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综述
动物考古学就是由动物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主要以资源、技术和生业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经过100年的学科发展，中国动物考古学已日渐发展成为以对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为中心，综合应用年代学研究、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寄生虫考古等在内的综合性前沿学科。动物考古学以考古实证材料重写了古代畜牧史，它以独特的视角探讨祭牲、次级产品、骨器及制骨手工业等多个方面的学术问题，为当今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时代命题提供历史借鉴，它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密不可分且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021年10月18日下午至19日，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文博城2层2-1会议室举行。本次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共收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咸阳师范学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科研院所和高校共23位研究学者的报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了本次分组研讨。研讨过程中，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研究单位、高校的师生以线上形式旁听了本次专委会学术研讨。
图1动物考古专委会和植物考古专委会线下代表合影
本专委会学术研讨由专委会主任袁靖研究员组织开幕，发言内容大体可分为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和骨器的鉴定和研究、动物和古代社会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等三个方面。现综述如下。
一、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和骨器的鉴定和研究
这一部分的发言由陕西省考古院胡松梅研究员主持。9位学者宣讲了河南庙底沟、新疆达勒特古城等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吉林后套木嘎、河南郑韩故城、上海广富林、湖南老司城遗址出土骨器及制作的研究，区域性生业研究包括对中原、陕北榆林地区开展包括动物考古学在内的综合研究，探讨对数指数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先生做了题为《古代中原地区的生业和社会》的宣讲，他认为依据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进行包括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在内的生业经济的研究，探讨当时的主要生产力状况，是认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及其动因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中原地区分别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至二里头文化的西坡、瓦店、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等五个典型遗址的生业状况为例，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归纳出中原地区的生业特征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和龙山至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整体上呈持续发展的过程，新的生产力要素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已经进入中原地区。生业持续发展过程和加入新的生产力要素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还必须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在推动持续发展的生业状况及推广新的生产力要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生业状况基本一致的中原地区出现过多次政治中心的转换，这是上层建筑具有重要作用的表现。
武汉大学刘一婷特聘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庙底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的报告。该研究从种属与数量、测量尺寸、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骨骼发现率、骨表痕迹与异常等几个方面对河南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先民的肉食资源获取方式属于“开发型”，饲养家猪为主，偶尔也狩猎野猪、鹿科动物、鸟类，捕捞软体动物。针对不同的动物，先民采取不同的宰杀策略。猪以1岁以前的未成年个体为主，与同时期的西坡遗址较为相似，但并不符合最佳屠宰模式。狗尽管也是家养动物，但以成年个体为主，这应与其功用有关。狩猎的野猪和中型鹿科动物的死亡年龄也与家猪不同，以成年个体为主，这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肉量。本文的分析填补了庙底沟遗址生业经济研究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庙底沟文化的此类研究，显示出庙底沟文化在动物资源利用方面有较强的一致性。
