》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对2010-2011年度和2011-2012年度两次荥阳官庄遗址发掘的土样进行采集、浮选、鉴定分析获得了炭化植物种子10509粒，出土农作物包括粟、黍、小麦、大豆、豇豆属植物和大麻，非农作物种类丰富，多达25种。通过将官庄与其他周代遗址相比，发现官庄遗址虽然一直维持着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但农业生产结构中的其他部分似与两周时期全国农业经济的时代特点有所差异。两周时期，小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位几乎与粟不相上下，黍似乎已成为一种次要的旱地作物。她发现周人似不喜食稻米，推测一方面大概是由于气候冷干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周人饮食习惯的制约。从仰韶时期至丝绸之路开通以前，非农作物中的部分豆科植物是家畜饲料的主要来源，以胡枝子属和草木犀属为主，丝绸之路开通后，苜蓿作为优良饲料传入中国，种植范围慢慢扩大，家畜饲料的结构将有所改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博士生孙炳桂做了题为《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2016-2020年度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的报告。他运用炭化植物遗存、植硅体分析方法与碳十四测年手段相结合，对2016-2020年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的样品进行了分析。碳十四结果显示，遗址年代为距今5290-4527。植物遗存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在生业经济中的地位已经确立，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是双槐树遗址一期至四期农业种植的主要形式，水稻在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炭化植物遗存与植硅体分析结果对粟、黍在该遗址农业结构中所占据的比重略有差异。总体来看，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聚落群在仰韶时代晚期的农业结构整体特征是典型北方旱作农业体系，水稻少量利用，这一区域的整体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仰韶中晚期中原核心区已进入农业社会。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硕士生刘真做了题为《“2.8 ka BP”气候事件与江苏沿海地区晚周时期农业发展的关系》的报告。江苏省盐城市大同铺遗址小麦和粟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2750-2350 cal a BP，大致相当于周代晚期。浮选样品中共鉴定碳化种子三年余粒，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和杂草种子。此外，还鉴定出大量的水稻基盘和少量的小麦穗轴。炭化水稻的大量出现表明，大同铺遗址稻旱混作的农业系统中，水稻为主要作物。此外，她分析了距今2.8千年左右的气候突变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2.8 ka BP”事件可能导致中原地区的粮食短缺，使得人们沿淮河向东南迁移到江苏省沿海地区，这种气候突变间接促进了该地区大规模农业的开发和出现。
植物微小遗存的研究共有3位学者发言，他们运用植硅体、淀粉粒等植物考古分析方法，研究了徽淮北渠沟遗址、湖北屈家岭和寨子山遗址、河南荥阳青台遗址的植物遗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穆斯林·汗（Khan Muslim）做了题为《新石器江汉平原植物性食物资源应用的淀粉粒分析》的报告。他通过分析屈家岭和寨子山两个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中的淀粉粒，构建了两个遗址各时期先民的植物利用组合。在油子岭至石家河时期，先民食用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和谷子，这与炭化植物浮选的结果一致，表明江汉平原虽然是水稻农业的中心，但也存在食用谷子的现象。除农作物外，采集的野生植物如薏苡、莲藕、豇豆和橡树也是史前人类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但野生植物的利用呈下降趋势；到石家河晚期，农作物和谷物的组合发生了变化，野生植物的采集规模进一步缩小，一些植物如栎属的淀粉也消失了。此外，从陶杯和陶壶内壁提取植物淀粉粒的证据表明，该地区先民生活中可能存在饮酒习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博士生顾纯光做了题为《安徽淮北渠沟遗址原始农业发展的植硅体证据》的报告。淮河中游地区是中国中东部南北气候、文化和农业的过渡地带，也是新石器时代稻作与粟作农业起源、发展及传播研究的重要区域。本研究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结合炭化植物种子和植硅体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对采自渠沟遗址的土壤样品进行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距今8800-8400年前渠沟遗址先民已开始利用水稻，水稻是唯一发现的农作物种类；距今7200-6900年前农作物结构仍以水稻为主，但黍植硅体也开始出现；距今6600-6000年前新发现了粟植硅体，农作物结构包括水稻、黍和粟，从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方面来看，水稻处于主要地位，黍、粟次之。此外，水稻扇型和双峰型植硅体的形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自距今8800年前开始渠沟遗址水稻遗存已处于驯化的早期阶段，随着时间推移驯化程度逐渐提高，原始栽培粳稻一直是渠沟遗址先民食物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黍植硅体形态特征分析结果也显示，7200年前的黍遗存可能已处于驯化过程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博士生廖静雯做了题为《河南青台遗址仰韶中晚期陶器表面酒类残留物综合分析》的报告。报告通过他们对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尖底瓶、平底罐、陶杯、彩绘葫芦瓶、漏斗和器盖等进行淀粉粒、植硅体、真菌与化学残留物分析。研究发现漏斗、器盖和葫芦瓶上具有酿酒特征的淀粉粒、谷物颖壳和植物茎叶植硅体，以及酒类有机酸，证明这三种器物都是酒器。酿酒原料包括粟、薏苡、小麦族植物为主，同时也包括豆科、块根块茎、水稻、栎属等植物。漏斗应是发酵阶段前过滤或转移酒液的装置，器盖可能是盖在开口容器上阻止酵母菌接触氧气或防止酒精蒸发。使用葫芦瓶饮用过滤清酒是当时饮酒方法之一，这种饮酒方式的变化是社会复杂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此外，还有2位学者通过植物碳氮同位素研究揭示了植物的利用策略，研究内容分别涉及山东菏泽青邱堌堆遗址和陕西榆林地区。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硕士生毕晓光做了题为《植物遗存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菏泽青邱堌堆遗址农业策略变化》的报告。他认为植物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可反映其生长的气候环境状况，而农作物生长受到自然条件和人为管理的共同影响。对考古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推测农作物的水分和肥力情况，以及劳动力投入的高低，为我们研究早期农田管理措施和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直接的证据。青邱堌堆遗址的遗迹跨越龙山文化、商代、周代、汉代以及明清等多个时期。对浮选获得的大量炭化植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粟的氮同位素值从龙山到汉代呈逐渐升高的趋势，推测该遗址农业集约化程度逐渐提高。同时，当地居民对农作物的栽培策略体现出“物以稀为贵”的思想，对小麦、水稻、大豆等数量较少的农作物比粟黍作物的投入更高。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生常经宇做了题为《陕西榆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杂草的利用及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的反思》的报告。他认为与传统的农作物不同，杂草在考古学研究中常被学者忽视。他通过对榆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植物、动物和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的再分析，发现以藜科和豆科为代表的杂草与人类和家畜的关系非常密切。基于植物志的记载，结合周边区域现生杂草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他初步确定了藜科并非是单纯的C3类杂草，其主要属种是与人类和家猪密切相关的C4类食物，而豆科应是绵羊、山羊和黄牛的主要饲料。
每组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都围绕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流。会议最后进行了简短的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做了会议总结。他认为，此次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召开的十分圆满，每位学者的报告都很精彩，交流了新成果，探讨了新方法，提出了新思路和新观点，达到了预期目的，大家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