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纪要
2021年10月18日下午至10月19日下午，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组织召开学术研讨，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12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位学者代表参加会议并作会议报告。研讨会由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王明辉副研究员主持，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朱泓教授致辞。
此次研讨分别围绕古DNA分析、古人类学、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骨骼同位素分析以及人口与性别研究等6大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展了19项报告。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研究员、付巧妹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副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副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郭怡副教授主持专题报告与研讨。
与会代表合影（从左至右：郭怡，赵永生，周亚威，王明辉，付巧妹，朱泓，陈靓，何嘉宁，蔡大伟，胡耀武）
一、古DNA分析研究
自古以来，新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的融汇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在欧亚大陆人群演化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现代新疆人群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其具有东亚，南亚，欧洲和北亚四种祖先成分。近年来，随着新疆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大量关键区域、重要时间节点的遗址陆续发掘，一大批保存较好的人类遗骸得以提取，为针对新疆史前人群的群体结构、祖源构成和人群融合历史的全面研究提供了生物考古学证据。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崔银秋教授以《新疆地区史前人群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为题，介绍了其团队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新疆东天山地区和塔里木盆地青铜至铁器时代的不同古代人群进行古基因组学研究，首次发现了史前的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曾广泛存在由“古北亚与古东亚成分”组成的古老谱系，并成功绘制了颜那亚文化为代表的欧亚草原人群最早进入新疆的时间、路径及对新疆人群结构发生影响的草图。
线上分会场（崔银秋教授报告）
线下分会场（付巧妹研究员报告）
国际学术界关于欧亚东部人群的古DNA研究曾一度匮乏，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北京田园洞人基因组的成功破译，大规模的针对我国境内古代人群的古DNA研究不断涌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以《古基因组探究中国人群的遗传演化历史》为题，介绍了其团队通过对距今约4万至500年的我国南、北方人类个体展开古基因组的捕获测序和分析研究，取得了多项重要发现：一是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是古东亚人的祖先，但其并没有直接后代延续至今，其相关人群在末次盛冰期之前曾广泛存在，而在末次盛冰期之后则可能消失；二是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古人群极可能是古西伯利亚人群混有东亚祖源成分的来源；三是早在9500年前我国南、北方古人群已分化，而至少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进程即已开始，4800年前趋势开始强化，并延续至今；四是距今8400年的我国福建及周边古南方人群是南岛语系人群的祖先来源；五是万年前的我国南方人群有着远比现在人群更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古DNA研究在追溯人类的起源、演化和迁徙历史的同时也另辟蹊径为农业起源和传播、语言扩散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Colin Renfrew和Peter Bellwood等曾提出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即语言的早期使用者采用了农耕的生产方式，提高了人口密度、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得这些早期农民使用的语言得以迅速扩散和传播。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教授以《古基因组学视角下的人群迁徙和语言传播》为题，介绍了其团队利用古基因组学研究成果对人群迁徙和语言传播进行综合阐释，推测印欧语起源于安纳托利亚至高加索南部区域，后经由颜那亚草原游牧人群大规模传播，从而支持了关于农业人群扩散的库尔干假说；并进一步研究证实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汉藏语系、壮侗语系、南亚语系及南岛语系的形成与扩散都符合农业-语言共扩散传播模式。
二、古人类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研究员以《中国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研究进展》为题，系统梳理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自20世纪初北京周口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古人类化石发现以来, 我国境内已发现有70余处更新世时期人类化石地点。进入21世纪后, 国际古人类学界对东亚地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讨论不断增加, 特别是对我国境内直立人的演化位置、早期智人的来源、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和扩散路径等方面格外关注。近年来，我国学者新发掘了一批重要的古人类化石, 如北京田园洞、湖北黄龙洞、广西智人洞、安徽华龙洞等，并取得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一是确定了目前发现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应为陕西蓝田公王岭出土的直立人头骨, 距今约115-163万年。二是实证了我国境内不同地区古人类演化速率不同。至少在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已在华南地区出现，但同时期生活在华北的古人类仍然属于古老型人类。三是发现了中国直立人体质特征复杂且内部变异非常大, 中更新世晚期中国境内可能存在不同的直立人支系或者隔离人群；距今10-30万年前, 中国境内生存有“古老型智人”或者“早期智人”, 他们具有东亚古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镶嵌型的体质特征。四是提出中国早期现代人最大可能是来自非洲和当地古老人类杂交的后代。
三、骨骼形态学研究