首都师范大学尤悦副教授做了题为《对数指数法所见绵羊在二里头国家内部的供应差异》的报告。聚落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1750～1530 BC）中原腹地出现了都邑（二里头）和大（望京楼）、中（南洼）、小型（煤山、皂角树）四级聚落系统，东亚地区由此进入了早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研究对于理解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的骤然提速具有重要意义。家养动物及其副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管理和分配是生业经济研究和社会复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二里头、望京楼、南洼和煤山等都邑和大中小型聚落的绵羊掌跖骨的对数指数法的分析可知，早期国家的高等级聚落中包含身体尺寸更大的绵羊，高等级聚落中绵羊的身体尺寸较低等级聚落更加多元化。这一现象是否与人类的行为（例如选择策略或经济策略）有关，这些由动物反映的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图2动物考古专委会学术研讨会议现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侯彦峰副研究员做了题为《骨头钻骨头——郑韩故城遗址制骨作坊出土骨钻头研究》的报告。郑韩故城遗址制骨作坊位于东城中部偏北，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制骨废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少量制骨工具，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经初步整理发现该制骨作坊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骨币、骨珠、骨簪、骨针等12种产品，原材料主要来自马、牛肢骨骨干和鹿角，制作流程主要包括选料、截料、开料、制坯、打磨（抛光）等，加工工艺主要包括锯、锯挫、削、钻、磨、抛光等。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发现了108支骨钻头，本研究通过肉眼形态观察、三维形态扫描数据分析、体视显微镜下微痕分析和重构实验，对该批骨钻头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确定其为“钻头”，主要是为“骨珠”钻孔，重构实验也表明骨钻头可有效地在骨头上钻孔。该遗址出土了一批春秋至战国时期的“骨钻头”，并用于钻骨头，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工具史、古代手工业等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馆员做了题为《广富林遗址骨器加工技术初步研究》的报告。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因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广富林文化”是介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它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谱系的空白。2008年至2015年，上海博物馆组织对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遗物，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2013年度上海博物馆发掘区正处于遗址的北部边缘地区，北临早期湖泊，发掘区发现了主要沿湖岸线分布的多排木桩遗迹，发掘区内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石器、动物骨骼和骨器等遗存，这些遗址和遗存年代单纯，同属于广富林文化时期，是研究当时生业经济的重要材料。通过对该区域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工作，显示广富林文化时期遗址的生态环境十分优越，动物种类丰富，主要以鹿科动物为主，包括麋鹿、水鹿、梅花鹿、獐等，此外猪科动物也有一定数量，包括家猪和野猪，其他常见的哺乳动物还有水牛、狗、獾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多个个体的象的头骨和胫骨、虎的肱骨等。该发掘区发现的动物骨骼，其中有少部分可以在骨骼表面观察到明显的人工痕迹，主要有砍斫、切割等痕迹，应该与制作骨器的加工技术有关。此外，在该发掘区，较为集中地出土了400余件骨器，主要种类包括骨镞、骨锥、骨簪、骨针、骨凿、骨鱼钩等，主要以成品为主，在器物的表面多可以观察到骨器制作最后修整、打磨、抛光的痕迹。目前所见动物骨骼和骨器尚无法确证该区域即为一处集中的制骨作坊，但是相关材料为复原广富林文化时期骨器加工技术提供了重要线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莫林恒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动物考古学实地调查研究新探索——以永顺老司城遗址为例》的报告。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宋元明清时期湘西土司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出土了4万多件动物骨骼，发现30余种动物种类。