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纪要
2021年10月18日下午至10月19日下午，来自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余位参会代表通过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参加了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共完成21场会议发言，涉及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进展等多个主题。
线下代表会场合影
一、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研究
围绕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主题，参会代表就青藏高原近年来的发现和研究进行了集中介绍和研讨，讨论涉及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在不同时期的迁徙与扩散路线，早期人类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的活动时间与文化特征及东亚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要遗址--水洞沟遗址的地层与年代。
高星阐述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怎样来研究人类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的相关问题。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自古就不断发生，尤其是在非定居、无国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会经常碰到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和一些相似的组合，不外乎两种解释，一个就是交流，一个是趋同。从考古遗存中寻找不同地区人群迁徙、扩散与文化交流的证据，不同区域相似的文化遗存到底是独自趋同发展还是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并非一目了然，不可以做简单的主观臆断。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是史前考古，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非常重要的主题，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他提出辨识、分析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证据要素，包括区域文化传统视角，文化特征（异同）视角，空间关系视角，时序性视角，遗传学视角，以及证据链完整性视角，以此通过具体的考古遗存对阿舍利技术体系与旧石器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莫斯特技术体系与尼安德特人的迁徙、扩散，丹尼索瓦人的族群属性、扩散与演化地位，发生在早期现代人北方扩散路线上的交流、互动等问题开展专题分析和阐释。他指出目前阻碍我们探讨古人群及其文化自东向西迁徙、传播的因素是中国乃至东亚居于主流地位的石片技术体系（北方）和砾石技术体系（南方）不具备高分辨率的区域标志性，欧亚大陆西部和非洲也存在、渗透着相似的文化体系或其变体，它们是源自东方的文化传播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中的权宜工具体系，无法被有效辨识和区隔，因而更细微、更高精度的信息提取和区域间文化要素的有效比较研究，尚需加强，以此深入分析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间发生过的迁徙、交流及其动因，探讨这样的互动对特定区域考古学文化和人群所产生的可能影响。
郑喆轩介绍了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从具体材料上进一步阐释了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等问题。川西高原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60余处，采集包括手斧在内的各类打制石器上千件，从雅砻河、立启河，到无量河，自北向南，一路来到水洛河流域的皮洛遗址，在该遗址发现了石器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其上部地层出土的小型两面器也可能代表东亚稀少的新型旧石器时代文化。完整的旧石器时代发展序列，甚至还有保存了完整的7个文化层，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这些新的发现不仅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的争议，也为探讨东亚手斧的分布及源流和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演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张东菊以“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为题，通过对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甘肃永登奖俊埠遗址、西藏邱桑遗址这三个遗址的新发现和研究新进展介绍了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问题。