进入21世纪，虽然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但颅骨形态研究作为体质人类学的“立命之本”，在现代考古学研究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靓教授以《百年中国考古之颅骨形态研究综述》为题，系统梳理了颅骨形态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我国现代考古学几乎同时，我国的颅骨形态学研究也在20世纪初期起步。颅骨形态学是在颅面部形态观察和测量数值的基础上对古代人群种族特征进行分类，探讨不同人群亲缘关系、生物学距离的学科，我国颅骨形态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1-1949年）萌芽期。以李济、吴定良等为代表，该阶段考古发掘有限，工作集中于新郑和安阳殷墟出土人骨上。第二阶段（1949-1979）起步期。以颜訚、韩康信、潘其风等为代表，人骨研究仍以观察、测量为基础，展开种系特征分析。该阶段深受苏联学科体系影响，重视人种学、人体形态学，期待通过人种学研究解决好民族问题，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对古代人群颅骨研究多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人骨资料，仍以单一墓地出土人骨为研究对象。第三阶段（1980至今）为迅猛发展阶段。该阶段颅骨形态学研究在时空范围上不断扩大。研究对象遍及全新世不同历史阶段，研究材料分布地域也进一步扩大。
以色列海法大学樊榕博士以《北美人骨考古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题，系统阐述了北美人骨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在北美地区，与考古背景紧密结合的人骨考古学被称作生物考古学（Bioarchaeology），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新考古学的影响下，“人骨生物考古学”被引入北美人骨考古学界并被迅速采纳，学术界对人骨的关注点也从单纯的描述分类转移到了阐释古人的社会形态与生活状况。通过近50年的发展，人骨生物考古学家不断推陈出新，从不同角度持续为人们了解过去的社会提供关于古人社会、行为以及经济方面的信息。
人类骨骼考古工作者能够基于“骨骼重塑理论”及“磨损理论”，利用骨骼测量、古病理学分析等方法对古代人类行为进行推测与重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赵永生副教授在从事古代人类行为重建研究时发现部分骨骼迹象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行为密切相关，如拔牙、枕骨变形、跖骨头关节面延伸、足部骨骼异常纤细等。他以《骨骼所见古人文化行为的分析》为题，介绍了其对山东大汶口文化居民拔牙行为进行的比较研究，提出拔牙行为不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拔牙最初年龄约为14~20岁，主要依靠“打牙”的方式拔除牙齿；在考察山东河南境内古代人骨标本上跖骨头关节面延伸现象后，其发现跪坐在商代已普遍流行，不存在性别与等级差异。
广西顶蛳山文化遗址中，常见一种被称为“肢解葬”的特殊葬式，学术界对其尚有不同看法。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李法军教授以《广西南宁灰窑田遗址人骨切割痕迹研究》为题，介绍了其团队对属于顶蛳山文化的广西南宁灰窑田遗址2016年出土人骨遗存进行的表面切割痕迹分析，并参考考古学文化及民族学文献对其可能反映的葬俗等问题进行了推测，认为灰窑田遗址人骨遗存表面的人工切割痕迹包括肢解和剥肉两类，其中部分切割痕迹似乎并非出自于死后被即刻分解，而是在埋葬一段时间后再重葬所致。切割方式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应是为便于操作而遵循的。虽然此种痕迹在壮年期女性中略为多见，但总体上并未见明显的性别差异。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是豫西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大量的仰韶时期的墓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副教授以《八里岗仰韶居民体质变迁的生物考古研究》为题，介绍了其团队通过对八里岗仰韶时期人骨标本所表现出的古病理、身高、体重、长骨功能状况、人口学参数的观察和计算，归纳了八里岗仰韶居民体质近千年来演变的主要趋势：随着时间发展，八里岗仰韶居民身高有降低的趋势、四肢功能强度呈现明显下降的势头，但龋齿发病明显增加。结合动物考古、葬仪分析等研究成果，认为这种体质特征上的演变趋势可能与农业技术发展、生计模式转变以及社会分工不同等有关。
中国儿童头面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生儿童头围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但对考古出土的儿童遗骸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一般认为，婴儿头面部形态的个体差异、人群间差异相对很小，婴幼儿、儿童阶段头面部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存在明显的个体间、人群间差异，最终使得成年人具有易识别的面部形态差异。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海军副教授以《新疆古代儿童头骨的年龄变化及生长发育分析》为题，介绍了其团队针对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儿童头骨标本的研究，发现扎滚鲁克古代儿童2岁后眶高和眶区面积年龄变化不显著，2岁时眶高已达到成人尺寸的92.7%，而眶宽比成人要小很多。2岁时枕骨大孔尺寸较小，5-7岁时枕骨大孔尺寸已经接近于成人，2-5岁可能为枕骨大孔的生长突增期。
四、古病理学研究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侃博士以《古病理学百年回顾与展望》为题，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古病理学研究情况。国外古病理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行期（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萌蘖期（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学科成型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古病理学（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疾病考古学（20世纪末至今）；中国的古病理学肇始于20世纪初，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几乎同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先行期（20世纪初到50年代）、萌蘖期（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学科成型期（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疾病考古学（21世纪）。从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主体而言，古病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以个人兴趣为导向、医学研究者为主体到以医学研究为导向、医学和考古研究者协作，再到以考古研究为导向、考古研究者为主体的转变。从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言，古病理学经历了从个体诊断到古流行病学的出现，再到以个体诊断为基础的个体生活史研究和古流行病学研究并重的局面，其间影响古病理学发展的主要理论有“均变论”、“人与病原体的协同进化理论”和“骨学悖论”。古病理学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了解过去人类的健康状况及其成因；借助疾病或其他异常现象推测人类行为；研究疾病的发展史和病原体与人类的协同进化过程；研究人类的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的不协调性。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周亚威教授以《中国前达·伽马时期的梅毒？东亚早期密螺旋体疾病的发现》为题，介绍其团队对陕西西安幸福林带遗址中出土的1598例人类骨骼标本所进行的古病理学研究，发现了12例成年个体患有骨肥厚、骨赘增生或骨炎，其中2例个体表现出典型的密螺旋体感染的病变模式，1例个体出现疑似密螺旋体疾病的病变，据此初步推测我国“性病梅毒”的出现时间或许比以往认知的更早。