本文是针对老司城遗址动物考古研究所作的专项实地调研，从渔猎、饲养、肉食结构、加工处理方式、自然生态环境这几个方面开展，并将有关信息与之前的动物考古研究的认识相对应。在渔猎实地调查中，从渔猎的工具、方法、时间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信息的归纳。总体来看，依靠出土动物骨骼来研究渔猎相关内容局限性较大，而调查所得的信息非常丰富，可以作为复原历史的一种补充参考。在饲养动物的实地调查中，饲养动物的品种、年龄、目的这三项内容可以与老司城动物研究中的种属、骨骼测量尺寸、动物的年龄和病理研究内容相互对应。通过肉食消费实地调查，认为蛋类、鱼类很可能是由于骨骼保存不利的原因，未能在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得到反映。而牛在老司城遗址中大量出土，以及发现泥蚶、海螺之类的海洋动物说明老司城遗址具有土司中心聚落的性质。在动物加工处理方式的实地调查中，“宰杀”所对应的人工痕迹无法辨认、“烹饪”所能对应的人工痕迹相对较少。“肢解”手段与遗址骨骼上所观察到的人工痕迹及骨骼大小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反映出肢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动物肉体分解成烹饪所需的大小形状。在对动物环境资源的实地调查中，当地人未曾见过大中型鹿科动物，因此水鹿、梅花鹿灭绝的时间应在清代，而虎、豹、苏门羚、黑熊这几种动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有见到，其灭绝时间较晚近。另外当地野生鱼类的品种在近二三十年来明显减少，野生动物的灭绝主要是人类的影响，这其中不光只是捕猎，其他如植被的改变、修筑水坝、使用农药等都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很大影响。本次关于老司城遗址进行动物研究专项调查是一次尝试，有的信息弥补了单纯研究动物骨骼所获认识的不足，充实了动物考古研究的内容；有的信息对动物考古学研究起到借鉴、启发作用，并使既有的认识得到提炼、升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研究员做了题为《全球视野下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基于榆林地区5～4千年动物考古与最新测年数据》的报告。近十几年，随着陕北榆林地区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发展和文明探源等研究性课题的深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联合发掘了30多处新石器遗址，初步建立了榆林地区5-4千年比较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从仰韶晚期的尖底瓶系统（距今5000-4800年）到龙山时代前期（庙二文化）的斝系统（距今4800-4300年）再到龙山时代后期（石峁文化）的鬲系统（距今4300-3800年），每个时期根据陶器的演化可再进一步划分为早晚两段或早中晚三段。每个遗址按照发掘单位全面科学地收集了人骨、动植物资料，为全面科学研究该地区生业的连续变化提供了第一手原始基础材料。在仰韶晚期的横山杨界沙、靖边五庄果墚1期和龙山早期庙二早段的横山大古界、靖边五庄果墚2期、佳县乔家寨等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以野生动物蒙古兔、狍子等为主，家养动物主要是与农业经济相关的动物猪和狗，比例一般少于40%，没有可以确认的绵羊、山羊和家养普通牛。到庙二晚段横山贾大峁、红梁遗址及靖边庙梁2期遗址，发现了一定数量和测年数据的家养普通牛和绵羊的骨骼，畜牧经济的雏形开始形成。到龙山晚期和夏代早期的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遗址时期，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家畜的数量一般都达到了80%以上，但主要以家养动物羊（包括绵羊和山羊）、牛、猪为主，与仰韶晚期以猪狗为主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羊和牛占到总数量的60％以上，此时的家养动物与仰韶晚期相比，新增加了绵羊、山羊和黄牛，与龙山早期相比，新增加了山羊，而且羊的比例相当高，说明畜牧经济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本文通过5～4千年一系列上述一系列遗址从早期到晚期主要动物属种及每种动物百分比的变化，可以看出畜牧经济的成分在龙山时代在逐步上升，农业经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例相对的在减弱，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农牧交错带。畜牧经济从庙二晚段距今4400年的萌芽阶段逐步发展到龙山晚期的成熟阶段。
重庆师范大学陈君讲师做了题为《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人工骨制品研究》的报告。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出土人工制品包括骨制品、蚌制品两大类。骨制品总数977件，一至七期遗存中出土964件。通过对各时期器型种类的统计，新石器时代骨制品种类繁多，以实用器为主。到了青铜时代，骨制品种类减少，多为随葬品。通过对原料来源、加工方式、制作流程的探讨，新石器时代制作流程简单的制品数量较多。青铜时代，骨制品的制作已经实现量产，推测应存在专门制作骨制品的场所及工匠，并通过饲养的家畜获取稳定的骨料资源。蚌制品总数154件，一至七期均有发现。新石器时代出土蚌制品总量居多，青铜时代数量较少。蚌制品的制作较骨制品相比略显粗糙。制作蚌制品时，并未利用复杂的制作工艺，未见到雕刻、剔槽、抛光等精加工技术，一般只需进行磨制修理或根据需要钻孔即可。在对后套木嘎遗址出土人工制品进行研究时，着重从器型的演变与发展、原料来源、加工方式、制作流程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进而探讨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专业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状况。