对以青藏高原为典型代表的高海拔环境的征服，标志着人类的环境适应和全球扩散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国际多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和遗址测年及沉积物DNA研究显示，丹尼索瓦人在距今至少16万年，10万年和6万年，甚至可能晚至4.5万年，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加盆地，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甘肃永登奖俊埠遗址的测年和考古遗存等分析显示，一支古人类在距今12-9万年，即相对温暖的末次间冰期，长时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祁连山山谷内。西藏邱桑遗址新的手脚印的发现，揭示距今20万年前后古人类活动在海拔4200米左右的高原腹地。然而，由于未发现古人类化石或DNA，目前还无法确定在奖俊埠遗址和邱桑遗址活动的具体古人类种属。但是，这些新发现说明，在中更新世晚期和晚更新世早期，古人类已经较为频繁地活跃在青藏高原周边海拔相对较低的区域，甚至也曾到达高原腹地，从而为古人类在晚更新世晚期较大范围地分布在青藏高原奠定了基础。
彭菲介绍了水洞沟遗址地层与年代研究新进展。宁夏水洞沟遗址迄今已发现12个地点，第1地点和第2地点是该区域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地层堆积相对完整的2个地点。2014年以来对2个地点新的发掘揭露出新的完整剖面，对相距仅约100米远，但地层堆积却有明显差异的两个地点的地层与年代有了新的认识，也对该地区晚更新世末期沉积地层和地貌演化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第2地点新的14C年代分析显示，古人类在该地点主要有两个活动阶段：早一阶段沉积物为灰绿色和黑褐色泥沼和湖相沉积，年代为43-35kaBP，说明其时该地点环境为湖泊环境；稍晚阶段沉积物为快速堆积的陆相粉砂沉积，年代为35-28kaBP。古人类在35-28kaBP在该地点活动频繁，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第1地点最新发掘显示该地点上部全新世堆积主要为灰绿色湖相沉积物，指示当时第1地点为一湖泊，下部更新世堆积为粉砂质陆相沉积物，其上部包含大量钙质结核，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主要出自这一层位。在全新世与更新世的交界部，发现一层较厚的砾石与砂层，其间在局部有下切很深达红土基座的冲沟，并包裹有最大直径超过1米的更新世粉砂质堆积团块，说明在该地区此时有一次规模较大的侵蚀事件，这很可能也是第1地点与第2地点堆积物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对该遗址第1、2地点最新的年代和地层认识，显示更新世末期4万年以来，我国西北干旱区人类活动与湖泊的发育和退缩紧密相关，古人类高频次，多期次的来到水洞沟地区活动，采用了不同的生计方式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锋介绍了内蒙古金斯太遗址2021年发掘新收获。金斯太遗址是中国北方一处重要的洞穴遗址，保存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代时期的文化遗存。遗址发现于1986年，2000-2001年，2012-2013年等历经四个野外季度的发掘。2021年度发掘及清理面积约20平方米，其中原生堆积的最大发掘面积约10平方米，出土堆积近5000升。2021完成了发掘区第5-2层的发掘（发掘区第1层缺失），最大发掘深度约1米。发掘中，考古队员们在保持2012-2013年地层划分框架的基础上对遗址地层进行了细分，清理火塘7处。本年度原生堆积内出土编号标本1100余件，包括陶片、青铜残件、装饰品、骨器、贝壳、石制品、动物骨骼及牙齿等，其中以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最多。同时还在坍塌等堆积内筛选到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和陶片，较多的装饰品、骨器以及少量的青铜残件和贝壳等。2021在金斯太遗址新出土的细石叶技术产品、具有石叶技术特点的石制品为探讨石叶和细石叶技术的扩散提供了材料，可进一步讨论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与技术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遗址出土的海贝、装饰品、少量黑曜岩石制品为讨论远古时期古人类的社会交换网络、群体关系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二、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省市相关部门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视，陆续涌现出大量新发现，此次大会，代表们就分别介绍了贵州、辽宁、四川、河北、山东、河南、西藏、湖北等省市的最新考古发现。
张兴龙介绍了贵州贵安新区洞穴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贵安新区洞穴遗址分布密集，通过对散落的几个遗址的调查，采集的遗物共分为三类：一类是只采集到石制品，且数量丰富；一类是既有石制品又有陶片，两者比例旗鼓相当；一类是陶片数量丰富，几乎没有石制品。从采集的遗物来看，整体的文化面貌比较统一，主要是小石器工业，材质还是以燧石和硅质灰岩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水晶，尺寸还是以小型石器为主，中型的都比较少，很少见的大型石器，剥片技术还是以锤击为主，石器组合主要是以刮削器为主，整体标准性还是比较差。这个地区大概是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狩猎采集经济，穴居可能给它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这个地区的磨制技术出现的比较早，而且它到了晚期之后比较发达，该地区的墓葬最迟在距今1.1万年可能已经非常普及了，葬式以屈肢土坑葬为主，随葬品以获取食物的捕猎的工具和生活的工具，还有一些采集的物品为主。过了末次冰盛期以后，渔业经济的特征非常明显，出现了改造居住环境的行为。进入全新世以后，就遗址的分布来看，有明显的聚集的现象，这对于研究古人类聚落遗址研究与生态适应性策略的演变具有极高的价值。
