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会议纪要
2021年10月18日下午至19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开展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20位学者及博士研究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学术发表和交流研讨。此次研讨会共包括“地面寺院”、“石窟寺”和“单体造像及其他”等三组议题。
图一 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线下代表合影
一 地面寺院
10月18日下午为专委会学术报告的第一场，包括近年来佛教地面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7场学术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主持。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龚巨平研究馆员首先详细梳理了南京佛教遗存资料，然后系统介绍了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2019年8月至今的考古发掘成果。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现可确认该佛寺遗址现存面积约7000平方米，呈现出以佛塔为中心、“前塔后殿”的形制布局。佛寺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主要建筑为山门、塔基、佛殿及两处附属连廊基址，另发现配套的砖铺地面、中轴路道和台阶、排水设施等遗迹。出土遗物包括南朝泥塑佛教造像残件和大量莲花纹瓦当、筒瓦、板瓦及大型石柱础等建筑构件，其中带釉佛像残件为南京六朝时期所少见。西营村遗址为南京乃至我国南方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好、布局最为完整的佛寺遗址，有望填补南朝佛寺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南朝时期的佛寺布局和建筑技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出土的大量佛教遗物为探讨佛教造像样式及东亚佛教文化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该佛寺的发现，同时也为探讨六朝建康城的功能分区和结构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二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龚巨平研究馆员发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振光研究馆员介绍了2018至2021年博兴龙华寺遗址隋唐时期寺院基址的考古发掘收获。该寺院遗址共发现北朝、隋、唐三个时期的寺院基址。佛寺坐北朝南，由北侧的讲堂及东、西廊庑，东、西配殿，院落，中部大殿，南侧山门及山门外活动广场遗址等部分构成。遗址中早、晚期建筑的垫土、淤积层和夯土基址改建、扩建遗迹丰富，保留了大量能够反映建筑坍塌过程的屋面瓦件。寺院内另发现造像埋藏坑4个、铜钱埋藏坑2个、铁器埋藏坑1个。出土遗物包括类型丰富的石质、白陶、铜造像及大量陶瓷器和建筑构件。龙华寺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形制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寺院建筑的营建方式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料。
图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振光研究馆员发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副研究馆员系统介绍了2016至2021年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1号、2号佛教寺院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1号寺院遗址始建于公元五世纪前后，沿用至渤海国中晚期。建筑遗址已被破坏殆尽，仅发现墙基基槽等遗迹。在地层堆积及现代沟坑中清理出大量带有北朝晚期风格的石质造像残件及带有“壬子年六月作”铭文的瓦当。2号寺院遗址位于1号寺院西南约200米处，包括早、晚两期佛寺遗迹。早期佛寺始建年代不晚于渤海国早期，晚期佛寺始建于渤海国中晚期。早期佛寺叠压于晚期佛寺之下，目前仅发现墙基基槽等遗迹。晚期佛寺布局清晰，已揭露出5座大型夯土基址，并清理舍利地宫1处。原生倒塌堆积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及佛教造像残件、壁画残块等遗物。古城村1号寺院遗址是我国东北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地面佛寺遗址，为探讨高句丽佛寺布局和佛教在本地区的流行时间与途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2号寺院遗址对研究唐代东北地区佛寺结构布局、舍利瘗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图四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解峰副研究馆员发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伟副研究馆员结合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宋元时期的考古发掘资料，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该区域的市民信仰情况。宋元时期，开元寺以南区域属于一个相对独立且商业化色彩颇为浓厚的社区，尽管此时开元寺已趋于衰落，但社区内部却新兴建出一些小型寺庙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该区域内出土大量小型陶质造像，另有许多造像系沿用或改作北朝至唐代白石造像，同时发现大量以小型香炉为主的供养用具，这些可能与专营佛教用物的店铺有关。此外，还发掘出多处住宅中的压胜遗存，一方面反映出丰富的民俗信仰，另一方面也提示发掘者注意辨别区分窖藏与此类遗存。开元寺南遗址深刻反映出宋元时期具有浓厚世俗化、家庭化色彩的市民信仰和该社区繁荣的工商业活动。