西北大学副教授李悦做了题为《历史时期城市动物考古的新思考：以新疆达勒特古城2017年出土动物遗存为例》的报告。达勒特古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达勒特镇破城子村北缘，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城镇。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达勒特古城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陶、石、铁、铜、骨等遗物。本研究运用动物考古研究方法对这批动物骨骼进行研究。就可鉴定标本数而言，古城早、晚期动物遗存中家养动物的比例极高，其中羊占比最高，其次为马、黄牛，骆驼和狗次之，驴和猪最低。古城居民饲养家畜的主要目的为获取肉食，同时可能还利用羊毛、大型动物的畜力等其他动物资源。家畜利用呈现较为多样化的特点。古城不同发掘区域早、晚期动物遗存的数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布局与人口数量的变化。结合文献记载，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为达勒特古城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该研究在分析生业经济之外，尝试结合动物遗存出土背景、年代与文献资料等综合探讨古城发展与人口变化，为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城市的动物利用与城市变迁提供了新资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祖国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二、动物和古代社会研究
这一部分的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副研究员主持。7位学者做了宣讲，内容包括对陶寺先民食用竹鼠、秦人用牲、西周养马业、混血骆驼在中国的踪迹，古代家猪驯化和饲养技术的世界贡献、社会视角下如何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思考等。
图3线下代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副研究员做了题为《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动物考古学》的报告。社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是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必由之路。动物考古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通过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透物见人，也必须将社会考古的视角纳入动物考古的研究视野中。本报告集中讨论动物考古学研究中采纳社会考古视角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中国动物考古学中采用社会考古视角的典型案例进行评析，探讨社会考古视角的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咸阳师范学院刘欢讲师做了题为《秦人用牲的动物考古学观察》的报告。本研究以甘肃、陕西地区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秦墓中动物遗存为材料，对随葬动物的种类与部位、摆放位置与头向、年龄结构与性别、用牲选择与墓葬等级等方面进行研究。初步发现秦人在不断东进中，其墓葬用牲习俗也在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时期。秦人在西周至春秋早期时保留着浓重的商文化因素，并吸收了周文化的用牲制度；春秋中晚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如个别墓葬用牲存在西戎的文化因素，但主体仍保持前一阶段用牲习俗；而到了战国时期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如殉狗逐渐减少并消失、用牲部位单一化等。原有礼制化、等级化的用牲习俗在战国中晚期逐渐走向衰落，秦人似乎不再重视繁琐的丧葬礼仪。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研究员做了题为《獠牙之相：史前造神的动物选择》的报告。动物种属鉴定可为图像考古提供重要线索甚至关键支撑，动物犬齿（俗称獠牙）的种属特征极为鲜明，是动物考古学种属鉴定的重要依据。广受关注的史前神面造型中，獠牙是其表现的关键部位；关于獠牙的动物种属，多臆指为猪或虎，但无科学论证。本文总结了猪科动物和猫科动物的犬齿生长特征，重点考察了古代先民对猪和虎的具象艺术表现，发现这些艺术形象中的獠牙造型都非常准确地再现了各自种属的生长特征。特别是猪类艺术形象，其对獠牙的表现惊人一致——仅表现向上的下犬齿，这种艺术表现高度契合其生长特征的侧视效果；而虎类物艺术形象的獠牙一般同时表现上、下獠牙，多交错分布。史前神面造型中的獠牙一般呈上下交错状态，据此可判断神面的獠牙似与猪类獠牙无涉，或无意表现猪类的特征，而更接近猫科动物如老虎的獠牙特征。