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上，亚洲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促进亚洲可持续性发展”“文化遗产助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文化遗产应对亚洲未来挑战”主题进行演讲，分享经验，凝聚共识，为携手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贡献智慧。
文化遗产促进亚洲可持续性发展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故宫遗产可持续保护与利用》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以《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故宫遗产可持续保护与利用》为题，讲述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做好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根本遵循。
王旭东认为，创新发展解决的是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的是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绿色发展解决的是遗产保护与利用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开放发展解决的是遗产保护与利用中的内外联动问题，而共享发展解决的是遗产保护与利用成果的全社会共享问题。
王旭东表示，故宫博物院在总结90余年保护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创性地提出了“四个故宫”的遗产可持续建设体系，为实现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的使命愿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柬埔寨吴哥暨暹粒地区保护管理局副局长隆戈萨《文化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关注所有权的问题——这是为了人民。没有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适应每一种背景环境。这正是文化为有助于促进参与并且为有助于形成一种为了人民并由人民打造的更为平衡和更有意义的发展模式而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伊琳娜·博科娃，2014年）”。柬埔寨吴哥暨暹粒地区保护管理局副局长隆戈萨认为这些表述极其有力，它们清晰地将文化诠释融入社会经济活动，强调了文化之于发展的重要作用。考虑到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能够产生不同的商业实践和经济行为，文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并且是基于场所的。为此，文化的商业属性要求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有形和无形的遗产。
隆戈萨就柬埔寨的经验分享说，柬埔寨王国政府为保护吴哥古迹世界遗产地采取了全面包容的策略，形成了一系列惠及文物和民众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在吴哥古迹突出普遍价值得到保护的同时，其经济方面的进展正在惠及民众。就此而言，吴哥古迹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这一点无可置疑。
斯里兰卡考古局局长阿努拉·马纳通加《亚洲未来的挑战：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护当代遗产》
斯里兰卡考古局局长阿努拉·马纳通加在专题演讲中表示，保护当代遗产是亚洲和世界各地遗产管理者未来将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鉴于亚洲正在快速发展并正在将其传统结构转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我们应对此深入探讨以便寻求亚洲未来遗产保护的重要解决之道。
阿努拉·马纳通加认为，当代遗产不可能全部都得到保护，因为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整个社会通常认为这种变化是进步的。不过，仅仅是保护历史遗产而忽视当代遗产并任由其消亡，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应为后代努力保护当代遗产建立一种样本，同时鼓励将其积累的知识传承给下一代，从而保护当代遗产。教育年轻一代认识到当代遗产的重要性，将新的当代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纳入现行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必须努力保护某些建筑、活动场所、群体及其文化。最后，阿努拉·马纳通加建议创建一个全球博物馆，展示代表20世纪社会的精选当代展品。
亚美尼亚历史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卡其克·阿鲁秋尼扬《亚美尼亚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历史与文化互动》
亚美尼亚历史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卡其克·阿鲁秋尼扬在演讲中讲述了亚美尼亚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历史互动。他说道，过去和现在，亚美尼亚一直是亚洲与欧洲文化的交汇地，亚美尼亚与世界各国人民不断交流并保存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与经验，并与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分享这些遗产与经验。
卡其克·阿鲁秋尼扬说，中世纪的亚美尼亚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是生活在东方的人民和民族的历史见证。亚美尼亚各种风格的建筑古迹体现了中亚与远东国家之间的密切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例证是今天保存在首都埃里温的梅斯罗普·马什托茨古代手稿研究院（玛坦纳达兰）的一份手稿，为亚美尼亚国王赫瑟姆一世而抄写，手稿抄写于1286年在西里西亚，令人瞩目。
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纪念碑、遗产地及历史城镇保护与修复局局长赛义德·哈迪·艾哈迈迪·罗伊尼《文化遗产促进亚洲可持续发展》
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纪念碑、遗产地及历史城镇保护与修复局局长赛义德·哈迪·艾哈迈迪·罗伊尼说，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众多宗教和信仰的发祥地，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进步都可追溯至亚洲的某个族群，是世界遗产的宝库。
赛义德·哈迪·艾哈迈迪·罗伊尼认为，文化遗产保护尚未作为优先议程纳入发展规划是亚洲国家遗产保护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在大多数实践案例中，文化遗产被视为发展的障碍。因此需要重新认识评估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重新考虑利用这些潜在机遇的方案。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需要在亚洲各国实施大规模的能力建设和意识提升计划。同时，亚洲需要一项共同的文化旅游战略规划，其中包括所有国家和文明。