兰州大学张善庆教授运用石窟图像与佛教仪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敦煌莫高窟第72窟进行个案研究。他认为此研究方法之于敦煌莫高窟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可行性，一方面是因为敦煌佛教仪轨文献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能够提供全面的文献支撑，另一方面是敦煌石窟洞窟类型多样，可以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全面资料。通过对该窟窟顶图像的整体分析，认为窟顶的千佛文本依据为敦煌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但工匠抄写佛名时具有选择性，窟顶的千佛名号次第较为混乱。千佛图像属于佛名经经变，高居窟顶，并非用于阅读，而是与礼忏活动有关，其作用亦与整个洞窟的设计理念相合。
图五兰州大学张善庆教授发言
浙江大学陈晶鑫博士从地面佛寺与石窟关系的视角，以重庆江津石佛寺、四川安岳毗卢寺及浙江杭州圣果寺遗址为例，对宋明时期川东渝西与杭州地区的相关寺院遗址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认为，上述三处遗址呈现出两种布局形式，一种是石窟造像位于地面佛寺主体建筑内，构成寺院布局中主体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石佛寺与毗卢寺遗址；一种是石窟造像位于地面佛寺主体建筑外围，但仍处于寺院范围之内，属于寺院从属建筑，如圣果寺遗址。出现此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川东渝西地区这一时期的石窟造像多以独立石包存在，建寺规划时可将石包完全纳入主体范围，而杭州地区多以摩崖造像为主，窟前可用空间有限，建寺时地面建筑独立规划，与造像所在分别营建。
图六 浙江大学陈晶鑫博士发言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黄雯兰馆员以茶胶寺庙山建筑为个案介绍了柬埔寨吴哥庙宇的考古学研究情况。她通过将茶胶寺与其他庙山建筑对比分析，认为茶胶寺延续了吴哥王朝开创之初庙山的建筑形制与工艺传统，但同时又处于庙山建筑的转型时期。结合考古发掘及碑铭研究成果，认为茶胶寺营建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初创与中断阶段，寺院主体庙山建筑可能仅完成了基台部分。第二期是庙山建筑的改、扩建阶段，寺院建筑的主体部分基本完成。第三期是庙山建筑的停工和续建阶段，寺院因遭受雷击而停工，并在举行救赎仪式后继续建造。诸多迹象表明该建筑并未彻底完工。
二 石窟寺
10月19日上午为专委会学术报告的第二场，包括近年来石窟寺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6场学术报告，由兰州大学张善庆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以“从邺城到晋阳——古代交通路线上的北齐石窟”为题，从古代石窟与交通路线及都城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讨。他首先详细梳理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与晋阳之间两条交通主干道，即滏口道和井陉道。通过实地调查八赋岭道上的沟口、庆城和霍城三处北齐小型石窟，认为三处石窟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与样式方面皆反映出邺城响堂山和太原天龙山主流石窟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上述小型石窟造像中三佛造像的题材，对石窟寺与古代交通路线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指出八赋岭道是东魏北齐时期皇室往来并、邺之间最重要的路线之一。
图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发言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北京联合大学陈悦新教授以“须弥山石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与供养人”为题，将须弥山的48座北朝洞窟分作三期。第一期洞窟年代上限约在500年前后，下限至北魏灭亡的534年；第二期洞窟的开凿时间大致在西魏时期（535-556年）；第三期洞窟的开凿时间为北周时期至武帝建德三年灭佛（557-574年）。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北魏和西魏中小型洞窟的供养主可能为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世家与庶民，另可能有僧人开窟，形制特殊的穹窿顶洞窟很可能与中亚粟特人有关，鲜见的双层礼拜道中心柱窟的供养人可能也与西来流寓的民族有关。北周大型洞窟的供养人与都城长安的关系密切，中小型洞窟与北魏、西魏的情况相近。
图八北京联合大学陈悦新教授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博士从五个方面系统介绍了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新近发掘与研究进展。首先，吐峪沟石窟新发现一批与石窟寺营造工程相关的遗迹，可从斩山崖面的视角切入，还原石窟寺营造次第，进行遗址整体的分期研究。其次，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高昌石窟以“凉州模式”为基础，充分吸收于阗、龟兹地区地面寺院和石窟营造理念，形成了融会东西、内容独特的“高昌样式”。其后，重点介绍了吐峪沟新出文书所见丁谷窟寺摩尼教团的情况。然后，对西州回鹘佛教石窟寺在功能分区、洞窟类型与组合、遗物等方面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详细解说。最后，介绍了吐峪沟发掘出土的汉文、胡语文书和壁面题记情况，其中大量的寺院行政文书，为探讨中古时期丁谷窟寺运作体系和僧团日常生活图景提供了全新资料。
图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博士发言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张铭副研究馆员结合国家文物局颁布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重点介绍了麦积山石窟考古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新时代的工作目标。他认为，新时代麦积山石窟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保证落实麦积山石窟考古报告编写计划。要通过科学制定近、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和任务目标，开展全面的石窟考古调查，广泛开展对外合作，同时进行与麦积山石窟相关的重大专题研究，全面推进麦积山石窟考古工作的跨越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事业添砖加瓦。
图一〇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张铭副研究馆员发言