鉴于猪类是史前先民极为熟悉的动物而且也是先民肉食的主要来源，神秘性的缺乏可能是猪类落选神面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古代家猪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报告。中国是养猪大国，就世界范围看，中国是家养动物驯化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欧亚大陆家猪6个独立起源中心之一。我国猪类资源十分丰富，其系统演化也相当完整，多学科的证据表明我国家猪是由全新世的本土野猪驯化而来的。距今9000-86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中国最早的家猪考古实物例证。到了距今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建立，我国先民对家猪的饲养方式有了长足的进步，圈养、阉割等技术助推了中国本土家猪品种的多样化，除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之外，猪的仪式性使用趋于分化，猪粪用作农田肥料的证据也有迹可循。到了距今5500-5000年前，家养食草动物的传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可资利用家养动物资源的种类，重塑了史前畜牧的格局，家猪在人类生活中依旧发挥着多样而重要的价值，如何保护本土家猪资源、进一步提升家猪饲养的水平、使我国由家猪饲养大国向强国迈进，新的时代命题需要我们借鉴古人的智慧。
中国国家博物馆刘文晖馆员做了题为《混血骆驼在中国的踪迹及意义》的报告。国家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2件唐代三彩骆驼载乐舞俑，每头骆驼上载有5或8人表演胡汉乐舞，精美绝伦，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这两件珍贵文物的乐舞俑（人物俑）部分，前人已经从文化、历史、艺术等角度对进行了深入研究；而骆驼俑（动物俑）部分，学界则关注较少。本研究首次提出，这两件骆驼俑的原型应为雌单峰驼与雄双峰驼杂交产生的初代混血骆驼。这种初代混血骆驼，具有显著杂交优势：体型巨大，载重能力强，且性格温顺，可以满足8人驼背乐舞表演要求。唐朝时期，内亚已有成熟的骆驼杂交育种技术，混血骆驼的使用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在欧亚大陆两端，东亚和西欧地区，这一技术直至近代仍基本空缺：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甚至中文没有混血骆驼的指代字（混血驴马则有如骡、驘等字词）；法国20世纪初的经典骆驼解剖文献中，对是否存在杂交骆驼还存疑问。从考古发现来看，单峰驼极少被带到中国；且单峰驼不耐寒，难以在中国渡过长达12-14个月的妊娠期。因此，中古时期初代混血骆驼在中国本土培育产生的可能性极低，而更可能是由内亚输入成畜。如此，这两件载乐骆驼俑的动物俑部分，是这两件文物上最具代表性的外来因素，与胡人、胡乐共同构成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证据。中国古代混血骆驼技术的缺失，根本原因是自然条件限制，缺乏单峰驼资源；也不排除内亚各民族集体（有意或无意）垄断该技术的可能性。物种间的生殖隔离与混血杂交，东西方的文化融合与技术壁垒，集中体现在这两件三彩俑上，使其具有极高的科学、文化和历史价值，也提示我们有可能在中国境内找到混血骆驼的骨骼遗存。
兰州大学菊地大树教授做了题为《西周王朝的养马业》的报告。据以《周礼》，《礼记》为代表的文献记载，西周王朝为事季节性地饲养管理马匹，设置了多种职掌官职，而尽管有一些对马骨进行实际分析报告，可是，其整个状況则未能详尽。因而，还需要更多积累分析数据成为关键课题。本研究根据陕西周原遗址之东部边缘发现了姚家墓地出土马骨的动物考古学分析结果，以及应用稳定同位素分析対饲料构成的组合分析等所获得的新的认知，与其他遗址分析结果相比，探索西周王朝马的饲养管理实态。到目前为止的分析研究表明，西周王朝可能已经根据马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战略性的饲养管理。根据马的性别确定不同的饲养管理，牝马在马厩饲养，使之与挑选出的种马交配。同吋，仔马与牝马一起饲养，以母乳以及牧场的野草为食物。据牙齿珐琅质食性分析結果，可确认3岁以上的个体如粟和黍等C4植物摄取量增加，这一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吻合，可以推测，为了将3岁以上开始驯马，可能将其转移到不同的饲养管理环境中，这是熟知马的生态，按计划进行饲养管理的措施。周原姚家墓地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此外，通过结合其他同位素分析，我们能够探索饲养环境的演变，并确认有来自当地以外个体存在。这些结果表明，为考虑西周时期的马匹生产和消费过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山东大学孟鑫做了题为《有关陶寺遗址竹鼠遗存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对龙山时期陶寺地区的气候条件及竹类分布条件的分析表明，陶寺地区的自然环境适宜竹类的生长。目前的动物研究表明，竹鼠的栖息条件远较过去一般认为的宽松，将竹鼠遗存视为暖湿气候证据的传统观点值得反思。因此陶寺地区的自然环境适合竹鼠生存。研究发现，竹鼠遗存在龙山时期前后的北中国广泛分布。鉴于对竹鼠遗存的人工利用痕迹、出土区域功能、伴随出土的动物、所在地层深度及竹鼠作为食物意义的分析，这些遗址中的竹鼠遗存应主要是人类食用的遗留，而非后期侵入的结果。故陶寺人群具备在本地养成食用竹鼠行为的条件。考虑到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发现竹鼠遗存的遗址在数量上和延续性上都超过黄河下游地区，陶寺人群食用竹鼠的行为若系外来，更可能受到庙底沟等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的影响。所以陶寺人群更可能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而非黄河下游地区。