王法岗介绍了河北迁安爪村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新发现。他从头到尾梳理了一下这几代人的工作，并且带来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认识。爪村遗址位于河北省迁安市爪村周围，1958年当地社民挖土积肥发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来发掘，发现披毛犀、野驴、野猪、赤鹿、转角羊、原始牛、纳玛象等哺乳动物化石，命名为“爪村动物群”。后来的研究证实该遗址文化遗物中存在古人类打制的石制品,该地点也被确认为旧石器时代遗址。1986-198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再次调查，发现86019、86020两个地点，发掘发现丰富的石制品、骨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86020地点除发现典型的细石叶工业石制品，还发现磨制精美的骨针和带刻划纹的骨锥。2015-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大学等单位再次开展调查，在厅山及周围新发现厅山1-3号三个旧石器地点，在86020地点东侧龙山山脚下发现1处旧石器地点。厅山1号地点地点位于厅山半山腰，发现丰富的以石英为主的石制品和破碎动物骨骼，埋藏于滦河第三级阶地上部。厅山2-3号地点位于厅山山脚下，发现有石制品、动物化石等，埋藏于滦河第三级阶地底部，与5801、86020地点层位相近。龙山地点与86020地点隔公路相望，文化层位相同，埋藏于滦河的第二级阶地下部。爪村遗址是河北省内考古发掘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目前至少发现第三级阶地下部、上部、第二级阶地下部三个主体文化层。5801地点经铀系法定距今4.2-5万年，86020地点经碳十四初步测定距今2.7万年前后，厅山1号地点推测距今3万多年。文化遗物丰富，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数千件，石制品包含小石器、细石叶两种石器工业类型，基本构建起冀东地区燕山南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序列。86020地点发现较早阶段的细石叶技术石制品，为探索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传播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陈宥成对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新发现的打制石器进行了报告。近年来，青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科考队在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新发现了一系列含有打制石器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以玛多冬给措纳湖3-2-2遗址和玉树通天河塘达遗址为代表。DJCN 3-2-2地点（5400-5000 cal BP）以线状排列的火塘和细石器组合为特点。石器组合包括楔形、柱形和锥形细石核，端刮器和边刮器等，不见船形细石核和小型两面器。冬给措纳细石器地点群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最后的狩猎采集者的技术、行为与社会提供了重要信息，并为我们进一步探究青藏高原细石器人群的来源、演化及与外来农业人群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塘达遗址以典型的石核-石片技术为特征，以附近河床优质绿色硅质岩砾石为主体原料，石核以双面剥片和单面剥片模式为主，石制品尺寸较大，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体，存在少量砾石砍砸器。塘达人群使用的石核—石片技术代表了晚更新世东亚长江流域最为本土化的石器工业类型，可能揭示了东亚腹地人群对于青藏高原早期开发的历程。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首次发现典型的石核—石片工业表明该技术可以适应青藏高原海拔3500米以上的中高海拔地区，拥有更强大的生态适应能力，并为探讨更新世晚期东亚人群向青藏高原的扩散路线、时间与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侯佳岐与王春雪介绍了辽宁省朝阳市2021年旧石器考古调查成果的初步报告。2021年4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辽宁省朝阳市开展了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1处，主要集中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和北票市三个县区，分布于水泉、木头城子、台子、南八家子和长宝营子五个乡镇。共采集到各类石制品460余件，包括各类刮削器、尖状器、钻器、雕刻器、砍砸器、石锤以及石核和石片等。原料类型多样，包括石英、石英岩、燧石、角页岩、流纹岩等较优质原料。主要运用锤击法剥片，工具组合中以刮削器为主，偶见砍砸器、尖状器和雕刻器，工具加工较规整，器形较小，偶见大型。