在一些国家，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保护和修复文化遗产。“因此，成立一个组织并为亚洲遗产提供资金可能是实现基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弘扬亚洲共同文化遗产所应迈出的第一步。”赛义德·哈迪·艾哈迈迪·罗伊尼表示。
蒙古文化部地区和世界遗产政策实施与研究协调员楚隆巴特尔·策策格巴特尔《为什么了解遗产是重要的》
蒙古文化部地区和世界遗产政策实施与研究协调官员楚隆巴特尔·策策格巴特尔介绍了，价值、基本准则以及纳入国家法律的要求并通过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等方式，致力于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的五部重要公约。例如，蒙古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合作，在鄂尔浑峡谷景观世界遗产地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该遗产地位于蒙古帝国的哈拉和林古城中心。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开发了名为“盒子中的遗产”这一综合性工具箱，其中包括自然和文化遗产。
楚隆巴特尔·策策格巴特尔认为，教育是促使年轻人理解和发现保护文化遗产新途径的关键，亚洲国家需要在提高青年对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上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彰德《香港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彰德分享了香港的经验。苏彰德介绍，香港地少人多，发展迅速，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平衡发展与文化遗产保育存在不少挑战。香港的历史独特，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了不少具多元风格及特色的历史建筑。香港坚持寓保育于发展及尊重私有产权的原则，利用不同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具文物价值的古迹，包括把历史建筑列为保护法规，为具文物价值的建筑进行评级、透过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活化历史建筑、资助已评级的私人历史建筑进行维修和保养等。
阿联酋沙迦考古管理局考古部主任伊萨·尤素夫《文化遗产在增进亚洲可持续发展上的作用——以阿联酋沙迦丝路考古发掘为例》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便被视为各民族在各个领域和平共处的象征。阿联酋沙迦考古管理局考古部主任伊萨·尤素夫认为，当前，沿线各国对其文化多样性给予了更多重视，并积极沿着先人的足迹，复兴这条重要道路。文化遗产能够滋养一代又一代后人，而对于各国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则是整个世界实现和平的路径。
伊萨·尤素夫介绍，阿联酋沙迦酋长国对于考古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通过考古发掘，在沙迦境内发现的来自于古代贵霜王国的硬币和历史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象牙梳子，均证明沙迦自古便与中亚等地区的文明进行了交流互动。此外，还有很多极具文化价值的考古发现，均记载了古代亚洲大陆许多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文交流，我们正确保考古遗址的保存和保护达到最高的国际标准。
文化遗产助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解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交流实践》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解冰围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积极实践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交流，介绍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历史文化遗迹修复、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等案例。
解冰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当地专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等开展技术研讨，彼此分享体现国际社会公认的保护理念、中国特色的文物修复原则与方法，坚持尊重当地的传统做法和工艺，最大限度的保留历史信息。
解冰表示，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国际合作领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从东南亚灿烂辉煌的吴哥文明，到中亚古老悠久的伊斯兰文化，到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建筑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实践，推动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合作，也促进了中国与亚洲各国文明的交流互动。
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国家遗产司策展人杨玲燕《以共享的遗产和共同的计划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马来西亚以“马来西亚，亚洲魅力所在”而闻名，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国家遗产司策展人杨玲燕认为，马来西亚之所以为“亚洲魅力所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文化。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最为多样的国家之一，其民族多样性造就了和而不同的文化遗产，其中某些文化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所共享。
杨玲燕介绍，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习俗、表演艺术、语言和文学、节日和仪式、传统游戏、视觉艺术以及手工艺与美食。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国特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预设了多国申报的机制。根据其将文化打造为增进相互理解与对话的平台这一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公约缔约国考虑开展跨国联合申报，这使得申报进程为促进实现国家目标而开展国际合作创造了机遇。
阿塞拜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和修复局局长阿扎德·加法尔《保护本地、地区和全球文化遗产的国际行动》
阿塞拜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和修复局局长阿扎德·加法尔认为，阿塞拜疆地处各种文明多个世纪以来的交汇地，是构建国家文化团结，各民族信仰和平共处、相互理解与对话的典范国家。多元文化和包容在过去和今天都始终蕴含在阿塞拜疆人民生活之中，是阿塞拜疆每个公民日常生活的固有特征，无论其民族认同或地域分布。