三、多学科合作研究
这一部分的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副研究员主持。7位学者做了宣讲，内容包括从同位素角度研究西北地区的早期畜牧业、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仪式性动物的饲养、同位素分析在动物考古学中的现状及思考、家马和山羊的分子考古学研究、河南大唐电厂秦人墓地腹土的寄生物考古分析、中国动物遗存数据库建设等。
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山羊古基因组研究》的报告。家养动物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对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以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传统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和现代动物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驯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近年来，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家养动物的遗传学研究进入基因组时代，核基因组研究日益增多。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下，我们以丝绸之路沿线考古遗址出土动物的马、牛和羊进行了全基因组学分析，在古代山羊基因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山羊在距今约一万多年前于西亚的新月沃地被驯化，并随着人类的迁徙传播至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了约900多个适应各地气候环境和人类需求的山羊品种，收录到我国羊志的地方品种也有58个。然而这些山羊品种是何时传播到我国的，又是何时分化成不同的地方品种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重要遗传改变，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确切的答案。该研究首次对中国北方9个考古遗址发掘的距今约4500到3900年前的古代山羊样本进行全基因组分析，通过与全世界的现代山羊品种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比较，发现中国山羊具体发源于古代的伊朗（红铜时期，约6000-7000年前）西部，经过上千年的迁徙扩散到达中国的黄河流域。同时中国现代山羊品种已分化为分别适应北方干冷和南方湿热环境的两个大群体，还确定山羊适应北方干冷环境的关键功能基因（绒毛性状相关的重要基因FGF5和EDA2R）和最近的变异时期。
复旦大学文少卿青年副研究员做了题为《分子考古学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家马研究》的报告。在过去的十年，我们见证了古DNA研究的一场革命，也见证了古蛋白研究的巨大潜力。古DNA研究的焦点在很长时间内被限制在了线粒体DNA和有限个核基因组标记，但现在已经能够获得非常古老的全基因组数据。这一突破主要是缘于高通量测序平台以及获取高度降解DNA分子的能力，并发展出了古基因组学这一新领域。本文回顾了马的古基因组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揭示家马的遗传谱系和基于基因型-表型关联分析预测马的性状两方面的最新进展。我们依据马的基因组研究的新成果，优化三款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检测panel，分析古代家马的谱系、性别、毛色、运动能力、步态、体型/肩高、高原适应等相关方面。结果显示，遗传谱系和表型特征为探讨中国古代家马的起源和用途，特别是祭祀用马的来源和挑选标准有重要意义。最后，该研究以新疆阿勒泰地区依希根墓地出土马骨为例，介绍一下古蛋白质和古DNA分析的联合应用。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家马的演化与传播及其与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二里头与偃师商城仪式性动物的饲养方式》的报告。作为大型都邑聚落，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曾频繁使用动物进行祭祀等仪式性活动。这些动物遗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精英阶层仪式活动中选择动物的偏好。据初步统计，两个遗址仪式性活动使用的动物种类以猪为主，另有狗、牛、羊等几种动物，它们饲养方式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为此，我们选取了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北角1号巨型坑与偃师商城宫城祭祀D区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仪式性动物群的不同个体，尤其是猪群内部不同个体的食物来源差异甚大。这种情况反映仪式性活动所用动物饲养方式的多元化。这在同时期中原地区并不寻常，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考虑到两个遗址在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相聚落群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当时存在周边地区资源向两个都邑汇聚的情况，我们认为二里头与偃师商城两个都邑仪式性活动所用的动物资源可能有着较大的流通网络。虽然资源流通网络覆盖范围的大小，早晚之间是否具有继承性，还需今后继续开展研究，但这一发现为我们认为早期王权控制力，以及资源流通与仪式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另外，通过对比偃师商城猪牲肋骨和肢骨的同位素数据可知，这些猪牲生前并没有被长时期集中管理和饲养，这意味着当时可能还不存在对祭祀牺牲进行长期特殊饲养的习俗。