由此推测，此次调查中11处旧石器地点的工业类型应属小石器工业类型。由于上述地点均地处旷野，结合其地质、地貌以及石器表面的风化程度、工具组合和加工技法，并且没有发现磨制石器和陶片等，综合推断此次调查的地点年代均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2到3万年。此次调查丰富了辽宁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对研究辽西地区的古环境变化和古人类的适应生存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李罡报告了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发掘收获。发掘严格按照旧石器考古要求的发掘方法和相关理念，按照文化层内划分操作层的方式对遗址进行全面的揭露，使用全站仪、罗盘等对原生地层标本进行测量、拍照记录，所有文化遗物全部过筛，做到全面收集考古材料和考古信息。同时在发掘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课题意识，多学科协作的工作原则。跋山遗址目前已揭露8个文化层，第9层刚刚露头，主要发掘出土石制品、骨牙角制品及动物化石5000余件。石制品类型丰富，类型包括锤击、砸击制品，工具有石球、石锤、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钻及锯齿形器等，这些石制品具有中国北方小石片技术体系的鲜明特点。遗址的另一大收获是出土了一大批加工痕迹明显的骨牙角制品。刚刚露头的第9层发现三处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原始牛、赤鹿等动物化石。对于石料来源，经实地勘察和比对实验，遗址中所使用石料出自于两公里处的西跋山，反映了古人类就地取材，简便与务实相结合的开发策略。另外还发现了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磨制技术，是用动物肢骨、象牙和鹿角磨制的锥形器、铲形器，古菱齿象牙铲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器型。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遗址中上部堆积年代为距今7万－5万年，下部堆积年代更早，有待系统测年工作的确认。李罡副研究员还汇报了未来的工作规划，跋山遗址已从抢救性发掘转变为主动性发掘，持续开展系统全面地发掘和研究工作，围绕特定学术问题制定了五年工作计划，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未来将在遗址年代、埋藏环境、石制品技术、动物群（反映的生态环境）和骨器等几个方面展开工作。跋山遗址包含多个连续的文化层位，出土丰富的古人类遗物遗迹，对于建立我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论证中国-东亚人类的连续演化，研究当时人类的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
赵清坡介绍了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最新发现和初步研究。经过最近两年多的调查，目前在鲁山地区已经发现旧石器地点38处，发现了200多件石制品，类型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原料主要有脉石英、石英岩、石英砂岩。石器的总体特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砾石为毛坯的大型砍砸器，另一类是以石片为毛坯的小型的刮削器、尖端器，初步判断目前在鲁山县境内发现的这些旧石器地点，主要是早中期，目前还没有发现晚期的典型的石器，这些地点的发现，小的范围来说是填补了鲁山县境内没有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同时为研究中国南北方文化以及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了材料。赵清坡介绍到发掘过程中他们采用文化层内划分操作层的方式，按照5厘米一个水平层，逐层向下发掘。对出土的每一件化石和石制品进行登记、拍照，详细记录三维坐标及倾角和走向等；发掘出的土全部过筛，并运至山下，集中进行浮选。发掘结束后，在剖面采集光释光测年样品及孢粉分析、磁化率、粒度、土壤微形态等所需的土样，为综合研究留取资料。距今3-5万年是早期现代人扩散及行为出现发展的关键时段。鲁山仙人洞遗址集中保持了特定时期不同阶段人群活动的证据。这一阶段出土古人类化石的遗址在国内是非常少的，所以鲁山仙人洞遗址出土材料对于研究中国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他们的工作计划是将对遗址进行继续发掘，并采取头骨化石的形态和古DNA、古蛋白研究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并适时启动编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王社江介绍了西藏阿里地区革吉县梅龙达普的史前洞穴遗址考古新发现。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1号洞。1号洞洞口面积最大，洞口宽35米到40米，高20米，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2018年调查时地表和暴露的地层发现了一些石器包括细石器、细石叶、细石核，骨骼、灰烬层。洞的周围的时候能看见很多的岩画，这些岩画既有宗教，还有一些刻画的太阳纹，月亮纹和其他条形纹。文化层发现骨制品，陶片，有规律分布的火塘，为一处居住类型的遗址。梅龙达普洞穴为旷野遗址之外的首次发现的人类洞穴居址。初步的测年结果为5000-3000年。