兰州大学魏文斌教授系统梳理了1925年陈万里自泾川南石窟寺携归北大北朝造像碑的保存和研究情况，论证此石并非《南石窟寺之碑》碑额。其后，将造像碑碑阳造像同该地区出土的带纪年造像进行比对，推定此碑年代为北周时期，并认为该造像碑样式在陇山以东的固原、泾川、华亭、平凉等地均有相似遗存，时代从北魏延续至隋代。这一地区地近关中，佛教艺术一方面受到关中地区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姚桂兰研究馆员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张掖地区石窟寺遗址的考古调查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在文物保护方面，申报实施了马蹄寺石窟保护规划、马蹄寺石窟群南北寺等七个单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岩体加固、壁画塑像修复、安防、数字化保护等20余个项目。在编写石窟寺报告方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整理、编写、出版马蹄寺石窟群和文殊山石窟考古报告。此外，完成了马蹄寺石窟群区域内460余座浮雕舍利塔龛的全面考古调查，编写完成了考古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马蹄寺石窟群电子数据库。
三 单体造像及其他
10月19日下午为专委会学术报告的第三场，包括围绕单体造像及相关问题的7场学术报告，由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龚巨平研究员主持。
四川大学董华锋副教授指出四川新都“正因寺梁千佛碑”长期以来被认为雕刻于萧梁大同六年（540年）。经重新调查、补充辨识题刻、比对样式、分析雕凿次第，他认为此碑虽然可能始凿于南朝，但目前已无初时痕迹，所谓“梁大同六年题刻”为后期追记，现存造像均雕刻于晚唐至五代时期。碑首的蟠龙年代最早，大致雕刻于咸通二年（861年）。碑身正、背面及两侧面的千佛、主龛、菩萨和天王像雕刻略晚，年代为咸通四年（863年）。碑首二龙之间的造像和碑身右侧面斜抹棱平面上的立佛最晚雕刻，年代可能为晚唐五代时期。就造像内容而言，位于碑首的所谓“接引佛”实为一身“药师佛”。此药师佛下横刻的佛右足迹及二者形成的组合颇具地域特色。碑身两侧面下部的四天王像带有确切题名，是同类造像研究的可靠“标型器”。
图一一四川大学董华锋副教授发言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夏朗云研究馆员对麦积山第127窟正顶部大飞行菩萨的身份进行探讨。首先，他认为位于洞窟正顶部、以大飞行菩萨为中心的“经天飞行图”可以指示出整座洞窟壁画情节的发展方向，故而对于大飞行菩萨身份的认定尤显重要。其后，通过将图像与佛典相互比对，结合此窟形成的历史背景，认为此身大飞行菩萨与往生西方净土有关，推断此窟的主要宗教功能为超荐西魏皇后乙弗氏往生西方净土。
山东大学高继习副教授讨论了玄奘建大慈恩寺塔的形制及其影响，认为该塔塔身模仿了五世纪笈多王朝佛陀伽耶精舍多层方塔，同时可能还参考了犍陀罗迦腻色伽大塔和那烂陀寺佛塔形制。玄奘所建慈恩寺塔在中国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陕西西安小雁塔、周至仙游寺法王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唐塔形制皆为此例。同时，玄奘在塔身内供养经像舍利的方式在唐代及之后的佛教界也都颇有传承。
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研究馆员以“法隆寺金堂壁画、五重塔内塑像所见武周风格”为题，将日本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画、五重塔内塑像与武周时期长安光宅寺七宝台、敦煌莫高窟第332窟、大云寺涅槃变碑像等代表性佛教建筑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法隆寺金堂壁画、五重塔内塑像呈现武周风格，其舍利崇拜主题、建筑与图像程序皆受到长安、洛阳和敦煌佛教艺术及佛舍利崇拜制度的影响。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谈北平在整理四川资中新见炽盛光佛造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四川青神及重庆大足北山、石篆山等地的炽盛光佛造像，认为炽盛光佛与星曜的图像粉本应出自长安，而后分别传至四川和敦煌地区，资中西岩的炽盛光佛图像是经过蜀地寺院进一步创作后出现的。另外，资中西岩炽盛光佛处于“由动至静”的过渡阶段，在佛像姿势、手势、持物、牛车及星曜数量、特征及服饰等方面均发生较大变化，体现出星曜观念在民间的不断深入和蜀地浓厚的道教文化传统。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媛媛以山西太原崇善寺五十三参图像为例，探讨了图像的沿用与改进现象。通过逐一比对崇善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册页画与北宋晚期惟白禅师所作《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认为两者存在沿用、替换和增删现象。在不违背经文的前提下，尽可能忠实地沿用《图赞》图像；对于相抵触部分，会严格遵照经文记载删改；为充实画面会依据《华严经》增加部分情节；为了图像的平衡会调整人物面向和构图。其后，又对这三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分析。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丁曼玉以“宋代买地券中‘鬼母’考—兼论《太上元始天尊说北帝伏魔神咒妙经》成书年代”为题，首先搜集、整理了宋代买地券中涉及‘鬼母’的内容，通过将买地券中鬼母所处的地狱背景及其身份、功能、形象等与《太上元始天尊说北帝伏魔神咒妙经》中的文献记载进行比对，认为两者高度重合，从而认为买地券中所载“地下（老）鬼母”应出自《北帝伏魔神咒妙经》，或与其同源。最后，论证了《北帝伏魔神咒妙经》的成书年代至晚当在唐末五代以前。
图一二 与会学者研讨交流
各组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发言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充分交流。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进行学术总结。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的三场学术报告议题涉及的时代和地域广泛，类型丰富多样，既有突破性的考古发掘、调查成果，又有对石窟寺考古重要问题和研究理念、方法论层面的积极探索，研究成果令人振奋，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未来必将光明远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