阿扎德·加法尔表示，阿塞拜疆政府一贯积极地在全球层面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对话，与全球主要组织密切合作，促进多样性、和平与尊重。
伊拉克国家古物和遗产局主席莱斯·穆罕默德·侯赛因《伊拉克哈达尔遗迹保护修复》
“我们一直以自己的亚洲身份自豪，而此次会议则为我们提供了深入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友好关系的良机，让我们能够全面地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同复兴因自然和人为原因遭到破坏的文化遗产。”伊拉克国家古物和遗产局主席莱斯·穆罕默德·侯赛因说。
莱斯·穆罕默德·侯赛因介绍，摩苏尔拥有以尼尼微古城为代表的四处亚述文明古都等数百处重要古迹。如今，得益于多方的共同努力，这些城镇得到解放，中央和当地政府共同规划，并与国际组织携手，正逐步对遭到破坏的遗迹进行修复。在专题演讲中，莱斯·穆罕默德·侯赛因着重介绍了哈达尔遗迹修复成果。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亚洲文化多样性视角中的北京中轴线》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认为，亚洲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是多样的地理环境及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吕舟围绕亚洲文化多样性视角中的北京中轴线讲述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老城中心最重要的建筑群体和空间环境，从13世纪以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城市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的形态，构成了独特的城市历史景观。
吕舟表示，北京中轴线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空间和生活秩序的追求，反映了传统的哲学观念和成熟的城市规划方法。这一城市规划原则在当代北京城市保护和发展中也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延续，北京中轴线是亚洲文化多样性宝贵的组成部分。
叙利亚文物与博物馆总局考古发掘与研究司司长霍玛姆·萨阿德《文化遗产为实现亚洲文明间的互学互鉴作出的贡献》
叙利亚文物与博物馆总局考古发掘与研究司司长霍玛姆·萨阿德在演讲中首先强调召开亚洲文化遗产对话会的重要性，对话会对于增进民族交流，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实现思想的共享与各国文化之间的连接。
霍玛姆·萨阿德介绍，近段时间，我们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世界多地目睹了大量文化遗产惨遭破坏的景象，这令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和心痛。各种形式和类型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会使我们失去个体、群体以及整个文明层面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重要渠道。自古以来，当一个地区的人民创造出独特的工具、习俗、仪式和艺术时，他们不仅会将其传承给后代，也会通过经贸等方式，将这些文化形式传播给周边地区的人民。
霍玛姆·萨阿德表示，叙利亚自古以来便在连接世界多元文明，促进各文明间的开放、融合以及和谐共存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便诞生在叙利亚的土地上，叙利亚也是农业、动物驯养、城市化等多个领域的先行者。叙利亚地处古代世界的中心，得益于不同文明间的知识与文化交流，叙利亚的发明创造以及文明和思想成果也传播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今天，文化遗产构成了文明间对话和交流的坚实基础，我们应予其必要的重视，提升我们的教育质量，惠及子孙后代，并助力实现全人类的共同愿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波《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新收获》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姜波以《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新收获》为题分享了由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原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共同实施的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此项目以“海港模式”为视野，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遥感考古三位一体，取得超乎预期的考古成果。
姜波介绍，该项目究明了塞林港遗址功能布局，确认其为红海之滨的一处朝圣贸易港；通过碑刻拓印与分析，结合出土瓷器断代，解决了遗址年代问题，确认塞林港繁盛时期在公元9-13世纪；发现多座大型建筑遗址和两处珊瑚石墓群；清理出土一批精美文物标本，为了解塞林港海域贸易提供了珍贵实物；发现并确认了塞林港古海湾与航道；凡此，均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成果。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遗址保护司司长黄美英《继承历史，继往开来》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古迹遗址保护司司长黄美英介绍，新加坡的建筑遗产见证了其作为港口城市的历史。历史上，这座城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定居并以各种形式在这里复制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
黄美英认为，如今，新加坡73处登记的国家级古迹展示了现存的独特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在发言中，她探讨了一些早期文化交流实例与新加坡这个岛国早期建筑地标之间的关系。
文化遗产应对亚洲未来挑战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未来风险挑战》
莫高窟是中国首批世界遗产，也是中国现存建造时间最长，艺术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共保存有壁画45000平方米，2400多身彩塑。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分享了莫高窟的保护经验。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就开始了莫高窟的保护，陆续开展了风沙治理、崖体加固和壁画彩塑修复，形成了科学的壁画保护程序和壁画修复技术。自2000年起，针对愈来愈多的游客，开展了“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确定了莫高窟的最大游客承载量，并建立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预防性保护监测体系。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持续开展室外大环境变化对洞窟微环境的影响研究，关注极端天气对遗址周边和洞窟壁画的影响，未来气候变化和不断增加的游客数量仍是遗址环境和壁画长期保存最大的风险因素。”苏伯民说。
也门信息、文化和旅游部音乐遗产中心主任拉菲克·萨阿德·阿科里《以文化和遗产应对亚洲未来的挑战——兼论也门与其他亚洲国家间的文化影响》