兰州大学马敏敏副教授做了题为《从同位素角度看西北地区早期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的报告。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的人类生存策略和牛羊畜牧业的发展情况还不清楚。此项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三个聚落遗址的动物遗存组合及其同位素，从动物考古和食谱的角度来揭示这一历史。我们分析了387个动物样本的同位素，发现5300-4900 BP和4100-3600 BP的猪是自由放养或在居住地点饲养的；狗可能是自由放养的，可能与人类一起狩猎或在居住地点附近。这种灵活的饲养猪狗的方式可能使居民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并节省小米。同时，青铜时代的绵羊、山羊和牛以草地放牧为主，它们食谱以C3和C3/C4混合植物为主，这与中原的畜牧业明显不同。此外，干旱地区野生草食动物的δ15N值高于半干旱地区，表明动物δ15N值可能受到干旱的影响。本文不仅揭示了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甘青地区畜牧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可能原因，而且为重建该地区的人类饮食提供了氮同位素基线。
复旦大学胡耀武教授做了题为《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动物考古研究中的现状及思考》的报告。目前，稳定同位素分析已在动物考古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然而，对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报告将在简单介绍我国同位素分析的发展史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个人对其发展现状和问题的思考。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蓝万里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河南三门峡大唐电厂秦人墓地腹土寄生物考古分析》的报告。本研究以河南三门峡市大唐火电厂三期工程的配合基建考古发掘项目中采集的腹土样品为主要材料，开展寄生物考古研究。在其中28座墓的样品中观察到人体寄生虫遗存，包括似蚓蛔线虫卵（Ascaris lumbricoides）、异形吸虫科吸虫卵（Heterophyidssp.）、粪类圆线虫卵（Strongyloidesstercoralis）。这些发现使我们能了解秦汉时期三门峡地区流行寄生虫病种类、感染率的概况，并能结合墓葬的考古学信息，分析各人群间寄生虫病感染率的差异。在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人群间，蛔虫感染率不具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说明从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在这里生活的各类人群受到蛔虫病的威胁程度是相似的，他们的社会等级和财富等级所对应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差异不大，反映了社会结构可能比较简单。这可能与当地军事化程度较高有关系。大量秦军士兵的墓葬，以及此墓地与文献记载中“曲沃城”的推测位置相近，暗示该墓地与附近的关隘要塞相关。大唐电厂秦人墓地寄生虫的分布情况，可能代表军事要塞这一类聚居点的流行病学特征。
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闯闯高级工程师做了题为《科技考古数据库建设实践——以动物遗存标本数据库为例》的报告。中国动物遗存标本数据库建设项目作为文物科技共享平台之自然遗存标本库之一，主要是以建设以动物遗存标本为基础，整合其相关鉴定数据、遗址数据、检测数据为一体，通过动物遗存标本库的项目实施，建立完善的动物遗存标本数据资源建设规范，项目建设中结合GIS、数据中台、AI大数据技术等前沿技术，可实现对我国动物遗存演变历史、发掘概况、遗迹单位、重点区域演变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并全面整合相应的历史文献资料、考古信息及标本检测数据等资料，最终建立一套集动物遗存时空数据存储、管理、应用、分析、发布和共享为功能的动物遗存考古时空数据库和管理服务的试点平台。
每组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都围绕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流。会议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副研究员做了学术总结。本次研讨会汇聚了近年来中国动物考古学前沿研究，展现了多学科有机合作的精彩魅力，参会学者围绕着各位老师的宣讲内容展开讨论，并就如何在考古百年的时间节点上进一步推进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献言献策，认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前景光明、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