五、骨骼同位素分析研究
古代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是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呈方兴未艾之势。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胡耀武教授重点介绍了我国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现状，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此项研究进行了展望。
为进一步探讨山西大同盆地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的先民生业经济及其与相关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关系, 特别是史前欧亚大陆农业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对该区域的影响程度，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亮亮副教授以《蔚汾河流域4000a BP前后的生业经济：试析农牧混合经济模式的兴起》为题，介绍其团队对山西大同吉家庄遗址出土人类、动物骨骼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初步推测该地区先民主要以粟、黍农业为生，牛、羊等草原地区传统家畜是其主要饲喂对象。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8000-6000年的时间段内是稻作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稻作在先民生业模式中所占地位不断上升。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郭怡副教授以《长三角地区新石器晚期先民食谱的统一性与区域性研究》为题，介绍其利用“同位素食物网”方法选取长三角地区跨湖桥遗址、田螺山遗址、马家浜遗址、圩墩遗址、江家山遗址、庄桥坟遗址共804例人、动植物遗存（骨骼、牙齿）进行骨胶原和羟磷灰石的C、N、O稳定同位素分析，并初步建构长三角地区的“同位素食物网”，提出利用C、N稳定同位素比值的相关性、分布范围、聚集程度、与水稻数据的匹配程度等四个指标界定水稻在先民食谱中所占地位的新思路，得出结论：一是长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不断发展，渐趋成为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体现了先民食谱变化的统一性；二是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先民的骨胶原稳定同位素数据分布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异，暗示两地先民对稻作农业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是在统一性之下存在区域差异性的表现。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核心聚落，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唐自华副研究员首先对锶同位素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应用进行了回顾，并以《双槐树人骨遗存的锶同位素研究》为题，重点介绍了其团队对双槐树遗址115例人骨标本所开展的锶同位素分析研究，提出双槐树遗址已经存在父系社会的组织特征，并推测双槐树遗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复杂化信号。在双槐树遗址115例人骨标本中，女性迁入比例更高。从墓葬分区来看，遗址周边人群是主要样本来源。从性别上看，迁移人口比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六、人口与性别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楠博士以《古人口学的历史、现状与新动向》为题，对古人口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西方的古人口学研究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奠基期（1930-1970年）、推广期（1970-1980年）、批评期（1980-1985年）、反思期（1985-2000年）、创新期（2000年至今）。近年来，在年龄鉴定方法、数据分析模型等方面有所突破，“新石器人口转型”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古代社会研究的深入。我国的古人口学起步较晚，以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仰韶文化性别比失衡现象的讨论为肇端，之后相继引入定量统计及“生命表”方法，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古人口学研究时段和地域不断拓展，理论方法层面也有所反思：尝试应用“区域模型生命表”“转换分析”、各类指数等新方法，注意到样本代表性问题并积极发挥历史人口学优势，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
性别考古的产生与女权运动密切先关，因此其时代性特征明显，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渐趋多元化，但性别考古学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曹芳芳以《性别考古学研究回顾——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为题，系统梳理了性别考古学产生以来所走过的的历程，尤其对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将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划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建国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90年代至今。第一阶段主要是运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第二阶段进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检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劳动分工、服饰穿着，并涉及到人口性别比构成等，但是这些分析多是附会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分析。第三阶段，虽然传统性别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旧存在，且从文字材料角度探讨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另一个方面，是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诞生，并逐渐认识到了其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类骨骼考古全面发展，学科内部融合以及与考古学的结合得到长足进步，学术领域不断扩展，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考古学会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于2014年，现已成为同行学者交流、学术思想碰撞、创新思维的重要平台。在专委会指导下，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在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通过此次研讨，各位专家学者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以及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