该洞穴是青藏高原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高原腹地目前有明确地层信息的细石叶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探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古人类生存活动、迁徙演变、人群互动交流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为研究掌握细石器技术的人群在高原腹地活动的时间和生计方式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也为研究史前人地互动、环境变迁以及西藏本土的农业、畜牧业起源和传播和史前艺术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冯小波介绍了湖北省郧阳区吴家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初步研究。湖北省吴家沟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柳陂镇吴家沟村1、2、3组，埋藏于汉水右岸第Ⅳ级阶地。其文化面貌的特征是：石制品的岩性大类中以火成岩为多，其次为沉积岩；石器素材以河床中磨圆度较高的河卵石为主，以砾石（石核）为主，以石片为素材的石器较少；石制品的剥片和加工方式均为硬锤锤击法，没有发现砸击法等其它方法的产品；石器类型以砍砸器为主，其次为手斧，手镐不多，刮削器的比例也不低；石器的加工方式以单向加工的为多。吴家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埋藏环境和距它40公里的“郧县人”遗址非常接近，动物化石的属种相似，因此可以推测其时代在更新世早期偏晚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距今约80万年前，其文化面貌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特征。这为证明我们中国的汉水流域的远古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有自己的发生和发展的体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研究新进展
除了新发现，一些参会代表还分享了对已有材料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宋艳花介绍了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研究进展（1980-2021）。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是1980年发现于黄河支流——清水河流域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露天遗址。遗址由一系列沿清水河两岸阶地分布的地点群组成。经过2000～2010年的田野调查和发掘，柿子滩遗址以S29和S9地点为代表，形成了较完整的晚更新世地质剖面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AMS14C测年结果显示，柿子滩遗址的年代可早到ca.30cal.kaBP，晚至ca.8.5cal.kaBP。以地层、年代、环境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依据，柿子滩文化形成了六个文化发展阶段：1，早于ca.26cal.kaBP（S29第八文化层），相对暖湿的气候背景下形成的小型石片石器传统；2，ca.26～24cal.kaBP（S29第七文化层），温湿气候向干冷发展，开始出现人工用火遗迹、蚌壳和鸵鸟蛋壳质穿孔装饰品、骨针和磨针石等，石工业中出现中国较早的小石叶和半锥状石核的细石叶剥片工艺，石器类型多样化；3，ca.24～18cal.kaBP（以S29第六到第二文化层为代表，但在清水河流域普遍分布），气候变得明显干冷，人工用火遗迹急剧增多，同时细石器遗物也更加丰富，表明在冰盛期人类活动的频繁。细石叶技术本土发展，船型石核几乎成为唯一的细石核类型；4，ca.14～12.8cal.kaBP（S29地点的第一文化层和S9地点第五层），温湿气候背景下，细石器技术继续发展，细石核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5，ca.12.8～11.4cal.kaBP（S9地点的第四层），气候突然干冷的背景下，动物种属小型化，多样化，细石器工艺中也出现植物加工工具磨盘磨棒和蚌壳和鸵鸟蛋壳质穿孔饰品和骨针等遗物；6，晚于ca.11.4cal.kaBP（S9地点的第三到第一层），相对温湿环境下细石器工艺的延续。总之，清水河流域具备的区域性小气候，即使在末次冰盛期和新仙女木期的全球降温事件，该区域也有较丰富的生产和生活资源，让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目前，在人类对火的掌控利用、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石料来源、以及石器、骨器、饰品等的加工工艺方面初见成果，而柿子滩遗址的后续研究也还在进行中，将为目前国内甚至国际上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包括细石器的起源和细石叶工艺的演化发展、华北地区粟作农业的起源机制、现代人类行为的出现和扩散和人类对晚更新世环境的适应等问题的探讨提供重要信息。