也门信息、文化和旅游部音乐遗产中心主任拉菲克·萨阿德·阿科里介绍，也门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不断发展的见证者。同时，得益于温和的气候以及由广袤的山区、沙漠、丘陵、沿海地区组成的多元地貌，也门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之一。
“也门地处亚非大陆之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也门能够接触到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丰富文化，多元文明在这里交融共生，相互影响。”拉菲克·萨阿德·阿科里说，“也门饱受长年战争之苦，其文化遗产也屡遭破坏，但是，也门人民在艰苦条件下，仍然致力于完整保留其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使其超越现实的战争与苦难，最终将它们传承给后代。也门将积极参与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共同保护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孟加拉国文化事务部考古司副司长穆罕默德·阿米鲁扎曼《文化遗产应对亚洲未来挑战》
“孟加拉国文化遗产丰富。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上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孟加拉国文化事务部考古司副司长穆罕默德·阿米鲁扎曼介绍，首要挑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孟加拉文化遗产经历了多个世纪的风雨保存至今，但大气和海洋温度变化、海平面升高、降雨方式的改变等仍是影响孟加拉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气候因素。
“对面临外力对古迹遗址的威胁，相关数据采集，保护技术、修缮资金等方面孟加拉国比较乏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为我们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穆罕默德·阿米鲁扎曼说。
最后，穆罕默德·阿米鲁扎曼表示，此次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能够帮助各地区克服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加强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博物馆战略合作联盟副主席、深圳至正艺术博物馆馆长吴福庆《民间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博物馆战略合作联盟副主席、深圳至正艺术博物馆馆长吴福庆以至正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实践为例，介绍了民间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
至正艺术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姻的民间博物馆，连续举办两届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在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民间博物馆大厦，是深圳文化的新地标之一。
吴福庆认为，公立博物馆和私立博物馆之间的信息网络互联互通会更好更有效地打击走私和盗窃，保护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文化部门主任杨碧幸《为可持续的未来赋能青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文化部门主任杨碧幸强调，此次对话证明了中国政府对文化领域的发展非常重视。
杨碧幸一直关注促进青年参与应对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并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实施的与文化领域有关的倡议。
“青年连接现在与未来，在传承我们的传统和遗产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青年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创新力和创造力，这对构建繁荣的经济至关重要。”杨碧幸认为，亚洲国家在遗产保护行动中要积极推动青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将对未来文化遗产的传承有重要的作用。
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校长林发钦《从“隔墙相望”到“和谐共处”——文化遗产保护“和而不同”的澳门经验》
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校长林发钦介绍，澳门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地方。17世纪，葡萄牙人为防范海盗和其他西方殖民者，在澳门半岛中南部围起一道城墙，将澳门半岛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南部城内居住着以葡萄牙人为主的西方人和一些亚洲人，北部城外居住着中国人，从而形成两个泾渭分明的社区。不同民族虽然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却能隔墙相望，共处一岛。及至19世纪，古城墙逐渐被拆除，中国人与其他各国人，在生活上和谐共处，在文化上互相包容。从“隔墙相望”到“和谐共处”，走过五百年文化交汇的历程，澳门这片土地滋养出多样化的文化遗产。
“多元种族共处，多种语言并存，多元文化交汇，造就了澳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林发钦说，不同文明在澳门看到的是开放包容，而不是武力冲突；是交流互鉴，而不是互相排斥。这样的现象，堪称“澳门模式”，文化遗产保护的澳门经验，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秉持平等、互鉴、包容、共享的文化遗产观念，保护和利用好不同文明类型的文化遗产。这样的澳门经验，与本次会议的主题“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增进文明对话，共塑亚洲未来”高度契合。
越南国家文物委员会副主席邓文牌《文化遗产和人类问题》
“文化遗产是每个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每个国家为丰富全人类文化遗产宝库而作出的杰出贡献。因此，我们需要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并携手保护全世界的文化遗产。”越南国家文物委员会副主席邓文牌认为。
“文化遗产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的系列成果，为我们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加强合作，提供了很多的契机。”邓文牌表示。
文莱文化、青年和体育部文化与艺术司司长默罕默德·阿卜杜·达米特《新规范和新常态：从现在开始谋划未来》
文莱文化、青年和体育部文化与艺术司司长默罕默德·阿卜杜·达米特认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背景下，更应该注重后疫情时代的复苏。
默罕默德·阿卜杜·达米特建议，要加强亚洲贸易，通过创新促进增长，制定新的消费蓝图，释放生产力以提高企业利润等，因此要让文化遗产在文明多样性、文化遗产带动经济效益，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