贺存定介绍了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石刀的加工技术及使用方式。庙底沟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文化遗存，时代从距今约5900 年延续到4800 年。该遗址出土的石刀在类型和加工技术上均颇具特色，对研究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形态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类型的划分和统计，庙底沟遗址仅第二次发掘出土的石刀就有308件，根据加工技术和使用方式可分为2类7型。其中在庙底沟文化时期以磨制有孔的石刀为主，到后来的西王村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则以打制无孔且两侧带凹缺的石刀为主，反映了一种打制技术取代磨制技术的适应策略。本文重点对两侧带凹缺的石刀开展加工技术及使用方式的研究。出土标本观察和复制实验表明，这种石刀主要采用锐棱斜向砸击法生产锐棱砸击石片，进而对石片远端和两侧修型略呈长方形，并在两侧边制作出较对称的凹缺。通过原料和加工技术的考察和对比，打制无孔带凹缺的石刀无论在原料获取成本、技术难度、工艺流程复杂度等方面均小于磨制有孔的石刀，但制作效率、耐用性和锋利程度明显更高。石刀主要作为农业收割工具，其使用方式的模拟实验表明，打制无孔且带凹缺的石刀较磨制有孔石刀具有更多的使用方式和效能，除了传统认为的系环套插入手指使用以外，还具有系绳挂于身旁使用和装柄使用等其他多样化的使用方式，能够完全覆盖磨制有孔石刀的使用方式和效能，因而打制无孔带凹缺石刀能够成为逆时代取代磨制有孔石刀而被广泛应用，成为庙底沟遗址乃至仰韶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特色。
仪明洁介绍了白洗沟遗址初步研究。白洗沟遗址地处泥河湾盆地中部，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马圈堡村西北约1.5公里处的桑干河南岸，地理坐标为东经114°29′33″，北纬40°8′52″。2017年7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泥河湾盆地考察中获知遗址信息，对残存的堆积开展抢救性发掘，清理面积约4平方米，出土丰富的文化遗物。初步的研究显示，白洗沟遗址具单一文化层，堆积较薄，遗物围绕用火遗迹密集分布，包括细石叶技术产品、石片石器产品、动物骨骼、串珠饰品以及疑似颜料。石制品原料开发具有针对性；细石核技法属北方系或涌别系，技术稳定娴熟，多根据毛坯特点简化预制程序；石片类产品形态、技术均展现出与细石核预制和修型的高度相关性，19组石制品可拼合；工具少，仅1件刮削器，2件锛状器，但修理精致、标准化程度高；各类石制品使用率低。遗址动物骨骼以鸵鸟、野马、野驴、小型牛科或鹿科动物为主，部分骨骼经火烧或切割，鸵鸟蛋皮制成串珠饰品，骨骼大体破碎，可能与敲骨吸髓有关。整体而言，白洗沟遗址是一处经短期利用的、以细石叶生产为主要目的、兼营工具加工和动植物资源消费等活动的营地居址。综合而言，白洗沟遗址的微型和小型石制品占绝对主导，且平面分布无水流分选现象，文化层堆积水平、包含物纯净、颗粒细腻，发掘过程中对地层的观察未发现地质作用扰动，用火遗迹及周边的遗物都得到很好的保存，遗址受自然改造程度很低。此外，高达6.6%拼合率同样反映石制品原貌保留较好。结合风化磨蚀情况，绝大多数石制品风化磨蚀轻微、边缘锋利，表明石制品的搬运距离短、在地表暴露时间不长。该遗址原地埋藏可能性大，基本未受到后期扰动。通过与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群的对比，初步判断白洗沟遗址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距今约1.4-1.5万年的可能性较大。
徐廷介绍了和龙大洞遗址研究的新进展。2021年对大洞遗址进行了一次新的发掘，对遗址的范围进行了重新确认，现不只是100万平方米这样的一个范围，它的整个分布范围其实是一个三角形的狭长地带，进行拉网式的区域性系统的调查后，确定采集点大概11个，今年发掘面积是50平方米，加上扩方的面积是60平方，是将近70平方米。发现了自然层位5个，在下文化层出土了一些石制品且分布均匀，层位的年代是大于43，500年，整个层位上又画出一个文化层。所以现在大洞遗址的文化层大概应该是分三个，最上面的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大概是15，000到20，000年之间，第二个文化层主体应该是在25，000年左右，最下面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至少应该是大于4万年。在三个文化层中都发现了雕刻器，并且从下层到上层技术逐渐进步，有预制台面的技术，两面器的技术，这些技术不断的发展，再结合长白山地区优质的原料，逐渐形成这种雕刻器。雕刻技术不断发展，最后在长白山地区独立的演变出来了当地的细石叶技术传统。
王晓敏介绍了泥河湾盆地板井子遗址的埋藏学研究。板井子遗址（距今约90 ka）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化稍营镇板井子村北约300米，2015年发掘的第5层出土了9493件动物化石。通过系统采集动物遗存的解剖学、分类学、动物死亡年龄、骨骼表面痕迹、骨骼单元出现频率及长骨破碎方式的相关信息，本项研究辨识出自然作用与人类行为对动物骨骼造成的不同影响，并依此讨论深海氧同位素5阶段（MIS5）中国北方古人类获取、搬运及处理动物资源的综合性策略。研究结果显示，1）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为古人类活动所遗留，自然营力对骨骼亦有改造作用，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古人类行为的辨识；2）马是优势猎物，其壮年个体是遗址古人类狩猎的重点，表明古人类对动物体型与肉量有特定的追求；3）古人类在捕获马类动物之后，将其完整地带回了遗址并肢解；4）在处理猎物遗骸时，肌肉和骨髓富集的部位是古人类利用的重点。结合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结果，可以确定在MIS5阶段前后，中国北方已经出现了可以高效狩猎并利用动物资源的人群。稳定、充沛的能量来源或是他们应对北半球中高纬度干旱草原环境波动的重要生存策略。
邓婉文介绍了岭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石器文化与人群。自更新世早中期以来，岭南地区长期以砾石器工业为显著特征。新近发掘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显示，典型的陡刃砾石器大致见于末次冰盛期，并逐渐发展出多种类型。而在此前一阶段，石制品组合中石片石器比例较高，以往在广西柳州白莲洞、隆安娅怀洞遗址下部文化层堆积中亦可见数量较多的燧石质小型石片石器。岭南地区晚更新世晚期的这些石制品组合与早期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在工具类型上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与周边地区人群的流动互动相关。目前已知约距今两万年的陶器遗存见于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湘西南、粤北、桂北地区亦可见早于距今一万五千年的陶器遗存，而往西进入西南地区、往南进入东南亚大陆等陶器遗存则年代较晚，推测至少与制陶技术相关人群曾于末次冰盛期前后从华南东北部往西南方向迁徙。而就石制品组合而言，与早期制陶技术相关的区域未见石器修理陡刃现象。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的黔西观音洞、鹤庆天华洞等遗址石片石器组合中发现有陡刃类型刮削器，以及晚更新世晚期的沧源硝洞“石核斧/锛”类型等显示，把石器刃部修理陡直的传统可能来自西南地区，而于末次冰盛期前后始见于岭南地区，推测至少从晚更新世晚期开始，岭南地区先后出现从西北、东北方向南下的人群及其技术传统。目前古DNA研究显示，自全新世初东亚人群不断地由北往南、由南往更南迁徙。语言学研究同样显示，至少从全新世中期开始，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人群不断从华北南部和华南北部向（西）南扩散。就考古文化遗存而言，史前东亚人群的南下至少见于末次冰盛期以前。
陈虹介绍了对中国石器微痕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微痕分析逐渐成为石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因其科学性、有效性和准确性，微痕分析在鉴定石器功能、复原古代生业模式、解读人类行为方式、阐释考古文化特点等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可。陈虹教授通过对中国石器微痕分析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再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思考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应该尽快建设中国石器微痕数据库以及如何建设数据库，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更有力的阐释技术和证据。
赵海龙做了早期贝壳装饰品的模拟实验与生物学解析的报告。装饰行为在现代人中比较流行，贝壳作为一种常见的装饰物出现较早，分布也很广泛。为什么贝壳会成为早期装饰品中的一员？是古人的审美需求，还是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先天优势？通过对双壳类贝壳穿孔的模拟实验与观察，以及对海滩上的贝壳遗骸特征的分析，结合生物学的自然现象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早期沿海的贝壳成为装饰品有其天然的条件，而在晚期的考古遗存中，淡水环境中的贝壳需要人工开孔才能穿系，但其位置基本趋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从沿海到内陆古人对贝壳装饰的文化认同与传承。
会场合影
线下代表和部分线上代表合影
线下代表主持和发言
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和成果是增选新委员。经过本人申报、资格审核、全体委员投票等程序，共有32位青年才俊成为专委会委员，为该学术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加上原有的69位委员，目前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共有101位委员。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该学科正在由边缘小众跻身中国考古行业的生力军。本次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在学术研讨的组织、内容的全面深入和活跃程度诸方面都表现亮眼，受到大会组织方和学界同行的称赞。在大会开幕前一天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大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对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单独提出表彰，赞赏该委员会在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普活动多方面表现优异，把旧石器时代考古这个冷门绝学在学术圈和社会上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成为其他专委会的榜样。
最后，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做了总结讲话，对新当选的委员表示祝贺，并希望新人能带来新的气象和活力，寄望大家共同努力，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各项工作推上一个新高度，努力将东方人类家园的丰富文化遗产发掘出来、深入解读并加以传播、传承，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创新的科研及普及、教育工作实践和丰硕的成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